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存在心理問題的可能，老師，也不例外。如果老師處理不好自己存在的心理問題，就容易出現「爛蘋果效應」。家長如果不能及時發現，學校如果沒有投訴問題老師、及時反應處理的應對機制，爛掉的「蘋果」將不可勝數，而這些身心受創的孩子，離開校園後，可能要用一生去彌合曾經受傷的創口。
－1－
她姓沈，名瑩。她只教過我一年。那年我五歲。在一個水鄉小鎮，我在一所寺廟改建的小學讀一年級，我的老師，姓沈，名瑩。
我，已40歲，35年來準確地記得她的名字，並且顯然會記住這個名字一生。
每個人，內心都有自己的恐怖片場景，有人的恐怖片是狹窄的賓館洗手間裡，霧濛濛的鏡子上突然出現的面孔，面孔上沒有眼睛只有窟窿，一滴滴的血流下來；有人的恐怖片是無盡的曠野和森立的樹木，沒完沒了的奔跑和在黑黢黢中窺視的眼睛；有人的恐怖片是地下室，金屬的聲音在牆壁上刺耳地劃過，一點點靠近。
我的恐怖片是正午，空無一人的操場。陽光熾熱，熔金般倒在頭上，汗水刺進眼睛，我腳下打著絆，朝著教室狂奔、狂奔，肺劇烈擴張，滾燙的空氣灌進喉嚨，喉頭劇烈疼痛，肺泡快炸了，我卻不敢停下飛奔的雙腿，因為——鈴在響，而我奔跑的盡頭是一張我已經無法回憶、一片空白的臉，我不記得她的模樣，但她就在那裡。
沈老師就在那裡。講台上。帶著似有似無的微笑，朝著教室門轉過臉來，眼睛睨視。
老式的掛鈴，用粗大的青繩拴在校園的一棵老槐樹上，校工一扯，又一扯，噹噹噹……
上課了，我要遲到了，遲到了。
哪怕是踏著鈴聲衝進教室，只要沈老師已經站在講台上了，就算遲到。
是的。
遲到，即地獄。
沈老師並沒有怎麼大吼大叫過，她好像很少歇斯底里。她看向班上的孩子們時常常是帶著笑的——尤其是看到有「犯錯誤」的行為發生時，她就笑了。
她的笑，在很多年後，還會像恐怖片一樣縈繞著我，就是那種，一個人緩緩朝你轉過頭來，她本來是絕對不會笑的，卻朝你咧嘴一笑。
－2－
遲到了的孩子，有一個指定的地方。
教室門背後。
沈老師走過來，一把提溜起我的脖子，應該是拽著衣領提起來的，不過她手法之嫻熟，就好像孩子們脖頸裡天生長著一個把手，以供拎取。她一把提起我，扔進門邊的牆角，緊緊地塞在牆和木門門框之間，再打開教室門，門和牆角形成一個天然的三角形囚籠，把我關在裡面。
裡面並不黑暗，因為光是可以透過門縫和牆縫照進來的，可我卻覺得非常非常黑，而且非常非常窒息。我急促地呼吸著，每一秒都覺得下一秒滾燙的肺泡會被黑暗捏碎。我喘著、喘著，肺並不因為已經停止了奔跑而逐漸平息，而是越來越緊張，越來越疼。黑暗捏著它，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
沈老師打開門，世界忽然亮了。
我恐懼地朝門裡縮了一縮，可是又飽含感激地、乞求卻又不敢抱有任何期望地抬頭看她。我知道她絕不會大發慈悲，卻又期盼能夠從這黑暗和窒息中解脫。
而沈老師的可怖之處，就在於不確定。
沒有一個孩子知道她接下來會做什麼。
她把我拎了出去，戳在講台邊上。我的腳撞在磚地上，很疼。
是示眾時間。
全班都在，現在是示眾時間。
遲到、貪玩、某次上課睡覺、說小話、沒寫作業、錯字……一條一條的罪狀，她以一種如終極裁決般的口吻宣讀出來，話語裡充滿了末日審判般的厭棄和鄙視。
四五十個小孩坐在座位上，沒有人發出任何聲音。
