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卡尼曼在很多問題上都表現出一種懷疑精神，其中最令人不解的莫過於他對自己記憶力的懷疑了。他曾脫稿完成了整整一個學期的講座。在學生看來，他好像已經把教科書的內容完全背了下來，而且他還毫不客氣地要求學生也依樣效仿。但是當被問及過往生活中的經歷時，他卻說自己的記憶不可靠，並且認為別人也不該太過於信賴記憶。丹尼爾以自我懷疑作為人生信條，這也許只是他人生信條的一個延伸罷了。「他的主要情感特質就是懷疑，」他曾經的一個學生這樣說，「這對他極有幫助，因為這種情感特質能推動他向更深的領域邁進。」也或許這只是他為隱匿於人群不被發現而採取的一種另類的防禦措施。總而言之，在所有與他發生過關聯的人和事面前，他採取了一種拒之於千里之外的姿態。
他也許對自己的記憶持懷疑態度，但他總歸有一些記憶。比如，他記得在1941年年底或是1942年年初，總之是在德軍佔領巴黎一年左右的時候，他在宵禁結束後被當街逮住。當時的新規要求猶太人必須在衣服的前胸位置佩戴六芒星。這個徽章讓他感到恥辱，為了不讓其他孩子看到他戴著六芒星走進教室，他每天早晨都會提前半小時趕到學校。放學回家的路上，他會把衣服裡子朝外反過來穿。
有一天，他很晚才回家，在路上迎面遇到一個德國士兵。「他身穿黑色制服，據說這種兵比別的德國兵更可怕，只有專門招募的納粹黨衛軍才穿這種制服。」丹尼爾在應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要求所寫的自傳中這樣回憶道，「我加快了腳步，快走到他跟前時，我發現他熱切地看著我。接著，他招手讓我過去，然後抱住了我，把我舉起來。我生怕他會注意到我衣服內側的徽章，而他只是一味熱情地和我說話，說的是德語。把我放下時，他打開自己的錢包，取出一張男孩的照片讓我看，還給了我一些錢。回家的路上，我更加堅定地認為我母親的話是對的：人之複雜和有趣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他還記得1941年11月他父親在「大清洗」中被帶走後的情形。成千上萬名猶太人遭到圍捕，被押往集中營。丹尼爾對母親的情感很複雜，但是對父親就只有愛。「我的父親就像一個發光體，魅力無窮。」丹尼爾的父親被囚禁在德朗西一個臨時搭建的監獄中，位於巴黎城外。在這裡，原本供700人居住的公租房被用來同時關押7000多猶太人。「我記得和母親去看這所監獄時的情形，」丹尼爾回憶道，「我記得那是一棟橘粉色的建築，從外面能看到裡面的人，但看不清他們的臉。還能聽見女人和小孩的聲音。我還記得那個監獄的警衛，他說，『這裡的日子可不好過，他們只能吃些果皮或者蔬菜皮』。」對大多數猶太人而言，德朗西只是他們去往集中營途中的一個中轉站：一旦到那兒，孩子們和他們的母親就會被隔離看管，然後被押上開往奧斯威辛的火車。
承蒙尤金·舒勒的關照，丹尼爾的父親在6周後被放了出來。舒勒是法國化妝品龍頭企業歐萊雅公司的創始人及掌管者，而丹尼爾的父親當時在這家公司做化妝品研發工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過了很久，舒勒作為某機構策劃者幫助納粹搜捕並殺害法國猶太人的身份才被曝光，但不知何故，他在當年卻對自己的頭牌工程師網開一面。舒勒說服德國人相信，丹尼爾的父親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因此他被送回了巴黎。父親回來那一天的情形丹尼爾記得很清楚。「我們知道他要回來，於是先去買些東西。回到家按響門鈴後，是他來開的門。他穿著自己最講究的那套西裝。他當時的體重只有45公斤，瘦得皮包骨頭。他還沒有吃東西，在等我們一起吃。這件事讓我記憶深刻。」
當舒勒也無法庇佑他們在巴黎的安全後，丹尼爾的父親帶著全家逃亡了。1942年時，法國邊境都已被封鎖，沒有哪條路能一定將他們帶往安全地帶。因此，丹尼爾、丹尼爾的姐姐露絲，以及他們的雙親以法蓮和雷切爾，朝著南方逃去。在那裡，維西政權仍然是名義上的統治者。一路上他們歷經險境，九死一生，遇到過各種棘手的狀況。丹尼爾記得他們曾躲進穀倉，還記得他父親在巴黎不知從何種渠道搞到的假身份證上出現了拼寫錯誤，丹尼爾、丹尼爾的姐姐還有他們媽媽的名字被寫成了「卡德爾」，而他父親的姓氏原本是「凱德爾」。為了不被人發現，丹尼爾不得不對著自己的父親叫「叔叔」。他還得充當母親的代言人，因為她的母語是意地緒語，說法語的時候帶著意地緒口音。這位母親罕有一言不發的時刻，通常情況下她總是喋喋不休。她把眼下的處境通通歸咎於自己的丈夫。他們先前之所以留在巴黎，皆因丈夫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出的錯誤結論。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沒有入侵巴黎，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肯定也不會這樣做。她卻始終不這麼看。「我的確記得，母親比父親更早預見到了可怕的命運。她悲觀多思，而父親卻樂觀陽光。」丹尼爾當時已經察覺到自己和母親極其相似，卻不那麼像父親。丹尼爾對自己抱有一種很複雜的情感。
在擔驚受怕的心緒中，他們於1942年冬日將至時來到了一個叫作瑞安萊潘的沿海小鎮。在這裡，承蒙那位納粹同夥舒勒的幫助，他們擁有了自己的房子，裡面還有一個供丹尼爾的父親繼續工作的化學實驗室。為了融入新環境，丹尼爾的父母將他送去上學，但警告他不要與別人交談太多，也不要表現出太聰明的樣子。「他們擔心我猶太人的身份被看穿。」關於那段日子，丹尼爾對自己唯一的記憶就是老氣橫秋，書獃子氣十足。他極少感知到思想與身體之間的聯結。在運動方面他表現極其笨拙，一度被同學們叫作「行走的殭屍」。有位體育老師還曾反對給他頒發學業獎，理由是「萬事都應有底線」。儘管如此，他卻擁有一顆敏銳靈活並且堅毅強健的心。從他開始思考自己長大成人後要成為何種人的那一刻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他心目中的自己是這樣的：只有腦袋，沒有軀體。如今，他在心中又勾勒出了新的自我形象：一隻被獵人追逐的兔子，生存是唯一目標。
1942年11月10日，德國人佔領了法國南部。身穿黑色制服的德國兵把男人們拽下公交車，撕掉他們的衣服，檢查他們是不是行過割禮的猶太人。「所有被抓的人都死了。」丹尼爾回憶道。他的父親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信仰的缺失使得他在年輕時就放棄了猶太教先聖們傳承下來的光輝思想，離開立陶宛來到了巴黎。丹尼爾那時尚不打算放棄對神的信仰。他說：「我和我的父母睡在同一頂蚊帳下，他們睡大床，我睡小床，那時我9歲。我會向上帝祈禱，我的禱詞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這是段難挨的日子。我不想祈求太多，只想請你能讓我再多活一天。」
為了活命，他們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這一回，他們沿著科特達祖爾前往濱海卡涅，來到了由一位曾經的法軍上校掌管的地方。丹尼爾在其後的幾個月裡一直都被迫待在住所內，在書籍的陪伴下打發時光。他把《八十天環遊地球》一讀再讀，迷戀上了有關英國的一切，尤其愛上了書中的菲利斯·弗格。那位法軍上校留下了滿滿一書架有關凡爾登戰役的記錄，而丹尼爾也把這些記錄通通讀了一遍，多多少少稱得上這一領域的專家了。他的父親仍然在海岸那頭帶實驗室的房子裡工作，每到週末搭乘公交車來和家人團聚。星期五晚上，丹尼爾會和母親一同坐在花園中，一邊打量她縫過補丁的襪子，一邊等待父親的到來。「我們住在山上，能看見公交車站。我們永遠不知道他究竟會不會平安到來，自那以後我就痛恨等待。」
