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點成線
情報分析改革的悖論
1
1973年秋天，敘利亞軍隊開始在敘利亞與以色列交界處集結大批坦克、大炮與步兵。同時在南邊，埃及部隊已取消一切休假，召集數千名後備役軍人，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另外他們還修築道路，準備沿蘇伊士運河建立防空與大炮據點。到了10月4日，以色列一次高空偵察任務顯示，埃及已將大炮移防進攻據點。
當天晚上，以色列軍事情報署得知，部分駐守在薩伊德港與亞力山大港的俄羅斯艦隊，已經揚帆準備起航，蘇聯政府也開始將顧問與其家屬撤離開羅與大馬士革。接著在10月6日凌晨4時，以色列軍情署從該國最信任的情報消息來源處接到一通緊急電話，消息人士說，埃及與敘利亞是日稍晚將發動攻擊。以色列高層立即召開會議，戰爭是否一觸即發？軍情署署長伊榮·澤拉看了所有的證據，判斷不會有戰事。然而他錯了。
那天下午，敘利亞由東攻擊，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的薄弱防線不堪一擊；埃及自南攻擊，轟炸以色列的據點，還派遣了步兵渡過蘇伊士運河。儘管前幾周警告接二連三傳來，以色列當局還是措手不及。他們為什麼沒能化零為整，將一點一點的情報連成一條線呢？
發生於1973年10月6日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起於埃及和敘利亞分別從南北方向對以色列發動攻擊。那一天，空襲警報在以色列上空響起，原本沉寂的廣播電台當天也恢復播音，向民眾廣播戰爭突然爆發的消息。在那場戰爭中，埃、敘等阿拉伯國家傷亡超過272700人，以色列也付出了近萬人死傷的沉重代價。38年後，埃及與以色列的關係早已正常化，而以、敘之間也揭開了間接和談的序幕。
如果我們從10月6日下午往前推，源源不絕的線索似乎指明了山雨欲來，我們不免要問，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若從贖罪日戰爭往前推幾年，將以色列情報人員所掌握的情報與順序加以重建，我們會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在1973年秋天，埃及與以色列看起來已是要打仗的形勢，但在當時的中東，每個國家看起來好像隨時隨地都要開戰。例如在1971年秋天，埃及總統與國防部長公開宣佈開戰時間迫近；埃及三軍總動員，坦克與架橋裝備均已被送到蘇伊士運河，攻擊據點也做好了十足的準備，但接下來什麼事也沒發生。1972年12月，埃及再度動員，軍隊沿運河大興防禦工事，據以色列的可靠消息來源指出，埃及攻擊在即，但結果是什麼事也沒發生。
在1973年春天，埃及總統接受《新聞週刊》採訪時說：「埃及此刻正在積極動員，準備重啟戰爭。」埃及三軍朝蘇伊士運河逼近，運河沿岸的防禦工事加強；政府積極動員人們捐血，民防人員也收到動員召集令，埃及全國上下動輒實施停電措施。在1973年1月至10月之間，埃及三軍動員了19次，卻沒有開戰。以色列是一個全民皆兵的小國，全國動員起來是勞民傷財的事，以色列政府自身也明白，如果貿然動員，則埃及與敘利亞即使不是真心要打仗，以色列本身的動員也可能被視為挑釁，因而引發一場戰爭。
從其他的跡象來看，這一次也沒什麼特別，蘇聯把駐外人員家屬送回國內，可能只是因為與阿拉伯諸國失和。沒錯，有可靠消息來源人士清晨4點來電，確定表示傍晚會有攻擊，但是同一消息人士的前兩次攻擊警告卻沒有成真。還有就是，這名消息人士說，攻擊是在傍晚發動，而在這麼晚的時刻發動攻擊，會影響他們準備空襲的時間。換句話說，在1973年10月6日下午之前，以色列情報人員並未從種種情報或蛛絲馬跡中，看見阿拉伯國家以往的攻擊模式。這就好像看羅氏墨跡測驗（Rorschach blot），他們大多只是做事後諸葛亮般的評述，事前完全未曾看見。在檢討「9·11」事件，並追究究竟是誰的失誤時，這類情報分析問題值得一看再看。
