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理性思考做出的決定總是好於衝動之下做出的決定嗎？有關大腦的事實是：理性有時也可能誤導我們，思考過度將我們引入誤區。
從瓦格·道奇的案例、電視焦點小組的案例以及232航班案例中，我們知道些許理性思考能夠扭轉局面。這種情況下，前額葉皮層是唯一能夠想出創造性答案、產生瞬間頓悟並引導人們做出正確決定的腦區。這些案例都符合常識——思考越多越好。一般情況下，我們認為，思考越仔細，結果越好，因為我們可以避免粗心犯錯。為了找到最好的產品，消費者通常要貨比三家。在投資股票前，我們應該盡可能瞭解相關的公司。我們希望醫生在診斷之前盡量讓我們多做些檢查，儘管這些檢查又貴又傷身體。換句話說，人們認為經過理性思考做出的決定總是好於衝動之下做出的決定。有疑問時，我們就會設法運用前額葉皮層的理性回路進行認真的分析。
人們推崇理性，認為理性的力量很強大，這很容易理解。自柏拉圖以來，我們一直相信，一個完全理性的世界將是一個完美的世界，將是一個由統計數據和經驗證據統治的香格里拉。人們不會刷爆信用卡，也不會背負次級貸款，世上將沒有任何偏見或成見，只有鐵一般的事實，這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夢想中的烏托邦。
但是，這門有關決定的新學科（以大腦生理學機制為基礎的學科）卻用數據揭示出有悖傳統看法的事實，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古老的假想終歸只是假想，是未經檢驗的理論，是陳腐的推測。畢竟，柏拉圖沒有做過實驗，他不可能知道理性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可能知道前額葉皮層有著嚴重的缺陷。有關大腦的事實是，理性有時也可能誤導我們。
對歌劇明星勒妮·弗萊明（Renee Fleming）來說，首次出現問題跡像是在芝加哥歌劇院的一次例行表演中，劇目為《費加羅的婚禮》（The Marriage of Figaro）。弗萊明唱第三幕的詠歎調Dove sono，這是整個歌劇中最受歡迎的曲目。剛開始，弗萊明和平常一樣，將莫扎特的哀怨旋律演繹得異常完美。她毫不費力地唱出高音部分，在保持近乎完美音調的同時，她的聲音流露出強烈的感情。莫扎特喜歡用過渡音作曲，許多女高音很怵這一點，不同音域之間的那部分音區太難唱了，但是這對弗萊明來說不是問題。她前天晚上的表演贏得了觀眾長時間的起立鼓掌。
但是，當弗萊明快唱到詠歎調最難的那部分時——在這個部分她要用音調漸高的顫音回應小提琴，她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自我懷疑，她控制不住地想著自己會出錯。她後來在回憶錄裡寫道：「這種想法讓我吃驚，這首詠歎調從來都不容易唱，但是我已經唱過很多次，經驗已經很豐富了。」事實上，弗萊明以前演唱過數百次這首詠歎調。她在歌劇領域的首次重要突破是十幾年前在休斯敦歌劇院飾演伯爵夫人這個角色，在悲傷的詠歎調Dove sono中，伯爵夫人質詢自己為何失去幸福。這段詠歎調收錄在弗萊明的第一張專輯裡，成為她的代表曲目。弗萊明說Dove sono是她的代表作。
然而，現在她幾乎不能呼吸。她感到橫膈膜在收縮，聲音底氣不足。她的喉嚨收緊，脈搏開始加速。儘管弗萊明勉強把剩下的部分唱完，一有機會就偷偷換氣，觀眾仍然為她起立鼓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她感到很吃驚。她的自信怎麼了？為什麼她最喜歡的詠歎調突然讓她感到非常緊張？
不久以後，弗萊明的表演問題成了慢性問題。原先非常熟悉的歌曲現在突然不能演唱了，每次表演前都要在焦慮中掙扎，表演時她的腦子裡總是有個聲音讓她不要出錯。她寫道：「我腦子裡有個非常消極的聲音在暗地裡使壞，我耳朵裡總有個小人在嘮叨：『不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呼吸太緊……舌頭剛才靠後了……上顎低了……高音拖了……肩膀放鬆！』」最後，弗萊明到了打算放棄歌劇的地步。她是個極有天賦的歌劇演員，但她再也不能演唱了。
演員把這種毛病叫作「窒息」（choking），因為人在高壓狀態下，大腦會窒息，就像缺氧一樣。窒息現象有趣（這種有趣是病態的）的一點是當事人被自己的想法弄得無能為力。例如，正因為弗萊明如此擔心演唱莫扎特歌劇的高音部分，結果她就唱不好。她腦子裡提醒她應該怎麼演唱的小人讓她的聲音變得緊張，所以她不能很好地運用技巧控制聲音。她被自己的思考弄得無能為力了。