在維希政府和賞金獵手的協助下，德軍搜捕猶太人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丹尼爾的父親患有糖尿病，可外出就診給他帶來的風險已經超過了疾病本身的風險。他們又一次逃離了。先是躲進了旅館，最後藏進了位於利摩日城外小村莊裡一家鄉村酒吧後面的雞捨。這裡沒有德國兵，只有一些法蘭西民兵，他們的職責是配合德國人圍捕猶太人，清除法國內部的抵抗力量。丹尼爾不知道他的父親是如何找到這兒的，但他肯定這件事和歐萊雅公司的那個老闆脫不開干係，因為公司方面依然會送來成包的食物。他們在房子中間搭了一個分隔帶，好讓丹尼爾的姐姐有自己的私密空間，但雞捨畢竟不是用來住人的。到了冬天，這裡冷得要命，門都會被凍住。他姐姐曾想睡到爐子邊取暖，結果把睡袍燙出了一個洞。
為了履行基督徒的使命，丹尼爾的媽媽和姐姐每逢星期日都會去教堂。已滿10歲的丹尼爾也重返校園，因為待在校園比待在雞捨更符合常理一些。這所鄉村學校學生的水平比瑞安萊潘的那些學生還要差，老師倒是為人和藹，但也乏善可陳。丹尼爾能記得的唯一一堂課是關於生命起源的。他發現其中有些內容荒謬得離譜，因而斷定老師講錯了。「我說，『這絕對不可能！』我回去問了母親，她說就是那麼回事。」然而，丹尼爾還是不能完全信服。直到一天晚上，他挨著母親睡覺，半夜醒來要起夜，只能從母親身上爬過去。她驚醒時恰好發現兒子壓在自己身上。「我的媽媽嚇壞了，於是我想，『看來的確是那麼回事！』」
即便是在孩童時期，他也喜歡窮究其理去揣摩別人——為什麼他們會這樣想，為什麼他們會那樣做。他從別人身上獲得的直接經驗很有限。儘管也上學，可他從不和自己的老師同學來往，也沒什麼朋友，因為即使是點頭之交都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在與別人保持距離的生活中也見證了很多有意思的行為。他認定，學校老師還有酒吧老闆壓根兒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如若不然，這個早熟的10歲男孩怎麼會到鄉下佬雲集的學校裡讀書？這個衣著講究的四口之家又怎麼會擠在一個雞捨中度日？但他們沒有流露出絲毫洞查實情的跡象。他的老師給他評出優異成績，還邀請他到家中做客。酒吧老闆安德裡厄夫人則偶爾會叫他幫點小忙，讓他賺點小費（他也無處可用），甚至還想說服他的媽媽和她一起開家妓院。當然，多數人並沒有發現他們的真實身份。丹尼爾尤為清晰地記得一個年輕的法國納粹黨徒，是個民兵，他向丹尼爾的姐姐示愛遭到了拒絕。當時姐姐19歲，長得像電影明星。（戰爭結束後，這個納粹黨徒才知道自己曾因一個猶太人而墜入愛河，這一點讓他姐姐頗為解恨。）
1944年4月27日的晚上——這個日子丹尼爾記得很清楚，父親帶他去散步。那時他父親的嘴上已長出黑斑，49歲的年紀，卻顯得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他告訴我可能我得承擔起一些責任了，」丹尼爾回憶道，「他對我說，要把自己看成這個家裡的男子漢。他教我如何幫媽媽當家做主——他說我是這家裡比較理智的那個人。我把自己寫的詩集送給了父親。當天晚上，他就去世了。」關於父親的死，丹尼爾只記得母親讓他和安德裡厄先生及夫人待了一晚。當時村子裡還躲著一個猶太人，母親找到他，是他幫著在丹尼爾回家前把父親的遺體搬了出去。母親按照猶太人的方式埋葬了父親，但是沒有讓丹尼爾參加葬禮，也許是她覺得太危險。「對於他的死我感到憤怒，」丹尼爾說，「他從沒生過病，但身體一直不是很好。」
6個星期後，盟軍登陸諾曼底。丹尼爾沒看到一個士兵，也沒見到美國大兵開著坦克駛入村子將糖果大把大把扔給孩子們的情景。一天，他從睡夢中醒來，嗅到了空氣中瀰漫著的歡快氣息。法蘭西民兵團的人都被押走了，有的被槍斃，有的被關進監獄。那些曾經和德國人睡過覺的女人也遭了報應，被剃光了頭遊街示眾。截至12月，德國人已被全部趕出法國，丹尼爾和他的媽媽得以重返巴黎，那兒還有他們戰前的房子和財產。丹尼爾有一本筆記，名為「我的思想日誌」（「我一定是忍不住要寫下來」）。到了巴黎，他在姐姐的課本裡讀到了一篇帕斯卡（Pascal）的文章，這激起了他的寫作熱情。當時，德軍為了重新佔領法國，正在發起最後的反攻。丹尼爾和他的媽媽被恐懼包圍，生怕德國人會攻破防線。他於這一時期寫了一篇小文章，力圖解釋為何人類離不開宗教。開篇中他引用了帕斯卡的一句話：「信仰上帝會使我們內心澄澈」，然後評價此話「再正確不過」。順著這一思路，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宗教和軀體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借由它們獲得相同的感受。自此，他不再認為上帝是可以禱告的對象。後來，當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時，依然記得兒時的這番故弄玄虛，他有一絲得意，也有一些難為情。他覺得自己少年老成的寫作風格「與我的內心感受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我深知自己作為一個猶太人，唯以無用之軀拖著一顆頭顱，永遠也不會與別的孩子融為一體」。
在巴黎，在他們戰前居住的那個舊公寓裡，丹尼爾和媽媽只找到兩把壞掉的綠色靠椅。但他們還是住了下來。5年來，丹尼爾頭一次無須掩飾自己猶太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去上學。在此期間，他和兩個高大帥氣的俄羅斯貴族男孩結下了難忘的友情。於他而言，那是一段愉快且難以忘卻的記憶，這也許是因為曾經的歲月太過孤獨。多年後，為了驗證自己的這段記憶，他還千方百計聯繫上了這對出身貴族的俄羅斯兄弟。兩人一個當了建築師，另一個做了醫生。兄弟倆在給丹尼爾的回信中說他們記得丹尼爾，還附上了大家的合影。可是丹尼爾並沒在這張照片中找到自己，他們一定是把他當成了別的什麼人。看來這份寂寥的友誼只是源自他的想像，並沒有真實存在過。
丹尼爾一家在1946年離開了並不接納他們的歐洲。丹尼爾父親的家人之前留在立陶宛，他們已經和自己的6000餘名猶太同胞一道在大屠殺中喪了命。僅剩下丹尼爾的叔叔，他是一個老師，恰好在德國兵捲土入侵時外出未歸而倖存了下來。他和丹尼爾媽媽的家人一樣，也住在巴勒斯坦。於是，丹尼爾一家搬去了那裡。他們的到來在當地引起了轟動，有人還專門錄製了短片（膠片已不知所終）。但是，丹尼爾在日後回憶此事時唯一提起的是他叔叔遞過來的一杯熱牛奶。「我依然記得那杯牛奶的色澤，它是那麼白，」他說，「那是我5年來喝到的第一杯牛奶。」丹尼爾和媽媽、姐姐搬進了外祖父在巴勒斯坦的家。在那兒生活一年後，13歲的丹尼爾對自己和上帝的關係做了一個了斷。「我仍然記得我當時在哪兒——就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我記得自己當時的想法，我認為我可以假想真的有那麼一個上帝，但這個上帝並不會知道我是不是手淫。我得出的結論是，上帝不存在。我的宗教生涯就此畫上了句號。」
