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賀嶺峰 譯
戴淑艷 校
郭本禹 修訂
按語
本文亦稱《精神分析的起源與發展》，是弗洛伊德1909年應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霍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請，為該校20週年校慶所做的五次演講稿彙集而成。1910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該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論述精神分析的主題和發展的一篇著作。它從敘述弗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合作研究癔症開始，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和觀察事例，比較系統地介紹了精神分析關於宣洩法、壓抑、夢、失誤、性慾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第1講
女士們，先生們：
當我來到這個新世界，面對著聽眾們真誠的求知期望來演講，我心中既感到新奇又覺得有點兒勉為其難。無疑，我擁有如此殊榮僅僅是因為我的名字與精神分析有關；因此，我想要給大家講的就是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我將盡可能簡要地介紹這種新的診斷和治療方法的歷史概況和發展過程。
如果說使精神分析誕生於世是一大功勞的話，那麼這功勞並不是我的。2227我並沒有參與精神分析的最初創建。當一位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洛伊爾醫生2228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最早（1880～1882）使用這種療法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生，並且正在準備我的期末考試。現在讓我們來直接看一下這個病例及其治療情況，有關細節你們可以在後來布洛伊爾和我合著的《癔症研究》2229（1895）一書中找到。
不過，我想先做一說明。我聽說我的聽眾中大多數都不是醫學專業人員，這並沒令我感到不快。無須擔心聽懂我講的內容需要什麼特殊的醫學知識。的確，在我們旅程的開始階段將與醫生們同路而行，但我們很快就會與他們分手，而與布洛伊爾醫生一道去探索一條十分獨特的道路。
布洛伊爾醫生的病人是一個21歲的才華出眾的姑娘。她的病持續了兩年多，這期間出現了一系列顯然不容忽視的身心障礙。她的身體右側兩肢患有僵直性麻痺，伴有感覺喪失；而且左側也不時受到同樣病症的影響。她的眼睛運動失調，視力受到多種阻礙。她的頭擺動困難，還患有嚴重的神經性咳嗽。她厭食，有一次儘管渴得難受，卻一連幾周無法喝水。她的語言能力下降，甚至到了無法聽說自己母語的地步。最終，她陷入失神、錯亂、譫妄，以及整個人格都發生改變的狀態，這些症狀是我們下面所要關注的。
當你們聽了我所列舉的這些症狀時，即使你們不是醫生，也可以滿有把握地認為，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很可能會波及大腦，這使得治癒的希望微乎其微，並且可能會導致病人的夭折。然而你可能會聽到醫生們說，在一些有著同樣嚴重症狀的病例中，有理由採取一種完全不同的、更加樂觀的態度。如果一個年輕的女病人表現出這種情況：她的重要內部器官（心臟、腎臟等）經客觀診斷均屬正常，她卻經常表現出強烈的情緒波動——而且，如果她的各種症狀在某些細節方面與人們通常所期望的有所不同——那麼，醫生們不會把這個病例看得很嚴重。他們認為他們所面對的不是一種大腦的器質性疾病，這種莫名其妙的症狀被古希臘醫學稱之為“癔症”（hysteria），具有產生一系列嚴重疾病的幻覺症狀的能力。他們認為這沒有生命危險，而且恢復健康——甚至百分之百的恢復——也是可能的。要把這樣一種癔症同嚴重的器質性疾病區分開來並不都是很容易的。然而，我們無須知道對它們如何做出區別性診斷，只要確信布洛伊爾的病人恰恰就是那種任何一位合格的醫生都會診斷為癔症的病例就足矣。這裡，我們還可以從這個病人的病歷報告中引證這樣一個深一層的事實：她的病是在她護理病入膏肓的父親期間發作的。她全心地愛著她的父親，但她由於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棄了對父親的護理。
至此與醫生同伴而行使我們受益匪淺，但是分手的時刻就在眼前。因為你們不要認為，通過把這種所謂的癔病轉而診斷為大腦的嚴重的器質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醫學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質性的改善。在多數病例中，醫療技術對嚴重的大腦疾病無能為力，而醫生對癔病性失調也無計可施。這樣醫生只有聽憑仁慈的造物主來決定他的樂觀的預後效果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得以實現。2230
因此，把這種病看成是癔症對病人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對醫生來說卻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醫生對癔症患者的態度與患器質性疾病的病人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他對前者不像對後者那樣懷有同情心，因為癔症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嚴重，但卻似乎要求把它當成嚴重的病來看待。而且，這裡還有一個更深一層的因素在起作用。醫生通過研究，掌握了許多門外漢一無所知的東西，他能夠對某種疾病的起因及其所帶來的變化——如中風或惡性腫瘤患者大腦中的變化——形成一定的看法。由於這些知識使他理解了疾病的許多具體症狀，所以他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必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所有的這些知識——他在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方面所受的訓練——在他面對癔病現象的具體問題時卻幫不上他什麼忙了。他無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面前他自己成了門外漢。這對於任何一個通常重視自己知識的人來說，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隨之而來的就是癔病患者得不到醫生的同情。醫生把他們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學規律的人——就像正教徒眼中的異教徒一樣。他把所有劣跡都歸於他們身上，指責他們誇大事實、故意欺騙、裝病，於是他就通過不再理睬他們來施以懲罰。
但布洛伊爾醫生對他病人的態度卻不在此之列。即使在一開始他不知如何來幫助她時，也給予了她極大的同情和關注。正如他在她的病歷記錄中所說的，看起來好像是病人良好的智力和個性品質減輕了醫生治療中的難度。此外，他的熱心而詳盡的研究使他找到了幫助病人初期治療的方法。
他觀察到，當病人處於“失神”（absence，伴有精神錯亂[mental confusion]交替人格）狀態時，她會習慣地對自己嘟噥幾句什麼，這些話好像是產生於佔據其頭腦的某種思緒。醫生在把這幾個詞記錄下來以後，常常使她進入一種催眠（hypnosis）狀態，再把那幾句話重複給她聽，以引導她以此作為開始。病人果然依計而行，並以這種方式在醫生面前把那些在“失神”狀態下佔據其心靈的精神創造物再現出來，她講出來的這些隻言片語吐露出了這些創造物的存在。它們都是深沉而憂鬱的幻想——我們可以稱之為“白日夢”（daydreams）——時常有著詩一般的美麗，開頭通常是一個姑娘坐在父親病榻旁的身姿。當她涉及幾個這樣的幻想，就好像獲得了自由，恢復了正常的精神生活。這種狀況的好轉會持續幾個小時，但到第二天又會陷入“失神”狀態。這種病狀照樣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讓她把新建構起來的幻想用語言表達出來——來消除。這使我們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病人在“失神”狀態下的心理狀態是這些高度情緒化的幻想刺激的結果。說來奇怪，病人此時只能用英語理解和表述，並把這種新穎的治療命名為“talking cure”（談療法），且常常戲稱為“chimney-sweeping”（掃煙囪法）2231。
