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有朋友都上KIPP學園。」
風氣之先
20世紀90年代中期，試驗性公立學校KIPP[70]學園項目在紐約盧·賈裡格初級中學宣佈啟動。盧·賈裡格初中坐落在第七學區，這裡正是紐約最貧窮的南布朗克斯區。學校是一座20世紀60年代的老建築，在大片林立的冷冰冰的水泥建築群中顯得灰溜溜的。學校幾個街區以外就是布朗克斯區的大廣場街，入夜以後一般沒有人願意獨自走在這樣的街道上。
KIPP學園是個教育項目。學園採取大班授課的模式：五年級的兩個班，每班有35名學生。KIPP的學生入學不需要考試，而是從布朗克斯區適齡四年級學生中隨機抽選。學生中有一半是非洲裔美國人；其餘的是西班牙裔。這裡有3/4的學生來自單親家庭，有90%的孩子符合學校的「免費午餐」計劃——也就是說這些學生家庭的收入很低，需要聯邦政府負擔孩子的午餐費用。
KIPP學園像極了那種設立在糟糕的地區，在糟糕的校園環境中專門出產讓老師頭疼的學生的學校——但當你走進這裡，你會對這裡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這裡的學生總是排著隊，安靜有序地從公共場合走過；學生們按照「SSLANT」[71]的要求待人接物。走廊的牆壁上掛滿了KIPP畢業生們所在大學的三角旗。去年，布朗克斯區又有數十個家庭的孩子通過抽選機制進入KIPP學園五年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經過10多年的發展，KIPP學園已經成為紐約最受初中學生歡迎的公立學校。
KIPP學園最著名的課程要數數學課。在南布朗克斯區，只有16%的中學生的數學水平能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而在KIPP學園，許多五年級學生都感覺數學是他們最喜愛的學科。到了七年級，KIPP的學生開始學習高中代數，到八年級期末，有84%的學生數學水平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也就是說，這個通過隨機抽選的，生活在環境最差的地區的——這裡的家長絕大多數沒有上過大學——低收入家庭孩子所組成的學校，在數學方面與那些家庭條件最優越的學生一樣出色。「這裡的孩子入學時的寫作水平都不怎麼高。」大衛·列文說，KIPP學園正是列文跟另一名教師邁克爾·費恩伯格在1994年創建的，「他們一直努力提高寫作能力。但是當他們畢業的時候，他們在數學方面的成績卻突飛猛進了。」
目前全美國已有50多個KIPP學園，更多學園也正在籌備當中。KIPP項目代表了美國教育的新理念。然而KIPP的成功並非依靠環境、師資或制度創新，它的成功依靠的是人們對文化傳承的深刻理解。
西方教育的傳統
在19世紀初，一批教育改革者著手建立美國的公共教育系統。當時公立學校缺乏統一規劃，很多學校只是人們隨意找間房子做教室就算成立了，班級裡的學生也超員。在農村，為了讓學生們在播種和收割季節回家幫忙，學校只在夏季開課，春秋兩季放假；在城市，公立學校的日程表則完全按照學生的工人階級父母毫無規律的作息時間制定的。改革者們希望通過教育改革確保所有孩子都上學，使公立學校有能力培養出具有足夠讀寫算數能力，符合公民基本素質要求的學生。
然而歷史學者肯尼思·戈爾德指出，當時的教育改革者特別擔心學生的上課時間過長。1871年美國教育部官員愛德華·賈維斯出版了一本名為「教育與精神疾病的關係」的報告。報告指出，在1 741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因「過度學習」患病的病人多達205例。「教育成為大規模人群罹患精神障礙疾病的土壤。」賈維斯寫道。在這一時期，馬薩諸塞州公共教育先驅賀瑞斯·曼恩也認為，讓學生過度學習「會對個性性格與生活習慣造成最惡劣的影響……過度用腦無疑對健康亦會造成損傷」。在當時教育類期刊中，許多文章也充斥著過度學習壓抑天性的擔憂。
關於教育改革者的觀念，戈爾德寫道：
