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準是在地獄。
這是惟一合乎邏輯的解釋我赤身裸體，被五花大綁。皮肉之苦令人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種利刃肢解，身體的每一個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嚨被什麼東西卡住，透不過氣來。尖器插進了我的陰莖和直腸，渾身有一種四分五裂的感覺。我大汗淋漓。隨後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我職業生涯中所有被我送進監獄的殺人犯、強姦犯和猥褻兒童犯正在將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卻無力反抗。
我瞭解這些傢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見識過多次。他們都有一種對捕獲物隨意支配的需求。他們都希望有權決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應該如何去死。只要我的身體尚能承受，他們就不會讓我輕易死去；當我昏厥過去或奄奄一息時，他們就會讓我甦醒過來。總之他們是盡其所能地折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連續數日。
他們想向我顯示他們擁有完全的控制權，我的生死全憑他們的發落。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們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長他們的氣焰，激發他們邪惡的幻想。求饒、退縮或是哭爹喊娘只會使他們變本加厲。
這就是我六年來追捕十惡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報。
我的心跳在加速，渾身精疲力竭。當他們把尖棍插進我的陰莖深處時，我感到一陣刺骨的戳痛。我整個身體痛苦得痙攣起來。
求求你，上帝，我若還活著，就讓我快點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讓我快快擺脫這地獄的折磨吧。
接著，我看到一道強烈明亮的白光，就像聽人說過的人在垂死之際會看到的那種白光。我期望見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聽說過這些事情。不過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確實聽到了一個聲音，一個令人寬慰、讓人放心的聲音，這是我聽到過的最能使人平靜下來的聲音。
“約翰，別擔心。我們會盡力救你的。”
這是我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
“約翰，你能聽見我說話嗎？別擔心。不要緊張。你已住進醫院。你病得很重，我們會盡力讓你好轉的。”這就是護士對我說的話。她不知道我能否聽見她的話，不過仍然以安慰的口氣再三重複著。
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已被送進西雅圖瑞典醫院的監護病房，連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維持系統支撐著。我的雙手雙腿被帶子捆住，身上插著靜脈輸液管和其他各種導管。沒有人認為我能躲過鬼門關。當時是1983年12月初，我38歲。
故事要從三個星期之前說起，地點在美國的另一側。我當時在紐約，正面對紐約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長島拿騷縣和薩福克縣警察部門的共約三百五十名警員進行有關罪犯個性側寫的演講。這類演講我做過不下幾百回，幾乎可以說能夠倒背如流。
忽然之間，我開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還在演講，但身體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語：我究竟如何去處理所有那些案件呢？當時我正要結束對亞特蘭大的韋恩·威廉斯殘殺兒童案以及布法羅的“0.22口徑”槍殺案的咨詢工作。此前我被請去參與了舊金山的“林徑殺手案”的調查工作。我還對英國蘇格蘭場的約克郡碎屍案偵破工作提供了咨詢意見。我為羅伯特·漢森一案穿梭往返於阿拉斯加，該犯是安克雷奇的一個麵包師，專挑妓女下黑手，將她們帶到荒野地帶，玩獵人追殺獵物的遊戲。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針對猶太教堂的系列縱火案。再過兩周，我還得飛往西雅圖為格林河專案小組提供咨詢，該小組正在偵破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系列謀殺案，兇手作案對像主要是西雅圖塔科瑪一帶的妓女和過往客人。
