這其實是個頗具揭示性的問題。哈里森已經圍繞對智商的尊崇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乃至影響了整個職業生涯。他通常會基於智力水平僱用員工，基於智力水平與別人交往。他告訴客戶，他將提供一個由常春籐聯盟高校畢業生組成的小組來幫助客戶解決問題，從而給客戶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某種程度上，哈里森對於智力的篤信確有其合理性。幾十年來，研究者們已經對智商進行了頗為廣泛的研究，對它瞭解甚多。一個人在童年時獲得的智商分數在很大程度上可用於預測他/她成年後的智商分數。在某種智力技能方面表現良好的人，很可能在其他許多方面也表現良好。在言語推理方面表現確實優秀的人，很可能也善於解決數學問題和閱讀理解，雖然他們可能在其他智力技能方面表現得沒那麼好，例如記憶辨認。
人在智商測驗中的表現會受到遺傳因素的顯著影響。一個人母親的智商分數是跟他/她智商分數相關性最大的單個預測指標。高智商的人在學校及類似學校的環境中表現得更好。正如迪恩·哈默和彼得·庫普蘭（Peter Copeland）所指出的：「在一項又一項的研究中，智商一直都是學校成績的最佳預測指標。」
如果你想要領導一家企業，智商超過100很可能會有助於你實現目標。如果你想從事原子物理領域的研究工作，智商超過120很可能會有助於你實現目標。
但是，哈里森對於智商的強調確實也存在著若干問題。首先，智商具備令人驚訝的可塑性。環境因素在影響智商水平時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弗吉尼亞州愛德華王子縣進行的一項針對黑人孩子的研究表明，每錯失一年學校教育，他們的平均智商分數會減少6分。父母的關注似乎也會對孩子的智商有所影響。兄弟姐妹中，老大的智商往往會比老二的高，而老二的智商又往往會比老三的高。不過，一旦他們的出生日期之間存在3年以上的間隔，這種效應就會消失。這方面的理論認為，母親們與第一個孩子交談得更多，並且會使用更為複雜的句子。當她們在較短間隔內接二連三地生育孩子時，她們不得不分散注意力才能顧及每個孩子。
關於智商可塑性最清晰的證據是弗林效應。1947~2002年，發達國家的智商水平以每10年增長3%的速度穩定上升。這一效應在各個國家、各個年齡段以及大量不同環境中被反覆觀測到，並且已經成為了「環境會影響智商」的可靠證據。
有趣的是，智商測試的各部分分數並沒有出現一致的增長。2000年參與智商測試的人在詞彙和閱讀理解部分的表現，普遍並不比1950年參與智商測試的人好多少，但他們在回答那些用於測試抽像推理能力的問題時表現要好得多。詹姆斯·R·弗林寫道：「今天的孩子們更加擅長當場解決問題，不需要事先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
弗林的解釋是，不同的年代會激發不同的技能。19世紀的社會激勵人們具備更豐富的具體思維能力，而當代社會則激勵人們具備更豐富的抽像思維能力。因為遺傳基因的作用而善於進行抽像推理的人越來越多地使用這種技能，所以在這方面表現得越來越好。他們的遺傳能力在社會經驗的作用下成倍增長，結果就是智商越來越高。
儘管如此，一旦脫離了學校環境，智商就不再是一項非常可靠的成就預測指標。在消除其他因素影響的情況下，擁有高智商的人未必會擁有更和睦的人際關係與更美滿的婚姻狀況。他們在養育孩子方面並不能做得更好。在《智力手冊》（Handbook of Intelligence）的一章中，佛羅里達大學學者理查德·瓦格納調查了智商與工作成就間的關係後得出結論：「智商只能造成大約4%的工作成就差異。」在這本手冊的另一章中，約翰·邁耶、彼得·薩洛維和戴維·卡魯索得出結論，智商對成功人生的貢獻最多可以達到20%。就連這樣的數字也包含著較大的不確定性。正如理查德·尼斯貝特所闡述的那樣：「天性將這一切的作用攪在一起，即使多重回歸方法也無法將它們分開。」不過，專家們普遍認為，只要忽略掉某些相當明顯的關聯（比如聰明人更容易成為數學家），那麼智商和人生成就之間實際上只有非常鬆散的聯繫。
「特曼研究」是一項著名的縱向研究，該研究追蹤了一組具備極高智商的學生（他們的智商都不低於135）。研究人員期望這些聰明的年輕人繼續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他們做得不錯，其中絕大多數都成為了律師或公司高管。但這群人裡沒有任何一位成為超級明星，也沒有出現普利策獎或麥克阿瑟獎章的獲得者。梅麗塔·奧登於1968年完成的跟進研究表明，受試者中那些看起來做得最好的人只擁有略高於其他人的智商。他們真正的特點是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是那些在童年時就表現出強大進取心的人。
一旦一個人的智商越過120的門檻，更高的智商與更傑出的成就之間就幾乎不存在任何關係了。從理論上來說，智商達到150的人比智商為120的人聰明得多，然而這多出的30分幾乎不能在這些人的人生成就當中產生任何可測量到的有利影響。正如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異類》[1]（Outliers）一書中所揭示的那樣，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或諾貝爾醫學及生理學獎的美國人大多數並未進過諸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之類被公認為只招收優秀學生的一流大學。他們的確進入了那些還算好的大學——羅林斯學院、華盛頓大學、格林內爾學院。如果你的聰明程度足夠讓你進入一所還算好的大學，那麼你的聰明程度就足以讓你有所成就，即使是在化學和醫學研究這樣的學術領域。你並不一定非要屬於全人類中智商最高的那0.5%。俄亥俄大學學者傑伊·扎戈斯基曾針對7403名美國年輕人進行過一項「全國青少年縱向調查」，結果表明，積累大量財富與高智商之間沒有任何相關性。
哈里森的錯誤在於，他將智商等同於思維能力。事實並非如此：智力僅僅是思維能力的一部分，而且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在智商測驗中得分高的人擅長於邏輯、線性以及計算類的任務，但是如果想要在現實世界中表現出色，還必須依靠特定的性格特徵和特質。這就好像一名士兵可能擁有相當強壯的身體，如果你讓他參加只考察俯臥撐和引體向上的能力測驗，他可能會做得非常好。但是除非他擁有勇氣、自律、技巧、想像力，反應迅捷，否則他在混亂的戰場中還是難以生還。同樣，一位思想者可能非常聰明，但除非他擁有諸如坦誠、嚴謹和公正這樣的道德優點，否則他也可能沒辦法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成功。
在《智力測驗錯過了什麼》（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一書中，基思·斯坦諾維奇（Keith E.Stanovich）列舉了一些會影響人們現實成就的心理特質：「在下決心之前先收集信息的傾向，在得出結論之前先尋求不同觀點的傾向，在回答問題之前先進行廣泛思考的傾向，將個人觀點用證據進行證明的傾向，在採取行動前考慮未來結果的傾向，在作決定前明確衡量情境優劣的傾向，以及尋求微妙之處和避免絕對主義的傾向。」
換而言之，思維能力和心理特質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心理特質類似於道德品質，它由經驗和努力鑄就而成，銘刻在思維內部。
[1]《異類》一書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09年6月出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