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攻擊》中講述了患有創傷性失憶症的安東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出生在荷蘭的物理學家，他失憶的原因是因為在童年期，他親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哥哥在二戰後期被納粹殺害。劇情主要圍繞成年後的安東努力尋找記憶展開，他從噩夢中逐漸找回記憶——鄰居的悲慘命運、哥哥和父母間的爭吵、在黑暗監獄裡和一名婦女的對話。曾經發生的一幕幕再現於安東的腦海裡，異常清晰。在這一章中，我將論述，我們的記憶並不像影片中描述的那樣，可以準確無誤地回放過去發生的每件事情、每個場景，實際上我們重構記憶的過程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例如事件發生的環境、個體加工事件的方式、此時對事件的理解以及此時的目標、心情等等，是一個受現在與過去的多重因素影響的重構過程，而不是單純的重放。
事件編碼時的認知狀態
我們對曾經發生的事件進行觀察、編碼、存儲時的認知狀態，會影響隨後的提取過程。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我們往往會回憶起那些引起我們特別關注的事件；而我們回憶這些事件的方式受當初對這些事件的認識的影響。
期望和解釋
我們經常會帶著某種期望去認識別人或一些事情，這種期望可能源於刻板印象之類的效應。例如，你認為勞拉是一個非常熱情、積極向上的人，可能是因為你知道她是個社會工作者。上述期望的產生也可能源於其他信息，例如，曾經有人說過她是一個熱情、積極向上的女孩，或者你曾經接受過她熱情的招待。而不管原因是什麼，你與勞拉見面時所抱的期望一定會影響到你對這次見面的記憶。
當勞拉的行為不夠明確，從而可以有一種以上的解釋時，個體的期望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同一個微笑，當你預期勞拉是一個熱情的人時，就意味著熱情；當你預期她是一個冷漠的人時，就意味著孤芳自賞（Kelley，1950）。大量的研究發現，期望能夠引導對行為的解釋。例如，葬禮上的哭泣被理解為悲傷，婚禮上的哭泣被理解為喜悅（Trope，1986）；對於家庭條件優越的學生來說，某個分數可能被認為是優秀的成績，而家庭條件一般的學生如果得到這個成績，則被認為是很一般的成績（Darley & Gross，1983）。關於這一點，在第1章概念的功能中已經提到（參見第1章），還會在討論刻板印象的後果（參見第8章）和我們關於別人的知識（參見第9章）中再次論述到。
上面論述歸結為一個重要的觀點，我們對事件最初的理解決定了我們對這些事件的記憶。透過勞拉的一系列行為，一旦我們推斷她是個熱情的女孩，那麼對她的回憶就可以直接提取出她的特點——熱情、獨立，而不再需要這些人格特點背後的具體行為（Sherman & Klein，1994）。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會忘記某些行為的細節，只能回憶起特定行為的主旨，即我們所賦予的含義（Schul，1983）。我們可能只記得勞拉熱情、開朗，而不會記得她笑容燦爛地走過來擁抱我們等具體行為。這種現象一旦發生，回首往事時，我們就很難提取那些可能產生不同理解的記憶的細節。
期望和注意
即使事件有明確的意義，不會產生不同的解釋，我們的期望仍然會對記憶產生影響，因為我們的期望引導我們對事件的不同方面分配不同的注意力，也會影響新舊知識間建立的聯繫。
與期望一致的信息 與期望一致的信息特別容易被注意到。如果你事先認為勞拉是個熱情的人，就會特別關注她充滿熱情的行為；結果，這些被特別關注的信息更加容易回憶起來，這種現象在應激或喚醒狀態下體現得尤為明顯（Jamieson & Zanna，1989）。由於採用證實策略，人們傾向於關注與假設和期望一致的事件，從而提高了對該事件的回憶的可能性。反過來，回憶某事件的可能性提高，會導致個體高估其觀察到的事情更能夠支持其假設（Klayman & Ha，1987；參見第4章）。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期望會導致個體對事物間的聯繫形成錯誤認識，因為人們對自己期望看到的聯繫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例如，如果你認為亞裔美國人的數學都很棒，你就會特別留意你所遇到的亞裔數學名人，久而久之，那些與假設一致的人給你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數學很棒的亞裔美國人的出現概率也被高估（Garcia-Marques & Hamilton，1996；Chapman & Chapman，1967，1969；參見第4章）。
大量的研究明確地表明，期望能使與其一致的信息更可能被回憶起（參見Higgins & Bargh，1987；Olson，Roese，& Zanna，1996；Stangor & McMillan，1992）。例如，在一項研究中（Cohen，1981），要求被試觀看一位婦女和她丈夫交流的場景。看錄像之前，研究者告訴其中一半被試，那個婦女的職業是圖書管理員，而告訴另外一半被試，她是個服務員。錄像中展現了那個婦女的一系列行為和品質，其中有些與圖書管理員的特徵一致，但與服務員特徵不一致（例如，戴眼鏡，聽古典音樂）。另一些行為和品質與服務員的特徵一致，但與圖書管理員特徵不一致（例如，喝啤酒，與丈夫恩愛）。隨後，測驗被試對錄像中婦女的記憶，發現他們更容易回憶起那些與告知的職業一致的信息，換言之，被試回憶的是那位婦女與某職業有關的行為和品質，而並非那位婦女的實際情況。
與期望一致的信息較易回憶，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這些信息更加關注，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與已有的觀念有較強的聯繫（Hastie，1980）。人們已有的知識構建了一個意義豐富的框架，通過這個框架，各種不同類型的新信息之間、新信息與已有信息之間可以建立起多種聯繫；這些複雜的聯繫可以提高新知識回憶的可能性。當概念間存在部分聯繫時，我們更易回憶它們；當概念間沒有聯繫時，我們難以回憶它們。例如，當別人對你說，約翰是位具有創造性、情緒多變、不墨守成規、敏感且個人主義的人。當你得知約翰是一個藝術家後，前面有關他特點的描述就很容易回憶起來，因為這些特點與藝術家形象一致。有一項研究驗證了這一觀點。在研究中，給實驗組被試提供一個描述某類人物的典型概念，以及一個人的一系列與這類人物特徵相符的品質；而控制組被試只是看到這個人這些同樣的品質，結果發現，實驗組被試對這些品質（詞）的回憶率為控制組的兩倍（Macrae，Milne，& Bodenhausen，1994）。重要的是，提供典型概念作為標籤，並不能提高那些與典型概念無關品質的記憶，這似乎表明，與典型概念有關的品質易於記憶，是因為這些品質與典型概念有著豐富的、有意義的聯繫。更一般地說，期望為這些一致事件提供了一個連貫的概念系統，從而提高了回憶這些事件的可能性。
