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
宋廣文 譯
戴淑艷 校
宋廣文 修訂
按語
本文是弗洛伊德泛性論文化觀的一部代表作。它集中論述了現代社會的性道德與文化的關係問題，強調了性的因素是現代社會文化危機、人的焦慮與神經症的主要根源，抨擊了現代社會的性道德觀，提出了改善文明與發展文藝的性本能昇華作用說。
在埃倫費爾（Von Ehrenfels）新近出版的《性倫理學》（1907）中，作者對自然的和文明的性道德（sexual morality）作了區分。根據作者的觀點，我們可對以上兩者作如下的理解：自然的性道德指人類永久保持健康與效能的能力，而文明的性道德指旨在促使人類加強的生產文化活動。作者認為，只要比較一下人的內在特徵與其文化成就的關係，二者的差異就可得到很好的說明。在對這一思想做更擴展的思考時我會向讀者引介作者書中的觀點，而我對作者觀點的引用則僅僅作為我對該問題研究的起點。
可以設想，當文明的性道德佔據主導地位時，個體的健康與效能會受到損害，而這種以犧牲自我為代價的損害若達到一定點則最終導致文化的目的本身也受到損害。埃倫費爾確實指出了這種性道德的一系列惡果，對於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這種性道德無疑應對這些惡果負責。雖然他也充分承認這種性道德對推進文明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時也論證了改革的需要。在他看來，文明的性道德的特徵表現為原本對女性的要求也帶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除了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當中，所有的性生活（sexual intercourse）都要受到禁止。然而，考慮到兩性間的天性差異，男性的偶爾偷歡卻受到了更輕的懲罰，從而導致了事實上男性的雙重道德標準。一個接受了這種雙重道德標準的社會怎能產生對「真理、誠實與人道的熱愛」？若超過了一定限度，必使人變得偽善，對錯誤麻木不仁、自欺欺人。不僅如此，文明的性道德在炫耀一夫一妻制的同時，損傷了性的選擇（selection by virility），其實，在文明人之間，由於人道與衛生的考慮，性的選擇已降至很低水平，豈不知性的選擇本身足以導致個體內在結構的改進。
在文明的性道德所帶來的惡果中，有一個特殊情形常被醫生所忽視，而我將會在本文中作詳細分析，因為我認為現代社會神經症的增多與蔓延均與此有關。偶爾，有的神經症患者提醒醫生，對引發病症的個體現狀與文明要求之間的衝突給予注意。他們說：「在我們家，所有的人都變得神經質，因為我們總想比我們的實際或我們能達到的更好。」同樣，醫生也經常發現，神經症患者的父輩曾過著簡單而健康的田園生活，在他們過上大都市生活的極短時間內將孩子的生活提高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最重要的是神經科專家在大聲疾呼：「神經症的增加與現代文明生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關於這種聯繫我們將引用一些著名觀察者的陳述作為證據。
厄爾布（W.Erb，1893）說：「對於現代生活使得神經（質）疾患（nervous illness）不斷增長的問題可以做出毫無遲疑的肯定性回答，只要看一下現實就足夠了。許多事實已清楚地表明，現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個領域的發現與發明，為求進步而日趨增加的競爭，均需付出極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與保持。為了生存鬥爭，個體不得不滿足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mental powers），這些需求才能滿足。與此同時，所有階層的需要及對生活的享樂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個社會，而在過去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視宗教、不安與貪婪充斥於社會的每一角落，遍佈全球的電報與電話網使得傳播系統驚人地擴展，並徹底改變了商貿條件。