我們致力於推廣減少學習時間，因為減少學習、增加休息有助於減少精神疾病的發生。因此，取消週末上課，縮短在校時間，增加假期的運動在19世紀成為流行做法。老師們都一再被提醒「學生在學習的時候，不宜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因為這會使他們的身體機能下降；他們亦不宜長時間思考，這樣會使頭腦糊塗」。適當休息可以增強頭腦的認知和分析能力。馬薩諸塞教師協會的一位贊助人說：「學生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不管年紀大小，只要他們想從教育中獲得真知灼見，他們就必須在適當的時候休息。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形成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盲從教師或權威。」
這種觀念——休息問題影響工作成績——自然跟亞洲的關於學習和工作的理念不同。亞洲人的這種世界觀形成於稻田之間。珠江三角洲的農民每年種植兩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時間很短。事實上，稻米的營養成分主要得益於水的灌溉，所以人們耕種的次數越多，收割的糧食也越多。
但是西方農業卻恰恰相反。無論是麥田還是玉米地，每隔幾年必須休耕，否則土地很快會貧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會減緩春種秋收的節奏。據此，教育改革者對學童大腦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規範的時候，人們通常遵循與此類似的其他規範，而他們只知道小麥的種植需要休耕。所以，頭腦即便需要耕耘，也不應過量，否則就會貧瘠。如何避免大腦貧瘠？那就是將暑假假期延長——這項美國特色的文化遺產對美國學生的學習方式影響深遠，直至今日。
成績到底差在哪兒
暑假問題很少成為美國教育界爭論的話題，正如高中足球賽和高年級舞會一樣，暑假被認為是學校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看過下面小學生成績的比較，你就會對長時間假期的價值產生懷疑了。
這份實驗數據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家卡爾·亞歷山大。亞歷山大針對巴爾的摩市650名公立小學學生，從一年級開始進行數學與閱讀技能的「加利福尼亞測試」，然後隨年級增長追蹤成績變化。以下是小學一年級至五年級學生閱讀成績表，按家庭經濟狀況分——高、中、低收入家庭。
家庭經濟狀況 \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低 329 375 397 433 461 中 348 388 425 467 497 高 361 418 460 506 534請看第1列。學生一年級入學時，依家庭經濟狀況不同，他們的知識與能力差別明顯。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貧窮家庭的孩子得分平均高出32點——順便說一句，巴爾的摩貧困家庭一年級學生的經濟狀況的確很差。再來看第5列，也就是學生在五年級時的成績。經過4年的學習，窮人家的孩子與富人家的孩子成績差距開始成倍擴大。
這種「成績差異」現象並非偶然，而是被反覆觀察確定的。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可能會令某些人不快。第一種解釋是，貧窮家庭的孩子沒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學習能力強，因為他們不夠聰明；第二種解釋——也許比第一種樂觀些——我們的學校教育使差學生變得更差：學校沒有提供足夠的教育。探尋成績差異的原因正是亞歷山大研究的使命所在，但他得出的結論卻與以上兩種解釋截然不同。
巴爾的摩市的學校並沒有在學年結束的6月讓學生進行加利福尼亞測試，但他們在暑假過完，開學後的9月對學生進行測試。亞歷山大認為校方舉行的第二次考試可以幫助他進行附加分析。他可以比較學生開學時和期末時的成績，以此精確掌握學生在學年內的成績變化情況。假如他比較上一學年期末和下一學年開學的成績，他就可以測算出學生暑假的學習情況。換句話說，他可以——起碼是部分地——瞭解各類學生一個學年內產生了怎樣的成績差異，一個暑假裡又產生了怎樣的成績差異。
讓我們首先研究學生在學年內成績變動情況。下表展示的是當年9月開學到來年6月放假前，學生考試成績增幅情況。其中「總計」列是小學5年的成績增幅累計。