在被問及童年歲月時，丹尼爾所記得的，或者說他選擇記住的，就是這麼多了。從7歲開始，他就被告知不能相信任何人，而他也是這樣做的。他能活下來，靠的就是把自己隔絕在人群之外，不讓別人看清自己的真實面目。他注定會成為世界頂尖的心理學家，成為開拓人類錯誤行為研究領域令人稱奇的權威。在諸多研究成果之外，他還將探究在人類決策過程中記憶扮演何種角色。比如，法軍對於德軍「一戰」時期軍事策略的記憶是如何導致他們誤判對方在「二戰」中的軍事策略的；一個人對於德國人在「一戰」中行為的記憶又是如何導致他誤判對方在「二戰」中的意圖的。再比如，一個以抓捕猶太人為己任的希特勒黨衛軍對遠在德國的一個小男孩的記憶，是如何妨礙他識別那個在巴黎街頭遇見並抱在懷裡的小男孩的猶太人身份的。
然而，丹尼爾從自己的記憶中卻沒有找到那麼多相關性。他始終認為，過往的經歷與他的世界觀之間幾乎沒有關聯，或者說，與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幾乎沒有關聯。在被再三催問時，他會這樣講：「人們總認為童年對人的一生具有重大的影響，但我不確定這種觀點是不是正確。」即便是對那些被他視作朋友的人，他都沒有提過大屠殺的事。千真萬確，直到他獲得諾貝爾獎，新聞記者開始輪番叨擾，他才逐漸把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悉數道來。他的老朋友們都是從報紙上知道了他的過去。
卡尼曼和母親返回耶路撒冷時，恰逢另一場戰爭爆發。1947年秋，巴勒斯坦問題被英國交由聯合國審議。後者於11月29日通過決議，正式將巴勒斯坦分割為兩個國家。新成立的猶太國的面積大約和康涅狄格州相仿，阿拉伯國較之略小些。耶路撒冷連同聖地未被劃歸給任何一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可以被視為耶路撒冷「公民」；事實上，有些耶路撒冷公民是阿拉伯血統，有些則是猶太血統，兩個派別繼續在不遺餘力地相互殘殺。丹尼爾一家搬進的那棟公寓樓靠近兩派私自劃定的分界線，曾經有一顆子彈射進了丹尼爾的臥室。他所在的童子軍的頭目也死於非命。
儘管如此，丹尼爾並沒有覺得生活有多麼危險。「這和過去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你在戰鬥，因此心裡會好受一些。我討厭自己作為猶太人生活在歐洲的那種感覺，我討厭像個獵物一樣成天東躲西藏，我不想做逃命的兔子。」1948年1月的一個夜晚，他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因為他頭一次看見了猶太兵：38個年輕的戰士在他所住公寓的地下室裡集會。阿拉伯士兵已經封鎖了這個小國家南部地區的幾處猶太人定居點，這38名士兵當時正要從他家樓下出發，去營救那幾處定居點的居民。途中，三個士兵半路返回——一人扭傷了腳，另兩人送他回來。因此，隊伍裡只剩下35人，史稱「35人組」。他們原本計劃在夜幕的掩護下悄悄行進，未料在次日天亮時還沒有趕到目的地。在路上，他們遇到了一個阿拉伯牧羊人，最終決定把他放了——至少丹尼爾瞭解到的情況是這樣。不料，牧羊人跑去給阿拉伯士兵通風報信，對方伏擊了「35人組」，殺死了所有猶太士兵，還肢解了他們的屍體。對於引發這場災難的那個決定，丹尼爾百思不得其解。「知道他們為什麼會被殺死嗎？」他說，「因為他們狠不下心朝一個牧羊人開槍。」
數月後，一隊醫護人員打著紅十字會的橫幅，驅車從猶太城沿小路前往斯高帕斯山，那裡是希伯來大學及其附屬醫院的所在地。斯高帕斯山緊靠阿拉伯邊境線，是深陷於阿拉伯汪洋中的一座隸屬於猶太人的孤島。進山的唯一通道是一條2.4千米長的小路，由英國政府管控，可確保往來人員安全通過。多數時候，這段路上波瀾不驚，但是在這一天，先是一個炸彈爆炸，把打頭的那輛福特卡車逼停了下來。緊接著，阿拉伯人的機關鎗向卡車後面的大巴車和救護車瘋狂地掃射。車隊中有幾輛小車及時地掉頭飛快駛離，而滿載乘客的大巴車卻被困住了。掃射終於停止，車上的78人無一倖免。死難者的身體被子彈打成了篩子，最後只得全被埋進同一個大墳坑。他們中有一位名叫恩佐·伯納文圖拉的學者，9年前從意大利來到這裡，原打算幫助希伯來大學成立一個心理學系。而如今，他的願望隨同他的屍體一起被帶進了墳墓。
無論何時，丹尼爾都拒絕承認自己擔心過生死。「我們曾經擊敗過5個阿拉伯國家——現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不管怎麼說，我們並無憂懼。我不記得自己有過末日將臨的感覺。一些人被敵人殺死了，僅此而已。但是，『二戰』的結束的的確確讓我感覺到如釋重負。」他的媽媽顯然不像他這般樂觀。她帶著14歲的兒子，逃離耶路撒冷去了特拉維夫。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告獨立，英國軍隊於次日撤離。隨後，來自約旦、敘利亞、埃及等國的軍隊，連同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部分武裝力量，向以色列發起了進攻。耶路撒冷被困數月，特拉維夫的生活也脫離了正軌。在如今洲際酒店旁邊的海灘上，曾有一個清真寺的光塔，那裡被阿拉伯人改作狙擊手的埋伏點——狙擊手會在猶太小孩上下學的路上向他們射擊，而且，他們也確實這麼幹過。「子彈滿天飛。」西蒙·沙米爾回憶說。那場戰爭爆發時，他住在特拉維夫，只有14歲。長大成人後，他成了外交官，是唯一一個出使過埃及和約旦兩個國家的以色列大使。
沙米爾是丹尼爾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朋友。「班裡的其他孩子總是感覺與丹尼爾難以親近，」沙米爾說，「他不喜歡扎堆，會有所選擇地與人交往。對他來說，哪怕身邊只有一個朋友也沒關係。」丹尼爾在此前一年抵達以色列時，不會說希伯來語，但是待他來到特拉維夫上學時，已經能說一口流利的希伯來語了。而且，他的英語成績也要比班上其他孩子好。「每個人都認為他絕頂聰明，」沙米爾說，「我曾經和他打趣說『你將來會出名的』，但這種話總讓他感到很不自在。我不是個占卜師，但當時確實有種感覺，他會前程似錦的。」
丹尼爾與眾不同，這一點所有人都能看出來。並非因為他要刻意如此，而是本性使然。「他是班裡唯一一個認真糾正英語發音的人，」沙米爾說，「而我們其他人會覺得這很可笑。他在很多方面都與我們不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他就是個局外人，這種狀態與他的難民身份無關，是性格所致。」丹尼爾不太像一個只有14歲的男孩，反而像是一個以孩子的身體做偽裝的老學究。「他總是沉迷在一些問題中，」沙米爾說，「我記得有一天，他把一篇自己寫的文章拿給我看，這讓我很納悶兒，因為文章通常是學校強加於學生的負擔，只有在需要完成任務時我們才會去寫文章。丹尼爾就一個與課程內容毫不相關的主題發表了長篇大論，僅僅是因為那個題材吸引了他，這一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文章中，他對比了一個英國紳士和赫拉克勒斯時代一個希臘貴族的性格。」沙米爾發現，當別的孩子仍在從身邊的大人那裡獲得知識的時候，丹尼爾已經開始從書中、從他自己的思想中尋找答案了。沙米爾說：「我認為他在尋找一種理想，一種典範。」
以色列獨立戰爭持續了10個月。在戰前，這個猶太人國家的國土面積僅相當於康涅狄格州的大小，到戰爭結束時，它的面積已經超過了新澤西州。以色列國民中有百分之一的人死於戰爭（相當於新澤西州的9萬人），而阿拉伯人死亡人數過萬，還有75萬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丹尼爾的媽媽在戰後帶他返回了耶路撒冷。在那裡，丹尼爾結識了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密友，埃瑞克·金斯伯格，一個英國男孩。