在過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種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為科學科惟一的專職辦案人員，科裡其他人員均是講課教官。當時我手頭同時有大約一百五十件未偵破案件要獨自處理，而且一年之中有一百二十五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待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的辦公室裡。來自地方警察的壓力十分之大，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著來自社區、來自受害者家屬要求破案的巨大壓力，因而我對他們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設法排列出工作的輕重緩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紛至沓來。我在匡蒂科的同事們常常戲言說我就像個男妓：不能對客戶說半個不字。
在紐約的這次演講中，我一直在談論罪犯個性類型，可我的思緒卻不斷回到西雅圖。我知道格林河專案小組中並非人人都希望我參與破案，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每當大案要案發生時，我常會被請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裡的許多官員都將它視之為與巫術僅有一步之遙，因此我知道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銷”。我必須顯得言談富有說服力，同時又不可表現得過於自信或自大。我必須讓他們明白，我認為他們的調查工作是徹底的，是具備專業水準的，同時還要讓心存疑慮者相信，聯邦調查局可能會有助於他們破案。也許最讓人沮喪的是，我不像傳統的聯邦調查局特工那樣說一下“只要講述一下事實，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還要求能提供斷案的見解。我始終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麼差錯，系列案的調查工作會被引入歧途，導致更多的人送命。同樣糟糕的是，這會封殺我竭盡全力付諸實施的罪犯側寫[1]及犯罪分析這一全新計劃。
再說還有四處奔波的辛勞。我已去過阿拉斯加好幾趟，要飛越四個時區，提心吊膽地乘坐飛機貼近水面飛行，最後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且幾乎是剛剛抵達目的地與當地警察碰頭之後，又要重新登上飛機返回西雅圖。
這種無緣無故的焦慮大約持續了一分鐘。我反覆對自己說：嘿，道格拉斯，振作起來。控制一下自己。於是我總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間演講廳裡沒有人曉得情況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無法驅除那種災禍臨頭的感覺。
我無法擺脫這種不祥的預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後，我找到人事部門，辦理了預防殘廢事件的追加人壽保險和收入保障保險。我說不清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只是內心有一種朦朧而強烈的恐懼感。我已是疲憊不堪，體力消耗太多，為了應付壓力大概飲酒也過量。我很難入睡，正進入夢鄉時又經常被請求緊急援助的電話吵醒。當我重新入睡時，我會迫使自己去做與本案有關的夢，以期能獲得靈感。現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當時我則顯得束手無策。
就在前往機場之前，出於某種緣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學前停下了車，她的工作是為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講授閱讀課。我告訴了她有關額外保險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個？”她憂心忡忡地問我。我當時頭腦右側痛得很厲害，她說我兩眼佈滿血絲，表情怪怪的。
“我只是想在離開前把一切都告訴你。”我回答。當時我們有兩個女兒：埃裡卡8歲，勞倫3歲。
