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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寫給裝睡的你

魯迅先生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群人住在鐵屋子裡,外面起火了。門窗嚴密,絕難打開。你醒來,你是大聲呼喊,還是繼續裝睡?大聲呼喊者是有勇氣的人,但是也許大家都起來,仍無法打開這個鐵屋子,反而不如在睡夢中死去好。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呼喊的人決定一戰,他們希望叫醒更多的人、積聚更多的力量,希望打開鐵屋。沉睡者由於過去的辛勞或疲倦呼呼大睡,他們活得可憐,但求安心一死,勿來攪擾。其實很少有人發現,這個鐵屋子裡還有第三種人,那就是裝睡的人。

下面是鐵屋子故事的三個結局:

第一個結局:

呼喊的人聲勢越來越浩大,積聚所有的力量,大家打開了鐵屋子,重獲新生。

這個故事你不陌生,人類大部分的進步,都是這樣的趨勢。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新中國成立,都是這樣。

第二個結局:

呼喊的人敲打門窗,大聲呼叫,逐漸有人醒來。大家揉著眼睛,有點不知所措地看著這個他們熟悉又陌生的環境,口中喃喃:「吵什麼,吵什麼!」呼喊的人一邊著急地敲打,一邊回頭大喜:「你們終於醒來了,快起來!」醒來的人看清楚了門窗,又隔著門窗看到屋外大火,覺得絕無可能逃生。他們恐懼地看著呼喊的人敲打,不時互相看著,小聲交談。

醒來的人越來越多,加入因恐懼而沉默的人群,終於有一個人說:「你這個騙子,房子根本沒有著火!是你擾了我們的好夢!」大家一呼百應,合夥把呼喊的人絞死,繼續安睡。火勢越來越大,最後吞沒房子和他們的子孫後代。愚昧而悲哀。

這個故事你也並不陌生,蘇格拉底被希臘市民毒死、布魯諾被燒死——先知往往死於非命。

第三個結局:

呼喊的人敲打門窗,大聲呼叫,有個孩子醒來,揉著眼睛,有點不知所措地看著這個熟悉又陌生的環境,口中喃喃:「吵什麼,吵什麼!」他馬上被父母的袖口摀住:「噓——先別說話!」

呼喊的人一邊著急地敲打,一邊大嚷:「有人醒來了嗎?快起來!」那些人看清楚了門窗,又隔著門窗看到外面的大火,覺得無法逃脫。但是他們都是些極聰明的人,知道先起來免不了受苦,還不一定真能打開。於是他們瞇著眼睛,繼續裝睡,心裡默默希望其他人起來幫忙。

火勢越來越大,最後吞沒房間,呼喊的人最後一刻還在獨自敲打門窗,之後死在窗前。他背後是整整一房間在黑暗中睜大眼睛、死一般寂靜、躺在地上裝睡的人。

這個故事你不陌生,我們身邊很多的人,都是裝睡的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偷偷關注很多呼喊的人,他們清楚地知道好壞、善惡、科學、民主,他們能夠從書上、網上找到很多生活應該這樣和那樣的理由和論據。

但是他們唯一不敢做的,就是站起身來幫忙。他們敢於在網上轉各種罵政府罵社會的帖子,卻不敢在真實的生活裡拒絕領導的一次舉杯;他們能寫出一篇萬字的洋洋灑灑的關於美國人的素質有多好的文章,卻不敢在公交車上看到小偷時大喝一聲;他們去廟裡還願,幾萬幾萬地敬,且每天念佛,他們相信因果報應,卻毫不猶豫地往產品裡面加各種添加劑。

比愚昧更加可怕的是裝睡。裝睡的人虛偽又懦弱,他們知道一切該如何,卻從來不願意投入。

這就是裝睡的人。裝睡的人以為自己和房子倒塌沒有關係,其實他們是最大的合謀者。

因為發言只需一人,而沉默卻需要合謀。

不再裝睡的人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英籍華人朋友的,他50歲的時候回國,在一家民企教育機構做高管。一天晚上他坐飛機從杭州回北京,落在三號航站樓。北京等的士的隊伍很長,在等待的隊伍中,有一對中年夫妻往他前面插隊。隔著五六個人,他對前面那兩個人喊:「唉,你們——請你們到後面排隊。」