特拉維夫的生活就夠窘迫的，但耶路撒冷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基本上沒人擁有照相機、電話甚至門鈴這一類東西。假如你想見朋友，只能步行去找他，然後敲門或是吹口哨召喚他。丹尼爾那時就是走路去埃瑞克的家，吹口哨叫他下樓後，兩人再一起去基督教青年會，要麼游游泳，要麼打打乒乓球。兩人在一起時，往往是不發一語。丹尼爾很享受這種狀態：埃瑞克讓他想起了斐利亞·福格。「丹尼爾很特別，」埃瑞克說，「他能感覺到與別人之間的隔膜，但這種隔膜也是他刻意維繫的——刻意到一種境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獨立戰爭結束後不到幾年的工夫，以色列猶太人的數量就翻了一番，從過去的60萬猛增到了120萬。全世界不曾有哪個國家像以色列這樣，為了讓初來乍到的猶太人融入當地的生活，採取過力度如此之大的鼓勵措施。但是，丹尼爾在精神上始終無法融入其中。他喜歡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而不是和自己一樣的外來移民。但是，他本人卻一點兒也不像以色列人。和多數以色列孩子一樣，他也加入了童子軍，但之後又退出了，因為他和埃瑞克發現那兒不是他們該待的地方。雖然他曾經以驚人的速度掌握了希伯來語，但是在家裡，他和母親只說法語，而且往往是帶著怒氣說。「那是個缺少幸福感的家庭，」埃瑞克說：「他的媽媽怨氣很重。而他的姐姐一待時機成熟，就飛快逃離了那個家。」丹尼爾沒有接受自動生效的以色列人的身份，只是接受了一方安身之所。
很難說以色列國籍對他而言意味著什麼，因為他原本就是個讓人捉摸不定的人：他似乎並不希望在任何一個地方安身立命。他極少依附於什麼東西，即便有，也是疏離而短暫的依附。露絲·金斯博格當年還是埃瑞克的女友，她說：「丹尼爾很早就決定要遠離責任。我的感覺是，他的內心總是在為自己的無根可依尋找開脫。他是一個不需要根的人，總認為生活是由一連串的偶然事件構成的——事情會以這種形式發生，也會以另一種形式發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凡塵俗世裡最大限度地去利用這些偶發事件。」
在一個迫切渴望土地、渴望人民的國度裡，丹尼爾對待土地和人群的那種疏離態度使他顯得格外另類。「我1948年來到以色列，很希望自己能變成他們中的一員。」耶舒·克洛德尼回憶道。他目前是希伯來大學的地質學教授，與丹尼爾同歲，家中親戚也在當年的大屠殺中全部喪生。「我想和他們一樣穿涼鞋，穿挽起褲管的短褲，記住每一座該死的山谷或大山的名字。我最想做的，就是改掉我的俄國口音。對於自己的過去，我有種難以與人言說的羞愧感。我開始崇拜自己同胞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丹尼爾卻不這樣，他瞧不上這個地方。」
丹尼爾與《洛麗塔》的作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有一些相似，他們都是難民，都與周圍的世界保持著距離，也都有些神氣十足的架勢，會拿犀利的眼光去審視當地人。15歲時，丹尼爾做過一份職業測試，測試結果顯示他今後會成為一位心理學家。這全在他的意料之中。[1] 他始終覺得自己將來會成為某個領域的教授，最讓他感興趣的研究對像莫過於人。丹尼爾說：「我對心理學感興趣其實是為了走進哲學，為了看懂這個世界，我試著去研究為何人們，尤其是我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世界。那個時候，我已經不關心上帝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我更想知道為什麼人們會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也不關心在衝突中誰是誰非，我只想瞭解憤怒的情緒是如何出現的。這正是心理學家要解決的問題！」
大部分以色列人高中一畢業，就得應徵入伍去服兵役。丹尼爾在學業上表現出的非凡天賦使他得以在高中畢業後直接進了大學，去攻讀他的心理學學位。他並不清楚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因為這個國家唯一的一所大學就在阿拉伯人的邊界線附近，在大學裡成立心理學系的計劃也早已在阿拉伯人的伏擊中化為泡影。因此，在1951年秋天的一個早上，17歲的丹尼爾·卡尼曼走進了在耶路撒冷一家修道院裡開設的數學課堂。這是希伯來大學臨時選擇的幾個教學點之一。即便是在那兒，丹尼爾也顯得格格不入。大部分學生都是在服完三年兵役後來到這裡的，他們當中有很多人親歷過戰爭。丹尼爾的年齡小，總是穿件夾克衫，還繫著領結，這讓他成了同學眼中的怪人。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由於老師水平有限，丹尼爾基本上是靠自學掌握了專業領域的海量知識。「我喜歡我的統計學老師，」丹尼爾回憶道，「但是她對統計學一無所知，所以我自己看書摸索著學。」與其說他在大學遇到了一群專家學者，不如說是結識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人。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是來自歐洲的難民，碰巧都選擇了以色列作為棲身之地。「這些老師總的來說都有一些人格魅力，他們不僅會寫教學大綱，還曾出過傳記，他們都有過不同尋常的經歷。」哈維沙姆·馬格利特回憶道。他馬上要離開希伯來大學，前往包括斯坦福大學在內的數個地方擔任哲學教授。
最有特點的莫過於以賽亞·萊布尼茲，他是丹尼爾的偶像。萊布尼茲是在20世紀30年代從德國經由瑞士來到巴勒斯坦的，手持醫學、化學、科學哲學——據傳還有其他幾個領域——的高學歷。但是他的駕照卻拿得不易，考了7次都沒有通過。萊布尼茲早先的學生瑪雅·巴爾希勒爾回憶說：「他走在路上時，褲子總是恨不得能提到脖根兒，弓腰縮肩，還長著一個傑·雷諾（美國脫口秀主持人）似的大下巴。他總是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還會很誇張地做手勢。儘管如此，他的思想卻征服了所有年輕人。」無論講什麼課——好像沒有他駕馭不了的領域，他總能輕而易舉地把授課變成一場演出。「我選修了他的生物化學課，但在課堂上，他基本上就是在點評現實生活，」另一個學生回憶說，「他會花大把的時間來解釋為什麼本·古裡安是個笨蛋。」他說的是以色列首任總理戴維·本·古裡安。萊布尼茲最喜歡舉的例子是：一頭驢站在與他等距離的兩堆稻草面前，因為不知道該選擇哪堆稻草，最後被活活餓死了。「萊布尼茲接下來會說，驢是不會犯這種錯誤的，它只會隨便走向任意一堆草然後吃下去。只有人才會把這種簡單的問題複雜化。接著他又說，當一個國家把本該由人來做的決定交給一頭驢去做的時候，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能在每天的新聞報道中看到這一切。他的課總是人滿為患。」
關於萊布尼茲，丹尼爾所記得的卻是一些很奇怪的事：不是他當年在課堂上講過的話，而是他講話期間為了說清楚某個問題時用粉筆敲擊黑板的那個聲音。那聲音就像槍聲。