一切都變得匆忙與狂躁：晚上旅遊，白天經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經系統緊張。嚴重的政治、工業與經濟危機引起了空前的廣泛躁動。人人都過問政治，政治、宗教與社會的鬥爭，政黨、競選及工聯主義（trade-unionism）的恣意滋蔓撩人發火，令心靈更加緊張，連娛樂、睡眠與休息都不得安寧。城市生活愈發繁冗與焦躁。疲憊的神經試圖通過增加刺激、陶醉於愉悅而得以復原，其結果則導致更大的衰竭。現代文學不厭其煩地關注激惹公眾激情的話題，這只能激勵縱慾，造成追逐快樂，蔑視基本的倫理原則及各種理想，呈現於讀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態人物、性變態行為、革命鬥爭等問題。強烈的噪音、不和諧的音樂震耳欲聾；劇場裡令人激動的表演征服了我們所有的感官；造型藝術對令人作嘔的、醜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內容情有獨鍾，並將現實中最令人驚恐的現象毫無遲疑與掩飾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這種一般性描述足以表明現代文明的種種危險，讓我對此情景做更細緻的補充。
賓斯萬格（Binswanger，1896）說：「神經衰弱（neurasthenia）被描述為一種現代病。比爾德（Beard）作為第一個闡釋該病的人，認為這種新的神經（質）病（nervous disease）特別容易在美國產生，當然這種假設並不正確。但既然是一位美國醫生首先發現並描述了該病的特徵，顯然這是建立在廣泛的經驗之上的，它毫無疑問地表明，在神經衰弱與現代生活之間有著極密切的關係：貪婪的金錢追求，放縱的佔有慾望，技術的巨大進步使人際交往產生了時空的幻覺性障礙。」
馮·克拉夫特·埃賓（1895）說道：「無數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盈著大量的不衛生因素，難怪神經症會令人悲哀地加速增長，而這些有害因素會首先並嚴重地作用於腦。在過去的10年中，政治與社會，尤其是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改變，帶來了職業、社會地位與財產的巨大變化。而這一切均須以損害神經系統為代價：人們必須付出更大的能量消耗（expenditure of energy）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與經濟需求，而用於復原的機會又微乎其微。」
我認為，諸如此類及其他許多類似的意見倒沒有什麼錯誤，只是尚不能充分地解釋神經（質）障礙（nervous disturbances）的詳情，更忽視了病因學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去考慮神經質的不確定的形式，而是考慮神經（質）疾患的具體表現，我們就會發現，正是施加於文明人（或階層）的「文明的」性道德對性生活的壓制而導致了神經症的產生。
我已在以往的一系列技術性論文中陳述過論證這一觀點的事實1208，在此不再贅述。不過我會引用我研究中最重要的觀點。
審慎的臨床觀察使我們對神經性（質）疾病1209（nervous disorders）可做兩種分類：神經症（neuroses）和精神神經症（psychoneuroses）。前者的障礙（症狀），不管是身體的或心理的，本質上是一種中毒現象（toxic），類似於神經毒素（nerve poisons）的過剩或缺乏現象。這些神經症統稱為「神經衰弱」，絕無遺傳的作用，而往往是性生活的有害因素使然。由於該症與這些毒素有關，僅憑臨床觀察就能立刻找到它與性問題的因果關係，然而，被權威人士所譴責的文明的種種有害因素，似乎與神經症沒有任何規律性的聯繫，因此，我們可以將性因素視為神經症的基本原因。