似乎是出於偶然，醫生很快就發現這種把心靈打掃乾淨的過程所達到的成效遠遠超出了暫時緩解她反覆出現的精神錯亂。事實上，如果讓她在催眠狀態下，伴有情感的表達，回憶起某種症狀最早出現的場合及相關的經歷，就有可能消除這種痛苦的症狀。“那是夏天最炎熱的幾天，病人受著乾渴的折磨，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發現自己不能喝水了。她端起水杯，非常想喝水，但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了‘恐水症’（hydrophobia）的病人一樣把杯子拿開了。每當她這麼做的時候，顯然有兩三秒鐘是處於‘失神’狀態。為了減輕那折磨人的乾渴，她只能以西瓜等水果為生。這樣大約持續了6周，直到有一天她在催眠狀態下嘟噥著談到了她的英國‘女傭人’，這個人她並不喜歡。接著帶有厭惡的神情講起，有一次她走進這位女傭人的房間，看到她那隻小狗——可怕的牲畜！——怎樣在一個玻璃杯子裡喝水。出於禮貌，這位病人當時沒有說什麼。當她把當時壓抑的憤怒一股腦兒地發洩出來後，她就想要點什麼喝，並毫無困難地喝了大量的水。她從催眠狀態下醒來時，杯子尚在嘴邊上。從此，這種心理障礙就消失了，再也沒有復發。”2232
請各位允許我在這個問題上再多說幾句。以前從未有人採用這種方法來消除過癔症的症狀，也從未有人對病因有過如此深刻的洞察。如果能夠證實病人的其他症狀——也許是大多數的症狀——是以同樣的方式產生和消除的，那麼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布洛伊爾不遺餘力地來證明這一點，他進而對病人其他的更為嚴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做了系統的考察。事實確實如此，幾乎所有的病症都是這樣形成的，即形成於情緒體驗（emotional experiences）的殘留物或可稱為“沉澱物”（precipitates）。據此，後來我們把這些體驗稱為“心理創傷”（psychical traumas），並利用病症與引發病症的創傷性情景的關係對病症的特性進行瞭解。用一個專業術語來說，這些病症是由那些記憶殘留下來的創傷性情景所“決定的”，沒有必要再把它們說成是神經症造成的變幻無常、神秘莫測的產物。但是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問題值得重視。促使症狀形成的往往並不只是一種體驗；恰恰相反，這種結果通常是由幾種創傷聚合所致，並常常是通過大量類似創傷的反覆出現而導致的。因此，我們必須按照時間順序，或者確切地說是相反的順序，即從現在開始追溯過去來再現整個致病記憶的歷程；要想跳過最後出現的創傷，以便更快地找出最早的、常常是最有說服力的創傷，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經給你們講過的由於厭惡狗從玻璃杯裡喝水而對水產生恐懼的例子，想必你們現在會要我多講幾個導致癔症發作的事例。不過如果我要按我的計劃講，就應該約束自己少舉例子。例如，關於這位病人視功能障礙的問題，布洛伊爾描述了他和病人追溯到的這樣一種情景：“當她眼含淚水坐在父親的床邊，父親忽然問她幾點鐘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把手錶貼近她的眼睛。表盤現在看起來非常大，在她眼裡，表盤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強忍住淚水，以免病中的父親看到。”2233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現都來自於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那段時間。“一次她在半夜裡醒來，心中非常焦急，因為病人正在發高燒。當時她正急切盼望著一位維也納來的醫生快來給她父親做手術。她的母親剛出門，安娜坐在床邊，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處於半夢半醒之間，恍惚看到一條黑色的蛇從牆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後面的田地裡確實有蛇，並且曾使這位姑娘受到過驚嚇，因此這些都為她的幻覺提供了素材。）她試圖把蛇趕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覺，像被麻醉了似的動彈不得。當她看自己的手時，發現手指都已變成了長著死人腦袋（指甲）的小蛇。（看來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痺的右手去趕走那條蛇，而它的麻痺就與關於蛇的幻覺聯繫起來了。）當蛇消失後，她在驚恐中想要禱告，卻發現語言難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說的語言了，直到最後她想到了幾句英語童謠，然後她發現自己只能用這門語言來思考和禱告了。”2234當病人在催眠狀態下回憶起這一情境時，曾經在患病一開始就嚴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痺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療宣告結束。
當幾年之後我開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運用布洛伊爾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時，我的經驗與他的完全一致。一位四十多歲的小姐患有抽搐症，當她每次激動的時候，甚至有時並沒有明顯的原因，嘴裡就會發出一種奇特的“喀喀卡卡”聲。這種病症來源於她的兩次經歷，兩次的共同之處都在於，每次當她決定不發出任何聲音時，事實上都有一種反意志（counter-will）驅使她以同樣的聲音打破了沉默。這兩次經歷中的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她的一個孩子病了。當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最終哄她的孩子入睡後，她對自己說一定要保持安靜，不要驚醒孩子。另一次，當她在一個雷雨天帶著兩個孩子駕車出門時，馬驚了，她小心翼翼地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音，害怕加重馬的驚慌。2235我這裡所講的只是《癔症研究》中記錄的幾個例子之一。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允許我簡要概括一下的話——在如此簡略的敘述中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把我們迄今所學到的歸納為：我們的癔症患者受到來自記憶的折磨。他們的症狀是特定的（創傷性的）體驗的殘留和記憶的象徵。如果我們把這種象徵同其他領域的一些象徵做一下比較，那麼我們就能獲得一種對這類象徵的深入理解。大城市中所裝飾的那些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是記憶的象徵。如果你到倫敦的大街上散步，你會發現在一個大火車站前面矗立著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圓柱——查靈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紀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國王命令將他心愛的埃莉諾王后的遺體運往威斯敏斯特，並在王后靈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個哥特式十字架。查靈十字架是這些紀念送葬儀式的紀念碑中最後的一座。2236在倫敦的另一個地方，離倫敦橋不遠，你會看到一根高聳入雲的、更為現代的大圓柱，它只是被簡單地稱為“紀念碑”。它是為了紀念1666年在此燃起並燒燬了大半個倫敦的那場大火而設計的。因此，作為記憶的象徵，這些紀念碑同癔症的症狀是相似的，在這一點上，這種比較看起來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現在有一位倫敦人會在埃莉諾王后的葬禮紀念碑前停下來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現代工作條件的要求忙於自己的事務，也不是因心中想像的那個年輕貌美的王后而感到愉悅，我們會作何感想呢？再者說，如果一位倫敦人站在為了紀念被大火化為灰燼的心愛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紀念碑前黯然淚下，全然不顧現在的都市遠比當初絢麗輝煌，我們又會作何感想呢？可是，每個癔病或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就像這兩個不現實的倫敦人一樣。他們不但能回憶起久遠的痛苦經歷，而且在感情上對它們依依不捨。他們無法從往事中擺脫出來，但由於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實的目前的生活。這種精神生活中對於致病的創傷的“固戀”（fixation）便是神經症最為重要、最有現實意義的特徵之一。