女士回頭,不屑地說:「關你什麼事?」

他說:「請你們到後面排隊。」

女士不插隊了,直接跑過來,當面噴他:「你什麼意思?」

他說:「請你們到後面排隊。」

插隊的男子走過來對他大聲嚷:「你想怎麼樣?」

他繼續說:「請你們到後面排隊。」

幾次來回後,那對夫婦怏怏地走了後面。這個50多歲的「老傢伙」、三個孩子的父親回過頭去,對後面的人倒立起大拇指,大聲地說:「你們這群人,是這個!剛才他們插隊,你們全都在心裡罵,卻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話。」後面隊伍的人目光躲閃,沉默而安靜。

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在野長城下喝酒,故事的緣起是我幾分鐘之前問他的一個問題:「你在國外生活20多年,在國內也待了20多年,你覺得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他說:「公平。」

講完這個故事,他接著說,如果在國外,那樣的人搞不好會被群毆。

聽完這個故事我懂了,我們不缺乏醒著的人,我們缺乏不裝睡的人。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我的老東家俞敏洪先生。老俞早年辦新東方幾年,攢夠了學費,也準備申請出國,卻屢次被拒——當年中國大學生出國大潮還未起,大學分數一向給得很低,這讓中國學生的GPA(平均學分績點)很不好看。加上老俞當年學習也不太給力,總之,他的分數低到國外一流大學都不好意思收他,而他自己的心態又高到不好意思上二流大學——畢竟那個時候新東方已經創立好幾年,他已經當著好幾千人說:人生終將輝煌,要去就要去一流的。你想他有多尷尬。

據說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流傳著一種手段——改成績。當時大學數據庫沒有備份,海外聯繫中國很困難,分數無從考證,改成績能大幅度提高成功率,這已成為當時留學生公開的秘密。老俞就卡在成績上,本來可以隨大溜一下,便能成行。但是老俞不改,他說我就是個農民的孩子,考了三次才考上大學,這就是我能考出來的分數,不行就算了。

在新東方這個地方,越是流傳甚廣的故事越是真假難辨。不過每次講完,都有人在後面加上語重心長的結尾,說,你看老俞就是因為這樣沒出國,用這份信念做新東方,所以現在發達了。不管故事是真是假,我都覺得這個語重心長的結尾特別噁心,像嘬個田螺吃到滿口田螺屎。

老俞真正牛×的地方,是在舉世裝睡的日子裡,他沒做一個裝睡的人,沒背叛那個讓他被嘲笑多年的農民身份,沒背叛自己糟糕的大學成績——如果新東方做黃了,我也依然尊重這樣的人。

尊嚴這東西不是你的西服,可以在開始的時候脫下放一邊,混出來以後再抖抖穿起來。心裡面的界線像是我們的手腳,一旦砍掉,也許一輩子都無法生長回來。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新精英」的。

和所有的新興行業一樣,職業生涯規劃是一個狹小的行業,這個行業的每一個人、每一家公司都互相認識,知道對手是誰。在一個很擠的地方,誰有個什麼動作,都知道,公司之間經常出現銷售互相拆台甚至搶客戶的情況。

雖然每一個人都知道更大的空間在鐵屋子外面,但是很多人都選擇了裝睡——你們先破門,我們先把房裡的搞定。

但是「新精英」不想裝睡——我們的目標不是把現有市場裡面的資源全部佔據,而是讓更多外面的人理解生涯規劃;我們也不是想讓每一個人都非來「新精英」學習不可,但是我們期待更多人能成長為自己的樣子——這也是我忍不住又要寫不僅會讓我失業,也可能會讓我很多同事失業的第二本書的原因。

「新精英」的市場和銷售反覆強調一個原則——不詆毀——任何情況下不允許詆毀任何機構。不管對方如何詆毀,說得對,改;不對,就專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為在職場中,不知道職業規劃的人有90個,知道的只有10個——這90個人一進門就看到這裡互相詆毀,打得滿地血,他們永遠都不會關注這個領域了。

