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與鞋匠
當林肯在參議院發表他的第一次演說時，有一個傲慢的議員站了起來，他來自富裕顯赫的家族，從心裡看不起林肯這個來自最底層的律師。他說：「林肯先生，在你開始演講之前，我希望你記住，你是一個鞋匠的兒子。」整個參議院的人都笑了。
林肯低頭沉默了一會兒，抬頭環顧參議院，對大家說：「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親，他已經過世了，我一定會永遠記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總統永遠無法像我父親做鞋匠做得那麼好。」林肯轉過來，眼睛直視那個嘗試羞辱他的人，「就我所知，我父親以前也為你的家人做過鞋子，如果你的鞋子會磨腳，或者有不合適——雖然我不是一個偉大的鞋匠，但是我從小就跟父親學到了技術——我可以改正它。對參議院裡面的任何一個人都一樣，如果那雙鞋是我父親做的，而它們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盡可能地幫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我無法像他那麼偉大，他的手藝是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
在林肯看來，他父親的深度與他的高度相比，毫不遜色。
清華教授和老校工
「清華教授和剛才擦桌子的老校工。到底誰更應該被尊敬？」
我在給清華大學生上職業規劃課前，向在座的200多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我知道在清華這樣的學校，學術能力幾乎是唯一的價值評價標準。這個提問甚至有點挑釁。
下面果然一片安靜。
我清清嗓子說：「他們一樣重要。」
「我們可以從學歷和工資層面知道兩者的差別，但是這兩個人為自己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不會有明顯的區別。那位老校工之所以是老校工，也許並非個人不夠努力，而是生活的選擇，或者錯過了某個機會。而那位清華的教授，除了個人的努力和天賦，也許還有家庭的經濟、教養環境和社會機遇的幫助。他們的職位無論高低，都受很多非自己的因素影響。我們不應該用職位的高低判斷人格的高低。」
「但我們可以從他們對待別人、對待自己工作的態度判斷他們的人格。我也經常在各大學見過那些不好好講課、沒怎麼做研究、忙於項目、沒有心思上課、10年不換PPT的教授。」我繼續說。
「我剛才看到了那個擦黑板的校工，他的年齡與我父親相仿。他先是用洗乾淨的濕毛巾把字全部擦掉，然後用力在黑板槽裡面把粉筆灰抹乾淨。他做這件事情時非常慢，這樣會少揚起一些灰。然後他用餐廳刮桌面的一種橡皮刮來回刮了三次，使黑板變干。當所有這一切做完以後，他退後一步，瞇著眼睛看看黑板是否乾淨。當他看到邊角有一個刷子夠不著的死角，便向前探著身子，走過去用手擦拭乾淨。看到我過來，他趕緊加快手上的動作，然後拿起水桶離開，順帶給我一個微笑。」
「所以我認為，一個不好好講課的教授，跟一個剛才認真擦黑板的校工相比，後者的生命更有價值。因為我們並沒有能力選擇自己生命的起點和終點，但是我們能夠選擇在路上以什麼樣的態度和姿勢前進。」
農民和諾貝爾獎得主
1999年，楊瀾在美國採訪了1989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美籍華人崔琦。他們在房間裡坐下，開始談那段美國人不太會感興趣的中國生平。
崔琦1939年出生於河南平頂山寶豐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母親王雙賢小時候家境殷實，三個哥哥都是讀書人，家裡卻因為「女子無才便是德」，不讓她學習。王雙賢從小立志讓自己的孩子讀書。在日後困苦的生活中，硬是供崔琦的三個姐姐先後從大學畢業。
崔琦12歲（1951年）那年，由於當地連續兩年沒有開中學，母親決定把他送到香港讀書。1958年，崔琦在香港培開中學考取了美國全額獎學金。父親重病在床，作為唯一的獨子本該回家盡孝，母親卻隱瞞了此事。第二年，父親去世。因為害怕崔琦分心，母親一直守口如瓶。1967年，28歲的崔琦在芝加哥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一年後，母親王雙賢去世。崔琦12歲的那一次與家人分開，竟成訣別。
談到這裡，楊瀾問崔琦：「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將會怎樣？」楊瀾講完以後停頓了一下，她等待崔琦講出那個她期望的答案：知識改變命運，人應該在年輕時開闊眼界，如果當時不離開，可能我現在只是一個農民，更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崔琦卻說：「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這樣，三年困難時期我的爸爸媽媽就不會死。如果時光倒轉，我寧願陪在父母身邊，不去什麼香港、美國……」說著，60歲的崔琦哭了。
楊瀾也哭了，她以一個主持人的直覺明白這才是這次訪談真理乍現的瞬間，她多希望聘請的兩位美國攝影師此刻能理解崔琦說的話，推出一個特寫鏡頭抓住這一刻。讓楊瀾吃驚的是，審片的時候，真的出現了這樣一個特寫鏡頭。她問攝影師：「你們不懂中文，為什麼會拍下這一幕？」攝影師說：「你們不是在討論媽媽嗎？世界上『媽媽』這兩個字是相通的。」
此事震撼了楊瀾，她回憶說：「諾貝爾獎也好，科學成就也好，社會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如果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人們所謂的成功故事層面的話，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瞭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楊瀾隱隱約約感覺到了生命其他維度的存在。
如果時光真的可以倒轉：12歲的崔琦被母親牽著手站在村口，等待送他出縣城的班車。而他在恍惚間，突然窺見自己未來50年生活的兩個版本——一個是河南平頂山平凡的農民，一個是諾貝爾獎得主，他還會做出那樣的選擇嗎？還是12歲的崔琦需要更多經歷、理解更多、體會更多，又或者擁有或失去了其中一樣，才能知道另一樣的重要？
這一切都沒有人知道。後來他回到香港的母校與同學座談，記者問他：「到了這個年紀，你覺得什麼最重要？健康、事業、宗教，還是別的什麼？」他安靜了一下回答道：「到了我這個年紀，我認為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此刻的崔琦認為，寬度比高度更加重要。
那一年楊瀾27歲，她的採訪經歷讓她比常人能更早觸及這個生涯的智慧：生涯不僅有高度，還有寬度。正如坐標系顯示的一樣，這兩條軸線只在原點相交——即使再高的高度，也無法彌補任何一點寬度。它們本就是兩個維度的東西。
不識字的農民，還是諾貝爾獎得主？這是一個重大的選擇。
（資料來源：優酷網《傑出華人——崔琦》）
在每一個維度上，我們的人生起點都不平等，也充滿了限制。但是至少我們有了更多的生命維度：高度、深度、寬度和溫度。如果道路不能行，至少我們還有天空和大海可以前進。立體的生涯讓我們的生命有了更多可能——在更多領域找到那些能夠改變的限制，而接納那些不能改變的限制。我們身處現實的殘酷、社會的不公平、人生的不平等，但依然能找出自己的人生發展方向，活出自己最好的可能。我們尊敬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