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密西西比河的長度是否超過了5000英里？現在，再嘗試回答一些這樣的問題：密西西比河有多長？大多數學生都能正確地說出密西西比河的長度不到5000英里。當我在課堂上問密西西比河的具體長度的時候，他們猜測是3500英里左右。但是有時候我會問一些稍微不一樣的問題。問題一：密西西比河的長度是否超過了500英里？問題二：密西西比河有多長？學生們再一次幾乎每一個人都回答對了第一個問題——他們說密西西比河的長度超過了500英里。第二個問題與第一種提問方式中的第二個問題是一樣的，但是學生們的答案卻是大不相同。他們估算的平均值為1500英里，怎麼會有這種結果呢？事實上，這表明人們會利用從第一個問題中得到的信息來估算第二個問題，儘管他們都知道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沒有什麼指導意義（如果你想要瞭解這種影響有多大的力量，你可以自己嘗試一下。讓五位朋友回答第一組問題，再讓另外五位朋友回答第二組問題，然後看一下他們對第二個問題的估算是不是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下面是另外一個例子。你可以自己先嘗試一下，然後再與那十位朋友一起分享——當然是在他們意識到你這樣做的目的之前。我將給你兩道乘法題，但是你不需要計算，只需要用兩到三秒的時間進行一下大致的估算。問題一：1×2×3×4×5×6×7×8的結果是多少？問題2：8×7×6×5×4×3×2×1的結果是多少？如果同時要求你回答這兩個問題，數字是一樣的，所以如果我們是純粹的邏輯生物，那麼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估算應該是相同的。然而，我們是心理生物——沒有純邏輯或者沒有強大處理功能的計算機——所以我們會走捷徑。當我讓學生們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估算答案的平均值是500。但是當我改變了這些數字的位置後，讓他們再進行回答的時候，他們估算答案的平均值已經超過2000。這是第一個問題答案的四倍。人們將乘法的前幾個數字進行計算之後便以此推算出這個式子的答案。在第二個問題中，前三個數字相乘的結果就很高了（336），而第一個乘式前三個數字的乘積很小（6）。所以人們對這兩個乘式的估算值差距很大。這表明在兩個乘法算式的運算過程中，人們都低估了正確答案（40320）。另外，密西西比河的長度是2320英里。
這些例子說明了一個原理——錨定效應。它的意思是率先獲得的信息對後續的判斷有較大的影響。我們在各種各樣的生活場景中都會使用錨定效應。當你為一個價值高於100萬美元（你知道這個房子的實際價值）的房子出價60萬美元的時候，你就使用了錨定效應，希望談判有利於你。你十幾歲的女兒打電話給你，模糊地說自己出了點意外。在一個恰當的停頓之後（這期間，你不可避免地會想到各種可怕的場景），她告訴你車門上出現一處小凹痕——這跟剛才你在腦海中形成的各種可能相比突然變得沒什麼大不了了。
錨定效應在我們形成對他人的印象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一項類似於上面兩個乘法運算的試驗中，所羅門·阿希，社會心理學的首創者之一，他給參與者提供了六個關於目標對象的描述語，它們是：聰明的、勤奮的、易於衝動的、批判的、頑固的、嫉妒的。然後，他讓參與者根據這六個詞做出對這個人的大致描述。正如你所看到的，這六個詞語中既有正面意義的詞，也有負面意義的詞。但是針對第一組參與者，他先給他們看正面意義的詞語。而針對另一組，則先給他們看負面意義的詞。其實兩個組看到的六個詞語是一樣的。然而，阿希卻發現，參與者對目標特徵的描述卻是驚人的不同。這取決於他們首先看見的詞（聰明的、勤奮的、易於衝動的、批判的、頑固的、嫉妒的）是有正面意義的還是有負面意義的。下面是先看到有正面意義的詞的參與者做出的一些回答：
這個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為此而不懈努力。他是一個沒有什麼天賦的、沒有耐心的人，會很有抱負地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他是一個有魄力的人。他有自己的信念，他對事物的判斷通常都是正確的。他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發展。