2
「9·11」事件之後的許多分析材料中，一本叫作《基層細胞：「9·11」陰謀，FBI與中情局為何不能防患於未然》（The Cell: Inside the 9/11 Plot, and Why the F.B.I. and C.I.A. Failed to Stop It）的著作頗受關注，作者約翰·米勒（John Miller）、邁克爾·斯通（Michael Stone）與克裡斯·米切爾（Chris Mitchell），在書的開頭便提到一名叫埃爾·賽義德·諾賽爾的兇手。諾賽爾在紐約曼哈頓中城的萬豪酒店，射殺「猶太防衛聯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的創始人邁爾·卡亨。事後警方在諾賽爾位於新澤西的公寓中搜出16箱檔案，裡頭有軍事特種作戰學校（Army Special Warfare School）的手冊、中途攔截到的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電報副本、炸彈製造手冊，也有附阿拉伯文註解的地圖，以及諸如自由女神像、洛克菲勒中心與世貿中心等一一標出的地標。根據《基層細胞》一書，諾賽爾跟紐約布魯克林區的軍火走私販以及伊斯蘭激進分子過從甚密，而這些激進分子都跟兩年後發生的世貿中心爆炸案有關聯。
世貿案的主謀是拉姆齊·優素福（Ramzi Yousef），1994年他曾經在馬尼拉出現，顯然是要設法行刺當時訪問該地的教皇。此外，他謀劃以飛機襲擊五角大樓或中情局，同時亦涉及多達12次的越洋飛行爆炸案。誰又是優素福在菲律賓的關係人？穆罕默德·哈利法（Mohammed Khalifa）、瓦裡·汗·阿明-沙阿（Wali Khan Amin-Shah）與易卜拉欣·穆尼爾（Ibrahim Munir），這些人都是並肩作戰的恐怖分子，全都向沙特阿拉伯億萬富翁奧薩馬·本·拉登效忠。
米勒在過去10年裡，大部分時間都是為電視新聞網工作，他是名頂尖的記者。《基層細胞》一書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記述他發掘恐怖分子破壞工作的獨特經驗。在1993年2月，世貿中心遭到攻擊後，他緊緊跟隨大批緊急救援車輛進城，而在爆炸現場，又有一大批記者尾隨著他，其中也包括我在內。我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取得消息的最好方式，便是聽他跟人交談。米勒後來與聯邦調查局紐約反恐辦事處特工成了好友，尤其是與兩名負責人尼爾·赫爾曼與約翰·奧尼爾相知甚深。
他對「基地」組織的一切動向都窮追不捨，在「基地」組織攻擊美軍軍艦「柯爾號」（U.S.S. Cole）時，他曾隨聯邦調查局的人前往也門採訪。1998年，他與攝影記者在伊斯蘭堡的萬豪酒店，與一個他們只知叫阿赫塔爾的人碰頭，阿赫塔爾將他們送過邊界，在阿富汗的山陵之間訪問到本·拉登。在《基層細胞》一書裡，米勒翔實的記述讓我們彷彿親眼看到，「基地」組織從1990年到「9·11」事件的演變。《基層細胞》一開始便問：「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們身上？」該書的三位作者認為，從卡亨的遇害到「9·11」事件，可以理出一條軌跡。他們指出，在過去10年發生的恐怖事件中，沿著這條軌跡，可以看見一個清楚的、不斷重演的模式，並從中找到答案。
《基層細胞》的三位作者，與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理查德·謝爾比（Richard Shelby）英雄所見略同，謝爾比的「9·11」事件調查報告可以說是擲地有聲。他在報告中不厭其煩地指出，所有漏掉的線索或誤解的信號，每每都指出「基地」組織會有更大規模的恐怖襲擊行動。在當時，中情局早就知道，「基地」組織兩名恐怖分子哈立德·米達爾與納瓦夫·哈茲米已經進入美國，但未將這項情報提供給聯邦調查局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聯邦調查局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一名特工，曾經將一份備忘錄送回總部，謝爾比第一句話就寫道：「這次通信的目的是知會紐約分局，本·拉登可能會統籌一項行動，派遣學生進入美國，到民營的航空大學或飛行技術學院求學。」但聯邦調查局並未針對這項情報有所行動，也未對恐怖分子有意利用飛機當武器的事有何聯想。
