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當我對施加在我身上的傷害產生了自然反應，像是生氣、憤怒、痛楚與恐懼等。若我不控制與抑制這些反應，我可能會被處罰。後來，在求學階段，我甚至自豪於對這些感覺的控制與抑制本領。我認為這些能力是一種優勢，同時也期待我的第一個孩子能得到同樣的訓練。直到我成功地擺脫這種態度之後，我才能夠瞭解孩子被禁止以適當的方式響應傷害是多麼痛苦。讓孩子在一個充滿善意的環境裡嘗試與自己的情緒相處，將讓他們在往後的人生裡找到進入自己真實感覺的方向，而不是一直害怕這些感覺。
不幸的是，很多人都和我有類似的遭遇。他們在小時候不能表達出自己的強烈感覺，也不能真的去經驗這些感覺，但日後則渴望著這些經驗。有些人透過心理治療成功地找到並感覺到他們壓抑的情緒。之後這些情緒轉變成了有意識的感覺，人們可以借由自己的故事來理解這些感覺，而且不需要再畏懼它們。但有些人卻拒絕走上這條路，他們由於自己的悲慘經驗而無法或不願意再相信任何人。在現今的消費社會裡，這些人無法直接地展現他們的感覺，只有在某些例外狀況，也就是使用了酒精與毒品之後。否則，他們寧可去嘲諷（別人的與自己的）感覺。擁有諷刺的本領在娛樂與媒體產業通常能獲得很高的報酬，因此人們甚至可以藉著有效地壓抑感覺來賺取大筆的金錢。即便到最後會碰到危機，完全失去與自己的連結，只剩下面具的功能，也就是一個「假想人格」(46)在運作；但是人們還是可以借助毒品、酒精、藥物，或其他可供替代的物質的力量。嘲諷的收益很高，酒精可以維持好心情，而更強效的藥物能達到更大的效果。但這種情緒並不是真實的，它們無法連結身體的真正故事，效果只是暫時的。為了將童年遺留下的空洞填滿，所需的劑量將越來越大。
2003年7月7日德國的《明鏡週刊》刊載了一位年輕男性的文章，他是一名成功的記者，也為《明鏡週刊》工作，文章裡闡述了他對毒品的長年依賴。他在文中的坦率與誠實令我相當動容。
對這年輕男子而言，平衡就是靠藥物維持著的。人生最後僅存的是工作。而工作是種自我掌控。那麼他真正的人生在哪呢？他的感覺在哪呢？或許毒品、恐懼與痛楚都能達到有效的壓抑，讓當事者不必去面對真實的感覺——只要毒品還起得了作用的話。但一旦毒品的效果過去了，那些還沒伸展開來的情緒則會更激烈地反擊。被排除的情緒再度獲得了入口並糾纏著身體。
這位年輕人非常清晰地表達出當他無法依靠毒品時，真正的需求與感覺會以何種力量浮現。匱乏、孤寂、憤怒的真正感覺，卻導致了恐慌，因此必須再度靠著毒品去對抗這些感覺。同時，毒品操控了身體，讓它「製造」符合期待的「正面感覺」。當然，同樣的機制也會在使用合法藥物時出現效果，例如精神科用藥或是酒精等。
強迫性的物質成癮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些物質阻斷了通往真實情緒與感覺的道路。毒品雖然可以造成興奮感，激起那曾經由於殘酷的教養而喪失的創造力，但身體無法一輩子容忍這種自我疏離。我們在卡夫卡以及其他人身上看到了，從事創造性的活動，例如寫作或繪畫等，是可以暫時幫助他們活下去的，但只要他還依舊逃避自己真正的故事，這些活動依然無法打開那道由於早年受虐而封閉的入口，並且無法通往人類真正生命的本源。
蘭波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例子。毒品無法取代那些他真正需要的情緒滋養，而他身體的真正感覺不會受到欺騙。如果他能遇到一個人，幫助他完全看清母親的破壞效果，而不是讓他為此一再地懲罰自己，那麼他的人生就會不一樣了。正因如此，他每次的逃離都會以失敗告終，最終被迫回到母親身邊。
保爾·魏爾倫也像蘭波一樣英年早逝，享年51歲(47)。他的貧困潦倒，表面上是因為他的毒癮與酗酒的習慣花光了所有的積蓄，但內在的原因則是像許多人一樣——缺少了覺察、順從於通用的戒律、沉默地忍受著母親的掌控與操縱（常常是透過金錢援助）。雖然魏爾倫在年輕時，期盼可以透過自我掌握和濫用藥物從母親的控制裡解放出來，但最後他還是靠著女人給錢過活，甚至有許多是她們賣淫賺來的。
藥物並不能時刻都起作用，將人們從依賴與束縛中解放出來。使用合法的藥物（例如酒精、尼古丁、精神科用藥）常常是為了嘗試填滿那個父母遺留下來的感情空洞。孩子沒能從父母那裡獲得他所需的滋養，而且事後也無法再找到這些滋養。在沒有使用藥物的情況下，這個空洞就像是生理上的飢餓感，就像是自發性的胃部痙攣。或許成癮的基石早在生命之初已然奠定了，暴食症以及其他飲食失調症狀也是如此。身體清楚地顯示出，它身為一個小小孩時就迫切需要的東西。但只要情緒依舊遭到忽視，這些訊息就會被誤解。因此，孩提時的困境被錯誤地當成現在的困境，而所有與現在的困境博鬥的嘗試，都必定會失敗。長大成年後，我們的需求已經不同於當時了，我們能滿足現在這些需求，只要它們不再無意識地與舊時的需求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