而精神神經症，與遺傳的關係較為明顯，但病因尚不十分明確。不過，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使我們認識到，這些疾病（癔症、強迫性神經症等）是心因性的（psychogenic），源於潛意識（壓抑了的）觀念化情結（ideational complexes）的活動。這種方法同樣使我們知道，一般而言，這些潛意識情結具有性的內容，它們源於人未被滿足的性需要，代表著一種替代性滿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因此，我們應當將破壞性生活、壓制性活動、歪曲性目標的因素視為精神神經症的病因學原因。
當然，關於神經症中毒性與心因性的理論區分並不否定以下的事實，大部分神經症患者都源於兩方面的原因。
同意將性因素作為神經（質）疾患病因的人，同樣會接受我的進一步分析。下面我將在更廣泛的範圍內探討神經（質）疾患何以會不斷增多的問題。
概而言之，我們的文明建立在對本能的壓制之上。每一個體都必須做出一定的犧牲，如人格中的權力慾、進攻性及仇恨性。正由於此文明才得以產生——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共享。
毋庸諱言，除非在危急時刻，正是源於性慾（erotism）的家庭情感（family feeling）才使得分離的個體甘願自我克制。這種自我克制在文明的進化過程中是漸漸進行的，每一步都受制於宗教：放棄本能滿足被視為神明，公眾財產被視為「神聖」；生性剛烈，任本能狂噴者被視為「罪犯」、「歹徒」1210，不得不直面社會的冷面冷眼，除非他的社會地位或特殊才能使他向世人證實他是偉人、「英雄」。
研究表明，性本能包括許多方面或成分，在人類比在其他高等動物中發展得更為強烈，它幾乎完全超越了動物的週期性而變得更加穩定。它可拿出巨大的能量用於文明活動，在實現這一目標中其物質強度並未減少，這種將原來的性目標轉移到另一不具性特徵的目標上的能力叫做昇華。與昇華的文明價值相對應，性本能還會出現頑固的固著傾向，使其不為它用，有時還會導致所謂的變態。性本能的強度在個體間存在差異，故有多大部分會用於昇華也不盡相同，似乎是個體的先天特性決定了性本能昇華比例。此外，經驗及智慧活動對心理器官（mentalapparatus）的影響更強化了性本能的昇華。然而，如同熱不可能全然轉化為機械能一樣，性本能的擴展並非是無限度的。一定程度的直接性滿足對大部分器官都不可或缺，否則將導致客觀上的功能傷害和主觀上的不快體驗，出現一定的病症。1211
如果考慮到人類的性本能不僅僅為了生育，而且還為了獲得某種快感，那麼我們的視野就會更為擴展。1212這可從嬰兒的活動中得到證明：在嬰兒期，快感的獲得不僅通過性器官（genitals），而且通過身體的其他部位（快感區），並可以不指向任何客體，我們將這一階段稱做「自體性慾」期。在我們看來，對孩子的這一行為應予以限制，否則持續下去會導致性本能的難以駕馭和毫無用處。性本能的發展便從自體性慾到「對像戀」（object-love），從快感區的獨立存在到從屬於生殖器的主導，此時才具有了生育的功能。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由於部分性興奮（sexual excitation）不具備生育功能而有利於昇華。因此，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用於文化活動的是那些被壓制了的性興奮的「倒錯」因素。
考慮到性本能的進化特點，我們可將文明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性本能完全與生育無關而自由活動；第二階段，除了生育之外其他的性本能均受到壓制；在第三階段，生育變成了「合法」的性目標。今日「文明的」性道德反映的就是第三階段的特點。
如果將第二階段視做發展的平均水平，我們必須看到，仍有一部分人由於生理結構的原因還是不能適應。如上所述，性本能應從自體性慾到聯合性器官活動的對象愛戀，但尚無一人已正確並充分地完成了這一發展過程。發展中的障礙導致了兩種有害後果及其關係（相對於用於文明的性慾），其實這兩個方面利弊兼而有之。
其一是各種性變態（perverts）的產生（將性本能過剩和難以自制者排除在外），將性慾固著於嬰兒水平，從而影響了生育功能的建立；其二是同性戀（homosexuals）或性變態（inverts），1213其性目標竟令人不解地離開異性，那麼，為何這兩種發展障礙所導致的惡果不如想像的那麼嚴重呢？我們認為，即使性本能的一個或多個成分發展受阻，其他成分仍會聯合起來使人的性生活指向最終的有用目標。性變態者（同性戀者）倒是常常因其性本能的文化昇華而變得成就斐然。
