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杜克大學籃球隊面臨著一個非常時刻。杜克大學隊希望能夠在NCAA（美國大學生籃球聯賽）成功衛冕，這在將近20年內無球隊做到。在總決賽對壘密歇根大學隊時，中場比分杜克大學以一分之差落後。中場休息時，教練在杜克大學隊休息室裡的講話內容當然可想而知。
在下半場比賽中，神奇的事情發生了。杜克大學隊全面爆發。之前看起來勢均力敵的比賽最後竟成了杜克大學隊橫掃對手，以71︰51整整20分的差距大敗密歇根大學隊。
其實，杜克大學隊的表現並不是一種反常現象。沃頓商學院的喬納·伯傑教授和芝加哥大學的德文·波普教授分析了1993~2009年18060場職業籃球比賽，以確定中場比分與比賽結果是否存在聯繫。他們發現，在中場以一分之差落後的球隊往往更有可能贏得最終的勝利。為什麼呢？
中場比分給落後球隊帶來了強烈的社會比較。中場休息時，落後球隊的球員肯定在懊惱比分如此接近，但自己卻是落後的一方。因此，當他們再次走出休息室時，必然士氣大漲、鬥志昂揚。也正是如此，喬納和德文發現，在下半場的前4分鐘裡，中場時落後一方的得分往往明顯超過對手。
落後的感覺十分不快，所以大部分人（不僅僅是運動員）都會加倍努力以期重獲領先優勢。「二戰」之後美國與蘇聯的冷戰誘發太空競賽也是一例。當時，美國與蘇聯在軍事和民用領域的較量一直如火如荼，不相上下，而太空競賽尤其激烈。對外太空的探索意味著開拓新疆土，在科學與軍事層面都具有重大意義。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55年7月29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大膽宣佈，美國將要做出前所未有的大事——發射人造衛星。而在1957年10月4日，蘇聯搶先一步，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可以想像艾森豪威爾當時的心情。
然而，史普尼克1號的發射並沒有讓艾森豪威爾氣餒。這個被他稱之為「史普尼克危機」的事件點燃了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鬥志。不久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防教育法》，由政府撥款上億美元，提供獎學金、學生貸款以及教學設備，增加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支持，建立兩個新機構：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局和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艾森豪威爾將這一新法案稱之為「緊急措施……以強化美國的教育體制」。但是，這樣的佈局當然不是為了教育而投資教育，其真正的目的是通過改善教育最終擊敗蘇聯。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美國不斷提高太空項目方面的預算比例，從1958年的0.1%提升至1966年的4.41%，創下歷史新高，數額高達60億美元（相當於現在的320億美元）。
落後於蘇聯的經歷給美國人帶來了深刻的創傷，直到1960年舉行總統競選時，這種影響都沒有消散。國會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在競選遊說過程中鄭重承諾，如果他當選，美國必定會在各個方面超越蘇聯。贏得總統競選之後，肯尼迪甚至再加籌碼，放出豪言要將人類送上月球。1962年，在休斯敦萊斯大學的演講中，肯尼迪總統談到美國在當前太空競賽中的處境以及在太空項目上將要做出的努力：
確實，我們現在落後於人，而且在載人航天方面的工作短期內仍將如此。但是我們不甘落後，在這個10年中，我們要迎頭趕上，大步向前……
落後於人的感覺讓美國在其太空項目上投入了數額驚人的資金。如果不存在這個上行社會比較，這筆開支一定會招致強烈的質疑。但是，肯尼迪總統的願景不僅僅是把人類送上月球，而是要在蘇聯之前實現這個目標。
社會比較會激勵團隊、國家奮起直追，那麼對於個人而言呢？紐約大學的加文·基爾達夫通過實踐數據證實了競爭關係所帶來的激勵效果：當人們需要通過自身努力來完成一件事時，與實力相當的對手競爭，最後的表現會更好。在其中一項研究中，他分析了一家賽跑俱樂部的數據後發現，當選手參加比賽時，如果有一名年齡相仿、勢均力敵的對手，而且在其他場合中多次較量過，那麼這名選手會跑得更快。如果出現了多名這樣的對手呢？那麼這名選手的速度會大大提升。
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比較會使人跑得更快、球打得更強悍，甚至讓人類衝上月球。但是，會不會產生激勵過度的現象呢？對於落後的恐懼會不會驅動我們尋求危險，甚至是做出不道德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