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 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也容易引起注意，回憶率也高。如果你預期勞拉是個熱情的人，你對她的冷漠行為也會記憶深刻。個體總會給予那些出乎意料的事件以特別的關注，這就提高了此類事件回憶的可能性；所以，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也會誤導個體得出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推論。由於少數人的行為有時與眾不同，因而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結果，那些與眾不同的行為出現的頻率會被高估，最終讓人形成錯誤認識——那一小部分人喜歡特立獨行，與眾不同（Hamilton，Dugan，& Troiller，1985；Stroessner，Hamilton，& Mackie，1992；參見第4章）。
很多研究發現，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容易提取。例如，在一項研究中，首先引導被試對所描述的人形成某種認識（例如，聰明）（Hastie & Kumar，1979），然後讓他們閱讀一系列描述此人行為的詞語，在這些詞語中，有些與被試的預期一致（例如，他贏得了象棋比賽），有些與預期不一致（例如，他連續三次犯同樣的錯誤），還有一些與預期無關的詞語（例如，他乘坐電梯到達三樓）。隨後，讓他們回憶剛才讀過的描述此人行為的所有詞語。結果如圖5.1所示，與期望不一致行為（詞語）的回憶率最高，其次才是與期望一致的行為（詞語），而且前兩種行為（詞語）的回憶率都高於無關事件的回憶率。
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記憶效果好，可能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不一致信息容易引起注意；第二，加工這些與預期不一致的事件時，需要努力將它們與已有的期望統一起來（Hastie，1984；Hastie & Kumar，1979）。例如，我們試圖尋找一貫熱情的Laura在今天待人冷漠的原因：或許是她與父母鬧彆扭了。通過把她的冷漠行為與其他信息聯繫起來，從而增強了對該事件回憶的可能性。事實確實如此，如果進行認知加工時的信息量過大，沒有足夠的認知資源將不一致信息與我們的期望統一起來，對那些不一致信息回憶的優勢就會消失（例如，Srull，Lichtenstein，& Rothbart，1985；綜述參見Olson，Roese，& Zanna，1996；Stangor & McMillan，1992）。第三，已有的認知結構不僅統一整合那些與期望一致的信息，也會對那些與期望不一致的行為進行分組，並賦予這些行為以意義，從而提高這類信息的可記憶性。
圖5.1 被試對無關行為、一致行為及不一致行為的回憶比例
資料來源：Hastie & Kumar (1979，表2，p.29). Copyright 
197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dapted with permission.
大量研究著力於考察我們對哪類信息的回憶成績更好，是與期望一致的信息、還是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呢？關於這個問題，還存在爭議。有些研究發現與期望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回憶，有些研究則認為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回憶。在對大量研究進行分析後，Stangor和McMillan（1992）得出了他們的結論。結論認為，如果鼓勵被試考慮所有的信息，並形成有關人物的準確印象時，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回憶率高。這是因為，被試需要努力將這些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與其期望整合起來，因而與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回憶率高。相反，如果不鼓勵被試花費很多精力形成有關人物的準確印象，或者人們並不在意印象是否準確，或者當人們將有限的認知資源用於他途，而無暇顧及那些與預期不一致的信息時，那些與期望一致的信息回憶的正確率就比較高。他們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一些研究發現，記憶的目標會影響起初的信息加工過程和隨後的回憶，下面將會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上述一系列研究得出最重要的一個結論是：與預期一致的事件和與預期不一致的事件的回憶率均高於無關信息的回憶率。我們對他人的期望影響我們對此人品質、行為的加工，從而影響有關此人的記憶。人的記憶系統會產生系統的偏差，因為它不是簡單地存儲我們觀察到的客觀事實，而是同時存儲我們對客觀事實的加工方式和加工程度。所以，記憶的結果不僅受我們的信念、期望的影響，也受我們的目標和願望的影響。
目標
假設你貼出一則廣告徵求合租者，艾倫想與你合租，你們在一起吃飯並決定是否要合租一套公寓房。在同艾倫會面時，你會非常留心觀察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努力地瞭解他的人品，留意有關他的所有評論，並且會將艾倫的各種信息同你尋找室友的標準（友好、誠實、體貼）進行對照，以確定他是否適合做你的合租者。假設換了一種場景，如果你在候機的時候與艾倫會面，這種場合下的聊天只是為了打發時間，你並不期望再與他見面，也不會關心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假設你們的談話內容基本相同，也是談合租房子的事情。你對於在候機廳裡談話內容的記憶會很少，而且談話的內容在記憶中缺乏有效的組織。推而廣之，當你想形成有關別人的印象時，你對此人的有關信息會更加關注，並努力理解有關此人的一些信息。這會有利於你有效地組織信息，並將各種信息有機地聯繫起來。注意力的增加和對信息的有效組織，提高了對信息的回憶率。
很多研究發現，當要求被試對別人形成印象時，比只要求被試盡量多地記憶那個人的信息，有更多的回憶量，而且會將與此人有關的信息組織得更有條理性。（Hamilton，Katz，& Leirer，1980；Srull，1981；Wyer & Gordon，1982）。那麼，如果並沒有要求你對某人形成印象，而這個人是你今後需要交往的對象，你會自動形成對此人的印象嗎？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試閱讀五個人的信息（Devine，Sedikides，& Furhman，1989）。實驗中將被試分為三組，並指導被試特別注意其中的某個人。告訴一組被試，他們接下來要與此人協作解決一個問題；告訴另一組被試形成對此人的印象；要求剩下的被試盡量記住有關此人的信息。隨後，要求被試回憶這五個人的信息，回憶的內容越多越好。實驗主要考察被試對這五個人信息的回憶量以及對信息的組織程度。研究者的推論是：如果被試對指定對象的信息進行了組織，並且在各種信息間建立了聯繫，那麼，在回憶過程中，就會一個接一個、連續不斷地回憶出此人的一些品質。因此，研究者通過考察被試回憶出此人的一個品質後，緊跟著回憶出同一個人的另一個品質的概率，來確定被試的記憶中對信息的組織程度的高低。