性變態者和同性戀者若達到了極致水平，便被社會視為無用之輩，不免鬱鬱寡歡。必須承認，即使在文明的第二階段，也會有一部分人因不能滿足文化的要求而受盡苦難。這些體質異常人的命運將因其性本能的強度不同而迥異。對於強度較弱者（由於性傾向的被壓制而形成），其衝突在於自身行為與所處文明階段的道德要求。但從理想的角度去看，這恰恰是他們意欲獲得的，因為他們不得不將本該用於文化活動的力量拿出來處理由性本能受壓制所導致的結果：對內壓制，對外麻痺。我們關於文明第三階段上男女禁慾結果的分析也適於他們。
當一個人的性本能是強烈而倒錯的，他便面臨兩種結果：第一種不再多述，他將冒偏離文明標準之大不韙而繼續倒錯下去。第二種更為有趣，在教育及社會要求的影響之下，他將壓制自己的倒錯本能（perverse instincts），然而，這種壓制已不成其為壓制，最好將其描述為失敗了的壓制。的確，被壓制了的性本能已無外顯的行為（就此而言，壓制可以說是成功的），但卻用其他的方式表現出來，其實這還不如不加掩飾的壓制為好，因為它對個體產生的傷害是使該類人對於社會來說形同虛設。從長遠的意義上看，短暫的成功將被失敗所取代，壓制的結果是替代現象，即神經（質）疾患或更確切地講是精神神經症的產生。神經症者都有一個頑抗的肌體，在文化的要求之下只能對本能施以「明顯」的壓制，但最終卻以失敗告終。因此，為滿足文化的要求，他們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以內在的貧乏為代價，或對其本能予以干擾和患病。我已將神經症描述為性變態的「負結果」，因為神經症患者倒錯了的衝動在受到壓制之後又在心理的潛意識部分表現出來——神經症患者的趨勢是相同的：「壓抑」狀態等同於積極的性變態。1214
經驗表明，對大多數人而言，超過某一限度其肌體就難於滿足文明的要求。因此，那些不顧肌體條件一味追求「崇高」的人，便成了神經症的光顧者，如果他們稍微表現得差一些，就會更健康些。對一個家族中一代人的觀察常常印證了性變態與神經症正負關係的正確性。比如，若哥哥是性變態者，那其妹妹往往是神經症者，儘管作為女人她的性本能要弱一些，不過她卻表現出與哥哥相同的傾向。同樣，在許多家庭裡，男人是健康的，然而從社會的觀點上看卻是極不道德的；同一家中的女人倒是崇高而優雅的，不幸卻患上了重度神經症。
文明的標準要求每個人具有相同的性生活方式，這是社會不公正的明顯現象之一。事實上，由於肌體的原因，有些人可以輕而易舉地適應社會的要求，而有些人則須付出心理上的巨大犧牲。不過，由於道德規範時而被冒犯，其嚴重性也就不那麼明顯了。
以上所討論的問題均是針對文明第二階段的要求而言的，它表現為，凡被稱做性變態的性行為都受禁止，而正常的性交可以自由進行。我們發現，即便對性自由與性禁忌做如此劃分，仍然會有一些人因性變態而遭拒絕，另一些做出努力防止了性變態的人卻患了神經症。如果性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文明的要求提高到第三階段的水平，即婚姻外的任何性行為均被禁止，那就不難預測其結果了。天性剛烈、公開反抗文明要求的人將劇增，而天性柔弱的人，一方面要承受文化的壓力，一方面又要抵抗本能的衝動，這種衝突所導致的神經症也會猛增。
現在我們必須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1.在文明第三階段的要求之下，個體的任務是什麼？
2.被許諾的合法的性滿足可否對其他性滿足做出補償？
3.禁忌的惡果與文化的關係如何？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必然涉及性禁忌（sexual abstinence）。前面已多次討論過，在此不做詳論。文明的第三階段要求男女兩性婚前都要禁慾，獨身者的禁慾則要保持終身。所有的權威人物都認為，性禁忌對人無害，且不難做到，醫生也普遍支持這一觀點。然而，可以斷定，要控制住像性本能這樣強烈的衝動，個體必須付出全部的力量。依靠昇華，即將性本能由性目標移至更高級的文化目標，也只是極少數人間斷地才能做得到的，在熾熱強盛的青春期最難做到。因此，大部分人要麼患了神經症，要麼受到某種傷害。經驗表明，社會上的多數人天性上不適於禁忌。在今日文化的性道德要求之下，輕微的性禁忌足以使人隨時患病或犯嚴重的病。