他是一個聰明人，幸運的是他將這種聰明用到了工作中。他的固執和衝動可能是由於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想表達什麼。所以他不會輕易地向自己不贊成的他人的看法妥協。
先看到有負面意義的詞語的參與者所做出的回答有很大不同：
這個人的一些好品質，例如勤奮和聰明，會受到嫉妒和固執這些個性特點的束縛，這個人很情緒化。他並不成功，因為他很懦弱並用自己的缺點掩蓋了自己的優點。
這個人的情緒或許有問題，因為他嫉妒別人並且易於衝動。
稍微改變了一下詞的順序就足夠改變參與者的看法。第一個詞語便定下了描述的基調，是人們解讀後續詞的基礎。在臥室、辦公室甚至是網站上我們都發現了相同的現象。回想一下費爾南多的臥室，觀察者看到了地板上的那雙高跟鞋，便將房間的主人判斷為女性。而且，形成這個看法之後便把房間主人作為女性來解讀其他所有線索——儘管一些線索表示房間的主人就是一名男性。
對於觀察者而言，引人注意的物品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他們可能會提供一條模糊的線索，或者會引導你誤入歧途。以前我們在伯克利進行的臥室研究中，四十號房間的物品，以及這些物品的擺放方式說明，「這裡住著一個有責任感的、傳統的、聰明的學生」。這些書籍擺放得井井有條。明亮的書桌區域很整潔，而且很顯然是經常有人使用。公告板的物品——日程表、備用的電話號碼（比如圖書館的電話和停電時可以撥打的電話）和一張可行的計劃表——強化了我們最初形成的看法。牆上的裝飾物和書架上的書籍都表明他是有教養的和有責任感的人。范·莫裡森、斯汀和瓊·貝茲[1]的光盤集的擺放也支持這種看法。
但是我們發現了一個不和諧的因素。在書架後面的一個舊牛奶箱裡有一個抽大麻的煙斗。這一行為是與一個傳統的、專注的、成功的形象不相符的。我們的觀察者們並沒有忽略這個煙斗。但是這確實是他們應該忽略的，因為這個煙斗所傳達的信息與房間中其他物品所傳達的信息是迥然不同的。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煙斗的主人應該另有其人。我後來瞭解到，這個煙斗是一個朋友的，那個朋友離開時請房間主人暫時代為保管這個煙斗（一如往常，房間主人很負責地把煙斗放在一個奶箱中，然後把奶箱放到書架背後）。
不同尋常的信息能夠很輕易地影響我們對他人的看法。如果我們對人格感興趣，我們應該關注那些有一致性的行為、態度、情感以及思想線索，而不是去關注那些截然不同的信息。誠然，那些分散你注意力的線索可能會涵蓋一些關於瞬間想法或者某次行為的有效信息。但是極有可能他們會像高跟鞋和煙斗一樣，對你理解房間主人的個性幫助不大。不幸的是，就其本質而言，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房間觀察者也無法忽視這些不一致的信息線索。
想要得到一個更為準確的畫面，超級觀察者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使那些吸引人注意力的線索特點稍稍褪色，給其他的物品一些閃光的時刻。當我第一次進行臥室觀察項目的時候，我決定咨詢一下那些以此為生的人。儘管我和我的同事不能像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犯罪現場調查員那樣封鎖整個區域，然後打掃灰塵搜集指紋，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瞭解到信息。儘管我們得到的信息並非完全如我們所願，但是我的這種想法沒錯。
當地美國聯邦調查局分局的一位調查員同意前來與我們的研究組分享他們的證據響應小組的工作內容。他介紹的大多數內容都是直白的而且是有用的，其中還包括一些建議：如何拍攝房間照片以及如何圖解空間（幸運的是，我們不需要根據他的小貼士檢測血跡）。然而，他說的一件事卻讓我很困惑。他告訴我們說當他在一個犯罪現場進行調查的時候，他總是喜歡在這個空間坐一會兒。雖然他並沒有告訴我們他這樣做的原因，但是後來我還是意識到他是想採用這樣的方式去淡化那些引人注意的線索，然後使其他線索顯現出來。超級觀察者可以明智地採納他的建議：當你檢查一個空間的時候，稍微停留一下，看看這個房間能夠告訴你什麼。可能與你第一次走進這個房間的時候，你對地板中間的高跟鞋的理解不同，它們可能會告訴你不一樣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