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品質就是會管理自己的情緒

想像你在玩一個賭博遊戲，遊戲很簡單。給你50美元現金，然後讓你從兩種做法中任選一個。做法A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賭博，輸贏的概率如下：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60%的可能一分錢也沒有。做法B比較保險，如果你選擇了B，則留下20美元。

你會選哪一個？如果你和多數人一樣，你會選擇保險的做法B。得到一點兒總比什麼都沒有好，再說20美元還是有些份量的。

但是現在，讓我們再玩一次。那個有風險的賭博保持不變，你還是有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但是這次，那個保險做法的表述變了，變成失去30美元，而不是獲得20美元。

當然，做法B的結果實際上沒有變化，兩次遊戲本質上是相同的。在兩種情況下，如果選擇B，你也會帶著20美元離開。但是遊戲的不同表述方式強烈影響了人們的決定。如果把選擇表述成「獲得20美元」，只有42%的人會選擇有風險的賭博；但是把選擇表述成「失去30美元」，則有62%的人選擇有風險的賭博。人類的這個小缺陷被稱作「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是我們以前談到的損失規避的副產品。這一效應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更願意買貼上「85%瘦肉」標籤的肉而不是「15%肥肉」標籤的肉，也能解釋為什麼選擇存活概率為80%的手術的病人是選擇死亡概率為20%的手術的病人的2倍多。

當神經學家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機研究玩這一賭博遊戲的測試者的大腦時，發現兩種不同的框架激活的是兩個不同的腦區。他們發現選擇有風險的賭博的人（決定受到損失30美元這一前景影響的測試者）的杏仁核被激活。杏仁核是產生負面情感的腦區，每當某人想到失去某些東西，他的杏仁核就會被自動激活。這就是人們如此厭惡損失的原因。

然而，當科學家們研究那些沒有因為問題所呈現框架不同而出現偏好反轉的測試者時，發現了一件令他們吃驚的事情：這些測試者的杏仁核也很活躍，事實上，他們的杏仁核的活躍程度和那些容易表現出框架效應的測試者一樣。「我們發現，每個人都表現出情緒偏見，沒有一個人完全不受情緒偏見的影響。」主持這一實驗項目的神經學家貝納德托·德·馬蒂諾（Benedetto De Martino）說。即使那些立即意識到兩種框架實際上描述了同一種情況的測試者——他們看穿了框架效應——在看到損失框架時，仍然會體驗到一陣消極情緒。

那麼，到底是什麼造成了測試者之間明顯的行為差異呢？如果每個測試者的杏仁核都被激活了，為什麼只有部分人表現出框架效應呢？這時就要考慮前額葉皮層的作用了。令科學家們吃驚的是，前額葉皮層的活躍程度能更好地預測實驗測試者的決定。前額葉皮層越活躍的測試者越能抵禦框架效應，他們可以忽略自己的非理性情緒，認識到兩種描述實際上是一回事。他們沒有僅僅依靠杏仁核，而是做了數學運算，最終結果是他們的決定更明智。按照德·馬蒂諾的說法：「並不是人越理性情緒體驗越少，而是理性的人能更好地調節情緒。」

我們如何調節情緒？答案簡單得令人驚訝：通過考慮它們是否恰當。前額葉皮層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審視自己的意識，心理學家把這種能力稱作「元認知」（metacognition）。當我們生氣時，我們知道自己在生氣。人類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每種情緒情感狀態，這樣我們就能設法弄清為什麼我們會體驗當時的情緒情感。如果某種情緒情感沒有意義，比如杏仁核僅僅對損失框架做出反應，那麼我們就會忽略它。前額葉皮層能夠選擇有意地忽略情緒腦。

這是亞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之一。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一書中探討了優良品質的方方面面，得出結論認為，培養良好品質的關鍵就是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亞里士多德不像他的老師柏拉圖，前者認識到理性並非總和感性相衝突。亞里士多德認為柏拉圖的二元論心理學過於簡化，他認為：「理性靈魂」的一個關鍵職能就是確保我們能在現實世界中聰明地運用情緒情感。亞里士多德寫道：「每個人都會生氣——這很容易，但是為了恰當的目的，在恰當的時間，對恰當的人，用恰當的方式，生氣到恰當的程度，這並不簡單。」這需要動些腦筋。