這次西雅圖之行我帶上了兩名新特工，布萊恩·麥基爾韋恩和羅恩·沃克，讓他們一道參與破案。我們當晚抵達西雅圖，下榻於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打開行李包時，我發現只有一隻黑皮鞋。要麼我沒有把另一隻黑皮鞋放進包，要麼不知怎麼我在途中丟失了一隻。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縣警察局講課，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這人一向講究穿著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憊、壓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裝。於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飯店，來到市中心商業街四處尋找，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家尚在營業的鞋店，買到了一雙稱心如意的黑皮鞋。返回飯店時我愈發感到渾身疲憊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為當地警察和一個辦案小組講了課，該小組由西雅圖港的代表和兩名應聘協助案件調查的當地心理學家組成。人人都對我所講授的作案者側寫很感興趣，例如作案人數是不是不止一個以及可能會是什麼類型的人。我力圖讓他們接受的一點是，在此類案件中，作案者側寫並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終會發現作案者是何種類型的人，不過也同樣肯定，很可能會有許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訴他們，在偵破這起仍在繼續的連環謀殺案中，更為重要的是著手採取前攝[2]措施，警方和媒體通力合作，引誘兇手落網。例如，我建議警方可以舉辦一系列社區會議來“討論”這些罪行。根據推斷，我可以肯定兇手會出席一次或多次會議。我同時認為，這會有助於瞭解我們對付的兇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試行的另一計謀是，對媒體宣佈有人目擊了其中一樁劫持案。我感覺這樣做可能會促使兇手採取他自己的“前攝策略”，主動出來解釋一番為什麼他會在案發現場附近“無辜地”被人撞見。我最有把握的一點就是，不管這些兇殺案系何人所為，此人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接著，我告訴小組如何去審訊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者，也包括在引人關注的大案中免不了會主動自首的許多不可救藥的怪人。麥基爾韋恩、沃克和我在當天餘下的時間裡查看了幾處棄屍地點，待到晚上回到飯店時，我已是精疲力竭。
我們在飯店酒吧飲酒，放鬆一下自己，我告訴布萊恩和羅恩，我感覺不大舒服。我依然頭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們第二天向當地警方掩蓋一下我的病情。我以為只要第二天臥床休息就會好轉的，於是互致晚安後，我將“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房門上，並告知兩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與他們會合。
我只記得坐在床邊寬衣時感到很難受。兩位特工同事星期四回到了金縣政府大樓，繼續講解我前一天概述過的策略。應我的要求，他們一整天沒有打攪我，以便讓我好好睡一覺把流感治好。
可是當星期五早上我沒去吃早餐時，他們開始擔心了。他們往我的房間打電話。電話沒人接。他們來敲我的房門。沒有人應答。
他們萬分緊張地返回總台，向經理要了鑰匙，回到樓上打開了門，卻發現安全鏈是反扣上的。不過他們聽到從房間裡傳來微弱的呻吟。
他們踢開門衝了進去，發現我——用他們的話來講——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沒有穿好，顯然是想去抓電話。我身體左側抽搐個不停，布萊恩說我當時“渾身滾燙”。
飯店打了電話給瑞典醫院，醫院立即派來了一輛救護車。與此同時，布萊恩和羅恩守在電話機旁與急救室保持聯繫，把我的一些關鍵數據告訴他們。體溫是41.6度，脈搏220下。我的身體左側已癱瘓，上了救護車還不斷在抽搐。根據醫生的檢查報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樣：兩眼睜大，目光呆滯茫然。
一進醫院，醫生立即對我進行了冰敷處理，並大劑量靜脈注射了苯巴比妥魯米那鎮靜劑，以力圖控制抽搐發作。醫生告訴布萊恩和羅恩，給我注射的鎮靜劑劑量足以讓整個西雅圖的市民昏睡過去。
醫生還告訴兩位特工，儘管大家盡了最大努力，我可能還是會一命嗚呼。計算機軸向斷層掃瞄顯示，我的右腦因高燒而破裂，且已有顱內出血。
“用外行人的話來說，”醫生告訴他倆，“他的大腦已經炸成了碎片。”
當時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辦的保險已於前一天開始生效。