除了老師發出尖銳的一聲冷笑時，個別老師的寵兒附和著發出銳笑。
她一邊宣讀罪狀，一邊扒拉推搡著我，問我是否知道自己不可饒恕、罪該萬死。
呆呆地，我在一個強有力的手臂下東倒西歪，腦袋甩到這邊又甩到那邊，腦漿彷彿滾水一樣在腦殼裡滾來滾去。
我的遲滯和呆板似乎讓她更加生氣。
她提起我又戳在地上，問全體同學，這樣的小孩還配當一個小學生嗎？
不配……
這樣的學生不應該打倒嗎？
應該……
死不悔改，這樣的學生要不要關到陰山背後？
要……
底下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她的表情也越來越亢奮。我是低著頭的，但不知怎麼，我總能看到她白淨的臉上帶著的笑。
沈老師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她就算揪住人的頭髮晃動時，薄薄的嘴唇裡噴出最惡毒的語氣時，眉眼都戾氣十足地扭曲在一起時，都還是笑的。她有一縷始終不會離開嘴角的笑，鑲嵌在那裡。
宣判結束。
她彎下腰，撿起剛才被她打掉在地上的書包，掛在我的脖子上。書包是我媽媽做的，手工比較對付，就是一個雙排帶子的花掛兜。
她掂了掂書包，隨手向前排一個同學一指：「去，撿兩塊磚頭！」
同學迅速地溜出教室，撿回來兩塊磚，青黑色的。
她把一塊磚頭塞進書包。我脖子頓時向下一彎。
又一塊磚頭。布帶子頓時勒進了皮肉。
她提起我如提一隻小雞，在全班的寂靜裡，再次把我塞進牆角，打開門。我再次陷入三角形的「木監獄」裡。
不是關一節課。一切視沈老師的心情而定，有時是一節，有時是整個下午直至放學。
最難熬的時間是下課了，她也許已經忘記了「犯人」的存在，而鄰班的孩子們都下課了，經過我們教室，他們迅速發現門後關著一個人，我的雙腳戳在門底下呢。
「嘻嘻，這裡怎麼有一個人？」
「像個呆小（方言，傻子）戳在這兒呢。」
「呆小，是個呆小。」
門口圍觀群眾越來越多，「呆小！呆小！呆小！」他們一起起哄。
－3－
我勾著頭，站在黑影裡，門縫裡影影綽綽的都是人。我甚至不敢伸手托一下快把脖子勒斷的書包。心裡唯一的盼望是，老師不要在人這麼多的時候打開門放我出去，這樣每一個人都能看到誰是那個「呆小」。
而通常這是奢望，沈老師會非常樂意在圍觀的孩子們面前打開門，把我揪出來再度示眾。那時候我媽媽常常給我剪一個前額齊眉、後面齊耳的短髮，她手藝比較對付，而且為了方便，她會給剪得非常短，於是我看起來就頗有幾分呆相。
沈老師會說：「她看起來像不像個阿巴（方言，啞巴）？」
孩子們一陣哄笑：「阿巴、阿巴、阿巴……」
即使在35年後，我回憶起那個剎那，依然如沸水澆頭。內心的屈辱比勒進脖子的布條更為疼痛，屈辱是一種終身不愈的創傷，如大麻風一樣永遠長在額頭上。即使已經永久離開了那個小鎮，走在人群中也沒有人看得到這無形的傷口，我自己卻知道，它永遠在那裡，流著濃稠的液體。
「她就是一班的那個阿巴。」在操場上，也會有人老遠指著我說。
「是阿巴還是呆小？」
「都是吧？呆小不都是不會講話的嗎？」
他們會跟在我後面起哄：「阿巴！阿巴！阿巴！」
我扭頭喊罵：「你才是阿巴！」
「咦，這個阿巴會講話呀！」他們立即換口號，「呆小！呆小！呆小！」
－4－
沈老師似乎非常憎恨下課後在操場玩耍這個行為。
在她來看，學生就必須規規矩矩坐在桌子後面，下課了也要像木偶一樣坐在原座位，不能亂說亂動。今天想來，她可能憎恨的是一切具有與生而來的活力的人和事，而我又是一個天然非常活潑的小孩，所以會成為她最喜歡打擊扼殺的目標。
