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7）
按語
本書是弗洛伊德代表作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它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兩個冬季在維也納大學講授精神分析的講稿組成。全書包括失誤動作、夢和神經症等三篇，共分28講。該書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引導聽眾領會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前兩篇內容假定聽眾沒有精神分析的基礎知識，通過對日常生活中失誤動作的分析和對正常人的夢的探索，為聽眾奠定學習有關神經症問題的基礎。第三篇神經症通論是弗洛伊德講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過對各種神經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闡述了這個十分困難的新課題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全書較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這門學科的實質和內涵，對於讀者把握精神分析的精髓頗有價值。
英文版編者導言
這裡採用的是斯特雷奇的一個新譯本。
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許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外，本書是流傳最廣的一部。1646本書的另一特徵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印刷錯誤，如第2版就以附頁的形式糾正了40處錯誤。但事實上，本書的印刷錯誤遠不止這40處，而且在正文的不同版本中可以發現大量的細微變化。本譯本根據的是《全集》，其正文與《文集》中的正文幾乎完全一致。這裡只對以前各版本中較重要的變化加以註釋說明。
本書三個部分的實際出版日期很難確定。第一部分肯定在1916年7月末以前出版，因為弗洛伊德在1916年7月27日致薩洛美（Lou Andreas-Salome）的一封信中已提到它（見弗洛伊德，1960）。在這同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談到，第二部分正在排印之中。第三部分可能是在1917年5月出版的。
在維也納大學，一個學年分兩個部分：冬季學期從10月到翌年3月，夏季學期從4月到7月。《精神分析導論》所包含的各講，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兩個連續的冬季學期發表的，即1915～1916學年和1916～1917學年的冬季學期。1647關於導致這些講座出版的背景情況的詳細說明，參見瓊斯撰寫的傳記的第2卷（1955，第245頁以下）。
雖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論》的序言中指出，他作為維也納大學的教員只是一種「表面的關係」，但從他1885年被聘為維也納大學講師到1902年被晉陞為副教授這個期間，他還是在維也納大學講了很多課程。這些課程的講演均未作記錄，雖然對它們的說明零星可見，如薩克斯（Hans Sachs，1945，第39頁以下）、賴克（Theodor Reik，1942，第19頁以下）以及厄內斯特·瓊斯（Ernst Jones，1953，第375頁以下）。弗洛伊德當時決定，講完1915年秋季開始的這一系列講座後，他就不再在維也納大學講課了。正是在奧托·蘭克（Otto Rank）的建議下，他才同意將這些講座付印出版。在前述《精神分析新論》的序言中，弗洛伊德說，這些講座的「前半部演講稿臨時口授，事後立即撰寫成文」，而「後半部繫在薩爾茨堡度暑假時寫就，冬季間逐字講述」。他還指出，那時他「還有很好的記憶力」，因為不管他的講稿準備得多麼好，他的實際講演不可能不脫稿。關於他的講課方式有一個共同的反映，那就是他從不浮誇，總是語調平和，甚至像是促膝談心。但我們切不可由此設想，他的課講得亂而草率。事實上，他的每一次講座都有清晰明確的形式——有引言，有主題，有結論——而且還給聽眾留下一個印象，即每個講座都像是一個完美的整體。
有人指出（賴克，1942，第19頁），弗洛伊德不喜歡講課，但這很難令人相信，這不僅因為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講過很多課程，而且因為在他實際出版的著作中，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以講稿的形式完成的。對這種矛盾情況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分析表明，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凡解釋性的著作，主要以講稿的形式出現，如早期關於《癔症的病因》（1896c）講稿，稍後的《論心理治療》（1905a），當然，還有後來在美國發表的《精神分析五講》（1910a），以及這裡所討論的《精神分析導論》系列講座。