窒息的原因是什麼？雖然窒息看起來像一種莫名其妙的毛病，甚至像是情緒反應過度造成的，但它實際上是由一種心理錯誤引起的，這種心理錯誤就是「思考過度」。事情通常是這樣的：當某人擔心自己的表現時，就自然變得過度關注自己，他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努力保證自己不出任何差錯，他開始檢查最好是自動完成的動作。例如，弗萊明開始考慮演唱的方方面面，比如舌頭應該怎麼放；音高不同時，嘴形應該有何不同。自她開始演唱生涯以來，她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這種有意識的檢查對一個表演者來說可能是致命的。歌唱家過於擔心高音部分而忘了怎麼演唱，投手過於關注自己的動作而無法控制快球，演員過於擔心台詞而愣在了舞台上。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表演的自然流暢性不見了，嫻熟的技巧消失了。
下面看一看體育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窒息，1999年英國公開賽上，簡·范·德·維爾德（Jean Van de Velde）在最後一洞時前功盡棄。在這之前，范·德·維爾德在比賽中的表現近乎完美，他以三桿優勢率先進入第18洞，意味著他可以打出雙柏忌（也就是高於標準桿兩桿）而仍然取勝。前兩輪，他都打出了小鳥球（也就是低於標準桿一桿）。
現在，范·德·維爾德是球場上唯一的選手。他知道，接下來的幾桿將永遠改變他的生活，他將從PGA（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巡迴賽的二流選手變身為精英選手。他要做的就是穩穩地打。在第18洞熱身練習揮桿時，范·德·維爾德看上去緊張不安。那天是典型的蘇格蘭陰冷天，但是他的臉上閃著幾滴汗珠。擦了幾把汗水後，他走向球座，站穩之後，猛地一揮球桿。他的揮桿動作看上去很蠢，屁股撅得高高的，桿頭沒有對準球。范·德·維爾德看著白色斑點飛出去，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他的球向右偏得厲害，落在距離球道20碼遠的地方，埋入雜草中。第二桿，他犯了同樣的錯誤，不過這次他把球打到更加偏右的方向，球落在看台上，又反彈起來，最後落入一片膝蓋高的草地中。他的第三桿更糟，球桿完全不受控制，他幾乎沒有打到球，一把草隨著球飛到空中。結果，球落在球場正前方的水窪裡，距離洞口十萬八千里。范·德·維爾德做了個鬼臉，轉過身去，好像不忍心看自己慘不忍睹的成績。加罰一桿後，他離球洞還有60碼。他這次試探性的揮桿依然很臭，球落在他最不希望的地方——沙坑裡。他設法把球從沙坑打到果嶺，出了7次錯之後，終於完成了這一輪。但為時已晚，范·德·維爾德已經輸掉了英國公開賽。
第18洞的壓力是范·德·維爾德的毀滅原因，當他開始思考揮桿的細節時，他就不會揮桿了。最後7桿，范·德·維爾德好像換了一個人，他以前很自信，現在突然喪失了信心。他不像PGA巡迴賽的職業高爾夫選手，而像一個嚴重殘障人士剛剛開始學習打高爾夫球，每一桿都揮得小心翼翼。他突然關注起揮桿的機械原理，確保自己的手腕沒有轉動、雙腿確實分開。眾目睽睽之下，他的行為倒退了，回到了外顯思考模式（邊揮桿邊默念口訣），孩提時代第一次學習打高爾夫球時，他都沒有用過這種外顯思考模式。
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沙恩·貝洛克（Sian Beilock）曾經以打高爾夫球為例解釋了窒息的解剖學原因。當人們第一次學習打高爾夫球時，這項運動看起來令人生畏，有太多事情需要考慮。打高爾夫球需要評估球場佈局，計算進球路線，感受球場不同區域的地形情況。然後，他們必須監控自己的揮桿動作，確保推桿平穩、擊球準確。對於一個沒有經驗的球員來說，打高爾夫球是一項複雜得超出想像的運動，就像一道實實在在的平面幾何題。
但是這樣花心思是有效的，起碼在最初階段是有效的。貝洛克已經證明，剛開始打高爾夫球的人有意識地思考自己的動作時打得更好。他們思考推桿動作的時間越長，越有可能把球打進洞裡。專注於高爾夫遊戲，注意推桿的機械原理，他們得以避免初學者易犯的錯誤。