研究顯示，當告訴一組被試，他們將會與某人（靶人物）互動與協作時，被試對靶人物的信息記憶得更多而且信息的組織性高。這個結果正如明確地要求另一組被試對靶人物形成印象一樣；結果如表5.1所示。上述兩組被試對靶人物信息的記憶（回憶量和記憶信息的組織程度）好於只要求盡量記憶靶人物信息的那組被試。另外，上述兩組被試對靶人物信息的記憶好於對非靶人物信息的記憶。“交流互動組”被試對靶人物信息的組織程度高於“印象形成組”被試。這可能是因為，當需要對一個人形成印象時，如果這種需要源於被試內部動機，這種動機對記憶的作用效果優於研究者的要求（外部動機）。這項研究和其他研究都發現，我們與某人交流互動的認知目標，會影響我們與此人交流的方式，以及影響我們怎樣加工此人的有關信息，從而影響我們對交流過程的記憶。我們對一個事件的加工方式及對該事件的記憶程度，也受該事件對我們的重要程度的影響。下面將圍繞這一點展開討論。
表5.1 三種條件下被試對靶人物和非靶人物描述語的回憶數量及條件概率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Devine et al. (1989，表2，p.686). Copyright 
(1989)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 條件概率指回憶出某人的一項信息有賴於先回憶出此人的另一項信息。
事件的意義
大約是1991年1月18日晚上八點，第一次海灣危機剛剛爆發，在那之前的一天，美國領導的反擊伊拉克的戰爭開始，我在新澤西家中樓上的浴室裡為年幼的兒子洗澡，能模模糊糊地聽到樓下電視裡的聲音；丈夫開門走了進來，他面色蒼白，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伊拉克向以色列發射了一枚導彈。我立刻想到了在特拉維夫的父母，他們可能戴著防毒面具瑟縮在防空洞裡，我立刻奔向電話。
雖然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七年多了，但是它仍能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彷彿就發生在昨天。這種對重大事件的清楚記憶被稱為閃光燈記憶，意指在眾多朦朧記憶中特別清晰的一段記憶（Brown & Kulik，1977）。這種記憶的重點內容是首次遇到某個（重要）事件時的環境——某人是如何發現這件事情的，還有哪些人在場，當事人的穿著等等，而不是事件本身的細節。許多美國人對1989年加利福尼亞大地震、1986年“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爆炸以及肯尼迪總統被暗殺的事件，都有這種閃光燈記憶。
最初人們認為閃光燈記憶的準確性很高，人們通過某種特殊的加工機制，將那些重要事件的信息“封存”在記憶裡（Brown & Kulik，1977；綜述參見Schacter，1996）。當然，經歷過那些重大事件的人，對自己記憶的準確性都非常有信心（Neisser & Harsch，1992）。一個人對那些重大事件發生情境的記憶確實與他們最初對事件的描述非常一致，對重大事件記憶的準確性高於同一時間發生的普通事件（Christianson，1989；Conway et al.，1994）。一項研究通過比較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撒切爾夫人辭掉英國首相職務這件令人震驚的事件的記憶，揭示了某事件對個人的重要性影響到個人對該事件記憶的準確性。撒切爾夫人辭職一年後，調查發現，英國人對這件事記憶的準確性遠遠高於美國人。在英國人中，認為撒切爾夫人辭職令人震驚的這部分人，對這件事記憶的準確性要高於其他英國人（Conway et al.，1994）。應該注意到，也有可能是英國人接收到更多有關該事件的報道，而不是該事件對個人的重要程度，影響人們對此事件的記憶。
對個體有意義的事件在回憶上表現出的優勢，可能是因為該事件引發了較強的情緒反應（Brown & Kulik，1977）。關於這一觀點的直接研究證據很少，但是有相關研究發現，當被試觀看那些引起強烈情緒反應的電視畫面時，激素分泌會發生變化，例如人們對於血跡斑斑的撞車場面記憶深刻（Cahill et al.，1994；綜述參見Schacter，1996）。閃光燈記憶的產生，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人們需要努力弄清楚突發事件及其情境，進而提高了該事件的可記憶性。人們也會不斷同別人談論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比較各種有關該事情的報道；他們在回憶該事件時，頭腦中不斷重放事件發生時的情境。無論是一些公開報道，還是個人的回憶，都可以提高該事件的可記憶性。到目前為止，人們還不清楚這種對一般事件記憶的機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明“閃光燈記憶效應”。也許，強烈情緒的記憶與多種一般記憶機制共同作用，提高了重大事件的可記憶性（Brewer，1992）。
雖然閃光燈記憶比普通事件的記憶更準確，但是閃光燈記憶遠遠沒有達到準確無誤的程度。Ulric Neisser和Nicole Harsch研究了這個問題。在“挑戰者號”爆炸24小時內，他們對100多名學生進行調查，要求學生寫出他們最早是通過什麼渠道得知該事件的（Neisser & Harsch，1992）。兩年半後，研究者找到了當初接受調查的44名被試，請他們再次回答同樣的問題；結果發現，被試並不能準確回憶當時的事情，在他們前後兩次的回憶中，有許多內容甚至毫不相干。例如，其中一名被試第一次回答說，她是在上宗教課時，從其他學生那裡得知“挑戰者號”爆炸消息的；但是在兩年半後，她回憶說是在寢室通過電視瞭解到的，而且確信她的記憶準確無誤。大部分被試能正確回憶某些方面的信息，卻不能正確回憶另外一些信息。大多數人堅信他們回憶的正確性，其實，其自信程度與回憶的準確性之間並不存在相關。高度自信的被試，其回憶的正確率不一定高，甚至其中一些人回憶的錯誤率很高。這些研究結果提醒我們，即使我們認為自己的記憶非常生動清晰和準確無誤，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記憶多多少少總會有誤。
綜上所述，當事件發生時，我們對事件所抱的期望，完成記憶任務的目標，以及事件對於個人的意義，會通過注意的指向和分配，以及生理反應，影響對該事件的認知加工，進而影響我們隨後對該事件的記憶。所有這些因素都與事件發生時我們的心理狀態有關，從而影響對該事件的回憶。其實，我們在回憶一個事件時的期望、目標和情緒，也會影響對該事件的記憶，下面將圍繞這一點展開討論。
提取事件時的認知狀態
期望與信息的提取
即使在信息編碼時比較符合事實，信息提取時我們所抱的期望，也會使回憶的內容偏離實際情況。前面章節已討論過，當要求被試接受有關他人或自己的片面假設時，被試會採用證實策略，並回憶出那些與假設相符合的有關信息。例如，為了確定某人是否外向，人們傾向於回憶此人的外向性行為，並且誇大這類行為出現的頻率（Kunda et al.，1993；Snyder & Cantor，1979；參見第4章）。期望會引起回憶的偏差，使人只回憶出某些片面的信息，其可能的原因是期望讓人們產生了片面假設。如果我預期某人外向性格，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檢驗我的期望是否正確；結果，在回憶時我就會有選擇地進行信息提取，回憶那些與假設一致的信息，以證實自己的期望。