聯邦調查局根據恐怖分子嫌犯扎卡裡亞斯·穆薩維（Zacarias Moussaoui）在飛行學校的可疑行為，將其收押，卻無法把這個案子推理到恐怖分子的下一步行動。謝爾比在報告中指出：「情報界的最大問題是，在恐怖分子有意攻擊美國的象徵性地標一事上，沒有能力將得到的『點』連成『線』。」「連點成線」（connect the dots）一說不斷在報告與報道中出現，幾乎成了一種有口無心的咒念。我們事後回想時恍然大悟，那時顯然就有模式可尋，但高高在上的美國情報圈卻看不見。
不過，事後這些檢討，並不能解答因贖罪日戰爭而浮現的問題：「模式」在攻擊前明顯嗎？無論我們會不會在事過境遷之後，修正對事情的判斷，這個問題都是心理學者十分感興趣的議題。例如，在尼克松總統前往中國大陸進行歷史性訪問前夕，心理學家巴魯赫·費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經詢問若干人，要他們預測尼克松此行會有哪些成果，諸如：此行促成中美永久建交的可能性大不大？尼克松此次能夠見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嗎？尼克松可以宣稱此行成功嗎？結果，這次訪問公認是一次外交上的大勝，費什霍夫事後再去訪問同一批人，要他們回憶當初是否抱持不同的預估。他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此時此刻」都「記得」，他們對尼克松這次訪問都非常樂觀，即便第一次接受調查時不是如此認為。
即使受訪者原本並不認為尼克松有機會見到毛澤東，但事後，當報紙上全是尼克松與毛澤東兩人能見面的報道時，受訪者也口口聲聲說，「記得」自己當初便判斷兩人能見面的機會很大。費什霍夫稱此現象為「潛入性決定論」（creeping determinism）：事後回想起來，已經發生的事其實「一定」會發生，而且這種感覺會隨著事情的發生而被放大。一言以蔽之，這種「潛入性決定論」的主要效果是，期待之外的事情會變成期待中的事。他寫道：「一件事情在事過境遷之後，要是有人回想起來並加以重建，則它發生的概率會增大，人們吃驚的程度會減少。」
閱讀謝爾比的報告，或者是《基層細胞》中，關於諾賽爾與本·拉登等人的描述，油然而生的感覺一定是：如果中情局或聯邦調查局能夠連點成線，「9·11」事件就不會那樣讓人感到突然。然而，這是公允的批評，還是「潛入性決定論」？
3
1998年8月7日，兩名「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美國大使館外，引爆了一卡車的炸藥，導致213人喪生，4400多人受傷。米勒、斯通與米切爾三人認為，肯尼亞的美國大使館爆炸案，就是典型的情報分析失敗例子。他們說，中情局在爆炸案發生前，就已掌握了一名潛伏在肯尼亞的「基地」分子的姓名與行蹤，另外幾名「基地」成員也在該局密切監視之下。中情局握有一封長達8頁的信，該信是一名「基地」分子所寫，裡頭提到即將有「工程師」（製造炸彈者的代號）會來到內羅畢。美國駐肯尼亞大使普魯登斯·布什內爾也曾寫信至華盛頓，苦求加強安全措施。