我們認為，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因先天缺陷或發展障礙受到威脅，最好的消除辦法就是性滿足本身。一個人越是易患神經症，就越是難以忍受性禁忌。如前所述，脫離了正常發展的本能會變得更加移動不定。即使按文明第二階段的要求保持健康的人，今日也會有許多患上神經症。性滿足心理價值的提高是以性挫折為代價的，受挫的力比多隨時查明性生活結構的「弱點」，然後尋找出路，用病態的神經症實現替代性滿足。能夠找出神經症原因的人很快會相信，我們社會神經症的增加乃是性禁忌被強化（intensification）的結果。
這將把我們帶到下一個問題，即婚後的性交可否對婚前的禁忌做出充分補償。反對這種觀點的資料不勝枚舉，在此僅做最簡短的總結。首要的注意事項是，文明的性道德甚至對婚後的性交也施以限制，因為夫妻僅用少數的利於生育的動作達到相互滿足，其結果是，令人滿意的性交只有幾年的時間，同時我們還不得不將由於考慮妻子的健康而節欲的時間扣除在外。如果從婚姻具有滿足性需要的意義上看，3年、4年或5年之後，婚姻也就等於失敗了，因為節育破壞了性快樂，傷害了夫妻間美好情感，甚至導致疾病的產生。對性交結果的恐懼，首先導致夫妻身體柔情的喪失殆盡，其次是心理情感的隔閡，原先激情似火的愛隨即便蕩然無存了。精神上的失望與肉體滿足的被剝奪，使大部分夫妻又回到了婚前狀況，只是幻覺的喪失使他們感到更糟糕。他們必須重新用自己的剛毅駕馭性本能或將其轉移。我們無需追問一個成年男人會節制到何種程度，經驗表明，即使在最嚴格的性戒律面前，他們也會暗暗地利用性自由的便利，放縱自我。這種對男人的雙重道德標準使得社會本身也認為那種施於男人的清規戒律是難以奏效的。經驗同樣也昭示，擔負繁衍人類的女性只能將很少的性本能用於昇華，雖然嬰兒吮吸時等於找到了充分的性對像替代，但孩子一長大替代便不復存在了。我一再聲明，婚姻的幻滅會使女性患嚴重的神經症。並使她們的終生蒙上陰影。當今文化下的婚姻，早已不再是根治女性神經疾病的靈丹妙藥。因此，作為醫生的我們再也不要這樣看待婚姻了；相反，能夠忍受婚姻的女孩是健康的。我們急切地奉勸男病人一定不要與患過神經疾病的女孩子結婚。婚後的偷情倒可以醫治神經症。然而，女性受到的教育越嚴格，對文明的要求就越服從，也就越害怕採取這種方式。為擺脫慾望與責任感的衝突，她仍需通過神經症加以「庇護」（refuge），疾病成了保護她美德的最安全的港灣。婚姻本應能滿足文明人在青春期的性本能，但事實上它卻毫無能力。因此可以說，它不能補償婚前禁忌的結果。
承認了文明的性道德的危害，第三個問題也就可以回答了。對性的普遍禁慾導致了文化的進步，同時也導致了少部分人患有嚴重的疾病，似乎利大於弊。我必須承認，我不能就得失的輕重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我會對失的方面做出更多的考慮。說到禁慾，我堅持認為，它所帶來的遠不止神經症，而且神經症的嚴重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被充分認識。
我們的教育和文明以延緩性發展和性活動為目的，這種延緩剛開始時當然無害處可言。考慮到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要到很晚才獨立並自食其力，這種延緩是必需的（這提醒我們，我們的文化機構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任何一方面的改變都必須顧及整體）。但對20歲以上的人仍實行禁慾，則不可能不受到年輕男子的反對。即便這樣做不導致神經症，也會招致其他的危害。可以確切地說，對強烈的本能的抗爭，及為了這種抗爭而加強了的倫理及美學力量，「鑄就」了人的性格，這對天性的某些方面確實是真實的。但同時還須承認，今日人們的性格差異，往往表現為對性的控制程度。在大多數情形下，當一個年輕人必須付出全力以贏得社會財產和地位時，對性的抗爭卻耗盡了他的能量。個體究竟會有多少性活動，能夠將多少性本能用於昇華，存在著明顯的個別差異和行業差異。禁慾的藝術家實難想像，但禁慾的年輕學者卻司空見慣。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受到的是性經驗的強烈刺激，而年輕學者則因對性的控制而專注於研究。總之，我認為禁慾不可能造就充滿活力而自立的人，也難以產生創造性的思想家、勇敢的解放者或改革者，倒是容易造就一批「行為規矩」的弱者，他們在芸芸眾生中失去了自我，並不情願地聽任一些強者的擺佈。