考察信息提取時的期望效應，應該將編碼時的期望效應排除在外。很多研究都考慮到了這一點，在被試完成信息編碼後，再指導他們形成某種期望。前面探討信息編碼的期望效應時，介紹了一項實驗，被試根據一段錄像，形成對該女子（她的職業是圖書管理員或服務員）的期望（Cohen，1981）。這個研究還有另外兩種實驗條件，即被試看完錄像後才得知這個女子的職業；在這兩種實驗條件下，被試的期望不會影響到對該女子行為信息的編碼。研究結果發現，回憶時依然存在期望效應，被試能夠更多地回憶出那些與該女子職業一致的信息。這個研究說明，在事件發生後產生的期望，也會影響對事件的回憶。
源於一個人自身行為的期望，同樣能影響對此人的記憶。在一項研究中，首先讓被試收聽關於一個人的正反兩方面信息的描述，然後閱讀此人的一份自我評價，她的自我評價有兩種，高傲無禮或是謙遜有禮（Pyszczynski，LaPrelle，& Greenberg，1987）。結果發現，此人的自我描述，引發了被試對她的期望，進而影響到被試對她的行為的回憶。當要求被試寫出他們記得的有關此人的所有行為時，他們更多地回憶出那些與他們的期望一致的行為。期望不僅讓我們選擇性地回憶一些片面的信息，也會扭曲我們的記憶，改變我們對一個人行為的回憶。一些其他的研究發現，人們通常會將與現有期望不一致的信息，回憶成與現有期望一致的信息（Hirt，Erickson，& McDonald，1993）。
當前的期望除了影響信息的提取過程外，還能影響人們對所提取信息的解釋（綜述參見Ross，1989）。如果一個女人認定她的丈夫在欺騙她，就會認為最近丈夫給她送花是一種欺騙行為，而不是愛她。當我們不能很好地回憶一個人時，現在的期望也會幫助我們填補那片記憶的空白，而且填補的內容與現在的期望一致。如果我們現在瞭解到貝蒂是個女同性戀者，但是想不起來高中的時候她是什麼樣子，我們會猜測，那時的她從不跟男生約會（Bellezza & Bower，1981）。
在不知不覺中傳遞給人們的期望，也可能影響人們對曾經見過的事件的重構過程。Elizabeth Loftus和John Palmer在一項研究中給被試呈現一段撞車的電影場面，然後詢問他們，發生撞車事故時車輛的行駛速度（Loftus & Palmer，1974）。向被試提問時所使用詞語上的細微差別，影響了被試對車速的估計。比如，當詢問被試兩輛車猛撞在一起，它們的速度大概是多少時，他們的回答是每小時41千米。但是，當問被試兩輛車子相擦時的車速，被試的答案是每小時32千米。這個研究說明，問題本身暗含的期望傳遞給了被試，從而影響了他們對事件的回憶。由此可知，目擊證詞會受到詢問時有意或無意傳遞給他們的微妙信息的影響。
上面提到的各種記憶信息偏差的出現，都可以歸結為期望效應，即我們對他人過去行為的回憶，與我們當前的期望一致，而偏離了真實的情況。我們的記憶不僅反映我們曾經看到了什麼，也反映我們期望看到些什麼。到這裡為止，我們討論了由個人行為或個人所在的群體關係引發的期望。接下來討論由人格引發的期望對記憶產生的影響。
穩定和變化理論
如果讓你回想一個與你相識至少一年以上的人，回憶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並說出當時你對她或他的印象，你會怎樣回答？在通常情況下，對初次與別人見面的情景，我們記憶深刻；有可能看某人第一眼後，就對此人產生好感，也有可能見一面後，再也不想與此人交往。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不能很好地提取過去的信息，Michael Ross認為，我們會根據現在的態度、信念以及行為去重構過去（Ross，1989）。我們可能開始問自己，“我現在喜歡這個人嗎？”，接下來會問，“有什麼理由讓我相信，我對此人的看法與一年前有什麼不同？”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需要考慮我們關於自己性格與行為穩定性的內隱理論。
我們傾向於認為，自己在許多方面保持穩定，相信現在的自己跟一年前一樣：喜歡同樣的人物、同樣的體育項目、同一些政治家、同樣的食物等等。運用這種內隱的穩定觀，你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你現在喜歡（厭惡）某人，所以你肯定一直喜歡（厭惡）此人。但是，我們也認為自己的某些方面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這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我們認為事物總在變化、個人一直在成長。例如，從青春期到大學畢業、結婚、為人父母、傷病、治療、退休。Ross引用一句賀卡上的祝福語，說明我們的文化中所持有的這種變化的信念：“從我們第一次約會開始，你就不再打嗝、放屁、挖鼻孔……婚姻改變了這一切，結婚紀念日快樂！”。如果你持有這種變化的內隱觀，你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你會認為對某人的最初態度與現在的態度很不一樣。即使你現在非常喜歡某人，但由於假定自己婚後的人生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推斷結婚前第一次見到那人時，對那人的印象可能並不好。
如果我們關於這種穩定和變化的內隱觀是準確的，利用它可以幫助我們準確地重構過去的自我。遺憾的是，有些時候，我們的內隱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的喜好常常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了變化，或者，我們以為某個事件改變了我們，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改變。如果我們採用這種錯誤的內隱理論，去重構我們過去的心理狀態，必然導致系統的偏差。如果我們的內隱理論誇大了穩定性，基於這一觀點，我們就會認為我們過去的喜好與現在的喜好非常一致。反之，就會誇大過去與現在的區別。下面將介紹出現這兩種偏差的研究證據。
誇大過去與現在的一致性 在被試覺察不到的情況下，引導他們改變對某件事的態度，然後讓他們回憶實驗之前對該事件的看法。一些研究發現，被試對他們過去態度的回憶不符合過去的實際情況，反倒與實驗引導他們所形成的新態度更加一致（綜述參見Ross，1989）。有時候非常有必要改變人們對某些重要的爭議性事件的態度，例如，學生乘公共汽車上學有助於消除種族隔離。實驗通過巧妙的手段，在被試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改變學生對乘公共汽車的看法。實驗後，讓被試回憶他以前對此事的態度。被試會說：“我一直都認為乘公共汽車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我（一個星期）以前也是這麼看的。”也就是說，人們會錯誤地認為，一個星期以前的態度與現在一樣（Goethals & Reckman，1973）。