要理解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思想，知道大腦內部理性和感性是如何互動的，我們可以考察一下電視焦點小組（television focusgroup）[1]的內部運作流程。幾乎每個電視節目在播出之前都會測試一下觀眾的反應，如果測試過程安排得當，我們可以看到理性與感性之間、分析與直覺之間的精彩互動。換句話說，這一測試過程模擬了人類大腦內部不斷上演的理智與情感之間的「劇目」。

測試過程如下：根據人口統計學變量在全美抽樣，將抽到的觀眾（以下稱為「測試者」）帶到一個裝有專門設備的房間，這個房間像一個小型電影院，裡面有舒適的椅子和茶几（多數電視焦點小組都在奧蘭多和拉斯維加斯進行，因為那裡聚集著來自全國各地的人）。然後，給每個測試者發一個反饋器，反饋器和遙控器差不多大小，上面有一個紅色表盤、幾個白色按鈕和一個液晶屏幕。反饋器於20世紀30年代晚期首次使用，那時CBS[2]Radio的受眾調查負責人弗蘭克·斯坦頓（Frank Stanton）和著名的社會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一起開發了「節目分析器」。美國軍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CBS方法加以改進，用於測試觀眾對戰爭宣傳的反應。

現代反饋器設計得盡可能便捷，這樣人們操作反饋器時不用把眼睛從屏幕上移開。反饋器上的數字按順時針方向排列，像音量旋鈕，數字越大表明對節目的反應越積極。電視焦點小組主持人告訴測試者一旦產生情緒變化就調節旋鈕。反饋器每隔一秒記錄一次觀眾的本能反應，然後轉化成鋸齒圖。

儘管每個電視台都非常依賴焦點小組瞭解觀眾的反應，甚至像HBO和CNN這樣的有線電視台也做廣泛的受眾研究，但是這一方法實際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行業裡有很多焦點小組的失敗案例：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Hill Street、Blues和Seinfeld，這些著名節目的測試結果都很糟，卻在播出之後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Seinfeld的測試結果糟糕透頂，於是被安排在1989年春季檔期播出，而不是秋季）。正如MTV電視台的節目製作部主任布萊恩·格拉登（Brian Graden）所說：「定量數據（反饋器生成的數據就屬於定量數據）本身是無用的，你必須會用恰當的提問從數據中挖掘信息。」

焦點小組的問題在於，它的設計很粗糙。通過反饋器，人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能解釋這種感受。反饋器所記錄的情緒衝動僅僅就是情緒衝動。反饋器有著情緒腦所有的常見缺陷。焦點小組的觀眾之所以不喜歡Seinfeld，是因為他們不喜歡裡面的主角？還是因為他們不喜歡這種新型的電視喜劇，覺得情景喜劇的情節性不強（Seinfeld的試播集開頭有段冗長的討論，主題是按鈕的重要性）？畢竟，焦點小組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人們更喜歡熟悉的東西。測試結果最好的新節目和已經很受歡迎的節目非常相像。例如，在NBC的喜劇《老友記》（Friends）獲得極大的商業成功之後，其他電視台爭相效仿，突然之間冒出很多在某個城市幾個人住在一起的喜劇試播集。一個執行製片人告訴我：「這些節目多數測試結果相當好，實際上播出效果並不好，但它們能勾起觀眾對《老友記》的回憶，而觀眾真正喜歡的是《老友記》。」這種仿製品沒有一個續拍第二集。

執行製片人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情緒錯誤分門別類，這樣才不至於被觀眾的第一印象誤導。人們有時會喜歡實際上很糟糕的節目，而有時又會否定自己越來越喜歡的節目。這種情況下，執行製片人必須知道怎樣解釋焦點小組的反應。他們需要解釋定量數據，而不是僅僅服從定量數據。這就是為什麼反饋器每隔一秒記錄觀眾的反應尤其重要，因為這樣執行製片人就能看到人們的反應到底是針對什麼。在12分鐘這個時間點得分很高，可能意味著觀眾真的喜歡某個情節，也可能意味著他們喜歡看穿著內衣的金髮美女（到底是哪一種，要比較男性觀眾和女性觀眾的評分）。最近，一家有線電視台測試了一個實況節目試播片，儘管試播片的總體得分很高，但是整個過程中有很多時間點觀眾的評價很差。起初，執行製片人不清楚觀眾到底不喜歡什麼。然而，最終執行製片人意識到觀眾針對的是主持人：主持人一和參賽者說話，人們就把反饋器的旋鈕調低。儘管焦點小組的觀眾說他們喜歡主持人，而且在她只是對著攝像鏡頭講話時，給她很高的評價，但是觀眾就是不喜歡看到她和別人講話（主持人被換掉了）。有時也會出現「平線」：當焦點小組的觀眾完全被節目吸引，比如被一個災難場景吸引，他們會忘記調節旋鈕。結果從數據上看，節目評價很糟糕，因為很多反饋器的旋鈕停在很低的位置。然而，現實情況正好相反。除非執行製片人意識到焦點小組的測試者看得太投入，以至於忘了調節旋鈕，否則他們會換掉節目中最好的那部分。