儘管人們努力於禁慾，但性本能總是任性而難以改變的。文明教育只可起到對婚前性本能的暫時壓製作用，此後就可讓其任意而為了，一些極端的措施要比壓制更為有效。由於不情願的壓制如此過分，以致當性本能放縱時它卻受到了永久性的傷害。因此，對一個年輕男子而言，徹底的禁慾肯定不適於他結婚。意識到這一點的女子，倒是常選那些在其他女子身上證明是其男子氣概的人為夫。婚前對女子所施行的嚴格禁慾，對女性產生的惡果更為明顯。顯然，教育之於婚前女子的性壓制，豈止是低估，它幾乎用盡了所有的強制手段，它不僅禁止性交，竭力宣揚性貞操的重要性，而且使她對婚後的角色也一無所知，強忍愛情的衝動，抵製成長中的任何誘惑。其結果是，當父母突然決定其女可以相愛時，她卻難以適應這種心理成就（psychical achievement），在對自己的感情毫不確定的狀態下締結了姻緣。這種愛情功能的人為性延緩，使得她對十分鍾情於她的男子只能表現出失望，情感上她仍屬於父母，父母的權威使她產生了性壓制，她表現出十足的性冷淡，致使丈夫難以獲得真正的性快感。我仍不知道未受過文明教育的女子中是否存在性冷淡，儘管我認為這是可能的。然而，無論如何，是教育「孕育」了這一現象。這些從未嘗過性快樂的女子，絕不情願忍受接踵而來的生育痛苦。就此而言，這種婚前準備成了婚姻目的的障礙。許多年之後，雖然妻子克服了障礙，作為女人性愛的高峰期也被喚醒，但她與丈夫的關係早已破裂不堪。作為對以往馴服的獎賞，她的選擇只有慾望的不被滿足，對丈夫的不忠，或患神經症。
一個人的性行為常常規定了他對生活的其他反應方式。如果一個男子充滿活力地去爭取性愛目標，那他也會以同樣執著的精神去贏得其他目標。然而，不管出自何因，如果一個人壓制了強烈的性本能所帶來的快樂，他的行為就會比較謙和、順從，性行為與一個人其他生活方式的這種關係在女性身上更易識別。儘管她們對性問題充滿了好奇，但教養卻限制了她們對該問題的理智性思考，她們不時地受到恐嚇，說這不僅不應當是女性所有的，而且還是罪惡的象徵。於是，她們膽怯於對任何問題的思考，於是，知識失去了對她們的價值。這種性領域之外的思想壓制，部分地形成於無法避免的觀念性聯繫，部分則是自動的，就像人們關於宗教思想的壓制，或忠實的人們關於忠誠問題的思考。我認為，女性「生理上的弱智」不能用生物學的智力活動與性活動對立加以解釋。莫比斯即持這種觀點，但遭到了廣泛反對。我認為，眾多女性的智力劣勢是由與性壓制有關的思想受壓製造成的。
關於禁慾，有兩種類型一直未作嚴格區分：禁止一切性活動，還是禁止與異性的性交。許多誇口成功地禁慾了的人，實際上是借助手淫和其他與嬰兒期自體性活動有關的性滿足實現的。然而，這些性滿足的替代方式卻是極為有害的，將性生活退化到嬰兒時期必將導致各種神經症和精神神經症。此外，文明的性道德絕不允許手淫，於是年輕人便陷入了由教育理想所引發的同樣衝突之中。更有甚者，這種放縱從多個方面敗壞了人的性格：首先，它使人不經磨難，靠走捷徑實現重要目標（即追隨性慾決定行為方式的原則）；其次，伴隨著性滿足的種種幻想，使他們將性目標幻化到在現實中無法找到的優秀程度。詼諧作家克勞斯，在維也納出版的刊物《火炬》中，曾以挖苦的口吻說出了這一矛盾的真理：「性交不過是對手淫的無法滿足的替代。」1215
文明要求的苛刻及禁慾的困難，使得異性間的性交成了禁慾的焦點，其他的性活動卻受了恩惠，這可叫做「一半清醒一半糊塗」。由於正常的性交受到了道德的嚴厲摧殘，加之出於衛生的考慮害怕傳染，異性間倒錯的性交，即取代性器的其他部位的性活動，無疑會帶來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於此類行為，絕不能像對待愛情關係中的性目標一樣，認為是毫無害處的。從倫理上講這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將兩個人之間的愛情關係降低為一種隨隨便便的遊戲，既不富冒險性，也沒有精神的滲透參與。正常性生活出現困難所導致的另一惡果便是同性戀的增多。同性戀，除了由於生理的原因或童年的影響之外，大部分都是在成年後發生的。力比多主流的受阻導致它尋求旁門左道的發洩，即同性戀。
