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19)、卡夫卡、尼采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契訶夫這兩位俄國作家的作品，對年輕時的我意義重大。對這兩位作家的研究，讓我明白解離的機制不只是當今才有的，它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完善地運作了。當我終於成功放棄對自己父母的幻想，並且看清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我的人生所造成的後果之後，我的雙眼為事實睜開了，這些事實以前對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舉例來說，我在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裡看到，他的父親原本是位軍醫，晚年時繼承了一座莊園與上百名農奴。他父親對待這些人的方式非常殘暴，以至於後來被農奴所殺。這位莊園主的暴虐必定遠超過一般限度，否則該如何解釋一向怯懦的農奴寧可冒著被驅逐的風險，也不願繼續忍受這樣的恐怖統治？可以想像，他的長子可能同樣屈服於父親的殘暴之下。因此，我想看看這位寫了很多世界名著的作家如何處理他個人的故事。我非常熟悉他在小說《卡拉馬傳夫兄弟們》裡描寫的那位鐵石心腸的父親，但我想知道的是他與父親之間真正的關係是怎樣的。首先，我在他的書信中尋找相關的段落。我讀了許多他的信件，但卻找不到任何一封他寫給父親的信。他唯一提及父親的地方，可以證明作為兒子對父親絕對的敬重與無條件的愛。另一方面，幾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給其他人的信裡，都在抱怨自身的經濟狀況，並請求財務的援助。對我而言，這些信件明顯表達了一個孩子對生存狀況持續遭到威脅的恐懼，他絕望地期待他的困境能被理解、能獲得收件者的好心借貸。
眾所皆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狀況非常不好。他長期失眠，並且抱怨他做的可怕的惡夢，這些夢可能顯現了他童年的創傷，但他對此卻不自覺。我們也知道他幾十年來都為癲癇所苦，不過他的傳記作家們卻很少有人將他這種疾病的發作與童年的創傷連結在一起。他們同樣不明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於輪盤賭博的背後，渴望著仁慈的命運。雖然他的妻子曾協助他克服賭癮，但即便是她，也無法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情見證者，因為在那個年代譴責自己的父親，比起今日絕對更是禁忌。
我在安東·契訶夫的身上也發現了類似的狀況。我認為在他的短篇小說《父親》中，他或許非常精確地描繪了自己父親的形象。他的父親過去是農奴，也是酒鬼。這篇小說恰恰描述了一個依靠兒子過活的酒鬼，他為了掩蓋內心的空虛，拿兒子的成就往自己臉上貼金。他從未試著瞭解兒子究竟是怎樣的人，也未曾展現任何情感或人性尊嚴。
這個故事被認為是虛構的小說，它可能是傳記體的含義完全被從契訶夫的人生中割離出來。如果這位作家可以有意識地感覺父親實際上是如何對待他的，或許他會感到羞愧不已或勃然大怒。不過在他那個時代這是無法想像的。契訶夫非但沒有反抗父親，反而負擔著全家人的經濟，即便在他早期收入微薄時亦然。他要負擔父母在莫斯科的公寓，並一心一意地照顧父母與弟弟們。但在契訶夫的信件集裡，我很少發現他提到有關父親的事。一旦在信件中提到父親，便會展現出這位兒子全然的同情與體諒的態度。我完全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顯示他曾埋怨過年輕時幾乎日日被父親殘暴毆打的事。契訶夫在30歲出頭時，曾前往當時是流放地的庫頁島待了幾個月。根據他的自述，這是為了描寫遭受咒罵、酷刑與毆打之人的生活。他自己其實也是這些人其中一份子的認知，大概也從他的意識裡分離出來了。傳記作家們將他44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歸咎於庫頁島上可怕的生活條件和嚴寒的氣候。但我們不該忘記，契訶夫和他更年輕就因病早逝的弟弟一樣，一輩子都為結核病所苦。
在《你不該知道》一書裡，我提到了卡夫卡以及其他幾位作家的生平，寫作雖然幫助他們活下去，但卻不足以完全解放那個被關在他們身體裡的小孩，也不足以喚回他們失去的活力、敏感與安全感。這是因為這種解放過程中知情見證者是絕不可少的。
雖然卡夫卡有兩位苦痛的見證者：米蓮娜以及妹妹奧特拉，尤其是後者。他可以向她們傾吐，但卻無法說出自己童年的焦慮與父母對他造成的痛苦。這仍是個禁忌。不過無論如何，他最後還是寫下了著名的《給父親的信》。但他未能把這封信寄給父親，而是交給了母親，請母親幫忙轉交。他在母親身上尋求知情見證者的角色，希望母親讀了這封信最終能瞭解他的苦痛，並且願意當他與父親之間的中間人。但母親卻扣下了這封信，而且也從沒跟兒子談論信件內容。沒有知情見證者的支持，卡夫卡無法面對自己的父親。他太懼怕處罰的威脅了。我們只要回想他的短篇小說《判決》，就知道他實際上十分害怕這種威脅。可惜卡夫卡沒有任何可以支持他的人，讓他可以克服恐懼，給父親寄出這封信。如果他曾經這麼做，或許能挽救自己一命。可惜他不可能獨自跨出這一步，取而代之的則是身染肺結核，才40出頭就撒手人寰了。
我在尼采身上也觀察到類似的情況，我在《迴避之鑰》與《拆掉沉默之牆》兩本書裡描述過他的悲劇。我認為尼采的大作是一種嘶吼，他尋求著擺脫謊言、剝削、虛偽與他個人的矯枉過正。但卻沒有人可以看出（尼采自己看到的最少）他早在童年就承受了許多苦痛。不過他的身體卻一刻也未曾停歇地承受著重負。他在年輕時就得對抗風濕病，這種疾病與他劇烈的頭痛絕對可歸咎於對強烈情緒的壓抑。他還患有許多其他病症，據說在就學期間，一年內就有上百種之多。沒有人能察覺他因虛假的道德規範而受苦，這些道德規範是制約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和他一樣處在相同的氛圍裡，但他的身體卻比起其他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了謊言。如果有人能幫助尼採了解他身體的所知，他或許就不必因為直到生命盡頭都不能看清自身真相而「發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