肯尼亞一名議員兼律師說，在8月7日攻擊發生前好幾個月，肯尼亞就將這項攻擊陰謀知會美國情報單位；1997年11月，一個在本·拉登的一家公司工作，名叫穆斯塔法·馬赫莫德·賽義德·阿赫邁德的男子，走進內羅畢的美國大使館告訴美國情報人員，一項炸毀大使館的計劃正在醞釀中。美國官員有何反應？他們遣返了潛伏在肯尼亞的「基層細胞」首腦（一名美國公民），然後突然中斷了對「基地」成員的監視，也不管那8頁信的意義何在。據說他們把肯尼亞的警告情報，遞給了以色列駐外情報單位「摩薩德」（Mossad），但以方卻不認為真有威脅，因為在偵訊阿赫邁德之後，他們覺得此人可信度不夠高。爆炸案發生後，《基層細胞》一書的作者說，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打電話質問布什內爾：「這種事怎麼會發生？」
米勒等人寫道：「布什內爾的恐懼首次轉為憤怒，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她火冒三丈地答道：『我寫了一封信給你！』」
一切不都跡象確鑿、歷歷在目嗎？不過，這是否也陷入了「潛入性決定論」的陷阱？因為我們得到的都是事後經過剪輯的說法，沒聽到其他被美國監視的人怎麼說，也不知道情報單位收到多少其他類似的警告。有多少情報一開始好像很可靠，但後來卻一點兒用處都沒有？情報搜集的重大挑戰，永遠都是「雜音」問題：無用的情報總是比有用的多。謝爾比的報告提到，聯邦調查局的反恐單位從1995年算起，共接到686800條不明線索，其中真正有用的不超過幾百個。
簡而言之，情報分析專家必須慎選，因此由這個標準來看，情報單位在肯尼亞做的決定，似乎並非不合理。對「基地」成員結束跟蹤監視，這聽起來不可思議，然而潛伏的首腦也的確在當時離開了肯尼亞。沒錯，布什內爾警告了華盛頓，不過一如《基層細胞》作者所承認，炸彈威脅在非洲是天天上演。以色列情報單位的官員分析肯尼亞情報可疑，也非無的放矢。阿赫邁德是為本·拉登工作沒錯，但他未通過謊言測試；以色列情報單位也得知，阿赫邁德曾向其他幾國駐非洲大使館發出類似的警告，但後來都證實事情是子虛烏有。當有人走進你的辦公室，他沒能通過謊言測試，又被發現到處兜售同樣的不實消息時，能怪你把他打發走嗎？
米勒等人在書中以一段電話通話記錄舉證，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段話是意大利情報單位在2001年8月所錄，內容是「基地」組織成員阿卜杜爾·卡德爾·埃斯薩耶德與艾爾·希拉爾的談話。米勒等三人認為，這似乎是另外一個預示「9·11」事件發生的情報。
希拉爾對埃斯薩耶德說：「我正在研究飛機。如果是阿拉的旨意，我希望下次見到你時，可以帶一片飛機窗戶的玻璃碎片給你。」
埃斯薩耶德問：「有聖戰計劃嗎？」
希拉爾回答：「未來有，你留心聽新聞，記住『上面』這兩個字眼。」埃斯薩耶德以為希拉爾說的是他的家鄉也門，但希拉爾糾正他說：「突襲會從另外一國發動，是那種你永遠也忘不了的攻擊。」
過了一會兒之後，希拉爾談到攻擊計劃：「可怕的景象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到處都是，策劃這項計劃的人是個瘋子，但也是個天才，他會把他們嚇呆了。」
這是段引人聯想的對話，現在看起來似乎指的是「9·11」事件，但這又是什麼樣的「預測」？這裡既未提到地點，也未提到目標與方法，只暗示了有一些恐怖分子談到要用飛機來幹一件大事。但我們要記住的是，這兩名恐怖分子與過去30年裡的其他恐怖分子並無太大區別。
在現實世界中，情報千篇一律，都非常含糊，跟敵人意圖有關的情報都很簡短，沒有細節；既沒有細節，就很難判斷意圖。例如，1941年4月，盟軍得知德國大軍移防俄羅斯前線，這項情報沒有爭議餘地，因為移防的軍隊不但被看見了，連數目都被清點過了。但這項移防的真正用意何在？丘吉爾的結論是，希特勒要進攻蘇聯；斯大林則認為希特勒是有意要進攻，但是只有在德國下最後通牒，而蘇聯未能滿足其條件的情況下才會出兵；英國外交部部長安東尼·艾登認為希特勒是虛張聲勢，以迫使蘇聯再一次讓步；英國情報單位判斷（至少開始時如此），希特勒只是要強化東線防禦，以防俄羅斯攻擊。
唯一能確認這項情報的方法是，如果盟軍能夠取得第二項情報，便能證實德軍的真正目的，就好比希拉爾與埃斯薩耶德之間的通話記錄。同樣的，倘若我們能夠取得類似德軍動向的詳細情報，就能確定希拉爾與埃斯薩耶德之間通話記錄的真正意義。但是情報單位很少能夠這麼奢侈——同時取得兩種情報，他們的情報分析員也不是能夠猜出他人心事的人；要瞭解他人腦中想的是什麼，完全是基於人類的事後眼光，我們才漸漸培養出這項技巧。