所有這些無法避免、非人所願的後果均是由禁慾造成的，它徹底瓦解了婚姻的基礎。文明的性道德認為，婚姻是滿足性衝動的唯一目的。手淫或其他性變態，使男人習慣了不正常的性滿足，從而降低了婚後性能量的發揮；同樣，為保貞操而借助相似方式的女人，必然對婚後的正常性交表示冷淡。雙方若以很低的性能力進入婚姻，那麼瓦解起來也就比什麼都快。男人的性能力低下，令女人無法滿足；強烈的性經驗本可以使女人由教育形成的性冷淡得到克服，然而她卻依然冷淡下去。這樣的夫妻比健康的夫妻也更難施行避孕，因為性能低下的丈夫很難適應避孕工具。其結果是，性交由於一次次令夫妻陷於尷尬的境地而不得不放棄，這樣婚姻的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我請求所有的學者能對我所描述的司空見慣的事實明察秋毫，我對這一事實毫無誇大之辭。對此一無所知的人很難相信，具有正常性能力的丈夫何其少，伴有性冷淡的妻子又何其多，婚姻對雙方禁慾的補償程度何其低，對幸福的實現又少得多麼可憐。我已闡明，在這種情況下，最顯明的惡果是神經症。我還要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婚姻還會將其影響波及到一個或幾個孩子身上。粗看起來，還以為孩子的病是遺傳的，其實進一步的觀察就會發現，原來這是童年期強烈印象的結果。由於從丈夫處得不到滿足，妻子會變得神經質。作為母親，她會對孩子格外溫柔和關心，這實際上是愛的轉移，並導致孩子的性早熟。此外，父母間的惡劣關係又刺激了孩子的情感生活，使孩子在小小的年紀就感受到強烈的愛與恨。嚴格的訓教，使孩子必須壓制性活動，而這種壓制足以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種下終生患神經症的種子。
我將重申我的早期觀點，神經症的嚴重性並未引起足夠的注意。我這樣講，並不僅指下列現象，即某人患病後，親人們並不當回事，醫生也只是誇口許願，只要進行數周的冷水浴或休息幾個月，病人即可恢復。這僅僅是一些無知的醫生和外行人的意見，只能給患者以短暫的安慰。恰恰相反，長期的神經症即使不能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也會使患者背負重壓，像肺結核或心臟病所帶來的惡果一樣。如果將神經症與文明活動分離，僅讓一些天生的弱者患病，其餘的人則充分施展才華，那情形倒好得多。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我必須堅持這種觀點，不管神經症程度如何，也不管患於何時，總會破壞文明的目的，從而導致被壓抑了的精神力量對文明的仇恨。因此，社會若以神經症的增加為代價換取人們對規範的廣泛服從，那它就不能聲言它得到了什麼，事實上它一無所獲。讓我們討論一種常見現象，比如，一個婦女本不愛她的丈夫，因為就她的婚前狀況而言，她根本無任何理由要愛丈夫。但從教養所提供給她的理想婚姻上看，她又必須愛她的丈夫。必須壓抑能夠表達真情實感的每一種衝動，並盡力實現其理想。她會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可愛、溫情而體貼的妻子。自我壓制的結果無疑便是神經症，疾病等於是對不愛的丈夫的報復。其實，由於疾病，丈夫更不能滿足，並對妻子更為擔心，這還不如承認妻子不愛自己的事實更好，這一例子是說明神經癥結果的最好事實。凡是不利於文明的衝動的壓制，就其補償性而言，像直接的性壓抑一樣，同樣也不會成功。比如，出於對先天殘酷傾向的強烈壓抑，一個男人變得異常的溫柔。為了壓制其天性，他必須付出很大的能量，結果便不能充分地駕馭其補償性衝動，最終他所做的遠不如不壓制的為好。
我們還應看到，在任何一個群體裡，對性活動的限制，還會導致對生活的普遍焦慮及對死亡的恐懼，不僅干擾了人們享受快樂的能力，而且難以直面死亡。這兩種結果均招致生育的減少，進而使未來的群體利益受到破壞。就此而言，我們必須質問：我們有必要為這種「文明的」性道德做出犧牲嗎？尤其當我們仍將享樂主義（hedonism）作為文化發展的目標之一，並努力爭取個人幸福之時。作為一名醫生，本無提出改革建議的職責，埃倫費斯已描述了文明的性道德與現代神經症增加之間的關係，我在此指出這種性道德對現代神經症的蔓延具有嚴重的影響，不過是對埃倫費爾急切建議的支持罷了。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