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8年中，行為主義者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探討了情緒問題。根據行為主義者的習慣程序，他在開始自己的研究之前，決定把他的前輩的工作扔進廢紙簍，重起爐灶。他對成人的觀察告訴他，成熟的個性（包括男人和女人）表現出在一般的情緒名義下發生的廣泛反應。南部的黑人對著日落後的黑暗哀鳴和顫抖，常常跪地不起，並連哭帶叫，祈求上帝饒恕他的罪惡。同樣是這些黑人，晚上不願穿過墓地。當魔力和聖物出現時，他們畏縮了。他們不會去燒曾被閃電擊中過的木頭。在鄉村，當夜幕降臨時，成人和孩子便聚集在住宅周圍。他們常把這種舉動合理地解釋為他們會從夜空中遭遇「苦痛」。按照我們較為世俗的立場來判斷，那種習以為常的情境在他們中喚起了最為強烈的情緒反應。
讓我們更加具體地來論證一下。下面是紐約（New York）的一個3歲幼兒所害怕的東西的清單：黑暗、所有的兔子、小老鼠、狗、魚、青蛙、昆蟲、機器動物玩具。當這個幼兒正在興奮地玩積木時，把一隻兔子或其他動物拿近他，於是他那所有的建設性行為均停頓了，馬上爬向圍欄的角落，嘴裡開始哭喊：「拿走它。」「拿走它。」同一天受測試的另一個孩子則對不同的一組東西表現出害怕反應，而另外一些孩子可能沒有害怕的反應。
行為主義者越是檢驗成人的各組反應，就越是發現人周圍的客體和情緒世界所引發的反應要比物體或情境的有效使用或操縱所要求的反應更為複雜。換句話說，客體似乎被「充電」（charged）了，產生了有效習慣並未要求的千百種附屬的身體反應。我可以用黑人收藏兔子腳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就我們而言，兔腳是從動物屍體上切割下來並予以扔掉的東西;有人也許會把它扔給自己餵養的狗作為狗食。但是，對許多黑人來說，兔腳並不是可以用如此簡單的方式加以對待的東西。他們把兔腳曬乾、磨亮、放進口袋裡，關注著並小心保護著。他們不時地檢查；每當遇到麻煩時，便祈求它的指導和幫助。一般而言，對它的反應並不僅僅是對一隻兔腳的反應，同時也是一個信仰宗教的人對上帝的反應。
在某種程度上說，文明剝奪了人們對物體和情境的反應。但是，正如我在第一講中所指出的，很多人仍然對宗教信仰有著特殊的執著。麵包是飢餓時候吃的，葡萄酒是人們在正餐或宴會時喝的。但是，這些簡單的、平常的、非情緒的東西，當在教堂裡以聖餐的形式提供給個人食用時，就引起了跪拜、祈禱、低頭、閉眼和其他一些言語的和身體的混合反應。聖徒的骨頭和遺骸在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中間喚起的一系列反應，雖不同於兔腳在黑人中間喚起的反應，但是兩者是完全對等的（從起源的觀點來看）。行為主義者甚至更進一步地調查了他的同事們每天的行為。他發現晚上地下室內發出的響聲可以使他的隔壁鄰居變得非常的孩子氣；當上帝的名字被「褻瀆」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非常震驚，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無禮的，有這種不尊重行為的個體必會受到懲罰。他發現，他們中有許多人在走路時總是離狗和馬遠遠的，甚至不得不轉過身或者穿過馬路來避免碰到它們；他發現男人和女人在拋棄他們所討厭的伴侶時，一點也不能使其行為合理化。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能夠把所有這些生活中的物體和情境都放到實驗室中去，如果我們能夠制定出一個從生理學角度說完全科學地對它們起作用的方法[終有一天，實驗倫理學（experimental ethics）可能探討這個問題]，並且把這些形式稱做規範或標準，然後在這種規範的指導下考察人們日常的行為，那麼我們就能從中發現趨異的（per-gence）規律。趨異的表現形式為：附加的反應（accessory reactions）、緩慢的反應、沒有反應（麻木）、反應阻滯、消極反應、為社會所拒斥的反應（偷竊、謀殺等等）、屬於其他刺激的反應[替代（substitute）]。看來，現在把所有這些都稱做「情緒」而無須進一步定義這個詞是比較公正的。