我的科長羅傑·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學校當面告訴了她這個壞消息。隨後，帕姆和我父親傑克飛到西雅圖來陪伴我，兩個女兒則留給了我的母親多洛裡絲照料。聯邦調查局西雅圖工作站的兩位特工裡克·馬瑟斯和約翰·拜納到機場去迎接他們，把他們直接帶到了醫院。他們此刻才知道情況有多麼危急。醫生讓帕姆對我的死亡有所準備，並且告訴她，即使我活了下來，也可能雙目失明或成為植物人。身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請來了一位神父替我做臨終聖禮，可是當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長老會教徒時，便不情願替我祈禱了。布萊恩和羅恩辭謝了這位神父，找到了另一位無此顧忌的神父。他們請他來做祈禱。
整整一個星期，我始終昏迷不醒，徘徊於陰陽的交界線上。監護病房規定只有家人才可獲准探視，於是乎我在匡蒂科的兩位同事、裡克·馬瑟斯以及西雅圖工作站的其他人員頓時都成了我的近親。“你的家庭可真不小呀。”有位護士曾開玩笑地對帕姆說。
“大家庭”這一說法從某種意義上講並非全然是開玩笑。在匡蒂科，由行為科學科的比爾·哈格梅爾和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的湯姆·哥倫貝爾牽頭，一些同事發起了募捐活動，以便能讓帕姆和我父親留在西雅圖陪伴我。不久他們便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警官的捐款。在此同時，他們也做出了安排，準備把我的屍體運回弗吉尼亞州，安葬於匡蒂科的軍人公墓。
發病快滿一周時，帕姆、我父親、特工們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邊圍成一圈，手拉著手，並且握著我的手做了祈禱。當天深夜，我從昏迷中醒了過來。
我還記得當時看到帕姆和父親時感到很驚訝，同時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最初我無法言語，我的左臉下垂，身體左側依然大面積癱瘓。隨著語言功能的恢復，我開始含糊不清地說話了。過了一陣子，我的腿能夠挪動了，接著身體的更多部位逐漸地恢復了活動。我的喉嚨因插有生命維持管而疼痛無比。控制抽搐發作的藥物也從苯巴比妥魯米那換成了杜冷丁。經過各種檢查、掃瞄和脊椎穿刺，醫生最後做出了臨床診斷：壓力過度和全面衰弱的身體狀況引發了病毒性腦炎。我幸運地保住了性命。
可是，康復的過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我必須重新學會走路，記憶力也有問題。為了幫助我記住主治醫生西格爾的名字，帕姆拿來了一個用貝殼做成、立在軟木基座上的海鷗小雕像。[3]當醫生下一次來做心智測試，問起我是否記得他的名字時，我含糊不清地說：“當然記得，‘海鷗’醫生。”
儘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熱心支持，我仍然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感到十分沮喪。我一向不能忍受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或者做事磨磨蹭蹭。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親自打來電話為我鼓勁。我告訴他，我大概不能再舉槍射擊了。
“約翰，別擔心這個，”局長答道，“我們需要的是你的大腦。”我沒告訴他的是，恐怕連大腦也不中用了。
我終於離開了瑞典醫院，於聖誕節前兩天返回家中。臨出院時，我送了銘牌給急診室和監護病房，對醫護人員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感激。
羅傑·迪普到杜勒斯機場迎接我們，又驅車送我們回到弗雷德裡克斯堡的家中。家門口掛著一面美國國旗和一條“歡迎約翰回家”的寬幅標語，等候著我的歸來。我的體重已從正常時的195磅降到160磅。我一副病態以及坐著輪椅這一事實讓埃裡卡和勞倫非常傷心，以致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我要外出旅行，她們都會擔驚受怕。
這一年聖誕節過得冷冷清清。除了羅恩·沃克、布萊恩·麥基爾韋恩、比爾·哈格梅爾和匡蒂科的另一位特工吉姆·霍恩以外，我沒有會見很多朋友。我已經可以不依靠輪椅行動了，但是四處走動還有不少困難。跟人交談也有障礙。我發現自己動不動就會哭，記憶力也不大靠得住。當帕姆或父親開車帶我在弗雷德裡克斯堡兜風時，我會注意到某幢建築物，卻不知道它是不是新建成的。我感覺自己像個中風病人，不知是否還能重返工作崗位。
我對聯邦調查局使我落得這般下場感到憤憤不平。就在前一年2月份，我曾找吉姆·麥肯齊副局長反映過。我告訴他，我認為自己跟不上工作的快節奏，問他是不是能找個人做我的幫手。
麥肯齊對我表示了同情，但看法很實在。“這個機構的情況你是清楚的，”他對我說，“在你的工作得到人家認可之前，就得一直工作下去，直到躺倒為止。”
我不只是感覺得不到支持，還覺得自己的努力並未得到賞識。事實上，反倒是吃力不討好。就在一年前，我使出渾身解數處理了亞特蘭大殘殺兒童案，在韋恩·威廉斯被緝拿歸案以後，卻因弗吉尼亞州紐波特紐斯的一家報紙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受到局裡的申誡。該報記者曾問我對嫌疑人威廉斯有何看法，我回答說，他是“有作案可能的”，而且如果證實他就是兇手，那麼就很可能涉嫌好幾起案件。