有一次放學了，我和鄰班的幾個小姑娘在跳皮筋。
皮筋是綠色的，是我攢了好久的硬幣，剛剛買的一條透明的、綠色的皮筋，足有四五米長。
忽然聽到她在挺遠的地方叫我的名字，我嚇得愣在當場。
她叫我過去。
我一下就知道，她可能要沒收我的皮筋。於是我趕緊拽起地上的皮筋，拿出小刀開始割，邊割邊拽，是想在她走過來之前，哪怕割下一段先給鄰班同學拿走，保存一點，以後可以接上用。
她迅速走近了我們，冷笑一聲：「割？割什麼割？」
她一把從我手裡把皮筋拽走，像拉漁網一樣，拽走，全部拽走，割開了掉在地上的那多半截也全部拽走了。
我清晰地記得，已經放學了。放學了，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玩耍？我們並沒有觸犯任何一條「禁令」！
前所未有的狂暴的憤怒，讓我呆呆站在原地，呆呆地盯著她。
但僅此而已。
不，沒有電影裡那種孩子瘋狂的反擊。儘管我是一個家長和鄰居眼裡公認的脾氣暴烈的小孩，也一直被公認為膽大包天。但在一個奪去我最寶貴財產的老師面前，我能反應出來的反抗意識就是呆呆地張著嘴盯著她看。
沒有。什麼都沒有。她拿走了我心愛的皮筋。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心裡第一次意識到不公平，但卻像一個被馴服的奴隸一樣，毫無任何反抗的意識。看著她拿走了我嶄新的、美麗的皮筋，我最大的反抗就是盯著她看了一會兒。
這個細節被我在成年後多次回味，它使得我對人性的軟弱充滿了理解和憐憫。
你不是那個孩子，你永遠不明白她有多無助、無力、無能……
反抗對身處奴隸之境的人來說，是幾乎沒有任何可能的。
一個受害人如果沒有外援，很難擺脫困境。必須有外界的力量幫助他完成自省和覺知，否則，他無力擺脫困境。——這叫作「習得性無助」。
她的打擊行為很有意思，就像《第二十二條軍規》裡講的一樣，會制定一些你永遠不可能完全企及的目標，等待你犯錯，然後，她的一切懲罰都有了一個高度合理化的借口。
比如，下課玩耍是錯——然而小孩的天性都是好動的，不可能控制得住。她就會從她在走廊和操場上看到的玩耍的學生中隨機挑出懲罰對象。
比如，午睡沒有及時醒來，在她走進教室時還在趴著睡，也是大大的忤逆，屬於嚴打行為。
那時所有的孩子中午都要被迫午睡。
我們全體趴在桌上，頭枕著自己的胳膊，中午睡上一個小時。
我起初是睡不著，顛來倒去睡熟了，一夢黑甜，鈴聲已響。而一個五歲的孩子，真睡熟了，往往是把她抬走賣了也不會醒，何況鈴聲。我的同學呢，也大約是不喜歡我，很少有人會在鈴聲響起時推醒我。
正在睡夢深處，忽然有人叫我名字。
聲音並不大。
有人在睡夢中輕輕叫你的名字，你的名字……
我全身驟然一個激靈，大夏天如被冰水淋透，睜開眼睛，恐懼地發現周圍一片死寂。而沈老師就站在我課桌邊上，嘴角焊死了一樣地，噙著一縷笑。
－5－
沒有及時醒來，老師上課了還在打瞌睡的孩子，要接受「清醒」的懲罰。
站在自己座位上罰站，同時，舉起一隻手，竹子尾梢一樣，筆直筆直地伸向天空。
沈老師開始講課了，她手裡捏著一根教鞭，在講台上轉悠，在過道裡轉悠，一旦看到誰的胳膊微微下垂，哪怕是彎下來一點點，啪！教鞭抽上去。
一分鐘，三分鐘，十分鐘……
十分鐘後，舉手——這個平時非常輕鬆的舉動，就成為一種極其可怕的酷刑。