我覺得此時基於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史，你們可能會提出一些異議，這是合乎情理的，我隨時準備洗耳恭聽。確實，病人所有的創傷都來自於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這段時間，而且她的病症只能被看成是她父親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記憶符號。因而它們相似於哀悼的表現，在一個人死後這麼短的時間內對死者的固著性記憶當然不能算是病態的。相反，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感過程。我同意你們的看法，從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歷來看，她對於創傷的固戀並沒有什麼奇異之處。但是在其他病歷中——正如我所治療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和10年以上——一種對過去經歷的不正常的依戀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看起來如果布洛伊爾的病人在經歷創傷和症狀發作之後沒有及時接受宣洩治療的話，她也會出現類似的異常特徵。
至此，我們只是討論了癔症症狀與病人生活事件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布洛伊爾的觀察中，還有另外兩個因素，能使我們就患病過程和治療過程形成某種看法。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布洛伊爾的病人在幾乎所有的病態場合，都不得不壓制一種強烈的情感，而不是讓這種情感以適當的情感表現形式——如語言或行動——釋放出來。在關於她的女傭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慮到女傭人的感情，她壓制了內心非常厭惡的情感，而完全沒有外露。當她守護在父親的床前，她始終注意不讓生病的父親看出她的焦慮和痛苦的抑鬱。後來當她在醫生面前重複這些情景的時候，當時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貯存了好長時間似的，極其強烈地迸發出來。事實上，這些情景所遺留下來的症狀，當接近其決定性病因的時候，就會達到最強烈的程度。只有當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來時，症狀才會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出於某種原因病人在回憶這些情景時沒有觸及任何情感，那麼這種在醫生面前的回憶就不會產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這樣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量，成為致病和治療決定性的因素。我們不得不這樣假設，疾病發作的原因是病態中所表現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質就在於這些“被窒息的”情感繼而發生了一種變態的作用。它們一部分保留下來成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負擔和產生持續性興奮的源泉；另一部分則經歷了向非正常的體內的神經分佈和神經壓抑的轉化，成為疾病的生理症狀。為後一種過程，我們創造了一個術語“癔症性轉換”（hysterical conversion）。與此相區別的是，我們心理興奮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著神經分佈的道路前進，就會產生我們平時所說的“情緒表達”。癔症性轉換誇大了充滿感情的心理過程中的宣洩階段，它們代表了一種更強烈的情緒表達方式，並進入了一種新的途徑。當河床被分成兩個水渠時，如果其中的一條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礙，另一條就會立即溢出水來。正如你們所看到的，把情感過程優先考慮，我們就獲得了一套關於癔症的純粹的心理學理論。
布洛伊爾的第二個觀察，再次迫使我們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徵中，要高度重視各種意識狀態。布洛伊爾的病人處在正常的意識狀態的同時，也表現出一些心理異常：失神狀態、精神錯亂和性格改變。在正常意識狀態下，她對那些致病情景及其與症狀的聯繫一無所知。她忘掉了這些情景，或徹底切斷了這些事件的致病環節。當病人處於催眠狀態時，付出可觀的努力，就有可能回憶起這些情景，通過這種回憶工作，症狀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狀態的體驗和實驗中找到了這種方法，對這種事實進行解釋將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對催眠現象的研究使我們認識到：在同一個人身上可能有幾種心理集合體，它們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獨立，也可能彼此“一無所知”，還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識狀態下相互轉化。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現象現在已使我們感到司空見慣了。以上這一類現象有時會自發出現，便是被稱為“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ence）2237的例子。如果發生這樣的人格分裂，意識有規律地依附於兩種心理狀態中的一種，我們稱之為有意識的心理狀態；而另一種脫離這種心理狀態的意識稱為潛意識的心理狀態。在一種類似的“後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況下，一個在催眠狀態下發出的指令會在後來正常狀態中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這個現象為瞭解潛意識狀態對意識狀態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例子，也為我們提供了闡釋癔症現象的模式。布洛伊爾提出了一個假設：癔症症狀產生於他稱之為“類催眠”（hypnoid）的特定心理狀態。根據這種觀點，在類催眠狀態下產生的興奮很容易成為病因，因為這種狀態不為興奮過程的正常發洩提供機會。這種興奮過程進而就產生了一種不尋常的產物——症狀。症狀像異質體一樣進入了正常狀態，轉而就對類催眠的致病情境一無所知了。哪裡有症狀，哪裡就有遺忘（amnesia）——一種記憶缺口，填補這一缺口就意味著消除了症狀產生的那些條件。