即便他年歲尚小，又身處那樣一種環境，我們也還是能通過丹尼爾所排斥的一些東西去探尋他思想脈絡的走勢。當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正大行其道，但是丹尼爾既不想去分析別人，也不想讓別人來分析他。他已經打定主意，不去過分關注他的童年經歷，甚至不去關注他對過去的那份記憶——為什麼要去在意別人的事情？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很多曾堅持要將心理學納入科學考量範疇的心理學家已經放棄了這份雄心壯志，不打算再去研究人類思維的內部運作過程了。如果你無法觀測到思維的工作過程，又何談裝模作樣地去研究它？值得人們予以科學關注的，能夠以科學的手段加以研究的，應該是生物的行為方式。
當時的主流學派是行為主義，其領軍人物斯金納早在「二戰」期間就啟動了相關研究。當年，他受雇於美國空軍，任務是訓練鴿子找出炸彈投擲點。斯金納教他的鴿子學會尋找航空地圖上的目標所在地，每找對一次，鴿子就會得到一份食物獎勵（當防空炮火在鴿子周圍遍地開花時，它們的啄食熱情大大降低，因此最終也沒被派上戰場）。斯金納的鴿子實驗取得了成功，標誌著一項影響深遠的研究自此登上了歷史舞台。這一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任何動物的行為都受制於外部獎勵或懲罰，而非受思想和情感的驅動。他把老鼠關在一個被他稱為「操作性條件箱」的盒子裡（後來人們都叫它「斯金納的盒子」），然後訓練它們拉動操作桿，按動按鈕。他還訓練鴿子跳舞、打乒乓球、在琴鍵上敲出「帶我去看球賽」的曲調。
行為主義學派認為，凡是他們在老鼠或鴿子身上得出的結論，都適用於人類。只不過出於各種原因，他們不大可能在人類身上開展實驗。斯金納在他的一篇名為「如何馴化動物」的文章中寫道：「需要提醒那些急於把人類當成實驗對象的讀者們，我們必須著手進行一個新的項目，對行為既予以強化，又加以抑制。以這種途徑，我們極有可能在人類被試中激起某種情感反應。遺憾的是，行為科學還不能像控制行為那樣去成功地控制情感。」行為主義學說的魅力在於，科學變成了一目瞭然的東西：我們能夠觀察到刺激物，也能記錄下該刺激所帶來的反應。這個過程看起來是那麼的「客觀」，它不再取決於主觀感受或者感覺。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觀察、可被檢測的。有一個斯金納本人也很喜歡引用的笑話，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了行為主義那種一是一二是二的特質：一對戀人做完愛後，其中一人問對方：「你的表現不錯，我怎麼樣？」
所有頂尖的行為主義者祖上都是信奉新教的歐裔美國人，這個事實瞞不過20世紀50年代涉足心理學的年輕人。回望歷史，無意中發現這一點的人禁不住會納悶兒，是不是原本有兩個互不相干的學科，一個以美國心理學家為代表，另一個則以猶太心理學家為代表。美國人總是穿著白大褂，夾著記事本，忙碌穿梭於實驗室中，換著花樣地折磨老鼠，卻始終不去觸碰人類行為這個泥潭。猶太人卻走進了這個泥潭——就連那些對弗洛伊德嗤之以鼻的猶太人也是如此。他們崇尚「客觀性」，對真相充滿渴望，希望這個真相能禁得住科學標準的檢驗。
丹尼爾本人也崇尚「客觀性」。最吸引他的心理學理論是格式塔心理學。[2] 德國籍猶太人早在20世紀初於柏林提出了這一理論，目的是以科學的方式去探索人類思維的謎團。格式塔心理學家在揭示思維的有趣現象並將其巧妙呈現出來這一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就好似暗夜中射出的一道微光，漸漸點亮了天空。灰色在被紫色包圍時看起來像綠色，被藍色包圍時則顯得像黃色。如果你對別人喊：「別踩那只香蕉蟲！」他一定以為你喊的不是「蟲」，而是「皮」。格式塔心理學家認為，在外部刺激與由此引起的人的內部感覺之間，並不存在必然聯繫，因為人的思維會以多種稀奇古怪的形式介入這個過程。給丹尼爾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格式塔心理學家在論著中讓讀者所做的一個實驗，通過實驗，讀者能親身感受到他們各自思維運行時的神秘之處。
當我們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時，會自然而然地把某些星星看成一個整體，而把另一些星星排除在這個整體之外。仙後星星座和北斗星星座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多年來，人們一貫把同一群星星看作一個整體，以至於如今的孩子們能輕而易舉地辨別出那些星座。同樣，圖1中給讀者也呈現了兩組圖形。
圖1 （摘自沃爾夫岡·科勒，《格式塔心理學》1947，紐約：利沃萊特，1992，142）
為什麼說是兩組圖形，而不是六塊？或是由不同的組合構成的另外兩組？或是三組，每組有兩個？看到這幅圖時，所有人都會想當然地把它看成是兩組圖形，每組分別包括三個小圖形。
這正是格式塔心理學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也是行為主義者有意迴避的問題：大腦是如何構建意義的？是如何把它所採集到的碎片化信息轉化為一個完整而連貫的圖像的？為什麼這個圖像總好像是由思維強加給外界，而非由外界強加於思維的？人是如何將記憶的碎片拼湊成一個連貫且完整的故事的？為什麼人對問題的看法會隨著問題所處的不同環境而變化？為什麼——讓我們盡量用輕鬆些的語氣來說——當那個一心要消滅猶太人的政權在歐洲稱王稱霸時，一些猶太人會認清現實選擇逃離，而另一些則選擇留下直至被殘殺？凡此種種，還有其他同類型的問題，吸引著丹尼爾走進了心理學。這些問題，即便是最聰明的老鼠也無能為力。如果說有答案，那麼答案只可能藏在人的思維中。
丹尼爾後來說過，科學在他眼中就一種對話。果真如此的話，心理學就像一群人參加的一場鬧哄哄的晚宴，賓客們高談闊論，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頻繁變換著話題。當格式塔心理學家和行為主義者以及精神分析學家一同走進一棟大樓時，會發現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同一個怪物，這個怪物的名字就是心理學。儘管如此，他們並不打算知道對方要拿什麼辦法來對付這個怪物。心理學不像物理學，甚至也不像經濟學，它缺乏強有力的理論解釋，也沒有一套公認的討論標準。心理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們在提到其他心理學家的研究時，一般會有「純屬胡扯，一文不值」之類的評價，總認為對方的研究對其他心理學家的行為產生不了任何影響。
問題的部分癥結在於，有太多形形色色的人想要成為心理學家。促使他們產生這一想法的動機千差萬別。有的人想通過心理學尋找自己不幸的根源；有的人堅信自己能洞察人性，但苦於文采不佳寫不了小說，只好來研究心理；有的人是因為學不好物理，為了給他們的數學才能找一個用武之地，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心理學；也有的人僅僅是想借助心理學去幫助身陷苦海的人。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個領域呈現出了一種「外祖母的閣樓」的特質，即各種相互之間毫無關聯並且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都被拋進了心理學。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米爾曾在1986年寫過一篇廣為人知的文章，題目是「心理學研究：紛雜主體背後是否存在統一性？」他在文章中寫道：「假如兩個才華出眾、碩果纍纍的心理學專家有機會共進午餐，他們也許只能聊一聊雙胞胎中哪一個有可能得第一，或者評一評羅納德在《紅色殺手》裡的演技。因為就心理學而言，他們之間能找到的共同話題實在是寥寥無幾。人們可以問問，為什麼會是這樣，是不是該對此做些什麼，或者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研究精神分裂症傳播問題的行為遺傳學家有什麼必要非得和研究鼓眼魚視網膜電化學反應過程的專家坐在一起談天？」
