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困惑
1. 在遭遇打擊和挫折後，我很容易放棄希望，不再努力，這樣的性格對我有什麼影響？
2. 有多大比例的人無論遭受多少次失敗與不幸都不會放棄努力，又有多大比例的人在一次失敗後就放棄了？
3. 悲觀的人和樂觀的人在解釋不幸和挫折時，有什麼不同？
「你好，馬丁，我知道你已經等得不耐煩，結果是這樣的……」
我聽出這是多蘿西·坎特（Dorothy Cantor）的聲音，她是美國心理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的主席。她是對的，我的確等得煩躁不安，因為他們在選下一屆的主席，而我是候選人之一，我焦急地想知道結果，但是在懷俄明州的提頓，手機信號經常不太好。
「投票的結果怎麼樣？」我的岳父丹尼斯坐在汽車後座上，以濃重的英國口音問我。我幾乎聽不見他的聲音，因為三個孩子在唱《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的主題歌。我咬著嘴唇，很有挫折感，是誰讓我掉進了這個政治漩渦？我本是象牙塔中長春籐加身的教授，有著充裕的研究經費、積極進取的研究生、設備齊全的實驗室，我的書很暢銷，我在學術領域佔有一席之地，我的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習得性樂觀（learned optimism）研究聲名遠播，誰要去當APA的主席？
我的幸福之路
我要當。在等待電話再次響起的時候，我回想起作為心理學家的這40年的經驗。突然間，我看到一個出身中產階級、13歲的胖胖的猶太男孩，走進一所學校。這所學校的生源主要是阿爾巴尼市（紐約州政府所在地）新教徒家庭的小孩，以及非常有錢的猶太家庭的小孩和天主教運動員。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當政時，pre-SATs[1]還沒有出現，我通過考試進入阿爾巴尼私立學校。因為阿爾巴尼公立學校的學生一般無法進入好大學，所以我的父母雖然都是公務員，但也願意從積蓄中拿出600美元來替我繳學費。他們關於努力進好大學的觀點是對的，但是他們完全不瞭解，我在阿爾巴尼私立學校的五年中被女學生看不起的痛苦，更別說這些女生的母親了，她們個個都是勢利眼。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才能讓那些女生對我有興趣呢？或許我可以跟她們談她們的問題，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男生肯聽女生講她們的不安全感、她們的夢魘，以及她們的幻想，我試著扮演這樣的角色，結果發現自己做得還不錯。
「是的，多蘿西，告訴我誰當選了？」
「投票沒有……」一陣嘎嘎的電波聲，信號又斷了。「沒有」聽起來像是壞消息。
誰來安慰傷心的老兵
我的思緒又回到過去，我想像著在1946年華盛頓特區的情景，軍隊剛從歐洲和太平洋前線撤回，有的軍人身體受了傷，有的則是情緒受了驚嚇，誰能治療這些勞苦功高的美國退伍軍人呢？沒有他們的犧牲，哪有我們的自由？答案當然是精神科醫生，這是他們的神聖任務。德國的克拉培林（Kraepelin）、法國的讓內（Janet）、瑞士的布魯勒（Bleuler）和奧地利的弗洛伊德，都是享有國際盛名的心理醫生，專門修補受損的心靈。但美國卻短缺精神科醫生，因為精神科醫生的訓練時間很長（八年以上）、學費昂貴，而且篩選非常嚴苛。不僅如此，精神科醫生的診療費也非常貴，而且誰有時間一週五天躺在沙發上與醫生聊天呢？心理治療真的有效嗎？可否訓練相關人員來幫助治療我們的退伍軍人呢？為此，國會提出了一個問題：「由心理學家來做這件事，怎麼樣？」
誰是心理學家？這些人在1946年以前以什麼為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心理學只是一個很小的專業，大部分心理學家都在大學裡研究基本的學習過程及學習動機（他們研究的對象通常是小白鼠和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以及知覺，他們的研究是純科學的，不太關心自己所發現的學習基本原則是否可以應用到別的地方。那些所謂做應用工作的心理學家面臨著三項任務：第一是治癒心理疾病，不過那時大部分心理學家是做測驗而不是治療，治療是留給精神科醫生的；第二是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效率更高，自我更充實，這些通常是在工廠、軍隊或學校中工作的心理學家；第三是找出並培養有特殊才能的孩子。