堅持這樣的原則,一開始很難,後來就越來越容易——因為很多對手看到了我們的態度,成為了朋友。而新精英自己的發展也加速起來——我們發現把觀察別人找缺點的時間和精力放在成長上,足夠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打造出來。「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就是這個道理吧。而如果反過來,一開始就搶客戶,雖然開局很容易,後來就越走越難了。很多事情都如是。

另一個堅持的,就是支持人們成長為自己的樣子。新精英有一個神制度——我們有個牛×基金,每年給員工一個月薪水和15天假期,讓他們做一件自己認為牛×的事情。有人用來橫穿美國、環遊台灣、飛回去和暗戀對像表白或者給自己刺一個紋身。只要你覺得這是成長的突破,並且通過員工委員會審核,我們都支持。

這其實也很冒險——因為真正貴的不是一個月工資,而是15天時間,高管輪流休假出去玩15天,一般公司都hold不住。但試驗了三年的效果是,當每個人每年都能做點自我突破的事情,把這種自信、眼界和心理資本帶回到工作中,會讓他們的激情和創意不斷。

我們相信善意、相信分享、相信人們會成長為自己的樣子。

如果你相信一個東西,總得有人為他做些什麼。

洪水、大學、權力,以及醒著的人

2004年,音樂家宋飛丟出重彈——在三月自己作為評委參與的中國音樂學院的招生考試中,她發現許多學生的專業得分和他們的現場表現反差極大。考試中有重大失誤的學生排名靠前,而表現優秀的孩子卻被打了低分,面臨淘汰。她斷定,這其中存在著明顯的不公正。

中學、大學名校的招生考試串分、舞弊、走後門,這並不是新聞,也許你操作不了,但難道還有人不知道嗎?有大學老師站出來說實話,這才是新聞。而這個大學老師並非一般人。

宋飛,著名青年二胡演奏家,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國生之女,中國音樂家協會二胡學會理事長,中國音樂學院教師,曾在歐美亞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過演奏會,肩負著中國二胡第一人的名頭。她如今挺身指正自己的母校,事件的爆炸性可想而知。

電視台第一時間趕到宋飛家裡,見到了三個「才華橫溢,因為被評委集體打低分而落榜」的學員。這三個學生宋飛都指導過,為自己的學生爭取公正,如何避嫌?宋飛拿出一盤考試現場偷錄的錄像帶。

記者帶著錄像帶去中央音樂學院(央音院和國音院不是同一家,前者綜合實力更強,後者民樂更強)尋求專業鑒定。器樂系系主任趙寒陽在不知道打分結果的情況下,對錄像帶裡的考生表現進行點評和打分。他的最終判斷與宋飛一致。

「肯定是評委串了分。」

「就算打分中存在著彈性標準,那也只會是大紅和淺紅的差異,決不會像現在的結果。」宋飛說。

一位考試中排名很靠前的考生,在關鍵處竟然拉了三次才過去,趙寒陽主任都笑起來了:「就算她是我的學生,那也不可能讓她及格啊!」同時他也證實,在中國音樂學院被「淘汰」的張雨在後來的中央音樂學院專業考試中,排名第四。

如果是一般的話題,這個調查已經可以結束了,但是事關中國民樂的最高學府,《新聞調查》的記者需要再找一個中立者——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國音樂學院有競爭關係,會不會無間道搞臭對方?當記者的需要有規避一切可能性的專業勁頭。他們又找到獨立第三方——上海音樂學院老教授林心銘,他的結論也與宋飛一致。

至此,結果非常清晰:宋飛對了,這個考試並不公平。

主持人柴靜坐在宋飛對面,她想知道為什麼這個在父母同事口中不多說話、文弱、愛笑的女子敢於打開這樣的暴風式的話題。她一開始就提醒宋飛:中國音樂學院是民樂界最權威的高等院校之一,也是培養了你、你正任教的母校,你卻說你擔任評審的這次考試有明顯的不公正,你知道說這些話會帶來什麼後果嗎?