能力傾向測試顯示，丹尼爾適合待在人文學科或科學研究這兩個領域，但是他一心只想從事科學研究，只想研究人。除此之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這一點很快就在以下事情上反映了出來。在希伯來大學上二年級時，他聽了一位德國訪問學者的講座。這位學者是一名神經外科醫生，他指出，腦部受損會導致患者喪失抽像思維的能力。事實證明這個觀點是錯的，但是丹尼爾當時卻被它深深地吸引，甚至打算放棄心理學去學醫，這樣他就能探查一下人的大腦，看看是否有什麼新發現了。一位教授最終說服了他，告訴他如果不是真的想當醫生，最好別喪失理智地去為醫科學位勞神費力。不過，這個小插曲也使他的某種特質初露端倪：以極大的熱情擁抱一個想法或夢想，最終卻失望地將它們甩在一邊。丹尼爾說：「我始終覺得想法多得是，要是你發現這個想法行不通，那就別再死纏爛打，放棄它，去試下一個。」
若是身在一個普通的國度中，丹尼爾·卡尼曼所具有的驚人的實用價值也許會被隱沒掉。但以色列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度。從希伯來大學畢業後——最終他還是拿到了一個心理學學位，丹尼爾按規定得去以色列軍中服役。像他這樣一個性情溫和、超然寡歡的人，行事缺乏條理，面對衝突退避三舍，身手也談不上矯健，無論如何都不符合人們對一個士兵的想像。他僅有兩次差一點兒就和敵人正面交鋒的時刻，兩次經歷都成了他永生難忘的記憶。第一次是他所在的排命令他和其他幾個人進攻一個阿拉伯人的村莊。這個排打算包圍村子，伏擊阿拉伯武裝人員。此前一年，以色列軍隊殘殺了很多阿拉伯婦女和兒童，當時丹尼爾就和他的朋友西蒙·沙米爾討論過，假如他們接到命令要去殺死阿拉伯平民，他們該怎麼辦。兩人一致決定到時候要抗命不遵。眼下，丹尼爾就差一點兒接到這樣的命令。「我們無須進入村子，」他說，「其他人接到了命令。我聽說，沒人讓他們殺害平民，但也沒人告訴他們如何才能不殺死平民。我也不能去問這個問題，因為任務沒有派到我頭上。」那一回，他的任務被取消了，他和他的小分隊在扣動扳機的前一秒撤了回來。他後來才知曉箇中原因，另一個排的士兵中了埋伏，約旦軍隊一直張網以待。要是當初沒有撤離，「我們早就沒命了」。
第二次，他奉命在夜間去打埋伏，對付約旦軍人。他手下一共三個班，他把前兩個班帶到了各自的伏擊點，安排人留在那兒蹲守。第三個班由他自己指揮，準備埋伏在約旦邊境線附近。他的指揮官（一位詩人，名叫海姆·格爾瑞）對他說過，要想找到邊境線，就得一直走到立有「邊界禁行」牌的地方。可是，在夜色的籠罩下，丹尼爾沒有找到那塊牌子。第二天太陽升起時，他沒看到禁行牌，卻看到一個敵方士兵站在山坡上，背對著他——他已經侵入了約旦的領土。（「我差一點兒就引發一場戰爭。」）在他看來，面前山腳下的那塊地方應該是約旦狙擊手藏身的絕佳選擇，在那兒他們能輕輕鬆鬆地幹掉以色列士兵。丹尼爾帶著他的人打算偷偷地返回自己的領土，就在那時，他發現一個士兵的背包不見了。一想到回去後會因為把背包落在約旦而遭長官的訓斥，他就又和自己的人爬回邊境線附近，爬到了對方的射殺範圍內。「情況十分危險。我知道那樣做很愚蠢，但我們找不到包就不打算離開，因為我彷彿已經聽到他們的質問：『你怎麼能把包留在那兒？』那種感覺揮之不去：真是個白癡。」包最終被找到了，他們安然返回。剛一回去他就被上司訓斥了一頓，不是因為包，「他們說，『你為什麼不開槍？』」
他曾經把自己看作生活中疏離的旁觀者，但是軍隊卻打破了他給自己設定的這個框框。丹尼爾後來回憶說，做排長的日子，把他在法國形成的那種心理上的脆弱和身體上的孱弱無能清除得一乾二淨。但是在不願殺人這件事情上，他本性難移。他其實也並不適應軍中的生活，只不過是軍隊逼著他適應了。他被安排到心理部門服務。1954年時，以色列軍隊心理部門的主要特點就是沒有心理學家。丹尼爾一到這個部門，就發現負責以色列軍中心理學研究的上司是個化學家。於是，20歲的丹尼爾，這個曾把生命中相當一部分時間花在東躲西藏上的來自歐洲的難民，竟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成了以色列國防軍裡的心理問題專家。「他身材瘦削，相貌普通，但是非常聰明，」和丹尼爾一起在心理部供職的塔米·維茲回憶道，「當年我19歲，他21歲。他有時會調侃我，而我太笨了，總是反應不過來。他不是個一般人，但大家都很喜歡他。」他們也都需要他，雖然在那時他們並不十分清楚這一點。
作為一個新成立的國家，以色列當時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如何把各色人等整編成一支能打仗的隊伍。1948年，戴維·本–古裡安宣佈，以色列的大門將對所有願意移民的猶太人敞開。在其後的5年裡，這個國家接收了73萬之多來自不同文化、使用不同語言的新移民。加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國防軍的年輕人中，有許多都有過無法言說的痛苦經歷——無論去哪兒，你都會看到胳膊上刺有編號的人們。那些以為自己的孩子早就死於德國人之手的母親們，也會在以色列城市的街巷中意外遇到倖存下來的骨肉。沒人鼓勵他們講出自己在戰爭中的經歷。正如一位以色列心理學家所說的，「在創傷後出現心理問題的人都被看成是弱者」。作為生活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你的一項基本義務就是得至少假裝忘記了那些無法忘記的事。
當時的以色列與其說是個國家，不如說是個要塞堡壘。然而，它的軍隊卻像一盤散沙。士兵訓練拖沓，部門間協調不暢。坦克師的師長與他的大部分手下甚至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20世紀50年代初期那會兒，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沒有爆發過成規模的戰爭，但是以色列軍隊的弱點已經在戰場之外暴露無遺。當兵的遇到麻煩會拔腿就跑，當官的也總是躲在隊伍後面發號施令。步兵部隊曾發起過一系列夜間突襲，試圖端掉阿拉伯人的前沿哨卡，但都以失敗告終，原因是以色列方面的隊伍在黑夜中迷了路，根本就沒有找到進攻目標。有一次，一支被派去執行突襲任務的部隊整個晚上都在原地轉圈兒，指揮隊伍的排長還開槍走火傷著了自己。當他們真正和敵人動起手時，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1953年10月，一支以色列軍隊突襲了一個約旦人的村子，之前他們可能接到也可能沒接到不得射殺平民的命令，但最終結果是，他們殺害了69位約旦人，其中一半是女人和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評估新兵和挑選新兵的任務就落在了心理學家的肩上。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雄心勃勃的心理學家成功地說服美國軍方把這項使命交給了他們。假如你需要挑選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來組建一支戰鬥力過硬的部隊，那麼你會發現心理學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你還會發現，你身邊唯一可用的心理學家是個只在大學多多少少靠自學完成了兩年心理學課程的21歲的年輕人。當丹尼爾被派去完成這樣一項工作時，他感到很意外，因為這不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而且，此前在他的長官派他去評估軍官培訓學校的候選人時，他就已經領教了挑選合適的人選去從事適合的工作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