誰來讓健康人更幸福
在1946年通過的《美國退伍軍人法案》（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46）的促進下，美國出現了一批專門治療問題退伍軍人的心理學家。國會當時撥款訓練了一批心理學碩士加入精神科醫生的行列，開始治療工作；不僅如此，許多人也開始治療非退伍軍人的普通老百姓，他們開始設立診所並讓保險公司支付診療費。25年後，這些臨床心理學家（又稱為心理治療師）比其他領域的心理學家總和還多，許多州甚至通過了法律，規定只有臨床心理學家才可以稱為心理學家。APA主席以前一向是由學術界的心理學家擔任，現在傳給了心理治療師，因為他們人數眾多。然而，學術界的心理學家對這些心理治療師的名字卻聞所未聞。心理學幾乎與心理疾病治療畫上了等號。心理學本來的任務——使健康的人更幸福，生活更充實，已退居其次，治療心理疾病幾乎統領了心理學。
以小白鼠和大二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心理學只進行了很短一段時間，很快，心理學家將研究轉向了有問題的人。1947年，國會通過法令創立了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並為基礎研究提供經費，但由於NIMH的主任通常是由精神科醫生擔任，所以雖然它的名字是「心理健康」，但實際上它很快就變成了心理疾病研究所。從1972年拿到研究經費的課題名稱就可以看出它的轉向，這些課題都與心理疾病的原因和治療有關。學術界的心理學家也開始放棄對小白鼠和大二學生的研究，轉而研究心理疾病去了。我在1968年第一次申請課題時就已經感受到這種壓力，但由於我的研究是要減少人們的痛苦，所以我發現要找到與心理疾病有關的研究並不困難。
「我們可以開到黃石公園去，那裡一定有公共電話。」我太太曼蒂說，孩子們在後座上唱得不亦樂乎，我調過車頭往回開。
狗很無助，心理學家很無奈
1968年，我在紐約州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心理學系做助教，我當時只比學生大幾歲而已。我在賓州大學讀研究生時，跟斯蒂芬·梅爾（Steve Maier）、布魯斯·奧弗邁耶（Bruce Overmier）共同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心理現象——習得性無助。我們發現受到痛苦的電擊卻又無能為力的狗，後來會放棄嘗試，只是低低地哀鳴，被動地接受電擊；即使後來很容易就能避開電擊時，它們也不會去嘗試避開。這個研究引起了學習心理學家們的注意，因為動物應該沒有能力認識到自己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隨機關係。當時流行的是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只有在行為（如按桿）得到強化（如食物）時，或是當按桿不再得到強化時，學習才會發生。要學會不論自己做什麼都沒有用需要有認知能力，但當時心理學家們認為動物沒有認知能力，而且學習理論強調的是機械化的「刺激-反應-強化」（stimulus-response-reinforcement），完全排除思考、信仰和期待。行為主義理論認為動物不能瞭解複雜的偶發事件，無法對未來形成期待，也不能瞭解自己是無助的。習得性無助直接挑戰了這一心理學領域的核心理論。
基於以上理由，我和同事們不只是對這個現象的戲劇性結果或是動物令人震撼的病態行為（動物像得了抑鬱症）感興趣，而是想挑戰這個現象背後的理論。我受這個現象背後的意義啟發，開始研究人類的痛苦。其實早在當年做阿爾巴尼私立學校女生們的所謂「治療師」伊始，我就開始研究心理問題。我對學習理論的研究只是我對心理問題的成因與治療方式進行研究的一個中轉站而已。
當我坐在農舍改裝成的實驗室裡，在灰色珵亮的桌子前寫研究報告時，我並不需要像別的研究者那樣將自己的研究與心理疾病掛上鉤，習得性無助與心理疾病本來就有很大的關係。我的第一個研究計劃以及以後30年的研究課題，完全符合心理疾病治療的架構。很快，我們發現光研究老鼠或狗可能會抑鬱是不夠的，於是開始研究人類的抑鬱症。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對抑鬱症進行了定義，你至少要有抑鬱症的九種嚴重症狀中的五種，否則你就沒有真的得上抑鬱症。假如大二的學生能夠在學校正常讀書，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抑鬱症患者，因此研究他們就不符合提供研究經費的條件。很多學術界的心理學家最後只好投降，開始服務於精神醫學。托馬斯·薩斯（Thomas Szasz），這位言辭犀利的精神科醫生就曾說過：「心理學不過是模仿精神醫學罷了！」