現在的態度也會影響對過去行為的回憶（Ross，McFarland & Fletcher，1981）。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讓被試聽一個專家關於牙齒保健的講座（已經證明這種方法能夠有效改變被試對刷牙的態度），被試分為兩組，一組被試聽到的內容是多次刷牙對牙齒保健有益；另外一組被試聽到的內容是，刷牙次數多對牙齒保健不利。隨後，在一個看似與前面研究工作沒有任何關係的實驗中，要求被試對過去兩周裡自己一些行為發生的頻率（包括刷牙的頻率）進行描述。結果發現，聽到刷牙次數多對牙齒有害這種講座的被試，所報告的刷牙頻率顯著低於另外一組被試。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對刷牙這件事情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改變，就會認為我們一直保持著現在這種態度。
上面所述的現象，並不是必須通過巧妙而隱蔽的實驗方法才能顯現。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我們的成長與成熟，我們態度也會慢慢發生改變，但是我們經常會誇大過去態度及行為與現在的相似程度。例如，在一項政治調查中，要求被試回答九年前對同樣的調查是如何作答的，被試所回憶出的九年前的態度與現在的態度更相近（G. Markus，1986），他們一定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態度會隨著時間而發生改變。
人們對自己浪漫情侶的回憶也存在同樣的偏差。在一項研究中，要求大學生被試對他們戀人的某些品質進行等級評定，例如誠實、友善、智慧等（McFarland & Ross，1987）。兩個月後，讓他們再次對戀人做同樣的評定，並且要他們回想兩個月前的評定。為提高被試回憶的準確性，研究者告訴被試，實驗中會將他們的回憶結果與兩個月前的評定結果進行對照。然而，這些學生回憶出來的結果還是發生了系統的偏差，即回憶的結果受當前態度的影響。相對於兩個月前，有些學生對自己戀人持更加負面的看法，他們的回憶結果比兩個月前評定的結果更消極；有些學生對自己戀人持更加正面的觀點，他們的回憶結果則比兩個月前的態度更加積極。這個結果說明，在沒有意識到自身看法隨著時間發生改變時，人們會誇大過去看法與現在看法的一致性。
上述現象有助於我們解釋“面試錯覺”。“面試錯覺”是指人們錯誤地相信，根據自己與別人進行一次短暫的談話，就可以預測將來會如何評價對方（Kunda & Nisbett，1986；參見第9章）。即使隨著我們對某人有更多的瞭解，我們對此人的看法逐漸發生一些變化，面試錯覺仍然會發生。我們可能認為，經過短暫的面試，對某人的反應能夠很好地預測我們今後對此人的感受。這是因為，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現在對某人的感受與面試時並不一樣，我們錯誤地相信我們對某人的感受一直像現在這樣。當我們回憶對某人最初的反應時，我們回憶的結果與現在的感受更類似，經過幾次這樣的錯誤回憶後，我們就開始認為，我們最初與某人相見時對此人的反應能夠很好地預測我們今後對此人的感受。
這種誇大過去的自我與現在的自我之間相似程度的傾向，有助於解釋很多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為什麼老師們總是在抱怨現在的學生遠不及他們那一代學生；為什麼從古至今，每一位父母都認為，他們年輕時比現在的孩子們聽話（Ross，1989）；為什麼老人們會誇大年輕時與現在的相似性。用Vailant（1997）的一句話更容易理解這些現象，“從毛毛蟲變為蝴蝶後，它們總認為自己幼小時是小蝴蝶，成熟過程使我們忽視了很多變化”（p. 197）。
行為的穩定觀使我們誇大過去的自我與現在的自我之間的一致性，然而行為變化觀使我們誇大過去的自我與現在的自我之間的差異性。
誇大過去與現在的差異性 婚前艾米一直認為，一旦結婚，她就會變得自信，並且擁有安全感。現在已經結婚幾年了，她依然經常受到自我懷疑和不安全感的困擾，但是婚姻是一把保護傘的觀點仍然沒有改變。怎麼解釋這一現象呢？雖然艾米現在仍然有不安全感，但是她感覺比單身時的情況好很多。當內隱的變化觀導致我們期望自身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時，即使實際上並沒有多大變化，我們也傾向於認為過去的自我與現在的自我之間存在很大差別。這也可能是人們對一些並沒有多大效果的自我提升訓練感到滿意的原因之一。即使我們意識到繼續進行某種治療並不會使我們有太大的改觀，但是，我們會誇大治療前的病情，進而相信這種治療方法的效果（Ross，1989）。
Conway和Ross 的研究結果支持了上面的說法。他們在研究中制定了一套學習技能訓練程序，實際上這套學習技能訓練程序與許多其他類似的訓練程序一樣，並沒有多少效果（Conway & Ross，1984）。研究者先請自願參加學習技能訓練的大學生評價一下他們現在的學習技能，然後將他們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是實驗組，接受學習技能訓練，另外一組不接受任何訓練，作為控制組。這項學習技能訓練課程在當地的一個大學持續進行了三周，訓練內容包括：如何定義任務、如何高效地做筆記和閱讀。訓練結束後，要求兩組被試評價自己的學習技能提高了多少，從而預測自己的期末成績，並且回憶三周前對自己學習技能的評價。結果發現，與控制組相比，實驗組被試認為他們的學習技能有了更多的提高，而且相信期末會有更好的成績。但是，實驗組學生在期末考試中並未出現所預期的好成績。實際上，這種學習技能訓練對專業課程的學習並無助益，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期末成績沒有顯著差異。記憶的扭曲讓被試錯誤地相信訓練有效，也就是說，實驗組被試所回憶的以前學習技能的評價分數比他們原來的實際評價分數低，控制組被試並沒有發生這種偏差。人們可能通過貶低自己訓練前的水平，來維持訓練有效的信念。
總而言之，我們的內隱穩定觀或內隱變化觀可能讓我們戴上有色眼鏡來回憶過去的自我。當我們期望自己保持穩定時，就會誇大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之間的一致性；當我們期望自己改變時，就會誇大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之間的差異。我們擁有的這種內隱理論會影響我們重構以前自我的態度、行為、特質和幸福感。因此，如果我們打算以這種重構的過去的自我為基礎做某些重要判斷和決定，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潛在的偏差。當一個政府官員候選人詢問你現在的生活水平是否比四年前高，當一個醫生問你的身體機能是否有所恢復，當你自己問自己與戀人在一起是否比以前幸福時，你應該意識到你所回憶的幸福感不僅受到你現在狀況的影響，還受到你的內隱穩定觀和內隱變化觀的影響。
我們對過去信念和期望的回憶，也會受到這期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面我們來討論這一點。
後視偏見
回想一下你所在國家的最近一次選舉，如果在選舉前六個月有人讓你預測選舉結果的話，你想想你當時的預測是什麼？你能夠完全不受當前知識的影響，回憶你當時的真實想法嗎？你現在已經知道選舉的結果了，你能準確地重構你尚未知道結果前的知識和信念嗎？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一點。我們一旦知道某事的結果後，我們就會認為事情當然應該是這樣；而且，一旦知道了結局，我們就會深信“我早就知道會是這樣”。