申請軍官崗位的年輕人需要完成一個特殊的指定任務：所有人從牆的這一側翻到牆的另一側，其間身體不得碰到牆，只能借助一根長原木，但原木既不可挨到牆，也不可觸到地。「我們留意觀察著他們的表現，哪些人想要當指揮，哪些人想要當領頭羊但又被無情地拒絕，哪些人能著眼大局善於合作，」丹尼爾寫道，「我們看到了各式各樣的人，有的倔強，有的恭順，有的傲慢，有的耐心，有的急躁，有的堅韌，也有的有始無終，半途而廢。我們看到了因個人的觀點不被團體採納而故意使絆的劣行，也看到了危機來臨時人們的反應……在那種任務壓力下，我們感到每個人的真實人性都被激活了。我們對每個候選人的性格都有了像對藍天白雲一樣最直接、最鮮明的印象。」
他沒費多大功夫就看出了哪些人能成為好軍官，哪些不能。「我們恨不得大聲宣佈，『這個人永遠成不了氣候』『那傢伙太平庸』或者『他會出類拔萃』。」但是當最終的事實擺在面前時——當看到各個候選人在培訓學校的真實表現後，他發現自己的判斷出了問題。他的判斷一文不值。儘管如此，鑒於他是在部隊，是在履行他的職責，所以他只能將這種判斷繼續下去。而且，鑒於他是丹尼爾，他發現自己依然對所做的判斷充滿信心。這種狀況讓他想到了著名的繆勒萊耶錯覺。
圖2 繆勒萊耶錯覺圖
當看到眼前這兩條長度相等的直線時，我們的眼睛會認定其中一條較另一條更長。即使用尺子去量，證明兩條線段的長度完全相同，這種錯覺依然存在。人們還是認為第一條看起來要更長些。假如在這樣一個簡單的事例中都能看到人的感覺之強大足以顛覆事實，那麼在更複雜的情況中人的感覺會具有多大的影響力呢？
丹尼爾的指揮官認為，每一支以色列國防軍都有屬於它自己的人格特質。有的屬於「戰鬥機飛行員」類型，有的是「裝甲師」類型，還有的是「步兵軍團」類型。他們希望丹尼爾做出判斷，看看哪些新兵最適合進入哪個類型的部隊。於是，丹尼爾設計了一套性格測試題，憑借它，所有以色列人都能被準確地篩選進適合自己的那支隊伍。首先，他列出了他心目中與從軍服役所需素質最相關的一些特質：身體強健，遵守時間，善於社交，有責任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東西不是從別人那裡參考來的，」他後來說，「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專業人士會花好幾年的工夫做成這件事，得做前測，得試行多個版本，還得增添附加項，我當年並不覺得有這麼困難。」
在丹尼爾看來，最難的部分是如何在一次普通的求職面試中精確地評估上述特質。美國心理學家愛德華·桑代克在1915年時就曾指出，人們在評估他人時會陷入一種微妙的狀況。桑代克讓美國軍隊中的官員先給士兵的身體特質（比如體格）打分，然後再給一些比較抽像的特質（比如士兵的智力、領導才能等）打分。結果發現，第一輪打分時產生的感覺影響到了第二輪打分：如果某個軍官認為這個士兵身體條件優越，那他會認為對方在其他方面也很突出。而當桑代克調整兩輪打分的順序後，同樣的問題出現了：如果某個士兵在首輪打分中被認定為優秀，那麼在評定其身體條件時，軍官們也會給出不切實際的高分。「很顯然，整體優點產生的光環影響了對具體特徵的評價，反之亦然。」桑代克得出了這個結論。接著他又說，他深信「即使是能力出眾的領班、老闆、教師或者部門負責人，都做不到在評價別人時將對方看成是由孤立部分構成的一個整體，做不到將每一個部分剝離出整體去單獨衡量」。據此，他提出了「光圈效應」。
丹尼爾聽說過「光圈效應」，也能看出以色列軍方的面試官已經成了「光圈效應」的受害者：他們在每個招募對像身上都會花去20分鐘的時間，期望窺其一斑而知其全貌。整體印象已經被證實是不可靠的，丹尼爾不想再中圈套。因此，他希望能夠擺脫對判斷力的依賴。至於為什麼對判斷力起了疑心，他也說不清。事後回想起來，他懷疑自己一定是看了那位提出心理學研究應該有個統一標準的保羅·米爾的書，書名叫《臨床診斷與統計預測》。書中對精神分析學家的臨床診斷和基於數據的統計預測進行了比較，最終證明在判斷神經官能症患者的病情發展問題上，前者不及後者準確。那本書出版於1954年，正好是丹尼爾開始大展拳腳為以色列軍方選拔新兵的前一年。書中的觀點激怒了那些深信自己的臨床診斷具有極高價值的精神分析學家，同時也引出了另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假如被公認的專家都會被其判斷力誤導，那普通人何以能倖免？「從我的所作所為來看，我敢肯定自己看過米爾的這本書。」丹尼爾說。
丹尼爾所做的，就是教會軍隊的面試官們——主要是些年輕女性——科學地向每個應徵者提問，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光圈效應」。他告訴她們要提出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以便瞭解應徵者在實際情況中的真實表現，而不是聽應徵者對自己做出的主觀評價。這並不是開門見山式的提問，而是把希望探詢的事實巧妙地隱藏在問題之中。面試官在每結束一輪提問之後，都會按照1~5的評分標準打分，對應範圍是「從未做過」到「總是做」這一區間。比如，在評估某個應徵者的社交能力時，對那些「和別人有密切的社交往來並且和團隊所有人都能融洽相處」的人，她們會打5分，而對那些「純粹『與世隔絕』的人」，則只打1分。丹尼爾自己也清楚，這套方法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他沒有時間過多地考慮這些。舉例來說，他會為什麼時候打出3分而糾結不已——給一個在某種場合格外活躍的人，還是給一個在所有場合都比較活躍的人？他的基本原則是，兩種人都可以得3分。處理這種情況的關鍵在於，做判斷的那個人不能摻雜私念，不能抱著「我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的態度，而應該考慮「他是怎麼做的」。丹尼爾最終會用計算公式決定哪些人該去哪個部隊服役。「面試官們痛恨這個計算公式。」他回憶說，「他們差點就和我鬧掰了。我還記得有個面試官對我說：『你讓我們都變成了機器人。』他們覺得自己能夠看穿別人的性格，而我把他們的這個權利剝奪了，這讓他們很不舒服。」
於是，丹尼爾帶著助手走遍以色列，說服軍官們去給他們的士兵做性格測試，這樣他就可以把測試結果和士兵的真實表現進行比對了。總結出那些在部隊某個部門表現優異的士兵的性格特質後，他繼而又想，可以參照這些特質去選拔相似的人員並把他們派往相同的部門。（他對此次出行的記憶非同尋常，因為他的腦海中只留下了一些奇怪的細節，並沒有存留整體的畫面。他不太記得和作戰部軍官們的會晤，但是對一個司機說過的話卻記憶猶新。丹尼爾之前從未開過車，所以當他駕車行駛在路上時，在以為前方會有顛簸的時候踩了剎車。身邊的司機誇了他，說他「時機掌握得剛剛好」。）作戰部軍官們的反饋信息讓丹尼爾明白，此番努力純屬徒勞無功。事實證明，軍隊中不存在模式化的人物，不同部門間優秀人員的性格特質沒有顯著差異。在步兵團表現優異的人與在炮兵團或坦克師表現優異的人往往具有相似的人格。