減輕病痛是幸福的開始
和許多同事不同，我在這方面做得不錯，因為我並不在意將研究從基礎研究轉向應用，只要還是在研究人類的痛苦即可。對我來說，將論文格式改為精神醫學的格式，根據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標準來界定我的被試只是不方便而已，倒也不能算做假。
對病人來說，NIMH的做法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利益。在1945年，沒有一種精神疾病是可以治癒的，也沒有一種心理疾病的治療是有效果的，當時的方法就像是鏡花水月，找出童年的創傷並沒有成為治療精神分裂症的良藥，而切除前額葉也沒能減輕抑鬱症患者的症狀。但是50年後，藥物和某些心理治療手段已經能有效地減輕至少14種精神疾病了，其中驚恐症（panic disorder）和暈血症（blood and injury phobia）已可以完全治癒。
不止如此，心理疾病科學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診斷、測量一些過去比較模糊的概念，如精神分裂症、抑鬱症、酗酒；我們也可以追蹤病人病情的發展；我們還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將致病原因分離出來；最主要的是，我們可以用藥物和心理治療的手段來減輕病人的痛苦。這些進步幾乎全部要歸功於NIMH研究經費的支持，相對於這些成果， 100億美元的經費真是便宜得很。
我個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好。在病理性研究模式下，我得到了NIMH-30年無間斷的資助，先是研究動物的習得性無助，然後轉向研究人。我們認為習得性無助可能是一種單極抑鬱症（unipolar depression），即沒有躁狂的問題。我們測試動物與人在症狀上的相似性、原因和治療方法後發現，我們診所治療的抑鬱症病人和被無法解決的問題折磨成的無助者都顯示出被動性，這些人在學習上慢了下來，比控制組的人更悲傷、更焦慮。習得性無助和抑鬱症在大腦裡有相似的生化指標，而且那些緩解單極抑鬱症症狀的藥物同樣也可以用來治療習得性無助。
無法忽視健全的心靈
然而，我心中一直對只強調發現病因、彌補缺陷的心理學研究模式感到不安。作為一名治療師，我看到病理性模式對一些病人很有用，但同時也看到另一些病人在非病理性模式下好得很快。我看到這些病人在瞭解了自己的優勢後，出現了轉變：一個曾被強暴的女人終於明白過去的事已無法改變，而未來卻操控在自己手上；一個病人終於瞭解自己雖然不是一個好會計師，但客戶卻很喜歡他的體貼；一個病人能夠對混亂的情景進行有條理的描述，思維開始變得有序。我看到病人身上有著各式各樣的優勢，在治療中，我將它們找出來並貼上標籤，以使它們成為這些人日後面對各種打擊的緩衝器。這種以病人的優勢來進行治療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以往的病理性治療理念：每個病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毛病，一種毛病只能用一種方式治癒。
在研究習得性無助多年以後，我改變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原因是一個令人發窘的實驗結果，我一直希望它會自己消失，但它沒有。這個實驗結果是：並不是所有的老鼠和狗在遭受不可逃脫的電擊後都會變得無助，也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解不開的難題或逃不掉的噪音時都會產生無助。在實驗中，有1/3的被試永不放棄躲避，不論我們做了什麼，做多少次實驗；但也有1/8的被試從一開始就放棄，根本不做任何努力就馬上投降。剛開始，我把這些不符合實驗假設的被試排除在實驗之外，但是連續十年這種現象一再出現，我終於認為該正視它了。為什麼有些人在受苦時永不放棄？又為什麼有些人在第一次遇到困難時就馬上放棄？
期待與煎熬