宋飛說她知道,在參加節目之前,她也動搖過。說出事實,會把自己推向風口浪尖,會打擊或牽連不少局內外的人,會把母校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

柴靜:「那為什麼還要說?」

宋飛:「因為我愛學生、愛音樂、愛教育。因為我自己成長的過程沒有經歷過這個,所以我才想當一個老師,給其他學生帶來我從小經歷過的那種希望。」

柴靜:「但是你已經是中國音樂學院的老師了,為什麼你還要說?」

宋飛:「因為,我不說話就已經不能給從事這個事業的學生帶來平安和幸福了。那我寧可損失掉我自己的平安幸福、別人想像當中的這種完美。」

其間,柴靜一次次的確認,也算是善意的提醒。

柴靜:「你說的都是事實嗎?你要知道這是需要你用所有的名譽和地位去做保證的。」宋飛:「是的。」

柴靜:「你看到的,你聽到的(事實)是什麼?」

宋飛:「這股力量可能不是一個人兩個人。」

柴靜:「什麼力量會讓這麼多人在一起,做出一個決定?」

宋飛:「我沒有看到,所以我不能去說,但是不代表我沒有想到,所以我請大家都去想。」

宋飛表現出她的冷靜和智慧,看得出來她並非衝動,而是想了很久,字斟句酌,而能把音樂學得那麼好的人,定是極其聰慧之人。

柴靜:「你想到些什麼?」

宋飛:「就是每個人現在想到的那樣。」

繞完這個小彎,宋飛簡直有點俏皮了。

柴靜也停止了追問,宋飛已經說得夠多、夠危險了。

為什麼要不自量力地對抗這樣一股力量?

宋飛講了一個故事,說她自己讀書的時候,她的班主任謝嘉信老師講授過一門《走進音樂》的課程。他在黑板上寫下三個詞:洪水、大學、權力。

他說,洪水是什麼?洪水是災難。大學是什麼?大學是學知識的地方、最神聖的地方。權力是什麼?權力是可以滿足自己慾望的東西。他問學生,如果大學裡面沒有知識,只有慾望和交易,是不是洪水?是不是人們頭腦裡面的洪水?我們說,是的。後來我進入了學校,我慢慢看到,洪水來了。

「洪水來了,」宋飛說,「我想去治。」

「你覺得,靠你個人的道德力量能做到嗎?」柴靜追問。

「我很難做到。」宋飛擺了擺手,哭了。

這件事情有個喜憂參半、有中國特色的結尾:中國音樂學院補錄了四名學生,而央視的節目在首播後沒有按照慣例再重播;宋飛沒有停止自己的教學生涯,繼續當她的老師。

當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近八年時間過去了。這事早就過去,少有人記得。在我們這個眼花繚亂的信息世界,即使這事就發生在昨天,應該也不算新聞,在被圍觀和大罵幾天後,就會被某個更猛的八卦蓋過去——像郭美美那樣接受個採訪處理公關危機簡直就是自殘。最好的公關方式是閉嘴,默默地挨罵,然後每天燒香,期待下一個倒霉蛋過來吸引公眾的注意力。

屎干了就不臭了。

微博讓我們更好地面對真實的社會,卻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應對這種真實。一起又一起社會事件讓我們心更涼、更麻木、更堅定地裝睡,或者逃離。

我感謝這期節目的所有工作人員,因為他們不僅把鏡頭對準了一個著名學府的腐敗事件,更帶我們去見證了一個明知難以回天卻依然挺身抗爭的弱女子的勇氣。

這無關名譽,也無關成敗,只有一個醒著的人最寶貴的清醒與勇氣。

我要重提宋飛,就是因為她身上不裝睡的清醒。一個柔弱無爭的女子,可以在單位評級時裝睡,在出名走穴時裝睡,但是當自己最重要的音樂與教育被沾染,她可以放下聲譽與自我寧靜,用自己的方式,有理有據地說一聲:「這不公平。」我們生活中有更多不裝睡的人,呼喊者才能夠堅定地繼續前進,沉睡者醒來才有事情可做,而裝睡的人,會慢慢爬起來,這個世界就會慢慢改變。

不知道宋飛現在怎樣,我打開過她的微博,上面零零星星地轉發了一些小心情和關於音樂的小文章。她依然在教書,身份是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我們無法從字面上知道好壞,洪水是否已經退去?但我想,她和她的學生,以及更多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在面臨自己的內心拷問,覺得很難、很害怕時,依然可以堅定地說一句:

我覺得不公平。有更多不裝睡的人,那個鐵屋子,就一定能打開。

最先他們逮捕共產黨員

——馬丁·尼默勒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