Baruch Fischhoff的一系列研究發現，當我們嘗試重構過去的知識狀態時，我們傾向於誇大對已發生事件結果的預知程度，這種現象叫做“後視偏見”（hindisight bias）。Fischhoff（1975）向被試描述可能有多種結果的一次戰爭或者醫療事件，讓不同組被試瞭解不同的結果，然後要求他們回答在不知道結果之前自己會怎樣預測結局。例如，其中一個實驗向被試描述一場發生在孟加拉北部邊界，英國軍隊和尼泊爾的廓爾喀人之間的戰爭。將被試分為五組，告訴第一組被試英國取得戰爭的勝利，告訴第二組被試廓爾喀人取勝，告訴第三組被試戰爭陷入僵持狀態，告訴第四組被試戰爭雙方不分勝負，戰爭得到了和平解決，第五組被試為控制組，不知道戰爭的結局。研究結果發現，前四組被試對戰爭進行預測時，更傾向於選擇自己知曉的結局，結果如表5.2所示。例如，第二組被試預測廓爾喀人勝的概率高於控制組，也高於其他各種結局的概率。相反，第一組被試認為英國人取得勝利的概率顯著高於控制組。總之，幾個實驗組被試對戰爭結局的預測中，與他們所知曉的結局相同時的概率顯著高於控制組，而且，各個實驗組的被試都認為他們所掌握的資料更支持他們的觀點。
“後視偏見”的產生，並不是因為被試不知道實驗要求他們重構在瞭解事件結局前的知識狀態。Fischhoff在其後續的研究中得到類似的結果模式：實驗中明確要求被試在回答時就只當他們不知道事情的結局，或者要求被試猜測那些不知道事情結局的其他被試會給出什麼樣的回答（Fischhoff，1975），然而“後視偏見”還是發生了。總之，瞭解事情的結局，可以無意識地影響我們對事情結局的判斷，導致我們預測此種結局更可能出現。我們深信自己早就知道會如此，種種跡象預示著這種結局將會出現，人人都能看得出來。我們並沒有認識到，只有在我們瞭解事情的結局後，這些跡象才清晰起來。
表5.2 各組被試對各種結局出現的概率預測
資料來源：Fischhoff (1975，表1，p.291). Copyright 
(197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注意：表中的數據是各種結果出現的預測概率，標黑的數據是各組被試被告知的戰爭結局。
上述一系列研究發現，瞭解事情的結局，導致我們對事情結局的預測帶有系統的偏差，同樣會導致我們回憶的結果出現系統的偏差（Fischhoff & Beyth，1975）。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準備歷史性的訪華前夕，實驗要求學生評估各種結果出現的概率，例如：“尼克松總統至少與毛主席進行一次會面”，“尼克松總統將會宣佈其訪華成功”。在尼克松總統訪華兩周多之後，要求被試回憶他們曾經評估的各種概率。實驗者強調實驗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考察他們回憶的準確性。但是結果表明，學生的回憶受他們當前所知道的事實影響，產生了系統的偏差。具體地說，對那些已發生的事件，學生回憶的結果顯示，他們現在給出的概率高於過去評估該事件可能發生的概率；對那些沒有發生的事件，他們現在給出的概率低於過去評估該事件可能發生的概率。簡而言之，他們誇大了對事件預測的準確性，而且相信他們一直都認為訪問的結果將會如此。
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都存在後視偏見，包括歷史事件、科學實驗、體育運動、政治選舉、醫藥衛生、法律、精神病案例、車禍（綜述參見Hawkins & Hastie，1990）。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首先，我們會賦予（結果出現前）一些事件以新的意義和重要性，使其與結果保持一致。當我們知道自己的朋友離婚後，他們先前很多模稜兩可的行為，我們都可以重新解釋為他們之間關係緊張的先兆，他們之間任何不一致的觀點都預示著婚姻會出現破裂，而他們之間一些恩愛的事情則被忽略不計，這種對已發生事件的重新釋義是產生後視偏見最常見的原因（綜述參見Hawkins & Hastie，1990）。其次，我們會根據現在瞭解的情況，調整對過去信息的理解，所以，我們不太可能想到事件還會按照其他方式發生。在做概率判斷時，我們經常採用“可得性策略”，越是我們難以想到的結果，看起來越是不可能發生（Kahneman & Tversky，1973；參見第3章）。所以，如果我們想不出會有其他可能的結果，我們就會更加相信事情必然會按現在的情況發生。
我們不能準確地重構過去的知識狀態，這會導致我們嚴厲指責別人（或自己）的錯誤決定。錯誤一旦釀成，我們在事後會難以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決定；事情不是明擺著嗎？明眼人應該都能看出那是個荒謬的決定。其實，我們並沒有認識到，在結果出現以前，事態的發展並不明朗。因為我們經常在事件發生後成為事後諸葛亮，所以我們會錯誤地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有先見之明。
我們對過去的記憶除了受當前知識和內隱理論的影響外，還會受到當前目標和願望的影響，下面將詳細討論。
目標
請花點時間想一想，你感覺到你過去的所作所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的善良或冷酷的本性。如果你像大多數人一樣，希望看到你是一個善良的人，你對自己過去有關記憶的搜索會受到這種願望的影響，產生系統的偏差。你回憶出來的自己過去的有關行為，與你希望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相符。與期望引起的偏差一樣，我們的目標也會導致我們提出片面問題，使我們的回憶出現偏差（Kunda，1990）。如果我希望看到我是一個善良的人，我就會問我自己：我是不是一個善良的人？證實策略就會引導我們有選擇地提取我們行善的記憶（Klayman & Ha，1987；參見第4章）。
在一系列研究中，我與我的同事發現，自傳體記憶受動機影響的方式與上面所述的方式相同（Saniioso，Kunda，& Fong，1990）。在實驗中，告訴被試某種性格特徵，如外向或者內向與其學術成就和職業成功緊密相關，然後讓他們解釋為什麼學術上的成就和職業上的成功與這一特質相關；這是為了讓被試堅信，該性格特徵與其成功有關（Anderson & Sechler，1986：參見第3章）。研究者推斷：如果被試相信某一性格特質與成功緊密相關，這就會激發被試，促使他們相信自己身上也有這種特質；進而導致被試選擇性地回憶自己身上的這種性格特質。實驗發現確實如此。當要求被試回憶過去行為中與內向或外向有關的行為時，被告知內向性格與成功緊密相關的那組被試，往往會首先列出與內向性格有關的行為，並且列出的與內向性格有關的行為顯著地多於被告知外向性格與成功有關的那組被試。反之亦然。在另外一項研究中，通過一定的方法先讓被試相信他們是外向性格或內向性格的人。接著要求被試回憶能夠足以說明其性格外向的一件特別的事情（例如，主動與陌生人講話），或者能夠足以說明其性格內向的一件特別的事情（例如，遠離社交場合）。那些相信自己具有外向性的被試，對那些外向性格相關行為的提取速度快於另外一組被試；但是對內向性格相關行為的提取速度慢於另外一組被試。這些研究結果都顯示，我們希望自己具有的那些性格特質信息在記憶中更容易通達，所以說，我們對過去行為的記憶受到自己願望的影響。