我停好車子後立刻衝向旅館大廳，那兒有公用電話，但是多蘿西的電話一直忙音，她可能正在和贏得主席之位的人通話。「不知道是迪克還是帕特贏了！」我自言自語道。我的對手是迪克·史因（Dick Suinn），他是科羅拉多州考林斯堡的前任市長，也是奧運選手的心理咨詢師，同時還是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心理系的系主任。另一名對手是帕特·布裡克林（Pat Bricklin），她是心理治療師，同時也是電台主持人。他們兩人過去20年裡都生活在華盛頓特區的APA總部，而我是個外地人，從來沒有參加過他們的宴會。事實上，即使被邀請，我也不會去，因為碰到開會，我的注意力比孩子還差。迪克和帕特曾擔任過多個APA職務；除了主席，我卻從來沒有擔任過任何一項APA的職務。他們倆還都分別做過一打以上各種團體的主席。我在打電話時想，上一次我做主席還是我九年級的時候。
多蘿西的電話還是忙音，一種挫折感油然而生，我腦中一片空白地瞪著電話。我深吸了一口氣，開始檢討自己的反應。我現在就假設會是個壞消息，忘掉自己也曾經做過擁有6 000名會員的APA臨床心理學分會的主席，而且做得很好，我還忘記自己是個心理學專家。我讓自己覺得沒有希望，讓自己陷入恐慌；我沒有去檢查自己的優勢，我是自己理論最糟糕的實踐者。
我不是天生的樂觀者
悲觀的人常常以致命的方式建構自己所遭受的打擊和挫折，他們很自然地認為造成這個挫折或失敗的原因是永久的、普遍的，而且全是自己的原因：「不幸會一輩子跟著我，我做什麼事都會失敗，都是我的錯。」一剎那，我發現自己正在這樣做：電話忙音表示我輸了這場選舉，我輸了是因為我不夠資格。我沒有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選舉，所以失敗是我自己的原因。
相反，樂觀的人具有堅韌性，他們把自己所面臨的挫折看成是特定的、暫時的，是別人行為的結果。通過過去20多年的經驗，我發現在不幸事件發生時，悲觀的人比樂觀的人患抑鬱症的幾率要多出八倍。悲觀的人在學校的表現比較差，在運動、工作上也是如此，他們身體健康狀況也不太好，壽命相對較短；他們的人際關係也不好。如果我比較樂觀，我會假設多蘿西還在試著撥通我的電話，告訴我，我獲選了；即使我這次落選了，也是因為臨床心理學家比學術心理學家多，人多票多，沒有辦法。而且我是《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的科學顧問，我是有能力把科學和應用聯繫在一起的人，假如今年沒當選，明年我仍很有希望東山再起。
但我不是一個天生的樂觀者，而是一個帶有一定悲觀色彩的人，我認為只有悲觀者才能寫出清醒、有條理的樂觀書，每天我都在運用我的「習得性樂觀」技術。我服用自己開的「藥」，而這劑藥很有效。現在的我正在用其中的一項技術——用優勢反駁災難思想。
這種反駁方式很有效，我的精神又振奮起來，然後想到另外一條路。我打電話給雷·福勒（Ray Fowler），「塞利格曼博士，請稍等！」福勒的秘書蓓蒂說。
為什麼要當APA的主席
在我等待時，我的思緒回到12個月前在華盛頓的旅館房間裡，福勒與他的太太珊蒂以及曼蒂與我正在開一瓶加州葡萄酒，三個孩子則在沙發上跳，嘴裡唱著《歌劇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裡的歌。
福勒60多歲，長得十分英俊，留著山羊鬍，他常使我想起美國南北戰爭中的李將軍（Robert E. Lee）及羅馬皇帝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十年前他當選APA主席，APA在他接手後不久就發生了分裂（雖然這並不是他的錯），同時有一些不滿的學術界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威脅要退出，因為他們認為APA已為臨床治療師操縱，而這些精於政治手段的人使APA偏離學術軌道，變成了一個支持私人開診所的機構，完全忽略了科學研究。但是福勒在十年之內將APA帶出赤字，會員增加到16萬人，使APA與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並駕齊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科學家組織。
我對福勒說：「我需要一些實在的建議，我想競選APA主席，我有獲選的機會嗎？假如我當選了，你認為我值得為這一事業付出生命中的三年時光嗎？」
福勒安靜地思考著這個問題，這個人向來喜歡安靜地思考，他是心理學政治風暴中的安全島。「你為什麼想要做主席，馬丁？」