《基層細胞》指出，在「9·11」事件發生前的幾個月，華盛頓方面其實惶恐不安：
2001年夏初，「基地」組織可疑分子之間的通話次數顯然增加，一名原本在押的「基地」成員開始跟政府合作，也讓調查人員相信本·拉登正在策劃一項大行動。一項被攔截到的「基地」信息提到「廣島型」事件，而且計劃很快展開行動。那年夏天，中情局一再警告白宮，攻擊行動一觸即發。
事實是，這些擔憂都未能保護我們，證明了受限的不是情報圈，而是情報本身。
4
20世紀70年代初期，斯坦福大學心理系教授戴維·羅森漢（David L. Rosenhan）把一名畫家、一名研究所學生、一名小兒科醫生、一名精神科醫生、一名家庭主婦與三名心理咨詢專家邀集到一起，要他們持假姓名到不同的精神病院就醫，說自己聽到陌生的聲音，例如「空虛」、「碰撞」與「空洞」等字眼。除此之外，這些假病人在就醫期間，要轉而提供真實的回答，舉止要正常，並要利用每一個機會告訴醫院裡的人，現在聲音已經不見了，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別的症狀了。這8名假病人平均住院19天，其中一人甚至住了兩個月。羅森漢希望查出，醫院的醫護人員是否能看穿一切，結果是他們始終都沒有識破。
羅森漢的實驗從某一方面來看，是典型的情報問題。一個信號（正常的人），埋藏在堆積如山的、複雜又混亂的雜音（精神醫院）中，情報分析員（醫生）有義務將點連成線，他們卻搞砸了。在住院期間，8名假病人一共收到2200顆藥物，並接受心理訪談；醫生將他們的精神狀況寫成病歷，也做了病理分析摘要。假病人應羅森漢的要求，將治療過程記錄下來，這不久也成為他們病理記錄的一部分。一名護士在其記錄中渾然不覺地寫道：「病人有書寫行為。」這些人是因「病」住院，也因此始終擺脫不了這項診斷。一名護士一天詢問某位在醫院走廊上踱步的病人說：「緊張嗎？」他糾正她說：「不，是無聊。」但這始終改變不了護士的想法。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似乎很明顯，即醫生與護士必須警覺，有時心智正常的人也會住進精神病院。羅森漢因此前往一所教學研究醫院，告訴醫療人員說，未來3個月內，他會再送來一個或幾個假病人。結果在之後的3個月，該院收了193名病人，其中41人被一位以上的醫療人員診斷為正常。但這次他們又錯了，羅森漢一個假病人都沒送來。要解決一類情報問題（過度診斷），該精神病院製造出另外一類問題（輕度診斷）。這可能是第二類，也是比較嚴重的，由「潛入性決定論」導致的一種後果：我們對過去認為是問題的問題矯枉過正，以致為未來製造出新問題。
以「珍珠港事件」為例，這被公認是組織之間協調上的失敗例子。美國掌握了各種關於日本會偷襲的證據，但情報信號四散在各個不同的情報單位中；陸軍不跟海軍對話，雙方相互猜忌競爭。中情局之所以在1947年成立，部分原因也在於希望成立後可以確保情報得到統籌處理。
「珍珠港事件」過後20年，美國情報分析機構又在「豬玀灣事件」上慘遭挫敗；肯尼迪政府粗略地低估古巴的作戰能力，以及古巴人對卡斯特羅[1]的支持。不過這次的結論完全不同，歐文·詹尼斯（Irving L. Janis）有關「團體思維」（groupthink）的著名研究指出，「豬玀灣事件」的誤判，是出於一個關係緊密的小團體的建議，他們的封閉做法限制了辯論與競爭。而如今，由中央統籌管理也成了問題。戰後甚有影響力的組織社會學學者哈羅德·維倫斯基（Harold Wilensky），盛讚羅斯福總統主政時期凝聚出的「建設性對立」（constructive rivalry），他認為這種建設性競爭，使得羅斯福能夠搜集重大情報，進而能對「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各種問題對症下藥。他在其1976年的著作《組織之間的情報》（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中指出：