前面已經討論過，期望會使我們誇大過去行為與現在期望的一致性，但是誇大的程度可能取決於我們當前證實或者反駁動機的強弱。McDonald和Hirt（1997）的研究發現，在兩種情況下，我們對別人的期望導致對此人記憶的扭曲，其一個體沒有特別的動機，其二個體擁有證實自己期望的動機。但是，當個體想要反駁這種期望時，我們對別人的回憶不會發生這種扭曲。當我們回憶一個很聰明，但是自己不喜歡的人時，我們更希望他是一個失敗者，而非成功者，因此我們對他那些能夠展示其才華的行為的回憶要比實際情況少得多。所以，動機不僅影響到我們提取哪些事件，也會影響我們記憶中如何對該事件進行重構和扭曲。
我們當前的認知狀態不僅包括信念、期望、目標，還包括心境和情感，心境和情感對提取過去事件也有影響。
情緒
情緒一致性記憶 請你試著回憶一件與鋼琴有關的事情，你想到的是愉快的事情嗎？你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現在的心情。人們回憶的內容往往與其當時的心情一致：如果當時心情很好，你可能想起與朋友一起演奏音樂的那個愉快夜晚；如果心情不好，你可能會想起一次因為沒有做好準備，而在鋼琴演奏課上的尷尬表現。大量的研究都證實了這種情緒一致性記憶（綜述參見Blaney，1986；Isen，1987；Singer & Salovey，1988）。
為了研究情緒對記憶的影響，研究者必須先讓被試產生正性或者負性情緒，然後測量記憶。在Eric Eich與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中，他們讓被試一邊聽愉快的音樂，一邊想像愉快的事情；或者讓被試一邊聽悲傷的音樂，一邊想像令其悲傷的事情（Eric，Macaulay，& Ryan，1994）。被試一旦喚起了某種情緒，以聽覺方式向他們呈現一系列不帶情感色彩的中性詞，例如蠟燭、廚房，要求被試在聽到每一個單詞時回憶以前的事情，並對每件事情進行詳細的描述；繼而評估過去經歷此件事情時其情緒的正性或負性程度。結果發現，實驗所誘發的情緒狀態影響參與者回憶的事件的情緒色彩：體驗到正性情緒的個體所回憶出的大多是令其開心的事情，體驗到負性情緒的個體所回憶出的大多是傷感的事。其他的研究也發現，被試傾向於回憶與回憶時情緒一致的事件。
上面提到的一系列研究中，記憶事件的情緒色彩是否真正受到情緒的影響，這個問題尚存爭議。因為在這類研究中，被試意識到他們所參與的研究與情緒有關，在研究中他們的情緒受到監控，這可能使他們猜到研究者的目的在於探索與情緒一致的記憶；另外，被試意識到研究者鼓勵他們在實驗中回憶那些與即將體驗的情緒相一致的念頭和想法。這些念頭和想法可能會啟動相關的信息，最後提高了某種情緒一致性信息的回憶率。因此，上面的研究結果，也可以解釋為需求特徵的影響，或者認知啟動效應。然而，其實我們有理由相信，情緒對記憶有影響；因為在一些採用更加巧妙的設計誘導被試產生某種情緒的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任務要求或認知啟動的影響）也發現了情緒一致性記憶（綜述參見Blaney，1986）。例如，在一項研究中，通過令人愉快的或令人厭惡的氣味來誘發相應的情緒（Ehrlichman & Halpern，1988）。另一組研究中，研究者讓被試控制面部肌肉，微笑或皺眉，以誘發某種情緒（Laird，et al.，1982）。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者的意圖比較隱蔽，實驗中誘發被試情緒的程序也不可能啟動相關的認知結構。採用這兩種情緒誘導方法，都發現了情緒一致性記憶現象。基於這些研究，該研究領域的一些文獻綜述得出結論，認為情緒確實有助於與之一致的相關材料的回憶（Blaney，1986；Fiske & Taylor，1991）。
在關於自然情緒對記憶影響的實驗中也發現了情緒一致性回憶現象。與非抑鬱者相比，抑鬱者在實驗中回憶出較多的負性情緒事件，較少的正性情緒事件，換言之，抑鬱者表現出了情緒一致性記憶（綜述參見Blaney，1986）。另外，抑鬱者與非抑鬱者相比，在回憶中傾向於回憶出更多令人沮喪的個人生活經歷（綜述參見Lewinsohn & Rosenbaum，1987）。當然，抑鬱者可能比其他人經歷了更多負性情緒事件，所以其回憶中有更多負性情緒事件。但是，有一項研究發現，抑鬱的心理狀態確實使他們回憶出更多負性情緒事件（Lewinsohn & Rosenbaum，1987）。在實驗中，抑鬱者回憶出更多有關父母情感拒絕的內容。相反，那些曾患過抑鬱症而在實驗時情緒正常的被試，他們的回憶中並沒有出現過多遭受父母拒絕的內容，其回憶內容與從未患抑鬱症者的回憶內容沒有差別。這一研究表明，抑鬱症患者回憶的沮喪事件取決於其抑鬱情緒，而不是其他因素——一些當他們不再抑鬱時仍在起作用的持久因素。
雖然情緒會導致情緒一致性記憶，但是這一效應並不是絕對的。有時候，當我們情緒惡劣時，我們會嘗試想一些愉快的事情讓自己高興起來；這種對情緒的調節會導致情緒不一致性效應，而不是情緒一致性效應。許多研究確實發現了情緒不一致性回憶（例如，Parrot & Sabini，1990）。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正性情緒引起的情緒一致性記憶效應，大於負性情緒引起的情緒一致性記憶效應（Blaney，1986）。一般情況下，我們從不會破壞自己的好心情，但是會積極調節自己的負性情緒，這種調節效果可能會超過情緒一致性回憶。
情緒依存性記憶 情緒也能通過其他方式影響人的記憶，在某種情緒下進行編碼的事件，容易在同樣的情緒狀態下提取出來；這種記憶就是情緒依存性記憶，它強調信息提取和編碼時情緒的一致性。當兩種情況下的情緒一致時，不管事件本身的情感色彩如何，事件的回憶率都會提高。例如，當你開心的時候，容易回憶以前擁有同樣心情時發生的事情，這些事件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情緒依存性記憶與情緒一致性記憶的區別在於，後者促進對與情緒一致的事件的記憶，而不管獲得該事件時的情緒如何（Blaney，1986）。
情緒依存性記憶理論的發展歷史非常曲折（Eich，1995）。在一些臨床研究和實驗研究為情緒依存性記憶提供了豐富的證據後，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這一現象的真實性（Bower，1981）。但是，情緒依存性記憶的研究難以重複，以至於有學者質疑之前的研究結果可能只是偶然事件（Bower & Mayer，1989）。Eich及其同事考察了一些獲得情緒依存性記憶的重要情境，並且驗證了確實存在這種記憶。在對有關研究文獻進行分析後，他們確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獲得情緒依存性記憶的情境或實驗條件（Eich，1995）：第一，信息提取時不使用外顯的提示語；第二，信息編碼和提取時的情感體驗都很強烈；第三，信息屬於人的內部心理活動（思想、感受、想像）而非外部事件。
一系列符合上述要求的研究都獲得了情緒依存性記憶效應（Eich，Macaulay，& Ryan，1994）。這些研究的第一步與情緒一致性記憶研究相同：誘導被試產生積極情緒或消極情緒，當他們的情感體驗達到一定強度後，讓他們根據中性提示語，產生一些自傳體記憶。兩天後，再次誘導被試產生某種情緒，其中一半被試產生與第一次相同的情緒體驗，一半被試產生與第一次相反的情緒體驗，然後讓他們盡可能多地回憶兩天前有關自傳體記憶的主要內容。通過對被試回憶內容的分析，發現了情緒依存性記憶：無論被試回憶事件本身的情感色彩如何，前後兩次情感體驗相同的被試，其回憶量高於前後兩次情緒體驗不同的被試。例如，第一次產生愉快情緒、第二次產生悲傷情緒的被試組，與兩次都產生愉快情緒的被試組相比，無論是對正性事件的回憶，還是對負性事件的回憶，後一組的成績都優於前一組。