關鍵在於情緒數據需要加以仔細分析。受眾研究是一種生硬的工具，只是第一印象的簡單加和，但是這一點可以加以改進。通過檢查反饋器所記錄的情緒，一個訓練有素的分析人員可以找出哪些情緒值得信賴，哪些應該忽略。

這正是前額葉皮層面臨決定時所做的事情。如果把情緒腦比作觀眾，不斷發出有關它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的感官信號，那麼前額葉皮層就是機警的執行製片人，耐心地監控情緒反應，決定認真對待哪種情緒。觀眾最初不喜歡Seinfeld，這一反應是針對Seinfeld的新穎性而不是Seinfeld內在的趣味性，前額葉皮層是唯一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的腦區。理性腦不是讓情緒腦沉默，而是幫助人們找出應該跟著哪種感覺走。

20世紀70年代初期，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做了一個實驗，他邀請了一群4歲小孩到他的心理學實驗室。他先問孩子們一個簡單的問題：喜歡吃棉花糖嗎？孩子們一致回答「喜歡」，這並不奇怪。於是他讓孩子們從以下兩種做法中任選一個：馬上得到一顆棉花糖；等他外出辦事回來，得到兩顆棉花糖。幾乎每個孩子都決定等待，他們想要更多的糖果。

然後，米歇爾離開了房間，但告訴孩子們：只要孩子們按鈴，他就會回來，孩子們就能吃到棉花糖了。但是，這樣做就意味著孩子們失去了得到第二顆棉花糖的機會。

這些4歲的孩子在糖果的誘惑下大部分沒有堅持幾分鐘。有幾個孩子用手摀住眼睛，這樣他們就看不見棉花糖了；有個孩子開始踢桌子；另外一個孩子開始拉扯自己的頭髮。除了少數幾個孩子等了15分鐘以外，多數孩子堅持了不到1分鐘。有些孩子在米歇爾一離開房間就吃起了棉花糖，甚至連按鈴都嫌麻煩。

棉花糖是對自制力的考驗。情緒腦總是受到獎賞性刺激（rewarding stimuli）的誘惑，棉花糖就是獎賞性刺激。但是，如果孩子們想實現自己的目標——獲得第二顆棉花糖，他們就必須暫時忽略自己的情緒，延遲幾分鐘獲得滿足。米歇爾發現，雖然只有4歲，但是有些孩子管理自己情緒腦的能力比其他孩子強得多。

時間快進到1985年。當年只有4歲的孩子們現在在上高中。米歇爾向他們的父母發了一封追蹤調查問卷，問了很多有關這些孩子性格特點的問題，包括能力、處理挫折事件和是不是認真的學生，等等。米歇爾還要了他們的SAT[3]成績和高中成績單，他用這些數據精確地繪製出每個孩子的人格剖面圖。

米歇爾的研究結果非常驚人，至少在他看來，這些孩子4歲時等待棉花糖的行為和他們青少年時期的行為有著強烈的關聯性。不到1分鐘就按鈴的孩子後來更可能出現行為問題，他們的成績更差，更有可能吸毒，他們在壓力情境下更焦躁，更容易發脾氣，他們的SAT分數比那些等了幾分鐘才按鈴的孩子平均低210分。事實上，與孩子4歲時的IQ（智商）測驗相比，孩子4歲時的棉花糖測驗能更好地預測他們高中時的SAT成績。

