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的《魔球：逆境中的制勝法則》一書（以下簡稱《魔球》）付梓出版。該書講述了奧克蘭運動家隊在評定棒球運動員身價以及制定棒球比賽策略方面做出的一些新的、有益的嘗試。這支球隊和其他球隊不同，他們缺乏雄厚的資金支持，無法聘請高價球員，因此管理層只能另闢蹊徑。通過瞭解棒球比賽的歷史數據和最新數據，借助外部人士對這些數據進行的統計分析，管理層獲得了一個堪稱全新棒球知識的重大發現。自此，他們開始頻繁出入其他棒球隊的管理部門。他們發現了那些被棄用或者被忽視的球員身上的價值，這對當時棒球界奉行不悖的用人智慧構成了極大的諷刺。書作面世後，某些棒球界的專家——因循守舊的管理者、球探、記者——似乎對之不屑一顧，然而，大多數讀者卻與我一樣，發現了書中故事的趣味之所在。奧克蘭運動家隊選擇球員的方式讓很多人從中領悟到了一條普遍經驗：如果一家成立於19世紀60年代的企業中享受高薪且經過層層公開選拔的員工在市場上得不到重用，那還有誰該得到重用？如果棒球運動員的市場如此低效，那還有哪個市場能保持高效？如果一種新的分析方法能使我們重新認識棒球，那人類活動中還有哪個領域是不向我們敞開大門的？
在過去十幾年裡，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經驗已被很多人視為範例。人們開始借助更全面的數據，利用更科學的方法去分析並發現市場的低效。我曾經讀過一些文章，內容涉及魔球法則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包括如何辦教育機構，如何拍電影，如何開展醫療保險，如何打好高爾夫球，如何做好農事耕種，如何運作圖書出版業，如何準備總統競選，如何改善政府管理，以及如何當好銀行家，等等。「我們難道要在一夜之間把處於攻勢的鋒線隊員都推向『魔球』模式嗎？」紐約噴氣機隊的鋒線教練曾經在2012年這樣表達過不滿。喜劇演員約翰·奧利弗還曾「恭賀」北卡羅來納州的立法委員會「在種族問題上成功地利用了魔球法則」，因為對方極其狡猾地借助基於數據的分析手段，在立法時制定了更加苛刻的法案，限制了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
儘管如此，人們並不十分熱衷於以新派數據分析法取代老派傳統經驗法。當這種基於數據的方法被應用在高風險的決策制定環節，卻並未在短時間內取得更大的成效時，它會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而傳統的決策制定方法是不會遭遇這種局面的。2004年，在效仿奧克蘭運動家隊的做法之後，波士頓紅襪隊首度贏得了世界棒球職業比賽的勝利，實現了近百年內零的突破。沿用同樣的方法，他們又在2007年和2013年摘得桂冠。然而到了2016年，在經歷三個戰績不佳的賽季後，他們宣佈放棄數據分析法，重新採納棒球專業人士的判斷。（「也許我們過分依賴數據了……」球隊負責人約翰·亨利這樣說。）
作家奈特·西爾弗利用他從棒球領域學到的數據統計方法，為《紐約時報》撰寫文章，預測總統大選的結果，連續幾年都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有史以來頭一次，一家報紙能夠在大選中如此呼風喚雨。可是後來，西爾弗離開了《紐約時報》，他沒能預測到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出，於是他那套能夠預測選舉結果的數據分析法遭到了質疑，而質疑他的恰恰是《紐約時報》！「政治屬於人類生活的基本領域，因而它會超越理性，不可預測。鑒於此，新聞實地報道的價值是無可比擬的。」《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在2016年春末時曾這樣說。（不過，新聞實地報道者也沒幾個預料到特朗普的躥紅，西爾弗後來也承認，他的預測中摻雜了一些本不該有的主觀判斷，因為特朗普看起來實在是有些另類。）
那些宣稱通過數據去發現問題並且趁機利用行業低效鑽空子的人受到了責難，我相信這些責難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無論奧克蘭運動家隊利用何種人類心理去牟利，這種想要找個萬無一失的專家的願望總是會佔據上風，即便是在並無成功把握的情況下。就像電影中一隻原本早該被幹掉的怪物，不知何故卻總能掙扎著活到劇終。
在我的舊作引發的爭議中，有一種觀點因其生動的闡釋和高度的相關性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由兩名芝加哥大學的學者所做的評述，其中一位是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另一位是法學教授卡斯·桑斯坦。他們二人合寫的文章刊登在2003年8月31日出版的《新共和週刊》上。該文成功地展現了一種褒貶相間、欲揚又抑的寫作風格。兩位作者都認同，正因為善於利用行業低效，才使得像奧克蘭運動家隊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球隊能戰勝實力強大的球隊，並且在所有類別的專業運動員市場攪起千層浪，這個現象的確很有意思。但他們緊接著又指出，《魔球》的作者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棒球運動員市場上低效現象的深層根源：它們與人類思維的內部運作方式密不可分。幾年前，兩位以色列心理學家就曾分析過棒球專家是如何對球員做出錯誤判斷的——如何在專家思維方式的影響下做出誤判。他們就是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魔球》一書中的觀點並非由我原創，我只是把一些已經流傳幾十年，卻未被人們充分領悟的東西拿出來與大家分享。
還不僅止於此。在那之前，我從未聽過卡尼曼或阿莫斯當中任何一個人的大名，儘管其中一位好像還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1] 。對於《魔球》的內容，我當時也並沒有過多地從心理學角度去思考。棒球運動員市場低效成疾，為什麼？奧克蘭球隊總部曾將此歸因於市場偏見，比如，過分強調奔跑速度，而或多或少低估了擊球手走步的能力，因為奔跑易被看見，走步卻易被忽略——他們似乎希望擊球手什麼也別幹。身材肥胖或者長相不端正的球員最容易被估低身價，而身材勻稱或者相貌俊朗的球員往往能獲得更高身價。奧克蘭總部總結出的此類偏見在我看來十分有趣，但我並沒有深入思考這些偏見來自哪裡？人們為何會有此類偏見？我只是著手去講述一個有關市場運作的故事，特別是有關市場在估量球員身價時所採取的那些或者成功或者失敗的做法。但是，這個故事中實則隱含著另一個故事，那是一個我未能深入、未曾講述的故事，它關乎人的思維在我們形成判斷和做出決策時是如何發揮積極作用或者消極作用的。當我們在投資、用人、謀事等問題上舉棋不定時，思維是如何引導我們做出最終決斷的？思維又是如何進行數據加工的？這些數據要麼來自一場棒球賽，一份收入報告，一次選拔賽，要麼來自一次體檢，或者一次閃電約會。彼時彼刻人的大腦——甚至包括被公認的專家的大腦——在做些什麼，以至於讓人們做出足以令別人（那些只信數據不信專家的人）從中牟利的錯誤判斷？
兩位以色列心理學家又是為何會對此類問題給予如此多的關注，從而讓他們也有望在幾十年後能寫出一本介紹美式棒球的書？是什麼讓這兩位身處中東的科學家坐下來研究思維：在對一個棒球手做出判斷時，在決定投資與否，或者在考慮總統候選人時，思維都在做些什麼？另外，一個心理學家為何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凡此種種，我都將在這本書中為大家一一解答。
[1] 丹尼爾·卡尼曼於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