家庭經濟狀況 \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總計 低 55 46 30 33 25 189 中 69 43 34 41 27 214 高 60 39 34 28 23 184第2個表格顯示的情況跟第1個表格截然不同。第1個表似乎在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學校教育中落後了，但是第2個表說明事實並非如此。看一下「總計」欄，低收入家庭學生小學5年成績累計增長量是189，比富裕家庭孩子的184還高出5個點，他們只是比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低。而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兩類孩子的得分都高。
下表顯示的是暑假期間學生閱讀成績的變化情況：
家庭經濟狀況 \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總計 低 –3.67 –1.70 2.74 2.89 0.26 中 –3.11 4.18 3.68 2.34 7.09 高 15.38 9.22 14.51 13.38 52.49看出問題所在了麼？我們看看第1列，即小學一年級學生暑假過後的情況。富裕家庭的孩子9月回到學校時，他們的閱讀成績提高了15點；而同期貧困家庭的孩子閱讀成績下降了近4個點。窮人家的孩子在學期中有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學得多，但在暑假期間，他們卻大大落後了。
再看這個表格的「總計」列，即暑假期間的得分總計。窮人家的孩子閱讀成績只增加了0.26。也就是說，在閱讀方面，只要沒開學，窮人家的孩子就沒有任何長進。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間閱讀成績躍升了52.49點。事實上，富裕家庭孩子與貧窮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時間內形成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看到了父母教育方式的差異的確造成了孩子們之間的差別，這個我們曾在克裡斯托弗·蘭根的章節裡提到過。回憶一下拉裡奧博士研究的9歲男孩兒小威廉的故事。小威廉的父母按照「協同培養」的原則教育孩子，帶他去博物館，在各類輔導課程中報名，參加學校的夏令營。他在家有很多書可以看，所以他不會覺得無聊。他的父母視孩子充分接觸社會為己任。因此暑假過後，小威廉的閱讀和數學成績大幅提高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小姑娘布林德爾卻以另一種方式生活。父母沒有足夠的錢讓她參加夏令營，她也不會進入特長班學習。在家無聊的時候她也沒什麼書可看，能看的也許只有電視。當然她的假期很可能過得也很愉快，結交新朋友，外出野遊，看電影，過一個許多人都嚮往的無憂無慮的暑假。然而一個無憂無慮的暑假對她的閱讀與數學成績毫無助益，經過一個暑假，她與威廉之間的距離更大了。威廉並不一定就比布林德爾更聰明，但威廉學的東西比她多：威廉花了整個暑假的時間學習各類課程，而這期間，布林德爾卻在看電視或者在外面玩耍。
這兩位小學生的故事提醒我們，美國教育界的爭論沒把力用在點子上。人們花大量時間討論縮減班級人數，修訂新版課程，為學生購買新電腦，增加教育資金——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學校定位之上。看看前邊第2個表，表中的數據說明，從9月到來年6月間，學校的確發揮了作用。真正的問題在於，對於成績不佳的孩子，學校教育遠遠不夠。
小威廉成績的提高依靠的就是增加學習時間，假如巴爾的摩所有的小學生也增加學習時間一年，會跟他一樣提高成績。另外第2個表還說明，學生無論貧富，經過同等努力，成績提高的幅度是一樣的。
忽然之間，亞洲人在數學方面擁有優勢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亞洲，學校的暑假並沒有那麼長。為什麼？因為，凡是崇尚勤奮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會讓學童隨隨便便放3個月那麼長的暑假。美國學生每年在校時間平均為180天，而韓國是220天，日本則是243天。