恐怕我敘述的最後一部分使你們覺得不是特別清楚。但是你們應該記住，我們講的這些既新穎又有難度，把它們講清楚也許是不可能的——這說明掌握有關這一課題的知識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爾的“類催眠狀態”理論已經表現出沒有必要，甚至成為一種障礙，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拋棄。以後，你們至少會對布洛伊爾豎起的這道類催眠狀態的屏幕後面所發現的影響和過程有所瞭解。你們還會形成一種正確的看法，即認為布洛伊爾研究的成功之處只在於為他所觀察到的現象提供了一種很不完全的理論和一種並不令人滿意的解釋。但是完整的理論不會是現成地從天上掉下來的，如果有人在其觀察一開始就給你們提供了一套無懈可擊的完整的理論，你們可能就更有理由懷疑了。這樣的理論只能是他推測的產物，而不可能是對事實進行無偏見考察的成果。
第2講
女士們，先生們：
大約在布洛伊爾對其病人使用“談療法”的同時，巴黎的傑出人物沙可（J. M. Charcot）也在薩爾拜特利爾醫院開始了對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導致了對這種疾病的新的理解。當時，他的發現在維也納是不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後，當布洛伊爾和我合作發表關於癔症現象心理機制的《緒言》（1893a）時，我們已經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們把病人的致病經歷看作是心理創傷（psychical traumas），並把它與軀體創傷（somatic traumas）等量齊觀，而軀體創傷對癔症性麻痺（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響是在沙可那裡得到最早論證的。沙可在催眠狀態下人為地再現了癔症性麻痺，布洛伊爾關於類催眠狀態的假說只不過是這種事實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過這位偉大的法國實驗家的學生，他本人不傾向採用心理學的觀點。是他的學生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首次嘗試對癔症中表現出來的特定的心理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為我們的立足點是學自讓內。你們會發現在讓內癔症理論中，當時在法國盛行的遺傳（heredity）與退化（degeneracy）觀點佔有重要位置。據他所言，癔症是神經系統的一種退化形式，本身表現為心理綜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複雜的心理活動統合為一個統一體方面是先天無能的，因此才表現出精神分裂傾向。請允許我打一個平常而明瞭的比方，讓內的病人使我們想到一位體虛的女子，她出門去逛商店，回來時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兩隻胳膊和十隻手指卻拿不了這麼多東西。所以，一開始是一樣東西從她的懷裡滑落了，當她彎腰去把它撿起來的時候，另一樣東西又掉了，如此反覆不已。這種分裂現象不能完全證實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為當我們發現患者綜合統一能力不足這一現象的同時，也觀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種補償方式。當布洛伊爾的病人忘記了她的母語和其他語言，而只記得英語時，她對英語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於給她一本德語書，她就能正確而流利地直接讀出它的英語譯文。
當我後來以自己的力量繼續開展佈洛伊爾所開創的研究工作時，我很快就對癔症性分裂（意識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這種分歧對其後的一切研究都具有決定意義，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不像讓內那樣從實驗室裡的實驗出發，而是從我心中的治療目的出發的。
我首先是從實際需要中獲取前進的動力的。布洛伊爾所採用的宣洩法（cathartic procedure），首先必須使患者進入深度的催眠狀態，因為只有在催眠狀態下，患者才能觸及他在正常狀態下所遺忘的那些病因性關係。但是我很快就開始不喜歡催眠術了，因為它是一個變化無常、甚至可以說是神秘莫測的盟友。當我發現不論我怎麼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進入催眠狀態時，我決定放棄催眠術，讓宣洩法從它裡面獨立出來。既然我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改變我的多數患者的心理狀態，我就開始研究正常狀態患者。我必須承認，在最初，這看起來像一種既無意義又無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務是從患者那裡瞭解對我來說連患者都一無所知的東西。一個人怎能期望瞭解到這些東西呢？這時對一項既出色又有指導意義的實驗的回憶給了我很大啟迪，那是當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錫一起工作時（1889）親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訴我們：那些被他帶入催眠的夢遊狀態並在其間體驗到了各種經歷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對夢遊狀態下的經歷喪失了記憶。但這些記憶卻有可能在他們正常的狀態下得到恢復。確實，當他問及患者那些夢遊經驗時，他們開始堅持說對此一無所知；但他拒絕讓步，堅持追問，並使患者確信他們肯定知道，那些被遺忘的經歷總能再現出來。
於是，我對我的病人也如法炮製。當我問到他們堅持說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時候，我就明確指出他們對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說出來就行了。我甚至大膽宣稱，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們的額頭上，那些正確的回憶就會湧現出來。用這種方式，無須催眠，我就成功地從病人那裡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證據，以建立病人所遺忘的情景與這些情景所遺留的症狀之間的聯繫。但這是一項費力的方法，時間長了會使人精疲力竭，不適合充當永久性的技術。
然而，在我用這種方法獲得決定性的證據之前，我一直沒有放棄它。我發現能證實如下事實：被遺忘的記憶並沒有真正喪失，它們依然屬於患者，並隨時會在聯想到那些還被記得的事情時再顯露出來。但是，確實有一種力量在阻止它們進入意識，而迫使它們處於潛意識狀態。這種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確定的，因為當你試圖把病人的潛意識記憶引入到他的意識中時，你會覺察到一種與此相關的力量在對抗它。這種保持致病條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正是基於抵抗的觀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對癔症中心理事件的歷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療效果，事實證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從治療的機製出發，也就有可能對疾病的起源形成相當明確的看法。現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現，阻止被遺忘的材料進入意識的那些力量，想必當初就曾導致了遺忘，並把那些致病的經驗排除在意識之外。我把這個假設的過程稱為“壓抑”（repression），我認為抵抗的不可否認的存在證明了這一點。