你的胳膊和肩膀開始顫抖，每一塊相關的肌肉開始酸疼，酸疼到麻木，麻木後又變成深深的酸疼，酸疼到骨髓裡去。
然而，因為對沈老師的恐懼——不，不是怕教鞭抽——而是你就是怕她，怕到你舉著手，酸疼得想死，想有人來一刀剁掉你的胳膊，你卻仍然不敢放下手。
你最後只剩下唯一的念頭：想死，想地球爆炸，想被人用槍突突掉，但是你卻不敢放下手。
這一刻，沈老師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我願意拿出全部生命，取悅於她，讓她饒恕我，允許我放下胳膊。
後來我長大後每每回憶起這些場景，我完全理解什麼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我也完全理解為什麼美國會立法接納每一個戰俘為戰鬥英雄，並且允許他們在被俘後吐露情報，認定這是合理的。在一種絕對的控制下，在一個人對你的身體擁有絕對支配的權力時，肉體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無盡恐怖，讓絕大多數人都會很快崩潰。
如果「罪行」超過「上課了還在睡覺」，上升到「上課說話」「不做作業」這樣的「頂級罪行」——沈老師的刑罰也會升到頂級。
頗有創意的刑罰。
我還記得，學校雖然離我家近，但卻是小鎮上比較差的一所學校。校園由一所古廟改建而成，桌椅更是簡陋拼湊的，小朋友所使用的桌子，都是空心的，只有一個桌面，桌面底下兩根橫檔——之所以要描寫這麼仔細，是因為只有兩根橫檔的桌子，會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刑具」。
沈老師會把最「十惡不赦」的「罪犯」塞到桌子裡去——不，不是全部塞進去，是把他的兩條腿塞進桌子，然後從他屁股底下把凳子抽走。可憐的「罪犯」必須竭盡全力收縮腹肌，雙手扒著桌面，才能保持重心平衡，不至於整個人朝後倒下去，而一旦倒下去，桌子必定會砸在那人的腿上和身上。
只消幾分鐘，「罪犯」就全身打著哆嗦，汗如雨下，臉憋得通紅甚至發紫，雙手掙扎著扒拉桌面，試圖保持住身體平衡。不只是腹肌，全身的每一塊肌肉都在掙扎以保持身體前傾，不會破壞微弱的平衡而倒下。
從來沒有人支撐超過十分鐘。
最後的結局都是，「罪犯」絕望地痙攣著，上身繃不住了朝後倒，一屁股摔倒在地，連帶桌子一起翻倒，桌子砸在腿上或肚子上。
說實話，我沒有被塞過桌肚。也許是因為我出於絕對的恐懼，從來沒敢在課上說小話或不做作業。
可是作為戰戰兢兢站在一邊，目睹了全過程的孩子，「受刑人」的痛苦和恐怖，我感同身受。35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被罰的同學雙手在桌面上抓撓，指甲發出的刺啦聲，通紅的臉和眼睛裡憋出的眼淚。很多年之後，我看了一部叫《火燒圓明園》的電影，裡面有一個顧命大臣被用黃表紙活活悶死的鏡頭，那抓撓、蜷曲的絕望手指，頓時讓我想起那些在課桌上絕望掙扎的小手。
－6－
沈老師還給我們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是，她帶著一根針來到課上。一根大號的、過去縫紉棉被用的針。有小孩的手指那麼長。
針的尾部拴著一根長長的粗棉線。
陽光從她頭頂的明瓦照射下來，針尖閃光。
她舉著針，在教室裡走動著，確保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到。