然而，有了一點經驗之後，一切都變了。高爾夫球手學會怎麼推桿之後——一旦他們記住了基本動作，分析推桿動作就是浪費時間。他們的大腦已經知道該怎麼做，它會自動計算場地坡度，選擇最佳推桿角度，決定擊球力度。事實上，貝洛克發現，當有經驗的球員被迫思考自己的推桿動作時，他們就會打出很差的球。貝洛克說：「我們把專業選手帶到實驗室，讓他們注意揮桿的某個特定動作，他們就搞砸了。水平較高時，技能在某種程度上就變得自動化了。這時，你無須注意自己的每個動作。」
當技能嫻熟的人注意自己的每個動作時，就會發生「窒息」。他們大腦中監控他們行為的部分——以前額葉皮層為中心的神經網絡——開始干擾那些在正常情況下不需思考就能做出的決定。他們開始懷疑那些他們勤奮磨煉多年獲得的技能。窒息最糟糕的一點是，它往往是一個螺旋式下降。一個接一個的失敗，壓力越來越大。范·德·維爾德輸掉了英國公開賽後，他的職業生涯急速下滑。自1999年以來，他沒能在一項重大比賽中進入前10名。後續研究發現，有經驗的選手不是關注揮桿的機械力學細節，而是從整體上關注他們打算做出的動作，心理學家稱之為「整體線索詞」（holistic cue word）。例如，他們不考慮手腕或手肘的確切位置，而是關注諸如「平滑」或「平衡」之類的形容詞。實驗表明，使用了這些「整體線索」的職業高爾夫選手的成績遠遠好於那些試圖有意識地控制自己揮球動作的高爾夫選手。
「窒息」僅僅是思考過度造成巨大破壞的一個生動例子，它很好地解釋了理性出岔子時或者說當我們依賴了錯誤的腦區時會發生什麼。對於歌劇演員和高爾夫選手來說，這種有意識的思考過程干擾了他們肌肉的熟練動作，於是他們自己的身體背叛了他們。
但是思考過度並非僅僅影響肌肉的表現，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研究了表現焦慮（performance anxiety）對標準化測驗的影響。
斯蒂爾從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測驗裡抽出一套題目，讓斯坦福大學二年級的一群學生做，並且告訴他們這套題目測量的是先天智力。結果發現，白人學生的得分顯著高於黑人學生的得分。這種差距——通常稱作「成績差距」（achievement gap）——和很多文獻呈現的數據一致，這些數據表明黑人學生在很多標準化測驗（從SAT到IQ測驗）上的得分較低。
但是，當斯蒂爾讓另外一組學生做同一套題目，但是強調「它不是測量智力，只不過是一次預備訓練」時，白人學生和黑人學生的得分幾乎完全相同，成績差距消失了。按照斯蒂爾的說法，成績差距是由一種叫作「成見威脅」（stereotype threat）的效應引起的。當黑人學生聽到要做智力測驗時，他們腦子裡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惡毒的、不真實的刻板印象：黑人沒有白人聰明〔1994年，赫恩斯坦（Herrnstein）和默裡（Murray）合寫的有關如何看待智力測驗結果的《鍾形曲線》（The Bell Curve）出版後不久，斯蒂爾實施了自己的實驗。女性參加用來測量「認知的性別差異」的數學測驗時，白人男性受到亞洲人學習成績好這一認識的影響時，也會出現同樣的效應〕。
這些學生如此擔心別人透過有色眼鏡看自己，以至於他們的成績遠遠低於他們的能力。斯蒂爾說：「你會在『成見威脅』中看到粗心大意，看到自我懷疑。你和他們談過之後就會瞭解到，在成見威脅的情況下，他們對自己說：『看，我要認真，我不能把事情搞砸。』決定採取這種策略後，他們冷靜下來，仔細答題。但是這種策略並不能讓他們在這種標準化測驗上取得好成績，你越那樣做，你離直覺越遠，因為這種標準化測驗需要快速處理信息才能取得好成績。他們認為自己做得很好，他們也想好好表現，但是他們做得並不好。」
從勒妮·弗萊明、簡·范·德·維爾德以及斯坦福學生的案例中，我們得知理性思考可能適得其反。儘管理性是個功能強大的認知工具，但是僅僅依靠前額葉皮層有意識的思考是危險的。當理性腦劫持了意識，人們會犯各種各樣的決定錯誤。他們會在高爾夫球場上打出很糟糕的球，在標準化測驗中選擇錯誤的答案。他們忽視了情緒腦的智慧——多巴胺神經元所儲存的知識，開始轉向他們能夠解釋的東西（情緒情感的一個問題是，即使正確，仍然難以說明白）。他們捨棄了感覺起來最好的選擇，而是開始青睞聽起來最好的選擇，即使這個選擇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