「福勒，我想把科學研究和應用聯繫起來，也可以說我想用心理學研究來推動心理治療的效果；我想使心理健康的研究經費加倍。但坦白地說，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像上面說的那麼冠冕堂皇，你還記得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的最後一幕嗎？一大堆胎兒飄浮在地球上空，不知道他們的未來在哪裡？我想我有一個使命，我現在還不知道它是什麼，但假如我是APA的主席，我會找出這個使命來。」
福勒對我的問題思考了幾秒鐘後說：「有六個想要競選主席的人都在過去幾個星期中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的工作是保證APA主席的任期將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告訴你，你可能會當選，而且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主席，這也是我的工作。這是我的真心話。至於值不值得你三年的時光，就比較難說了。你有一個很好的家庭，這份工作會使你常常不在家的……」
曼蒂打斷了他的話：「其實你不必考慮這個，我答應馬丁競選的條件之一是我們買輛卡車，他去哪裡我們就跟去哪裡。孩子們會在家裡上學，我們本來就主張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福勒的太太珊蒂臉上蒙娜麗莎式的微笑轉換成了欣喜的表情，她點頭表示贊同。
高票當選APA主席
「福勒的電話。」蓓蒂說，打斷了我的回想。
「你當選了，馬丁。你不但當選了，而且票數還比第二名多了三倍。這次投票人數比往年多了兩倍，你贏得的票數是APA歷史上最多的一次！」
我很驚訝自己居然當選了，但我的使命是什麼呢？
我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擬出施政大綱，然後找到同意我理念的人來幫忙執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預防」（prevention）。大部分採用病理性模式的心理學家都注重治療，當病人的問題變得忍無可忍時才去幫助病人解決問題。NIMH所支持的科學非常強調「有效性」（efficacy）——不同藥物、不同治療方式的有效性，希望能結合病症找出最適合的治療法。但是我認為治療已經太晚了，我們應該在這個人還正常時就開始預防病變的發生，如此可以避免以後太多的眼淚。20世紀公共健康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訓是：治癒雖然還沒有把握，但預防卻非常有效。我們見證了助產士洗了手，產褥熱就能減少很多；打過預防針後，小兒麻痺症就絕跡了。
我們能否找到年輕人的心理預防機制，使他們不會患抑鬱症、精神分裂症或吸毒呢？我過去10年的研究就是圍繞著這些問題。我發現教導十歲的孩子樂觀思考和樂觀行為的技巧，可以將他們在青春期之後患抑鬱症的幾率減少一半以上。我在《教出樂觀的孩子》（The Optimistic Child）中，很詳盡地介紹了這些方法。所以我想「預防勝於治療」，推廣預防的好處及提升其在科學與實踐中的重要性，應該是我做主席所要推動的主題。
夠了，治病救人
六個月後，我在芝加哥召集了一個預防工作小組，開了一天的計劃會議。12名委員中的每一個人都提出了他們關於精神疾病的預防方式，這裡面很多都是相關領域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們的演講令我覺得無趣。問題不在預防的重要性或是預防的價值，而是心理科學怎麼這麼無趣，又把病理性模式拿出來套，把那些有用的治療法提前一點用在有患病危險的年輕人身上就成了預防。這些聽起來都很有道理，但是有兩點理由使我很難繼續聽他們說下去。
第一，我們現在所掌握的一些治療心理問題或精神障礙的方法，不能告訴我們如何預防心理問題的發生。要想預防精神疾病就必須從瞭解和培養年輕人的優勢、能力和美德入手，例如讓他們對未來充滿期望和希望，並教會他們應對之道，增加他們的勇氣、信心和敬業的態度，這些優勢的鍛練才能保護孩子在遭受苦難時不會出現精神障礙。
假如我們教導一個屬於危險人群的小孩學會樂觀及充滿希望的技巧，我們就可以預防他不得抑鬱症。住在城市裡的年輕人是吸毒的高危人群，因為他們生活的環境裡，販毒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將精力花在打球等運動方面，並且在工作上具有敬業精神，那麼他們就不太會受毒品的誘惑。但是用這些優勢來抵抗壓力並不符合病理性模式，因為病理性模式只能修補損壞，而這些人在早期並未發病，還不屬於病人。