根據近期世界中學生數學競賽結果，就代數、微積分和幾何知識的掌握情況看，日本十二年級學生得分為92%。這正是243天學習的結果，學生們有足夠長的時間學習一切應該學習的內容，遺忘的可能性也大為減小。而美國十二年級學生得分為54%。對家境貧寒的學生來說，問題的關鍵不在學校，而在於美國的暑假制度不科學。這也正是KIPP學園要解決的問題。KIPP學園將稻田文明的精華引進了美國。
對症下藥
「他們早晨7點25分上課，」列文談到布朗克斯KIPP學園時說，「他們先進行半小時的思考技能訓練，直到7點55分。每天他們都有一個半小時的英語課，一個半小時的數學課。到了五年級，數學課會增加到每天2小時。此外還有1小時科學課，1小時社會課，每週至少兩次為期1小時的音樂課，高年級還會再加1小時15分鐘的管絃樂課，而且每個人都要參加管絃樂課學習。這樣正常的上課時間從早晨7點25分持續到下午5點。5點之後還有家庭作業小組，補習小組和運動隊。這樣有些孩子在校時間就從早晨7點25分到晚上7點。把午餐和午休時間算在內，我們的學生平均比傳統公立學校學生在校時間多50%至60%。」
列文站在學校大堂走道。現在正是午飯時間，一隊隊排列整齊的學生從這裡走過，所有學生都身著KIPP校服。列文叫住了一個校服下擺沒有整理好的女生。「請大家盡可能地保持優雅。」他一邊說一邊做把衣服塞進去的動作。列文繼續說道：「週六的上課時間是上午9點到下午1點，如果是夏天的週六則是8點到下午兩點。」列文說在暑假的7月，KIPP會有為期3個星期的暑期課程。這正是暑假期間小威廉享有，而家境貧寒孩子沒有的額外課程。KIPP學園僅僅依靠縮短暑期時間就趕上了威廉的步伐。
「開始的時候是很難的，」他繼續說道，「扛到放學之際他們都已不耐煩了。後來他們之所以能堅持下來，部分是因為耐性，部分是出於意願，部分也是因為希望得到老師表揚，或者本來就認為學到的東西好玩兒，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認為必須遵守紀律。無論如何，他們都按照學校的要求去做了。我們向學生強調毅力和自制力，這對學生們完成學校任務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列文沿著大堂走廊來到八年級一個班的數學課上，他站在後門看上課情況。一個名叫亞倫的學生正在講台板書一道思考技能題，這樣的題目KIPP學生每天早晨都要做。一個梳著馬尾辮的30多歲男老師弗蘭克·考克蘭，也坐在台下傾聽亞倫的講解，他只是偶爾走上台引導學生的討論。這樣的場景在美國司空見慣，但唯獨有一點不同。站在講台上的亞倫，花了22分鐘的時間認真地、系統地作答。他與台下同學交流意見，並討論用不同的方法求解。這與蕾妮一遍一遍耐心地求解斜率如出一轍。
「增加教學時間使得老師能在更輕鬆的氣氛下教學，」數學課後考克蘭老師說，「我發現數學教學完全取決於方法。那些數學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完全是因為受到了激勵。認為有些人擅長數學，有些人則不行，這完全是人們的成見，事實並非如此。我認為增加教學時間可以促使老師有更多時間給學生們講解數學，同時放緩孩子們的學習節奏，給他們更多時間複習、消化。與我們的直覺不一樣的是，放慢節奏可以使學生學得更多，對學習內容的理解也更深刻。我上課也可以更放鬆，並且有時間與孩子們做遊戲。學生們可以問更多他們感興趣的問題，我向他們解釋問題，學生遇到不清楚的也有時間查資料，不會有時間壓力。」增加教學時間使考克蘭老師有機會把數學學習變得更有意義：讓學生們更好地體驗努力與回報之間的關係。
班級的一面牆壁上掛滿了紐約州優秀學生獎狀，獲獎的都是考克蘭老師班級中的佼佼者。「班上有個女孩兒，」考克蘭說道，「她上五年級的時候數學成績非常糟糕。每週六上補習班的時候她總是因為做不好題目哭鼻子，而且哭得非常傷心。」說到這兒，考克蘭有些觸景生情，他往下看，繼續說道，「幾個星期前我們剛收到她的電子郵件。她說她考上了大學，她現在的專業是會計學。」
改變需要挑戰自我
所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故事都差不多，但它們只出現在暢銷書中或者煽情的好萊塢電影裡。KIPP學園帶給孩子們的改變卻沒有那麼光輝燦爛。想明白多學50%至60%意味著什麼，請看下面KIPP學生的普通一天。