「我講課時，如果有人在底下說話，我就用這——根——針，把他的嘴——縫上。」展示結束，她鄭重地把那根針插在教室正中的一根木頭柱子裡，長長的棉線掛在上面。
四五十個，接近60個小孩，一片死寂，甚至連呼吸聲都停止了。
今天想來，這只是一番可笑的威脅，但是，對一群剛剛六七歲和我這種剛剛五歲的小孩來說，它就是真的。
地獄是真的嗎？對宗教信徒來說，地獄是真的。心碎是真的嗎？對一個失去至親的人來說，心碎就是真的。而「活活地把你的嘴縫上」——這在一個小孩心裡，就是真的。
我在沈老師班上一年的時間裡，一直生活在這根針的威脅之下。
許多成年人會用自己認為「無關緊要」的玩笑話去戲弄小孩，逼得孩子哭笑不得，甚至以把他們弄到哭為樂。最常見的就是「媽媽不要你了」「這個東西不給你了，我要搶走」「把你賣給人販子，讓你再也見不到媽媽」，最終無一不是以孩子哇哇大哭而告終，我要說，這是成年人一種極其卑劣、極其無知的行為。
在成人的世界裡，這是玩笑。在孩子的世界裡，這是真實的恐怖。
他們幼小，還不足以分辨玩笑和現實，他們的智力要到12歲後才能逐漸區分這些，他們面臨的恐懼和痛苦是真實的，為什麼成年人要以把一個孩子的小世界摧毀崩塌為樂？是因為成人自己弱智到沒有能力和孩子有效互動嗎，還是因為他們心理容器如此狹小，承擔不了一個歡樂、活潑、怒放的生命，孩子身上流動的鮮活的能量映照出了他們心中的死一樣的絕望？
我獨自用了整個青春期消化沈老師給我的一年創傷。毫無疑問，這樣的創傷可能會伴隨終生。一個老師在孩子的世界裡是一個神祇，他擁有激活和毀滅一個孩子心靈的力量，而社會和家庭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我整個一年級，驚惶不安，焦慮無比。
我的書包因為多次被塞磚頭，很快就裂開了，帶子也斷了。媽媽抱怨我不愛惜東西，尤其是在書包裡扒拉出磚頭渣時，媽媽痛罵我毀東西。她卻從來沒有問過，我的書包裡為什麼會有磚頭。
沈老師也沒有給我們任何人留下嚴重的外傷。
到我上高中時，有一次在飯桌上，一家人邊吃飯邊閒聊，父母回憶起了那個我們家曾經短暫住過的小鎮，說起了我的學校，我忽然間說出了整個往事。
他們目瞪口呆地聽著。即使他們平時很不耐煩聽我說學校裡的事，整個故事中可怕的殘酷，也讓他們停住了筷子。
並沒有哭，我甚至是帶著笑的，偶爾聲音會高幾下，我把針、磚頭、課桌挨個講了一遍。我住嘴之後好一會兒，媽媽才不安地開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呢？」
我火了：「拜託，我那時才五歲！五歲的孩子當時懂什麼呀？我才五歲你們就送我去上一年級！」
媽媽若有所思地說：「其實你說的這個沈瑩，我是認識的。」
那個小鎮很小，基本上人人都互相認識。
「我還認識她媽媽呢，」我媽媽說，「她媽媽以前和我同事過，是個老職工了，人很凶的，『運動』起來是一把干將，為人比較毒。」
「十年動盪的時候，她因為樹敵太多，後期被揪出來斗了，啊呀，她當時被人打得很慘很慘的。」
「怎麼很慘？」
「哎呀，就是當時流行的那些折磨人的手段，她可能都挨了。什麼上老虎凳，坐飛機，掛牌遊街，被人揪住頭髮打得滿臉是血呢。」媽媽平淡地說，站起來盛了一碗湯，「別哭了，喝湯喝湯，唉，你也真是的，回來也不告訴我們，不告訴我們。唉。」
在後來的很長時間裡，我一直回味這個消息。