儘管當時是聯邦調查局要求我去接受採訪的，他們卻認為我對一件懸案發表了不恰當的言論。他們聲稱，我在幾個月前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就曾受過告誡。這便是典型的政府衙門作風。於是我被移交華盛頓總部的專業責任處接受查處。在接受了六個月的官方調查後，我收到了一紙處分。後來，我又因此案榮獲了一張獎狀。不過，那是因為局裡承認我為偵破這起新聞界稱為“世紀之罪”的案件做出了貢獻。
執法人員所從事的大部分活動是難以對任何人談及的，甚至連配偶也不例外。當你一整天滿目皆是屍體和殘肢，尤其當死者是兒童時，你是根本不想把這個話題帶回家中的。你絕不會在飯桌上開口說道：“我今天辦理了一件強姦謀殺案。現在讓我把案情說給你們聽聽。”這正是為什麼往往警察鍾情於護士，而護士也鍾情於警察的原因：這些人能夠以某種方式將彼此的工作聯繫在一起。
有時我在公園或樹林裡遊覽，會帶上自己的女兒，我常常觸景生情地想到：這裡很像是某某作案現場，我們在那兒發現了一個被害的8歲兒童。雖說我很擔心孩子們的安全，但是接觸的慘案實在太多，因此對她們輕微的擦傷碰傷並不十分在乎。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訴我一個女兒騎自行車摔了一跤，傷口要縫上幾針，我馬上就聯想起對某個同齡遇害兒童的驗屍過程，以及為了便於下葬法醫縫了好多針才合上傷口。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們熱衷於當地的政治活動，而我對此毫無興趣。由於我外出辦案的時間很多，撫養小孩、支付賬單和維持家計的重擔就落在了帕姆一個人的肩上。這是我們當年婚姻中的諸多問題之一，而且我心裡明白，至少大女兒埃裡卡已經意識到我們之間的這層緊張關係。
我對調查局聽任這一切的發生耿耿於懷。回到家一個月後的一天，我在後院裡焚燒落葉。由於一陣衝動，我進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檔案資料和寫成的文章，統統付之一炬。擺脫這些東西讓我感到痛快。
幾個星期以後，我能重新開車了，便來到匡蒂科的國家公墓看一看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墓位是根據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於12月1日或2日，排給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我注意到，與之為鄰的正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離我家住處不遠的車道上被人用刀捅死。我查辦過此案，至今它還懸而未決。我佇立墓前沉思之際，回想起自己不知多少次建議過警方，要監視那些我認為兇手可能會光顧的墓地。要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監視，並且將我作為嫌疑人抓獲，那將多麼具有諷刺意義呀。
在西雅圖病倒四個月之後，我依舊休著病假。雙腿和肺部因併發症和長期臥床而出現了淤血，我依然覺得每天都在掙扎中度日。我不知道自己在體力上是否還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還會有自信心。這一期間，行為科學科教學組的羅伊·黑茲爾伍德工作量大增，他承接了繼續辦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於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來自局裡外勤工作站的一組五十來個在職特工講課。我是穿著拖鞋走入教室的，雙腿因淤血依舊浮腫，一進門就受到了這些來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歡迎。這種反應是發自內心的，是真誠的，因為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從事的工作和我在局裡努力開創的事業。這是我好幾個月來頭一回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別人的珍惜和賞識。我還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一個月以後，我重新開始全天工作了。
[1] 側寫（profile），文中指根據從犯罪現場收集的信息來給兇手畫像。——譯者
[2] 前攝（proactive），心理學術語，指回憶時先知材料較後知材料佔優勢。此處指利用心理暗示來誘使兇手落網。——譯者
[3] 西格爾“Siegal”的發音與海鷗“seagull”的發音很相近。——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