下一步我們可能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如這些力量是什麼？在我們現在所認識到的癔症的致病機制中的壓抑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在宣洩法中我們逐漸認識到病因性情景，對此進行比較性研究就有可能對以上問題做出回答。所有這些經驗都與一種願望衝動的出現有關，這種願望衝動與患者的其他願望形成鮮明的對照，並被證明與其人格中的倫理標準和審美標準格格不入。它們發生過短暫的衝突，這種內在衝突的結果是，把這種不可調和的願望輸入到意識中的念頭成了壓抑的犧牲品，並把與此相關的記憶一起排除在意識之外，且從此被遺忘了。因此，與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願望是壓抑的動機；患者的倫理標準和其他標準是壓抑的力量。接受這種不相容的願望衝動或者延長這種衝動都會產生嚴重的不快，這種不快可以通過壓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壓抑看成是保護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舉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個我本人診治的病例，從中可以充分地證明壓抑的決定性因素及其長處。針對當前的情況，我還要縮簡其病史並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個女孩2238，在她參與了護理之後，失去了敬愛的父親——這與布洛伊爾的病人的情況很類似。在此後不久，她的姐姐結婚了，她的新姐夫喚起了她心中一種特殊的同情感，這種情感很容易在家庭親情的幌子下被掩蓋起來。又過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當時病人和她的母親都不在場。當她們被匆匆召來的時候，並不知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當這位姑娘趕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個念頭在她腦海中瞬間閃過，大概可以用文字表達成：“現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們可以斷定，這個念頭把她自己不曾意識到的對其姐夫的深深的愛戀在其意識中暴露出來；但隨後就被壓抑了，這是因為出於感情上的反抗。這位姑娘出現了嚴重的癔症症狀，當她接受我的治療時，表現出完全忘記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腦海中出現的那種可憎的自私的衝動。在治療過程中，她又都回憶起來了，並伴隨著極其強烈的情感重現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療的結果是，她又恢復了健康。
也許我們可以從當前的實際情景中舉一個粗略的比喻，來就壓抑及其與抵抗的必然聯繫向你們提供一幅更加生動的圖畫。我們假設，在這個講堂裡，在這些聽眾中間，他們的安靜和專心令我不勝感激；但是卻有一個人在製造混亂，他的無禮笑聲、嘰嘰喳喳的說話聲、用腳在地上蹭來蹭去的聲音干擾了我對所講問題的注意，我不得不聲明我無法繼續講演了。這時，你們當中有三四個身強力壯的人站起來，經過一場短暫的爭鬥，把這個擾亂者趕到了門外。於是他就被“壓抑”了，我也能夠繼續自己的講演了。為了防止干擾再次發生，為了防止被推出講堂的人再次衝進來，那幾位用行動實現我的意願的先生用他們的椅子頂住了門，因而他們就在完成“壓抑”之後又建立起了“抵抗”。現在如果你把門裡和門外兩個場所釋譯成精神分析術語“意識”和“潛意識”，在你的面前就呈現出一幅關於壓抑過程的恰到好處的圖景。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觀點與讓內的觀點有何不同之處。我們並不認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綜合能力所造成的。我們從動力學角度來解釋，即依據對立的心理力量的衝突來解決，把它看成是兩個對抗的心理集合體積極鬥爭的結果，但是我們的觀點又會引發大量的新問題。心理衝突的情境當然是相當普遍的；那種自我努力迴避痛苦回憶而沒有造成精神分裂結果的現象也是相當常見的。我們必定會認為，如果這種衝突最終導致了分裂，那麼一定會有更深一層的決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願意向你們承認，壓抑的假設並不是使我們面臨著一種心理學理論的終結，而是面臨著它的開端，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獲得全面的知識還必須等待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試圖用壓抑的觀點來解釋布洛伊爾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與這一目標是不適合的，因為它的發現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幫助達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響，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壓抑”，才能對真正的致病事件的歷程形成正確的看法。催眠掩蓋了抵抗，並使得心靈的某一領域敞開，讓人接近；但是，與此形成對立，催眠又在這一領域邊界處，用抵抗築起了一堵牆，使得牆後面的一切都變得難以接近。
我們從布洛伊爾的探索中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他所證明的，在症狀與病因性經驗或心理創傷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但我們現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壓抑理論的觀點來看待這些發現。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條從壓抑通向症狀形成的道路確實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對此做複雜的理論闡述，倒願意回到剛才用來解釋壓抑的那個比喻上去。你們不妨這樣想，把搗亂者清除出去和在門口設置崗哨並不意味著事情的結束。也許那個被趕出去的人變得怒氣衝天、不計後果，想給我們找更大的麻煩。確實，他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我們已經擺脫了他的存在，擺脫了他的無禮笑聲和無聊評論。但是在某一方面來說，壓抑並不成功。因為現在他在門外肆無忌憚起來，大喊大叫，用拳頭砰砰地砸門，比剛才的無禮行為更嚴重地干擾了我的演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尊敬的校長斯坦利·霍爾博士願意充當調解者與和事佬的話，我們一定會感到高興。霍爾博士會去與門外那個不守規矩的人談一談，然後回來要我們無論如何還是應重新接納那個人，他親自擔保那個人會表現好些。鑒於霍爾博士的威望，我們決定解除壓抑，並再次獲得了和平安寧。對於描述心理醫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神經症時所承擔的任務來說，這個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錯的圖景。
說得更直接些，對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經症的研究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未能成功地壓抑那些不被容許的願望所依附的觀念。的確，他們已把它逐出了，意識和記憶之外，並且明顯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這種被壓抑的願望衝動繼續存在於潛意識之中。它們正在窺視著被激活的機會，一有機會，那些被壓抑的觀念就會以一種經過偽裝、難以辨認的替代形式成功地進入意識之中，而原來認為可以通過壓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緒現在又與這些替代物聯繫在一起。被壓抑的觀念的替代物——症狀——能夠防止來自於防禦性自我的進一步攻擊。取代過去的短暫衝突，現在出現了一種不隨時間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狀中歪曲的臨床表現為依據和線索，我們就能從中找到與最初被壓抑的那些觀念相類似的殘跡。替代物發揮作用的途徑可以從對病人進行精神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尋到蹤跡。