但是，丹尼爾的這套性格測試題確實也能說明一些問題。它可以預測應徵者在不同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和預測誰能夠成為一個好軍官或者誰能夠勝任精英部隊（戰鬥機飛行員、傘兵）的工作相比，這一項內容對以色列軍方的幫助更大。（到最後，它還能預測誰有可能因作奸犯科而被收監。）可能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預測的結果與被試的智商和受教育程度之間並無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它們反映出了一些借助簡單工具無法測量出來的信息。這就是「卡尼曼量表」的由來。它使得以色列這個國家開始更好地發動全國範圍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在選拔軍事指揮官的問題上，它使得人們降低了對智商等可測量指標的關注，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了表中提到的那些特質上。
丹尼爾創立的這套方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色列軍方不僅當即採納了它，還沿用至今，中間只做過微小的調整（例如，在招募女兵進入作戰部時，「男性自豪感」就被調整為「自豪感」）。《以色列士兵畫像》一書的作者、曾在以色列國防軍擔任5年首席心理師的魯文·蓋爾說：「有一次他們想做些大的調整，但測試效果變差了，所以又恢復了原樣。」蓋爾1983年離開軍隊，隨即前往華盛頓特區，成了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的一員。有一天，他接到了五角大樓一位上將的電話。「對方說，『可否請你過來談一談？』」蓋爾去了五角大樓，結果被一屋子美軍將領盤問了整整一天。蓋爾說：「他們換著花樣向我提問，但是問來問去就是同一個問題：『請解釋一下，你們以色列人和我們用的是相同的步槍，開的是相同的坦克，駕的是相同的飛機，為什麼你們總能在戰鬥中贏我們？我們知道問題的關鍵不在武器，在心理。你們是怎麼挑選士兵的？』接下來的5個小時中，他們一直在討教一件事：我們的徵兵過程。」
在做了大學教授之後，丹尼爾告訴自己的學生，「當別人說到某件事時，不要去想它是不是真的，而要想它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為真的」。這也正是他在知識面前表現出的一種本能，是他進行思考時自然而然邁出的第一步：聽取別人說的每一句話，盡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試著從中尋找意義。以色列軍方曾經問他的那個問題——哪種人格最適合哪個軍事部門——其實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丹尼爾向自己提出了另一個更有意義的問題：如何才能不讓面試官的直覺干擾他們對應徵者的判斷？他曾被要求對這個國家年輕人的性格做出預判，可結果是，他從試圖預判他人性格的那些人身上得出了一個結論：當拋卻本能感覺時，他們對別人的判斷更加準確了。他曾接手一個很具體的任務，最終卻收穫了一個具有普適性的真理。「丹尼爾和其他千千萬萬個心理學家之間的差別在於，他能夠看見現象，然後用一種亦能適用於其他情況的方法去解釋這個現象。」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戴爾·格裡芬這樣說，「聽起來有些運氣的成分，但他就是能一直這麼走運。」
換作別人，這樣一段經歷也許會使他得意忘形。21歲的丹尼爾·卡尼曼僅憑這一件事，就為以色列軍隊——一支決定著全社會生死存亡的隊伍——做出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重大貢獻。很顯然，他退役後應該去攻讀博士學位，然後成為以色列性格評價和人才選拔領域的頂尖專家。哈佛大學是該領域人才薈萃之地，但是丹尼爾沒有徵求別人的意見就做了決定，他認為自己還不夠優秀，沒資格去哈佛——甚至連申請都免了。他選擇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4年後，在1961年，當他以一個年輕助教的身份返回希伯來大學時，他剛剛涉足沃爾特·米歇爾的性格研究，從中受到了啟發。米歇爾在20世紀60年代末針對兒童開創了一些非常簡單卻非常經典的測試，其中反映出很多問題。在一個叫作「棉花糖實驗」的測試中，米歇爾安排3歲、4歲、5歲的孩子分別待在一個房間裡，房間裡放有他們最喜歡的獎品——麵包棒或者棉花糖，然後告訴他們，如果能等待一段時間而不碰那些獎品，那麼最終會收穫雙份獎品。結果證明，兒童的等待能力與他的智力、家庭環境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之間存在關聯。後來，在對這些孩子的成長軌跡進行跟蹤調查之後，米歇爾發現，5歲時就能抵抗誘惑的孩子，長大後更容易在學業能力測試中獲得高分，會有更高的自我價值感，身材肥胖和上癮成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在一種新奇的熱情驅使下，丹尼爾設計出一系列類似棉花糖測試的實驗。他甚至給自己的研究取了一個名字：單選題心理學。例如，他讓參加野營的以色列兒童在單人帳篷、雙人帳篷和八人帳篷中做選擇。丹尼爾相信，孩子們的答案有可能反映他們是否願意融入團體。但是，測試結果要麼說明不了問題，要麼不適用於後續測試，所以他最後放棄了。他說：「我希望成為一個科學家，當時我認為，除非我能複製自己，否則我當不成科學家。而我顯然複製不了自己。」他又一次對自己產生了懷疑，認為自己沒有這個天賦，於是把性格研究暫時擱置了起來。
[1] 幾十年後，當丹尼爾·卡尼曼已是四十幾歲的中年人時，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室裡聽了一堂課。授課教師是一位心理學家，叫埃裡諾·羅施。課上，羅施安排一組一年級研究生做練習。她將一頂裝滿紙條的帽子交給大家輪流傳。每張紙條上都寫著一種職業的名稱：動物管理員、飛行員、木匠、小偷。學生需從這些紙條中挑出一張，然後說一說，是否腦海中浮現出了任何與此職業相關的先兆。例如：怪不得我將來是個動物管理員，敢情是因為我打小就喜歡把貓關在籠子裡。這項練習意在證明，當人們在面對某個結果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給這個結果找一個根源。「所有小組成員都在同一時刻打開了紙條，」羅施回憶道，「不出幾秒，有些人就笑了起來，接著大家都笑了。沒錯，讓他們吃驚的是，他們的腦海中確實會產生一種有前因便有後果的聯想。唯獨丹尼爾是個例外。他說，『不，我這輩子只可能幹兩件事，要麼是研究心理學，要麼是做猶太教的拉比（智者的象徵）』。」
[2] 格式塔（Gestalt）是德語詞彙，原意為「構型」「構成」，心理學家用它來說明形狀會隨著它所處的環境而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