但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後，當他出版《精神分析新論》（1933a）以圖對他的觀點的後期發展做一闡解時，不知出於何種緣故，他也把它寫成講座的形式，而《精神分析新論》的內容卻從來沒有以講座的形式在課堂上講過。所以，以講稿的形式作為發表見解的寫作方法，顯然對弗洛伊德富有吸引力，但這要從屬於一個特殊的條件，即他必須與真實的或假設的聽眾有著活躍的接觸。本書的讀者將會發現，弗洛伊德總是保持著這種接觸——他總是把各種反對意見寫成是聽眾提出來的，書中還描寫了大量發生於他和聽眾之間的假想爭論。事實上，他把這種表達觀點的方法推廣應用於其他一些著作，而這些著作根本就不是講座的講稿，如《非專業者的分析的問題》（1926e）和《一個幻覺的未來》（1927c）的絕大部分都是以發生在他和某一批判性聽眾之間的對話形式寫成的。也許和某些誤解相反，弗洛伊德完全反對以權威和教條的方式提出他的觀點。他在本書的某個地方（第431頁1648）對他的聽眾說：「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想直接告訴你們，而想讓你們自己去發現。」弗洛伊德從來不壓制反對意見，而是使之公開並加以考察。這實際上不過是精神分析技術本身所具有的特徵的一種擴展而已。
《精神分析導論》可以公正地被認為是弗洛伊德的觀點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狀況。其時，阿德勒及榮格與弗洛伊德的分離已成過去的歷史，自戀概念亦已過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狼人」個案史也已於1915年秋以前完成（其中只有兩個段落是後加的），儘管它的出版是後來的事。探討基本理論的有關「心理玄學」的系列論文亦已於數月前寫就，雖然其時只發表了3篇（在1917年冬以後又完成兩篇，但另外尚有7篇卻不知去向）。所有這些活動，當然也包括有關精神分析的講演，都得益於因戰爭而造成的臨床工作的蕭條。這裡顯然形成了一個分水嶺，而且時間似乎停滯了。但事實上，弗洛伊德此時正在醞釀一些新的創造性觀念，這些觀念預示了《超越快樂原則》（1920g）、《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和《自我與本我》（1923b）。當然，其間界限不可能劃得十分明確，例如，「強迫性重複」觀念（274頁）的線索早已存在，對自我（ego）進行分析的開端亦很清楚（第422頁和第428頁），而由於「潛意識」一詞的多重意義的困難（第227頁注１），則逐步導致一種新的、對心靈的結構性說明。
雖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導論》前言中謙遜地說這些講演缺乏新意，但無論是誰，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文獻，都不必擔心它們會枯燥無味，也不必顧慮能否從中發現大量在別處發現不了的新觀點。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指出，只有關於焦慮（第25講）和原始幻想（第24講）的材料是新材料，但實際上新材料決不限於這些。第10講關於象徵的概述也許是他所有關於象徵論述中最為完備的；他對夢的形成的概述從沒有像本書第14講中說得那麼清晰；第20講和21講中對有關性變態的理解亦比先前更深入；而且，在最後一講對精神分析治療過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無法與之相媲美的。即使是那些看似老掉牙的論題，如變態及夢的機制等，本書都從意識不到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且給予清晰的說明。《精神分析導論》如此流行，實當之無愧。1649
序言
我在此為公眾所提供的題為《精神分析導論》一書，並非是要對抗該知識領域中現有的一般論述，例如，黑奇曼（Hitschmann，1913）、普費斯特（Pfister，1913）、卡普蘭（Kaplan，1914）、裡吉斯和海森那德（Regis and Hesnard，1914），以及邁爾（Meijer，1915）的有關論述。這一卷是我在兩個冬季（1915/1916和1916/1917）對兩種性別的醫生和一般聽眾所進行的演講（在大學裡）的忠實再版。
這本書可以引起讀者注意的任何特色都可通過它所形成的條件而得到說明。在演講中，我不能保持對一種科學論題的平靜。相反，演講者的職責是要在幾乎兩個小時的時間裡保持聽眾的注意力。演講時的需要使之不可避免地要重複論述某個特定的論題——例如，它可能在涉及夢的解析時出現，隨後在涉及神經症的問題時再次出現。這樣安排材料的結果，使某些重要的論題（如潛意識）無法單獨加以詳盡的討論，不得不重複多次地撿起、放下，直到有新的機會時再補充一些有關它的進一步的內容。
那些熟悉精神分析文獻的人將會發現，這個「導引」中的內容，他們從其他很多更為深入詳盡的出版物中大都已有所瞭解。然而，圓滿結束和總結這個主題的需要迫使作者在某些方面（焦慮的病因學和癔症妄想狂）公佈一些他已保密至今的材料。
弗洛伊德
維也納，191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