為了達到治癒的效果，必須使症狀沿著同樣的途徑回溯，使其重新變成那個被壓抑的觀念。如果被壓抑的觀念再次被帶回到有意識的心理活動中——這一過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為前提——在心理醫生的指導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種心理衝突會有一個較理想的結果，這會獲得比壓抑更好的結果。有很多這樣適當的治療方法，它們可以使心理衝突和神經症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這些方法可以結合使用。我們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絕接受致病的願望是不對的，而且有可能引導他們全部或部分地接受這種願望；或者也可能把這個願望本身引向一個更高的、不會招致反對的目標（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昇華”）；或者把對願望的拒絕看作是正當的，但是那種自動的，因而也是無效的壓抑機制，將在最高級心理功能的幫助下，被一種譴責判斷所取代——這樣就實現了對願望的有意識的控制。
如果在現在被稱之為“精神分析”治療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我沒能為你們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請大家千萬要原諒我。困難不只在於這一課題的新穎性。那些不可調和的願望，儘管受到壓抑，依然成功地存在於潛意識之中，它們有什麼樣性質？當壓抑失敗、替代或症狀形成之前，必定會存在於一個人身上的那種主觀的、構造上的決定因素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將在以後做進一步的闡述。
第3講
女士們，先生們：
不說錯話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當一個人必須說得簡明扼要的時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糾正我在上一次演講中說的一句錯話。當時我說，在放棄了催眠術之後，我仍然堅持讓我的病人把一切與我們討論的問題有關的東西都告訴我，並且使他們相信，其實他們知道每一件表面上看起來被遺忘的事，在他們腦海中出現的觀念2239都確鑿無疑地包含著我們正在尋找的內容。我接著告訴你們說，進入我病人頭腦中的第一個觀念確實產生了預期的效果，被證明是記憶中被遺忘部分的延續。但通常並非如此，我只是為了簡捷起見才說得這麼簡單。實際上，只是在最初的幾次，在我簡單的堅持追問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遺忘的事得以揭示出來。當更深入應用這一方法時，不斷湧現出來的觀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為它們不合適，連患者本人也覺得不對勁兒而摒棄了它們。在這一點上，堅持追問並不能給我更大的幫助，於是我發現自己又一次後悔放棄催眠術了。
在不知所措之際，我固守著一個偏見。這種偏見的科學合理性幾年後被我的朋友榮格及其在蘇黎世的弟子們所證實了。我不得不說，有些時候抱有偏見是極其有用的。我很重視心理過程是被嚴格決定的這種觀點，我覺得很難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緊張時產生的觀念具有隨意性，而且與我們正在尋找的那個觀念毫無關係。兩個觀念並不同一的事實從事件的假定心理狀態中可以得到滿意的解釋。在接受治療的患者身上，總有兩種力量在相互對抗：一方面，他的有意識努力把遺忘在潛意識中的觀念帶人意識中；另一方面，我們已知的那種“抵抗”正在竭力地阻止被壓抑的觀念或其衍生物進入意識。如果這種抵抗的力量很小或乾脆就沒有，被遺忘的觀念就可以不受歪曲地進入意識。因此，如果抵抗這種觀念進入意識的阻力越大，其歪曲程度就越大，這種假設是有說服力的。因此這種觀念就像一種症狀一樣在患者腦海中出現了，它替代了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觀念，它是被壓抑的觀念的替代物：新鮮、造作、稍縱即逝，並且在由於抵抗的影響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與被壓抑的觀念極不相似的。但是，由於它的性質就像一個症狀，所以必然與我們所尋找的那個觀念很相似。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強大的話，我們應該能夠從前者中猜到後者。在患者頭腦中出現的觀念必定具有成為被壓抑因素的某種隱喻（allusion）的性質，就像用間接的語言對其做出表述一樣。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領域，我們知道好多這樣的例子，其中那些與我們假設相類似的情形都產生了相似的效果。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詼諧。精神分析的技術問題迫使我去研究開玩笑的技巧。我可以給你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巧得很，這是一個英語的笑話。
這是一段軼聞。2240有兩位不很檢點的商人在一連做了幾筆風險很大的生意之後，成功地發了大財，於是他們千方百計地想擠入上流社會。有一個辦法令他們非常動心，使他們覺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請城裡最有名望、收費最高的畫家為他們繪製頭像，而這位畫家的畫是非常出名的。兩幅昂貴的油畫在一個大型晚會上首次露面了。兩位主人親自把本城最有影響的鑒賞家、藝術評論家領到並排掛著兩幅畫像的牆前。這位鑒賞家兼評論家對這兩幅畫仔細地研究了好長一會兒，然後搖了搖頭，好像漏看了什麼東西似的，用手指著兩幅畫之間的空檔輕聲問道：“可是耶穌基督在哪兒呢？”我看得出你們都覺得這個笑話很有趣。現在讓我們接著分析一下。很明顯，鑒賞家的意思是說：“你們是一對無賴，就像耶穌基督受刑時，在他一左一右被釘上十字架的那兩個盜賊一樣。”但是他沒有那麼說。相反，他卻說了一句乍聽起來很奇怪不合時宜而又毫不相干的話。但是，我們稍後一想，就意識到這是他心中鄙視的一種隱喻，而且是一種絕妙的替代。我們不能指望從詼諧中找到患者頭腦中出現的觀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徵。但是我們必須重視詼諧的動機與這種觀念中動機的一致性。為什麼這位批評家沒有對這兩個無賴直截了當地說出心中的想法呢？因為他的心中還有一種“反動機”（counter-motives）在抑制著他想把這些話當面說出來的慾望。恥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們隨時都可以召來一批揮舞拳頭的打手，這自然是很冒險的事。很容易就會遇到和我上次講演中用來解釋壓抑的那個搗亂者一樣的下場。這就是為什麼那個批評家沒有直接表達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隱喻”的方式來表達的原因。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的患者創造出一個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來取代我們正在尋找的那個被遺忘的觀念。
女士們，先生們，像蘇黎世學派（布洛伊勒、榮格等）那樣，把充滿情感的一組相互依賴的觀念性因素描述成“情結”，的確很方便。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如果我們從患者所能回憶起來的最後一件事入手，來尋找那個被壓抑的情結，只要患者能為我們提供足夠多的自由聯想的材料，我們就完全有希望發現那個情結。相應地，我們允許患者願意說什麼就說什麼，並堅信我們的假設，即只有那些與我們尋找的情結有著間接依存關係的觀念才有可能進入患者的頭腦。如果這種發現被壓抑觀念的方法並不令你們信服，我至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是唯一可實踐的方法。
