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六個月，新成立的戰略服務辦公室開展了一個項目，挑選適合深入敵營內部的候選人——其實他們就是在尋找間諜。匆忙招募的工作人員開發出一個測試，這種測試能夠將好間諜和不合格間諜區分開來。一項任務，即「所有物測試」要求候選人僅僅憑借人們留在臥室裡的物品獲取信息來描述這些人，這些物品包括衣服、時間表和票務收據。這項測試潛在的假設和驅動我們這項研究的假設是一致的——從人們的居住空間可以獲取很多關於此人的信息。
不久前的一個夏天，我有幾周的時間是在紐約和一位研究合作者一起工作的，我思考著這個戰略服務辦公室的間諜測試。他的一個商學院同事（他在那裡教書）——我稱她為斯蒂芬妮——非常和善地允許我將她的辦公室作為研究的對象。我一打開門，就看到懸掛在天花板上的一隻大型的木質海鷗，很難忽略它，因為它就在這個辦公室的中央靠近她的辦公桌的地方，距離地面只有6英尺的距離。我到後不久，人們開始過來問候我。當他們知道我正在做的這項研究時，他們便用掛在我們之間的海鷗來考我。他們問我這個海鷗是否有特殊的意義；關於斯蒂芬妮的個性，這只海鷗又能說明什麼。
對於這些問題，我並不感到奇怪——我總是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當我進入某個人的辦公室或者家中的時候，房間主人會指著一件物品並且抱有極大期望地問我它的含義是什麼。每每這時，我希望我有一本解密本。對於斯蒂芬妮的掛件，我就可以在這個解密本中解釋這只被暫時擱置的海鳥那一部分查找到，然後在講述海鷗的段落中找到答案。當然，這樣的解密本是壓根兒就不存在的。觀察之所以如此迷人就是因為線索和個性之間的關係是不完整的。它不像超市櫃檯上看到的那些解夢寶典，告訴你藍色的兔子意味著什麼，一個雜耍的熊意味著什麼，通過觀察現實世界是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因此這就變得更為有趣。
想想我自己的辦公室。如果去年秋天你去過我的辦公室，而且你是一個很機敏的觀察者，你就會發現書桌上，剛好靠近電腦的地方有一張刻有宗教音樂的光盤。你也會看見一棵完美的盆栽植物——土壤的濕度剛剛好，沒有任何枯枝落葉，盆栽底部甚至連一點棕色的泥印都沒有。如果你看向窗台，你會看到一盒掛網鋼絲繩，它能將電腦連接到辦公桌上。一個連接筆記本電腦的裝置，在你移動筆記本電腦的時候，它會發出刺耳的聲音。
那張光盤是否就暗示著我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它可以有這樣的暗示，但是我沒有宗教信仰。那棵充滿生機的盆栽是否就說明我一絲不苟？我希望不是，因為我也不會。我不是像電腦安全裝置暗示的那樣是一個憂心忡忡的人。那張光盤剛到我的辦公室僅僅一天——光盤的主人借給我上課做示範，她隨後就來拿走；三周以後（實際上是三個月以後），這棵漂亮的植物由於我的疏於照料枯萎了；我得到電腦報警器的當天就把它轉手送給別人了，因為我知道我絕不會考慮用它。
所以儘管宗教光盤、健康的植物和電腦報警器可能暗示我是有宗教信仰的，或者是一絲不苟的，或者是焦慮的，但是它們也可能是跟我的個性不相關的。那是因為這些物件在我的辦公室是有原因的，它們與我的個性沒有關係。這就是為何解密本對於房間觀察專家沒有多少用途的原因。相反，觀察者需要的是一種可以適用於許多環境的靈活策略。關於這種策略，我們在比利時找到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