第二，他們的主張是沒有意義的，你能給患有精神分裂症或抑鬱症危險的孩子注射氟哌丁苯（Haldol）或百憂解（Prozac）來預防嗎？這樣的科學計劃只會吸引那些因循守舊的人。一門新科學需要年輕、聰明、有原創力的科學家加入，歷史上真正的科學進步都是因為有了新鮮血液的加入。
當我走出旋轉門時，一個最反對舊制、主張破除因襲的教授對我說：「今天的會議真是無聊透頂，馬丁，你應該讓一些有新見解的學術骨幹加入這個工作小組。」
把握靈魂，走向美好人生
兩個禮拜以後，我在我家後院與五歲的女兒妮可一起除草時，終於發現學術骨幹的真正含義了。我承認我雖然寫過一本書及很多論文來論述孩子的問題，但其實我也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和孩子打交道。我是一個目的性強而又不浪費時間的人，所以假如我在除草，我就一心一意地除草。但妮可卻不是，她把草丟到空中，又唱又跳，干擾我的工作，於是我責備了她兩句，把她趕走了。幾分鐘以後她又走了回來：
「爸爸，我有話對你說。」
「什麼事，妮可？」
「爸爸，你還記得我五歲以前的樣子嗎？從三歲到五歲的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在哭鬧，在我五歲生日那天，我決定不再哭鬧了，那是我做過的最難的一件事。假如我可以停止哭鬧，那麼你也可以不是一個壞脾氣的人。」
女兒妮可的一句話正中我的要害！我是一個壞脾氣、愛抱怨的人，花了50年時間去忍受心中的陰霾，過去的十年裡，我就像一朵烏雲在這個充滿陽光的家庭裡移動，我所有的好運都不是因為壞脾氣而得到的，而是因為雖然脾氣不好，但仍然有這麼好的運氣。所以在那一刻，我下決心要改變自己。
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要教育好妮可不能通過校正她的缺點來做到，她自己可以改變自己，只要她肯下決心，我的任務應該是培養她的優勢，從她表現出來的優勢中去引導啟發她，我把這叫做「把握靈魂」（seeing into the soul），幫助她建立她自己的生活。當妮可的優勢發展得很好時，這些優勢便可以成為幫助她對抗自己的缺點和抵擋諸多人生挫折與不幸的緩衝器。我現在終於明白教養孩子絕不僅僅只是修正他的缺點，同時還要發掘他的優勢與美德，幫助孩子在社會上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使他的積極人格特質得以全面發展。
如果心理學的作用是把人放對位置，使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並對社會有益的話，那麼心理學家們應該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們是否可以有一門討論生命中美好東西的心理學？是否能有一套優勢和美德的指標，使人們的生命充滿價值？父母和老師能否應用這門科學教育出堅強且有活力的孩子，並讓他們為進入社會做好準備，為爭取更多的機會而發揮他們的優勢？成年人可以通過學習這門心理學，而使自己變得更幸福、充實嗎？
心理學中一大堆關於病人受苦受難的文章並不適用於妮可，她所要的，以及全世界孩子所需要的，都是積極的動機（愛、仁慈、能力、選擇及尊重生命）。它們和消極念頭一樣都是動機，但積極動機卻會帶給我們滿足、幸福及希望。積極心理學要問：孩子怎樣才能獲得優勢和美德？因為發展優勢和美德才能得到積極體驗。妮可讓我看清了我的使命，通過這本書我想把這一使命說清楚。
積極心理學還會涉及積極的社會組織系統（牢固的家庭、民主的社會、廣泛的道德）如何促進人們優勢和美德的發展，積極心理學將會幫助我們走上美好生活的大道。
塞利格曼的解答
1. 塞利格曼認為，失敗後就認命了，不再嘗試或努力的心理狀態就是習得性無助。習得性無助可能是一種單極抑鬱症。抑鬱症病人和無助者都顯示出被動性，他們比一般人更悲傷、更焦慮。
2. 在塞利格曼的實驗中，有1/3的被試永不放棄，不論我們做了什麼，做多少次實驗；但也有1/8的被試從一開始就放棄了，根本不做任何努力就馬上投降。
3. 悲觀的人常常認為造成挫折或失敗的原因是永久的、普遍的，而且全是自己的錯。相反，樂觀的人具有堅韌性，他們把自己所面臨的挫折看成是特定的、暫時性的，是別人行為的結果。
[1] SAT為美國著名的評價測驗，是大學入學的參考標準，類似我國的大學入學考試；pre-SAT是中學生的評價測驗，相當於我國的高中會考。——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