當我們把這個方法付諸實踐的時候，又受到了另一種干擾。因為患者時斷時續，甚至會停下來，聲稱自己想不起來什麼可說的了，而且腦海中也不再有什麼念頭出現了。如果事實確實如此，如果患者說的是對的，那麼我們的方法將再次被證明是無效的。但是進一步的觀察表明，這種意識流的中斷事實上永遠不會發生。這種似乎發生的思維停頓只是因為患者受偽裝的抵抗（即抵抗偽裝成患者頭腦中觀念價值的各種批判性評斷）影響而阻止或擺脫那些已經意識到的觀念。我們可以通過事先提醒患者或要求患者不去注意這種批評來防止這種情況在患者身上發生。我們告訴他，他必須完全拋棄這種批評性的選擇行為，把進入大腦的念頭毫無保留地說出來，即使他認為不正確、沒關係和無意義的觀念也要如此，特別是他發現進入頭腦中的念頭使他自己覺得難以接受也要說出來。如果這條要求得以貫徹實行，我們就能獲得想要的材料，那就能指引我們找到被壓抑的情結。
如果患者不聽醫生的話而是受到抵抗的影響，這種聯想的材料就會被患者輕蔑地拋棄。而對於精神分析醫生來說，它們就像是礦石，只需借助簡單的解釋，就有可能從這些內容中提煉出貴重的金屬。如果你急於想對患者被壓抑的情結有一個迅速而暫時的瞭解，而不想探索其前後的序列和相互聯繫，那麼你可以採用“聯想實驗”（association experiment）的測驗方法，這種方法是由榮格（1906）及其弟子發明的。這種方法提供給精神分析醫生的就是定性分析提供給化學家的那種東西。在對神經症患者進行治療時，也可以不用這種方法。但是在對情結的客觀顯示和心理變態的測驗中，這種方法則是必不可少的。蘇黎世學派在這一方面成就非凡。
研究那些遵從精神分析的主要規則而出現在患者頭腦中的觀念並不是我們發現潛意識的唯一技術方法，同樣的目標也可以通過另外兩種方法達到，那就是，對患者夢的解釋和對失誤和偶然行為的探究。
女士們，先生們，我必須承認，我曾猶豫了很長時間，與其就整個精神分析領域的概觀泛泛而談，倒不如詳細地給你們講一講夢的解釋。但我被一個純粹主觀上的、看起來次要的動機所阻止了。在我看來，在一個致力於追求實際目標的國度裡，以“釋夢者”的身份出現會很丟面子，尤其在你們還沒有瞭解到這種古老而又備受譏諷的藝術的重要性之前更是如此。事實上，對夢的解釋是瞭解潛意識的康莊大道。2241這也是精神分析學的最堅實的基礎，這一領域中的每個人都應有此信仰並受訓練。如果有人問我怎樣才能成為精神分析學家，我就會回答：“去研究自己的夢。”每個精神分析的反對者不是對《釋夢》置之不理，就是以一種膚淺的拒絕態度來避開其內容，這就是他所謂良好的鑒別力。相反地，如果你能接受解決夢的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的方法，那麼，精神分析學在你面臨新奇的問題時就不會給你帶來更多的困難。
你們必須牢記，我們夜間所做的夢，一方面，與精神錯亂時的創造有著外在相似性和內在親緣性；另一方面，又與我們清醒狀態下完全健康的情景相一致。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那些以驚訝而不是以理解的態度來看待“正常的”幻覺、妄想和性格改變的人並不比外行強多少，他們在理解病態心理狀態的異常結構方面所知甚少。你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幾乎所有的精神科醫生都看成是外行。
現在我請你們隨我到夢的王國中做一次短暫的旅行。當我們清醒時，我們總是習慣於輕視自己的夢，正如患者輕視精神分析醫生要求他們所做的聯想一樣。我們照例迅速而徹底地忘掉了我們的夢，因而也就錯過了它們。我們對夢的輕視，是基於那些夢即使不是混亂迷惑或毫無意義，它們的特性也是稀奇古怪，而另一些夢則顯然荒謬絕倫、不合情理。我們對夢的摒棄與某些夢中公開展示無所顧忌的羞恥場面及不道德場面的傾向有關。眾所周知，古人並不是這麼輕視夢的。我們當今社會中較低階層的人也不懷疑夢的價值，像古人一樣，他們期望夢能預示未來。我承認，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了填補我們今天知識上的空白而去做一些神秘假設；相應地，我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以證實夢的預測性質。關於夢，還有許多同樣引人入勝的其他問題值得討論。
首先，並非所有的夢都與做夢的人無關、不可理解而且荒謬不堪。如果你考察一下從18個月開始的幼兒的夢，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夢極其簡單而且容易理解。小孩子總是夢見前一天在心中激起的，但沒有得到滿足的願望在夢中得到了實現。要發現這一簡單的結論無須任何解釋技術，你需要做的只是調查孩子在做夢前一天[夢日（dream-day）]的經歷。當然，對夢之謎的最令人滿意的解答不外乎發現成人的夢與孩子的一樣，都是在夢想日激起的願望衝動的實現。事實上確實如此，只要對夢進行深入的分析，在尋找這個謎底的道路上的困難就會逐步得到解決。
最早也是最嚴厲的批評認為，成人的夢的內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被看作是願望的實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夢已經受到了歪曲，夢背後的心理過程用語言表達出來時已經和原來大為不同了。你必須區分開夢的外顯內容——即你在早晨模模糊糊地回憶出來並費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斷地）用語言裝扮起來的那些內容——和隱夢的思想——即我們必須假設存在於潛意識中的內容。夢的歪曲過程與我們探索癔症症狀構成時所知的過程是一樣的。它也表明，在夢的形成和症狀形成的運作中有著同樣的心理力量的相互作用。夢的外顯內容是潛意識中夢念歪曲了的替代物，這種歪曲是自我防禦力量的作用，即抵抗力量的作用。在清醒的狀態下，這些抵抗一起阻止潛意識中被壓抑的願望進入意識中；在輕度睡眠狀態抵抗雖有所減弱，但至少還有足夠的力量迫使這些願望戴上偽裝的面具。於是，做夢的人就無法理解夢的意義，正如癔症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狀的聯繫及意義一樣。
如果你採用與精神分析技術同樣的方法來對夢做一番分析的話，你就會相信，確如我所說的那樣，存在著隱夢思想這種東西，而且它與夢的外顯內容之間確實存在著關係。你完全可以不考慮顯夢中諸因素之間的表面聯繫，只要根據精神分析的原則進行自由聯想，並把進入你頭腦中的每一個獨立的觀念聯結起來。從這些材料中，你就可以獲得隱夢思想，正如你可以從患者對症狀和過去經歷的聯想中找到其隱藏的情結一樣。這樣以這種方式獲得的隱夢思想很快就會讓你看到，我們把成人的夢迴溯到兒童的夢是完全合理的。夢的真實含義已經代替了它的外顯內容，而且清晰可辨。它的出發點是前一天的經歷，並被證實是未被滿足的願望的實現。當你醒來時，根據記憶所瞭解到的是顯夢，它只能被看作是被壓抑的願望的偽裝的滿足。
你們還可以通過一種綜合工作來瞭解潛意識中夢的思想被歪曲成夢的外顯內容的過程。我們稱這個過程為“夢的工作”。它值得我們在理論上給予最密切的關注，因為我們能夠從中探究在潛意識中，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像意識和潛意識這樣兩個彼此分離的心理系統之間，發生了什麼無法預料的心理活動，而這在其他過程中是無法探究的。在這些新發現的心理活動中，凝縮和移置是特別值得關注的。夢的工作是兩個不同的心理集合體相互作用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情況——也就是精神分裂所造成的後果；它看起來在本質上與歪曲過程是相一致的，這種歪曲過程把被壓抑的情結轉變為症狀，症狀是壓抑失敗的表現。
在對夢的分析中（尤其是對自己的夢的分析），你們還會驚奇地發現，早期的童年印象和經歷在人的發展中起著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在成人身上可以追溯到童年夢中經歷的存在，而且它們還保持著原有的特性和願望衝動，儘管這些特性和衝動在後來的生活中已失去了作用。許多發展、壓抑、昇華和反向形成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臨到你的身上，通過這種方式，一個有著不同天賦的兒童就長成了我們所說的正常人，成為歷盡苦難才獲得的文明的承擔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文明的犧牲者。
我還想請你們注意，夢的分析向我們表明，潛意識利用一種特殊的象徵，尤其用來代表與性有關的情結。這種象徵一方面因人而異，另一方面卻以一種典型的方式出現，這種典型象徵與我們所假設的，作為神話與童話基礎的那種象徵是相一致的。看起來在夢的幫助下，對這種民間流傳的心靈的創造做出解釋也並非不可能的。
