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準備告訴你三個故事，它們都是關於工作與錢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聽回來的：
有兩口子，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創業，做火腿腸生意。當時民營企業剛剛起步，全中國做火腿腸的沒有幾個，火腿腸的銷售主要是靠渠道。兩口子奮鬥好幾年，從當地政府手裡以5萬一畝的價格，用150萬買了30畝地，蓋起來第一個廠子，過了幾年，廠子的效益還好，於是他們花了300萬元買了第二片地60畝。
20世紀90年代初，他們的廠子做得最好。他們的產品佔據了河北、內蒙古等三個省市的市場，純利做到過1000萬元。因為經營得這麼好，男主人還當選過當地人大代表。後來火腿腸競爭進入品牌競爭的時候，他們沒有這方面的概念，所以就被雙匯這樣的牌子打了下去，工廠開始減產、裁員，每況愈下，每年純利也就幾百萬了。
正在為這個發愁的時候，傳來一個好消息！當地政府要拆遷，要收回這30畝地，給他們3000萬元，這對於兩口子是個大福音：有了這筆錢，可以好好經營他們另一個廠子，打個漂亮的翻身仗了！就在這兩口子拿著錢想著如何把生意做好的時候，又接到通知，那片地也別幹了，再給你們6000萬元！
兩口子奮鬥30年，突然面時這樣一個局面：手裡面突然有了1個億（元），而廠子沒有了。命運奪走了他們本來做得艱難的工作，然後塞給他們1個億（元）。你覺得這是壞事還是好事？
這兩位拚殺多年的創業家們在1個億（元）面前，關於工作的價值觀徹底崩潰：我們幹這麼多年，都比不過兩次拆遷，那麼我們這麼多年奮鬥到底為了什麼？我們又用什麼方式來教育我們的孩子呢？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我的一個同學：
我們在深圳的一個國際培訓師班裡相遇。她是典型的四川女子，黑黑小小的，看上去很不起眼。她上課時喜歡坐在最後一排，有一點靦腆，安靜地聽講。我則是一個遲到大王，所以總坐最後一排。幾天後我們熟悉了，我知道她叫曉，我吃驚地發現她是個身價過億的女老闆，更加好玩的是，她告訴我，她是佛教入世弟子，現在還在運營一個佛教的公益網站。
曉說一開始來深圳，夫妻兩個人什麼都沒有，住在一家招待所的天台的鐵皮屋裡面。他們開始努力賺錢，而且錢來得也很順利。「車子從桑塔納換成了豐田，又從豐田換成了凌志。」她說，「但是我們心裡沒有什麼感覺，就好像你說的一樣，總是感覺心裡空蕩蕩的。」
後來曉信佛了，開始有意識地佈施。「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給，就是覺得我不缺錢，就給人家一點。」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婦幼保健院的一個孩子得了心血管疾病，急需錢用。當時沒有什麼特別想法，只是希望去行行善，於是拿著500元錢就去了。在病房她見到了孩子的姥姥，把500元往人家手裡一塞就要走。但是這個時候，孩子的姥姥「撲通」一下給她跪下了。
曉非常震驚，這一跪，讓曉第一次知道了自己這500元錢的份量——500元對她來說，也許只是一件隨手買回的衣服，但是對於一個病人，那是一條命的希望。
她瞬間想到了自己的錢，她知道了那能夠用來幹什麼。那些原本只有錢味的財富，突然間散發著一種神聖的光輝，那些為財富奮鬥的苦難的日子也突然有了更美好的意義……
她一邊哭一邊從包裡拿出所有的錢，全部塞到老人家手中。從那天開始，曉開始攢錢、信佛、救人，她終於找到自己財富的價值。她開始做一個網站，宣傳她的理念，幫助更多的人。
最後一個故事來自台灣的黃素菲老師的課。在她的課上，她講過一個台灣的士司機的故事：
我在輔仁機場看到了一輛黃色的的士車，車的後面玻璃上寫了一行字：「I can speak English．」我覺得很有趣，於是走過去和司機攀談：「喂，師傅你會說英語啊？」司機大哥轉過頭對我說：「Speak English to me，Please．」我徹底被這個認真的司機吸引了。「Ok．」我笑著上了他的車，開始用英語交談起來。
在和師傅的談話中，我知道了他學習英語一開始只是為了和兒子賭氣。兒子說你光讓我背單詞你自己是不是會背？他一生氣，就把兒子這本英語書背完了，而且背完了他覺得還挺有趣，他開始系統地學習英語。幾年下來，他已經可以順利地用英語交流了，他車上的外國人也慢慢多起來，他的收入明顯上升了。
隨著老外越來越多，他與老外的溝通也越來越深，他發現老外來台灣很關注一些話題，比如說民進黨和國民黨到底怎麼樣了，他覺得自己瞭解得不夠深入。於是在自己出租車裡面買了《鳳凰週刊》、《三聯週刊》，來和老外講。他說我就是中國台灣的一個代言人，怎麼能不懂政治呢？
每當有老外好奇地問，你怎麼懂得這麼多？他就很淡定地回答，我們中國司機都這樣，我是最爛的一個！
黃老師在講完這個故事以後說：你們一定要記住，有一些人不用社會意義上的成功，也能很好地走完職業的所有階段，在普通的職位上面活出自己生命的意義。
錢會讓你幸福，錢也會讓你失落。但是記住，工作不是用錢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