綜上所述，當我們心情愉悅時，傾向於回憶那些令人情緒愉快的事情（情緒一致性記憶），以及以前在令人愉快的情境下發生的事情（情緒依存性記憶）。其他情緒，如悲傷、焦慮也會對記憶產生同樣的影響。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上述兩種與情緒有關的記憶現象是並存的。當我們心情愉快時，一般會經歷令人愉快的事件；在未來某一天，當我們心情愉快時，我們曾經歷過的愉快事件就容易回憶出來。兩方面的原因都有助於提高愉快事件的回憶率，其一，該事件的情感色彩與當前情緒色彩一致；其二，提取該事件時的情緒與經歷該事件時的情緒相似。
情緒是如何對記憶產生影響的呢？很多學者認為，我們記憶中儲存的知識像一個網狀結構，通過概念結點相連，概念的激活可以從一個結點向另一個與之相連的結點擴散（例如，Anderson，1983；Collins & Loftus，1975；參見第2章）。Bower（1981）提出，情緒在記憶中也可能表徵為類似的網狀結構，令人愉快的事件與愉快的結點相連，令人悲傷的事件與悲傷的結點相連，即人們經歷某種情緒色彩事件，該事件與相應的情緒結點聯繫在一起。當你心情愉快時，它就會通過愉快情緒結點激活與愉快情緒體驗有關的事件，而這些事件激活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對這些事件提取的成功率。圖5.2描述了記憶中表徵情緒的網狀結構。值得說明的是，愉快與悲傷情緒不僅與相關的事件存在聯繫，它們本身也存在許多語義聯結。例如，快樂與鮮花、假期有語義聯結；悲傷與眼淚、拋棄有語義聯結；情緒也會激活與之相聯的語義網絡結點（參見第6章和第7章）。
圖5.2 以快樂和悲傷為例描述回憶時的情緒與所回憶事件的情緒色彩間的網狀聯繫，以及回憶時的情緒與所回憶事件發生情境的情緒色彩間的聯繫；圖中第一行還描述了與某種情緒有語義聯結的事物。兩種情緒相互抑制，其他聯繫則是相互激活的。
情感網絡結構理論一直是解釋情緒影響記憶的主要理論（Blaney，1986；Singer & Salovey，1988），也有些人質疑這種解釋的合理性，尤其是用來解釋情緒依存性記憶（Bower & Mayer，1989）。但是，到目前為止，情感網絡結構理論仍是最合適的解釋。有學者提出，如果將動機對回憶產生的影響加入到情感網絡結構理論中去，該理論就可以更加完善，能夠解釋更多的心理現象（Blaney，1986；Singer & Salovey，1988）。根據表徵的並行加工理論，也可以推測情緒不但可以激活與情緒一致事件的記憶，還可以抑制與情緒不一致事件和不一致情緒的記憶（例如，Kunda & Thagard，1996；Rumelhart & McClelland，1986；參見第2章）。
雖然情緒對記憶產生影響的原因尚不十分明確，但情緒對記憶存在影響是確定無疑的。人們對自己伴侶的回憶，既不像剛經過一個浪漫之夜後那麼浪漫，也不像剛打架後那麼糟糕。盡量不要在自己情緒激動時依據當時的記憶做出重要的決定；人們在情緒相對平靜時回憶的真實性會更高一些。
總之，在對過去事情進行提取時，要經歷一個重構的過程，這個過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期望、信念、目標以及事件發生時的情緒和提取信息時的情緒，這些因素會使我們的回憶產生某種系統的偏差。另外，我們記憶內容源自何處，這種信念也是重構的過程，也會導致記憶的偏差。所以，當我們想到某個知識或信息時，我們可能會弄不清，它是我們經歷過的，還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下面將討論這個問題。
來源記憶
區分現實和想像
請你花點時間回憶一下，某次比較特別的圖書館之行。如果讓你回答你怎麼知道你所回憶的事情確實發生過，而不是想像的事情，你可能覺得這個問題有點莫名其妙。因為我們回憶的事件非常明確，我們從不會懷疑其真實性，也從沒有考慮過自己所回憶的事件源自何處。但是，正如記憶的其他方面一樣，對回憶事件真實性的信念也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並不十分可靠。要區分回憶中的現實成分與想像成分，我們必須訴諸於我們記憶中的知覺成分、有關事件可能性的廣闊理論和背景知識（綜述參見Johnson，Hashtrodi & Lindsay，1993）。與憑空想像的事件相比，在對真實事件的記憶中，有更多的時間、空間特徵（到圖書館的時間，到哪一樓層）、感覺特徵（你當時所穿衣服的顏色）、細節信息（你借閱了哪幾本書，當時還有哪些人在場，圖書管理員說了些什麼）、情緒信息（排著長隊借書時的煩躁和無奈情緒）。另外，你有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記憶（那天借來的書還在你手裡），並且，其他人可以證明事件確實發生過（你的一個朋友記得那天與你一同去了圖書館）。我們根據這些線索，將回憶中真實的事件與想像的事件區分開來。我們也可以依靠我們的推理能力進行判斷：如果回憶中包含一些不合乎邏輯的事件（書架上的書主動與你打招呼），你就可以斷定該事件只是憑空想像的結果，而不是實際發生過的事件；相反，如果事件前後連貫、合乎邏輯，你可以認為回憶是準確的（Ross，Buehler，& Karr，1988）。
由於我們需要根據上面所述的那些線索建構關於（回憶）事件的真實性，如果有些線索誤導了我們，我們就會混淆真實事件與想像事件。那些想像事件的內容越豐富，細節越完善，我們就越有可能產生混淆。Marcia Johnson及其同事對（回憶）真實性監控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們的研究支持上述觀點。例如，在其中一項研究中，讓被試看幾次普通物體的照片（Johnson et al.，1979），或者讓他們想像其中一個物體的圖片（實驗中並未呈現該物體）。研究者操縱呈現圖片的次數和被試想像圖片的次數，出乎意料的是，不要求被試回憶圖片內容，而讓他們回憶每張圖片呈現的次數。儘管實驗中要求被試忽略想像圖片的次數，實驗結果卻發現，對某物體想像的次數越多，被試越傾向於認為看到過此物體。很明顯，被試將一些想像中出現的事物錯誤地判斷為真實出現過的事物。另外，被試的視覺想像能力越好，就越有可能將想像中出現過的事物錯誤地判斷為真實出現過的事物；這可能是因為，被試視覺想像能力越好，其想像物體的細節就越多、圖像就越豐富，也就越接近於真實呈現的物體畫面。
回憶時，混淆現實事件與想像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真實性監控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如果你曾經想像過向你心愛的人講述一樁離奇事件，一段時間後，你很難確定自己是否向他說過那件事。你可能發現自己有時候重複講述同樣一件事情；而有時卻從未向他講起過那件事。如果你想像與陌生人交談，回憶時的情況就不同了，你不太可能將想像的事件與真實事件混淆起來，因為這種想像的真實性受到了限制（你很清楚地知道你從未與美國總統會晤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