最後，我必須提醒你們，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焦慮夢的出現與夢是願望滿足的觀點相矛盾。你們不要為這種觀點所嚇退。事實上，這些焦慮夢和其他夢一樣，在我們對其做出評價之前，首先要解釋它們。除此之外值得強調的是，焦慮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無須對神經症的決定因素有更多的瞭解，就認定它們簡單地依賴於夢的內容。焦慮是自我在否認強大的被壓抑願望時的一種反應；如果夢的形成是因為過於關注被壓抑願望的滿足，那麼焦慮夢的發生就很容易解釋了。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對夢的研究能夠為我們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是通過其他途徑難以獲得的。這一點證明了夢的研究對其本身頗有價值。而我們是想把夢的研究與對神經症的精神分析治療聯繫起來。從我所講過的內容中，你們可能不難理解，如果病人的抵抗不給釋夢帶來很大的困難的話，釋夢將怎樣地使我們得以瞭解患者被隱藏、被壓抑的願望和由這些願望培育出的情結。現在我可以講第三組心理現象了，對它們的研究已經成為精神分析的技術手段之一。
我們要討論的現象就是無論在正常人還是在神經症患者身上都會出現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過失。例如忘掉一些他可能知道或事實上確實知道的事（如偶爾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談話中出現口誤，這在我們自己身上也是屢見不鮮的，類似的還有筆誤和誤讀，做事笨手笨腳，丟失或打破東西等。所有這些行為都被看成是很平常的事，人們不會覺得有什麼心理決定因素在裡面，只是不加挑剔地將其看成是由分心或一時疏忽或其他類似原因所造成的結果。除此以外還有許多人們根本不加注意就做出的行為和動作，更不用說從心理角度去重視它們了。這些行為包括：擺弄東西、哼小調、觸摸自己身體的某些部位或衣服，等等。2242這些區區小事，像失誤行為和症狀行為或偶然活動一樣，並不像人們通常所默認的那樣無足輕重。它們總是有某種意義的，通常可以從行為發生的具體情境中得到輕易和明確的解釋。這再一次向我們揭示出，這些小事兒也同樣表達了那些被趕回或藏匿於潛意識中的衝動和意向；或者說，這些小事兒事實上來源於同樣的被壓抑的願望衝動和情結，我們已經知道它們是症狀的創造者和夢的建構者。因此可以把這些小事兒與症狀等量齊觀，如果認真地考察一下，這些小事兒就能像夢一樣揭示心靈中隱秘的部分。一個人的最秘密的隱私往往借助於它們表露出來。如果它們在壓抑其潛意識衝動很成功的健康人身上也特別容易，而且經常地出現，那主要是因為它們顯得微不足道且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因為它們證明了即使在健康人身上壓抑和替代的形成也會發生，所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論價值。
正如你們所看到的，精神分析者的顯著標誌在於他們嚴格相信心理生活的決定性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是無足輕重的、隨意的和偶然的。他們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來毫無動機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動機。確實，他們準備從一個心理活動中找出幾個動機，而當同一個心理活動發生時，我們對因果關係的內在渴求僅僅滿足於找到單一的心理起因。
現在，如果你們把我們已有的用來揭示心靈中被隱藏、被遺忘、被壓抑部分的各種手段（對患者在自由聯想中所想到的觀念的研究，對患者的夢的研究，和對他們的過失行為和症狀行為的研究）都結合到一起；如果再加上精神分析治療中對其他現象的探索（就這一方面我將在以後論述“移情”（transference）時有所涉及）；如果你們把所有這些都銘記心中，你就會和我一樣得出以下結論：我們的治療技術很有效，足以完成任務，即把致病的心理材料帶入意識中，進而消除由替代症狀的形成所帶來的煩惱。如果在我們治療的過程中，加深和擴展了我們對人類健康和病態心理的瞭解，那當然只能被看作是我們工作中一件特殊的且令人可喜的“副產品”。
你們可能產生了這樣一個印象：要掌握我所介紹的這門技術特別困難。而我認為，這門技術的難易完全取決於它所要處理的材料。但至少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這門技術不是無師自通的，必須要像學習人體組織學或外科學專業技術知識那樣來學習它。聽到下面的情況你們可能會感到很驚訝，在歐洲我們常常聽到人們對精神分析大加評論，而這些人對這門技術一無所知，也不會應用。他們還帶著譏笑的表情來追問我們如何向他們證明我們發現的正確性。在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些人無疑是相信科學思維模式的。他們不會因為沒有得到肉眼觀察的證實就輕易否定對解剖標本的顯微鏡觀察，但他們要借助顯微鏡對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斷。然而，提到精神分析，要想得到這種確認的希望其實很渺茫。精神分析尋求使心理生活中被壓抑的東西能在意識中獲得確認，而每一個對此做出判斷的人本身也是人類中的一員，也有類似的壓抑，而且或許正在竭力地維持著這些壓抑。因此他們會像我們的病人一樣產生同樣的抵抗，這種抵抗很容易把自己偽裝成理智的拒絕，並提出辯駁，而這種辯駁在患者身上可以利用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則加以避免。正如在我們的患者身上所發現的一樣，我們在反對者身上也認識到，他們的判斷力會明顯受到一種被削弱的感覺的影響。意識的高傲（例如以這種蔑視來拋棄夢境）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用它我們大家都可以保護自己免受潛意識中情結的侵襲。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難以相信潛意識這一現實，難以使他們學會認識那些與他們的意識相牴觸的新東西的原因所在。
第4講
女士們，先生們：
現在你們一定想知道，借助於我所介紹的這些技術方法，在神經症的致病情結和壓抑的願望衝動中我們都發現了什麼呢？
首先我們發現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回溯患者的症狀時，總是遵循令人吃驚的規律，在病人的性生活印象中找到病因。它告訴我們這些致病的願望衝動在本質上都是性本能的成分。它還迫使我們設想，在致病的諸因素之中，性障礙（erotic disturbances）是起著主導的作用，而且在男女兩性中都是如此。
我意識到人們不願意相信我的這種觀點。甚至那些樂於追隨我的進行心理學研究工作的人，也傾向於認為我過分強調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們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別的心理興奮不會導致我所說的那種壓抑和替代形成呢？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它們為什麼不會，我也不應該反對它們的這種行為。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它們不會起到這麼重要的作用，它們充其量只是性因素運作中的輔助因素，而不能代替性因素。我絕不是一開始就在理論上形成了這一觀點，在1895年我和布洛伊爾醫生合作出版《癔症研究》時，我尚未採用這種觀點。只有後來當我的經驗越來越豐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的時候，我才轉而相信這種觀點。現在在座的聽眾中有幾位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和弟子，他們和我一起來到沃斯特。問一問他們，你們就會知道他們在一開始也完全不相信我把性病因學（亦譯性病源學，sexual aetiology）看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張，直到最後他們自己的分析經驗使他們不得不接受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