羅斯福利用一位匿名網民的情報，挑戰或質疑另一項情報，讓雙方都不敢掉以輕心。他招攬各方人馬，而這些人的工作環境與性質，大多會與其他單位起衝突。在外交事務上，他委派給莫利與威爾斯的工作，與國務卿赫爾的工作有所重疊；在許多公共工程計劃上，艾克斯與華萊士的任務幾乎雷同；在福利事項上，他把兩個功能與縮寫名稱都極易混淆的組織PWA與WPA，分別委派艾克斯與霍普金斯指揮；在政治上，法利發現自己不時需要與其他政治顧問爭寵。結果是：在可供選擇的方案浮出水面之際，或在羅斯福與專家們需要做出重大選擇時，各方的意見與不同的爭議也適時受到媒體的報道。
「9·11」事件發生前的情報圈，所持的正是這種心態。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一如艾克斯與華萊士一樣，是死對頭。可是這時社會已經改變看法，不贊成這種態度。一如謝爾比所指責的，中情局與聯邦調查局這時互相較勁。他的報告指出：「『9·11』事件是客觀的重大教訓，讓我們明白：不能有效在組織之間及時分享情報，會如何危害國家社會。」謝爾比希望重新建立起情報的統籌運用機制，更強調合作。他希望有一個「由中央統籌，積累全國性情報的實體，能夠超越各組織，擺脫官僚單位競爭，並獨立作業」。他認為，情報組織應該由一個極小而高度緊密聯繫的團體運作，因此他建議完全解除聯邦調查局的反恐業務，他說：
聯邦調查局充滿個人主義的心態，該局對關於被告不法行為的文字證據的重視，超過對從不完全或零星信息得來的可能推論的重視，且以此作為其決策根據。執法單位無論是處理情報，做成結論，或是思考方式，都有別於情報組織；顯然，情報分析專家不會是一個稱職的好警察，警察顯然也不會是一個好的情報分析師。
在2003年的國情咨文中，布什總統按照謝爾比所希望的，成立了「反恐怖主義威脅協調中心」（Terrorist Threat Integration Center），將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的反恐活動納於一個特別的單位。情報業務在文化與組織上的多樣性以前備受讚賞，如今卻被人不屑一顧。
事實上，檢討「9·11」事件之後，我們發現老制度仍有優點。聯邦調查局想法跟中情局不同不是有其好處嗎？畢竟是聯邦調查局掌握了兩個最精確的情報分析板塊：申請搜索恐怖分子穆薩維的公寓，以及持有著名的菲尼克斯備忘錄（Phoenix Memo）。這兩件事都說明了，聯邦調查局的分析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它不同於情報分析師的「大圖畫」與或然性推論；聯邦調查局特工專注調查一個案件，窮究不捨，拿到的正是證明被告及「基地」組織與不法行為有關的文字證據。
中情局與聯邦調查局之間一時的較勁也非全然不對。《基層細胞》描述菲律賓警方搜尋優素福與同黨穆拉德的公寓後，聯邦調查局的反恐探員立即飛到馬尼拉，「跟中情局各幹各的」。這完全就像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的一貫作風，前者要將穆拉德關押起來，後者希望用他來放長線釣大魚。兩個單位最後還是通力合作，但合作完全是不得已而為之。雙方的確「因對立和猜忌」而失和，但這樣的競爭對立有何不可？
一如米勒等人所說：「聯邦調查局前國內反恐單位負責人赫爾曼反對與中情局一起工作，這跟程序無關，而是他根本就不認為中情局對擒拿優素福有幫助。赫爾曼說：『那時，我認為中情局無法在一間浴室中找到人；我甚至不認為他們找得到那間浴室。』」改革情報組織的人認為，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的競爭對立基本上像夫妻失和，應該可以一起共事的人，就是不能一起共事。但是也不妨將這種情形看作市場競爭，這可以促使「企業」更努力，並製造出更好的產品。