我們採訪的學生名叫瑪麗塔。她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母親從未上過大學。母女倆住在布朗克斯區一個公寓單間裡。之前瑪麗塔在家附近的教區學校上學，直到母親聽說了KIPP學園。「四年級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坦尼婭一起申請了KIPP學園，」瑪麗塔說道，「我還記得當時面試我的是歐文小姐。她跟我介紹KIPP的情況，讓我覺得我要去的地方簡直就是監獄。我差點哭出來。歐文小姐的意思是，如果我覺得太苦忍受不了，可以退出。但是當時我媽媽在那兒，於是我只好簽字了。」
進入KIPP，她的人生從此改變。（在閱讀下面段落的時候請記住，瑪麗塔只是一個12歲的女孩子。）
「早晨5點45分起床是一天的好開端，」她說，「起床後，刷牙，洗澡。如果起得晚點兒我會在學校吃早餐。因為我吃飯時間長，我經常被老師提醒。我在公交車站會與好友狄安娜和史蒂芬會合，我們通常能坐上第一班車。」
5點45分起床對KIPP學園的學生來說很平常，特別是那些需要長時間坐公交或地鐵來學校的學生。有一次，列文在七年級一堂音樂課聽課。課間他讓上音樂課的70名學生舉手示意一下早晨都是幾點起床。有一小部分學生是早晨6點起床。3/4的學生是6點之前，超過半數學生說他們通常5點半之前就起床。瑪麗塔的同班男生何塞甚至說他有時3點或4點就起床。他們經常是前一天晚上完成家庭作業，然後「在床上稍睡一會兒」。
瑪麗塔繼續說道：
我下午5點放學。如果在路上沒耽誤時間，我5點半就會回到家。我跟媽媽簡單打聲招呼就開始做作業。如果作業不多的話，我做作業會用2小時到3小時，晚上9點左右做完。如果作業裡還有篇論文，我可能要做到10點，10點半也試過。
媽媽經常打斷我做作業，叫我吃飯。我總想做完再吃，但她說要先吃飯。吃飯一般在8點左右，吃半個小時，然後我繼續做作業。有時等我完成作業，媽媽還想跟我聊聊學校裡的事。我通常只能跟她簡單說說，因為我想趕在11點前睡覺。睡前我會把第二天的書包準備好，然後上床。我跟媽媽談論著白天學校發生的事兒，說不了多久，她就迷迷糊糊快睡著了，這時候一般是11點15分。我也很快就睡著了。第二天，所有這一切就重來。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房間。但是我們的房間很大，可以分成兩個空間。我們在房間的兩頭有兩張床，我跟媽媽總是無話不說。
她鄭重其事地說著跟她這年齡很不相符的體驗。她說這些的時候儼然就是個駕輕就熟的律師，或是一個鎮定自若的醫生，只是臉上少了黑眼圈和手中少了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還有就是她年紀太小。
「只要有需要，我有時候甚至不睡覺，」瑪麗塔繼續說道，「如果我頭天12點睡，第二天下午上課我就會打瞌睡。但我馬上振作精神，我不想漏掉什麼內容。我記得有一次我上課打瞌睡，老師看見了就對我說：『下課後我們談談好麼？』他問我：『為什麼上課打瞌睡？』我回答說昨天睡得太晚。他就說：『你需要早一點兒睡。』」
機遇之歌
瑪麗塔的生活並不是一個普通12歲女孩應有的生活，也不是我們傳統理念所希望的狀態。傳統理念認為，應該給孩子足夠時間遊戲，休息和做夢。但瑪麗塔是個肩負責任的孩子。社會對她的要求和對韓國飛行員的要求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要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就必須犧牲自己的部分個性。對韓國飛行員來說，對權威的畢恭畢敬在駕駛艙中就必須叫停；對瑪麗塔來說，原有的生活環境給予她的品性不足以匹配新環境——即週末和暑假與中產階級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同補課，使自己的成績大大提高。她的生活圈子沒有給足她這些便利。那麼，她該怎麼辦？她只能放棄每天晚上和週末的娛樂，放棄與朋友在一起——這些都是她原先生活圈子的基本要素——回到KIPP加課。
以下是瑪麗塔接下來的描述，這些經歷聽來讓人為之動容：
剛上五年級的時候，我還常跟原來學校的一個好友來往，每週五放學我都會去找她。我會在她家一直玩到我媽媽下班回家。我在她家做作業，而她卻沒有家庭作業。她總說：「噢，上帝，你在學校待的時間也太長了吧。」她說她也想去KIPP，但是她覺得KIPP太苦，又不想去了。我說：「每個人都說KIPP很苦，一旦你適應了這裡的生活，其實也沒那麼苦。」她就會說：「那是因為你比我聰明。」我說：「不，我們每個人都很聰明。」她知道我們要到5點才放學，還有很多家庭作業，她因此很氣餒。我告訴她我們之所以這麼多作業，為的是能學得更好。她就會生氣地跟我說她不想再聽了。現在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在KIPP上學的同學。