正如你們現在所知道的那樣，我們並沒有關於反應的生理學標準規範，但是我們可以接近它。物理學的進步使我們對晝夜、季節、天氣的反應方式標準化。我們不再認為一棵被閃電擊中的樹是由於受到詛咒的緣故。我們不再認為當我們擁有了敵人的指甲、毛髮和排泄物，我們就佔盡了優勢。我們不再仰望藍色的天空，認為那裡有個居住著神靈的王國（至少我們當中有些人的勇敢靈魂不這麼認為）。我們不再認為遙遠的、幾乎看不見的山巒是神靈的家園。科學、地理和旅行使我們的反應標準化。我們對食物的反應通過食品學家的工作而變得標準化。我們不再認為任何一種特殊形式的食物是「乾淨的」或「不乾淨的」，我們現在只認為它能不能滿足特定的身體需求。
然而，我們的社會反應仍然保留了非標準化。甚至不存在歷史的指導。耶魯（Yale）大學的薩姆納（Sumner）教授很好地指出了這一點。根據他的觀點，每一種可想像的社會反應都有在某一時刻或另一時刻被認為是「正常的」和「非情緒的」行為方式。一位婦女可能有許多丈夫；一個男人可能有許多妻子；在饑荒時後代可能被殺；必要時可能吃人肉；子孫的犧牲可以撫慰神靈；你可能把你的妻子借給你的鄰居或客人；妻子在焚燒丈夫屍體的火堆上安然地自焚。
今天，我們的社會反應還沒有更好地標準化。設想一下1925年我們在父母面前，在我們的社會領袖面前的附屬反應。設想一下我們的英雄崇拜，我們對學術權威、作家、藝術家、教會的崇敬！設想一下我們在人群中、在假面舞會上、在橄欖球和棒球賽場、在選舉中、在宗教布道會上、在失去心愛的人或物的悲痛場合所表現的行為。我們有許多詞彙來涵蓋這些附屬反應——崇敬、愛家庭、愛上帝、愛教會、愛國、尊敬、諂媚、敬畏、熱情。我們在這些情緒刺激面前，表現得像個嬰兒。
那麼，行為主義者如何工作呢？所有這些成人反應的複雜性質使得行為主義者不可能在成人身上開始他的情緒研究。他小得不從發生的（genetically）角度研究情緒行為。
假定我們從3歲幼兒開始——我們走出去，在公路和小道上去覓得一些被試；然後，到富人的宅第去覓得一些被試。我們把他們帶進我們的實驗室，讓他們直接面對某一情境。例如，我們首先讓一個男孩單獨走進一間亮著燈的遊戲室，開始玩玩具。突然，我們在遊戲室裡放進一條小蟒蛇或其他動物。接著，把該男孩帶進一間暗房間，突然用報紙燃起一堆小火。今晚我不可能花時間告訴你們行為主義者在這類實驗中設置的每一步驟。正如你們所看到的那樣，我們可以搭建舞台，以便重複幾乎任何一種生活情境。
但是，對這個孩子在這些情境中的反應進行測試之後，我們必須在一個成人（可以是父親或母親）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或一個與他同齡、同性別的孩子在他身旁的時候，或一個不同性別的孩子陪伴他時，或一群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再一次對他進行測試。
為了獲得他的情緒行為的真實情況，我們必須測試他與母親分離時的情形。我們必須讓陌生人用不同的、非慣常的食物來餵他，讓陌生的保姆給他洗澡、穿衣、把他放上床。我們必須拿走他的玩具，或他正在玩的東西。我們必須讓一個比他大一點的男孩或女孩來欺侮他。我們必須把他放在高處或壁爐上（不能傷著他），或小馬和小狗的背上。
我之所以向你們描述我們的工作，目的是為了讓你們相信我們的方法的簡便、自然和正確——客觀的實驗有著廣泛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