世間沒有所謂完美的情報體系，而每一種立意良好的改進，都要在權衡輕重後拿捏得恰到好處才有效果。例如，一名因偽造文書罪而被美國警方通緝，被加拿大警方羈押的嫌犯，向警方供出5名阿拉伯移民的姓名與照片，指稱這5人已經越界進入美國；聯邦調查局於是在當年的12月29日發出警告通報，把5人的姓名與照片公佈在該局的「打擊恐怖主義」網頁上，連布什總統也針對此事發表談話說：「我們要知道這些人為何偷渡到美國，他們在美國做些什麼事。」而結果證明，這完全是該名嫌犯捏造出來的故事。事後，聯邦調查局一名官員說，該局是為了「謹慎起見」才讓這些照片流通。今天我們的情報單位都非常敏感，但是這樣的敏感並非沒有代價。
一如政治學者理查德·貝茨（Richard K. Betts）的論文「解析、戰爭與決定：為何情報分析失敗難以避免」中的分析所說：「讓警告系統更加敏感，可以降低遭受突襲的風險，但因為假警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反而會使敏感度降低。」如果我們不斷去買膠帶來密封窗戶以防止被攻擊，但結果什麼動靜都沒有；如果政府的橙色警告指示燈連亮數周，結果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不免會懷疑，接到的每一項警告是否確有其事。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為何對日本的偷襲信號如此麻木？因為，在1941年12月7日前數周，他們已經檢查過7份關於日本潛水艇在珍珠港海域活動的報告，結果7份情報都不是事實。羅森漢的研究中的精神科醫生，起先是忽略「病人」心智正常的診斷，但在知道可能有人喬裝病人後，開始覺得所有的病人大概都正常；這是一種改變，但未必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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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贖罪日戰爭爆發後，以色列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被傳喚的證人之一就是軍情署署長澤拉將軍。他們問澤拉，為何堅持認為戰爭不會馬上開始？他的回答是如此簡單：
參謀長必須做決定，他的決定必須清楚，軍情署能為參謀長做的，是為他提供清楚明確的預估，而且這種預估要客觀。我知道，預估越清楚，出錯的概率也越大，但這原本就是軍情署首長職業上的困擾。
歷史學者艾略特·科恩（Eliot A. Cohen）與約翰·古奇（John Gooch）在其著作《軍事不幸》（Military Misfortunes）中指出：「澤拉的篤定結果成了致命的錯誤，軍情署領導人在1973年9月與10月所犯的錯誤，不在於他們相信埃及不會進攻，而在於他們有著無比的信心。這種無比的自信反而讓決策者犯迷糊。他們未向總理、參謀長、國防部長提出模稜兩可的情勢分析，且直到最後一天都堅持認為不會發生戰爭。」
當然，澤拉提供了一個不含糊的答覆，是因為這是政府與社會大眾對他的要求。沒有人希望含糊不清或模稜兩可。今天，聯邦調查局給我們的是依照顏色來劃分等級的警告信號，並經常談到恐怖分子頻頻聯繫之事。這一切信息都令我們感到無奈又生氣，因為它們是那麼含糊。頻頻聯繫是什麼意思？我們要的是一種預測，希望敵人的意圖就像一個拼圖，情報人員可以通過破碎的圖片把整幅圖畫拼出來，讓我們知道全部的內情。然而故事內情很少讓人清楚過，至少在事情發生前沒有；有時要一直到若干有魄力的記者或調查委員會，決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時，我們才會真正清楚。
[1]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古巴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