這對孩子來說要求太高了麼？的確太高。但是請想一想，瑪麗塔因為上了KIPP學園，她的前途有了多麼大的改變。瑪麗塔與KIPP達成了一項「交易」——瑪麗塔必須每天早晨5點45分起床，週六上課，晚上做作業到11點。作為交換，KIPP承諾給予這些身陷貧困的孩子擺脫貧困的機會。KIPP的學生中會有84%的人數學成績居於同年級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學生畢業後會考取私立或教區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區那些教學質量差的高中。高中畢業後，又有80%的KIPP學生最終考取大學。這些孩子很多都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對瑪麗塔來說，她和KIPP的「交易」能有什麼壞處呢？我們在本書中討論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某種可預知的線索。這條線索並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這樣的話，克裡斯托弗·蘭根就要比愛因斯坦更成功；這條線索也不完全是個人選擇和個人努力的結果。這條線索，確切地說，在某種意義上是「上天的成全」。「異類」是那些獲得特殊機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當機遇到來就當仁不讓把握住機遇的人們。對於加拿大的冰球運動員來說，生於1月就是他們進入全明星隊的機遇；對於甲殼蟲樂隊來說，漢堡之旅就是機遇；對於比爾·蓋茨來說，特殊機遇就是生在正確的年代，並在初中時代就獲得電腦終端；對於弗洛姆和沃切爾·利普頓·羅森·卡茨律師行的創始人來說，機遇是多重的：他們生於正確的年代，有著能給他們最勤勉激勵的父母，他們擁有少數族裔身份，這種身份幫助他們在紐約其他傳統律師事務所涉足公司併購官司以前，就已在這個領域實踐了20年；最後是大韓航空，直到公司幫助飛行員突破原有文化禁錮，他們才最終扭轉局勢。
我們從中得到的啟示其實相當簡單，但卻一直被人忽視。我們十分敬畏那些最優秀、最聰明、自學成才的「異類」，我們認為這些人命中注定就該從芸芸眾生中自然而然冒出來。我們瞭解比爾·蓋茨的成就，驚歎他13歲的時候就自覺走上超級企業家的道路。但是這是一種錯誤總結。事實是，1968年的世界只為這一個13歲男孩打開電腦終端使用的方便之門；假如當時有100萬個孩子都獲得了這樣的機會，今天世界上又會有多少個微軟公司呢？要構建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們的社會就要重新排列幸運的拼圖——例如，重新安排某些關鍵日期——將機遇分配給更多的人。在加拿大，假如冰球聯盟為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再組織一個聯盟，那麼今天我們就有兩倍的冰球明星。將這種理念推廣下去，天才的花朵就會更燦爛地開放在所有領域，而我們的世界也一定比現在更富足。
瑪麗塔不需要學校有更大的體育場，更知名的教師；她也不需要筆記本電腦，小班授課，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班主任，或是住進更大的房子；她也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或是像蘭根一樣聰明。當然，所有這一切能有的話都很好；但是只有這些，依然不著要點。瑪麗塔需要的其實只有一樣——機遇。讓我們看看瑪麗塔手中現在把握的機遇吧！她的學校已經將亞洲的稻田文明引入布朗克斯，並且告訴她，做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可以給人帶來多麼不可思議的影響。
[70] 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指知識就是力量。
[71] SSLANT（smile, sit, listen, ask, nod, track），即微笑、起立、傾聽、提問、點頭示意和目光跟蹤。——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