－7－
在我學習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知識後，我推算沈瑩老師的年齡。她成為我的老師時，大約20歲，剛剛80年代初，她的青春期和童年，想來就是在一種被惡意虐待的環境中度過。無論是她的母親本身的為人，還是大環境的氛圍，都足以讓她的心靈扭曲。當她對一群更弱者擁有了絕對權力時，她生命中經歷的所有黑暗都通過惡行在恣意宣洩吧。被她凌虐過的學生，又有多少如被喪屍咬過一樣，終身都帶著黑暗和暴力的因子呢？
而這樣的病人，又有多少依然在校園和課堂之上，重複著這樣的輪迴呢？
校園無聲。宛若寂靜嶺。
老師會霸凌學生嗎？
實際上，在一個人握有對一群人的巨大權力又沒有足夠的監督機制時，就有可能催化出極端行為。
中國傳統文化是講「天地君親師」的，現代應試教育下，家庭和社會對老師的賦權仍然很大，老師在很大空間裡能夠握有塑造或摧毀一個孩子身心靈的力量，卻往往缺乏監督和制約。
在歐美國家，老師的職業操守有極其詳細的職業規範和培訓，並在教學中落實到每個細微之處。
美國學校裡沒有班主任之說，中學生們也是學分制，學生並不會固定在一個班級，而是各自抱著書本去尋找自己要上的課。上一節和你一起上課的學生，不見得下一節課還和你一起，也不會有一個跟隨你三年之久的班主任。這種形式的不利之處在於，老師可能無法真正瞭解孩子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有利之處則在於，老師未被授予國王般的權力，也就無法對孩子們進行國王般的統治。
前不久，美國剛剛發生了一起學生投訴教師案。一個數學老師多次在課堂上霸凌她的學生，用了「你這麼笨」「你蠢得像豬一樣」「你要是不在，我們班的平均分數就提高了」諸如此類的侮辱話語，學生決定反擊，用錄音筆偷偷錄下了這位數學老師連續幾周上課時對自己的羞辱。
在學校召開的聽證會上，學生播放了錄音。
原本認為只是學生和老師之間出現小糾紛的聽證會頓時變得緊張起來，一臉輕鬆的數學老師在聽到錄音時也神色驟變，最後流著眼淚離開了。因為就算她自己，也意識到，光是錄音中所證實的部分，就已經足以使她永久失去教師資格，也會失去退休金。原本只是課堂上的隨口刻薄，卻變成了葬送她的職業生涯的鐵證。這個學生機智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但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更多時候，無論中外，絕大多數孩子在面對來自老師的霸凌時，都不知所措，更絕少和家長訴說，只能獨自面對，無論消化得了還是消化不了。按照人群中心理異常人數的比例，只要有1%的老師心理異常，對整個教師隊伍來說，也是很大的數字，因為這就意味著每年至少有百名以上的學生要面對這些老師。如果老師自己的心理問題處理不好，就會出現「爛蘋果效應」。學校中如果沒有投訴問題老師、及時反應處理的機制，爛掉的「蘋果」將不可勝數，而這些身心受創的孩子，離開校園後，可能要用一生去消化這些創傷的後果。
〔1〕 爛蘋果效應：任何組織裡，都存在幾個難管理的人物，他們像蘋果箱裡的爛蘋果，如果你不及時處理，它就會迅速傳染，把其他蘋果也弄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