等待第二顆棉花糖的能力揭示了理性腦的一個關鍵能力。當米歇爾查看為什麼有些4歲孩子能忍住不按鈴時，發現不是因為這些孩子不那麼想要棉花糖（這些孩子也喜歡糖果），而是這些耐心的孩子更加善於運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衝動。他們就是那些用手摀住眼睛、看著其他方向或者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東西上的孩子，而不是那些坐在美味的棉花糖正前面的孩子。他們沒有直勾勾地盯著棉花糖，而是站起來，離開桌子，尋找其他可玩的東西。結果，讓這些孩子抵擋誘惑的認知技巧也能讓這些孩子專心做作業。在這兩種情況下，前額葉皮層被迫行使其皮質管理權力，抑制妨礙目標達成的衝動。

有關兒童注意缺陷多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的研究進一步表明了前額葉皮層與情緒控制力之間的聯繫。大約5%的學齡兒童患有ADHD，表現為無法集中注意力，無法安靜地坐著，無法延遲滿足（就像那些立即吃起棉花糖的孩子）。結果，患有ADHD的孩子在學校的表現明顯偏差，因為他們難以堅持完成一項任務，輕微的干擾就能讓他們立即分心。

2007年11月，由美國精神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和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人員組成的研究小組宣佈，他們發現了造成ADHD的具體大腦缺陷。這種病原來是一個發育問題，患有ADHD的孩子的大腦發育速度明顯慢於正常孩子，這種滯後在前額葉皮層表現得最為明顯，意味著患有ADHD的孩子缺少抵抗誘惑性刺激所需的心理肌肉（平均而言，他們額葉的發育水平比正常孩子晚3年半）。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儘管患有ADHD的孩子大腦發育緩慢，但是只要他們的大腦開始發育，他們就開始恢復正常了。青春期結束時，患有ADHD的孩子的額葉已經發育到正常大小，所以那時這些孩子的行為問題就開始消失了。這並非巧合，這些孩子終於能壓制自己的慾望和衝動了，他們可以看著誘人的棉花糖，並且決定最好等待。

發育過程對每個人都有影響，ADHD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人類大腦的成熟過程重演了大腦的進化過程，所以大腦最先進化的部分（運動皮層和腦幹）也是孩子大腦最先成熟的部分，它們在人們步入青春期時已經發育得非常成熟了。相反，相對較晚進化的腦區（比如額葉）則會一直發育，直到青春期結束。額葉是最後完全成熟的腦區。

這一發育過程可以解釋青春期孩子的冒險、衝動行為。美國有超過50%的高中生嘗試過違禁藥物；性傳播疾病的報告案例中，超過一半發生在十幾歲的青少年身上；車禍是未滿21歲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這些嚴峻的統計數字是大腦不能約束自己的結果。當情緒腦全速運轉的時候（狂躁的激素沒有什麼好處），監控它的心理肌肉還正在構建。例如，康奈爾大學神經學家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青少年大腦的NAcc明顯比額葉活躍、成熟。NAcc是與處理獎賞（比如性、毒品和搖滾）有關的腦區。青少年之所以做出愚蠢的決定，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沒那麼理性。[4]

這項有關魯莽的青少年和ADHD兒童的新研究凸顯出額葉的獨特作用。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理性存在的目的就是消除誤導我們的情緒。我們一直嚮往著柏拉圖式的理性模式：車伕完全控制馬匹。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了消除情緒情感是不可能的，至少不能直接消除。每個少年都想嘗試性，每個4歲大的孩子都想吃棉花糖，每個消防員看到逼近的火焰牆時都想撒腿就跑。人類的情緒腦處在很初級的水平，往往不聽指令。

但是，這並非意味著人類只是邊緣系統的傀儡。有些人能看穿框架效應，即使他們的杏仁核被激活。有些4歲的孩子能夠找到等候第二顆棉花糖的方法。幸虧有了前額葉皮層，我們能超越自己的衝動，找出哪些情緒是有用的、哪些情緒是應該忽略的。

下面看一看20世紀一個經典的心理學實驗——斯特魯普任務（Strooptask）。三個單詞（「藍色」、「綠色」和「紅色」）隨機閃現在計算機屏幕上。每個單詞用不同的顏色顯示，但顯示顏色和單詞含義並不一致：「紅色」單詞可能顯示成綠色，「藍色」單詞可能顯示成紅色。測試者的任務是忽略單詞的含義，關注單詞顯示的顏色。如果你看到的單詞寫的是「綠色」，但用藍色顯示，你需要觸摸藍色按鈕，做出反應。這一任務出奇的難。

為什麼這一看似簡單的任務如此困難呢？閱讀文字是自動任務，不用大腦費什麼勁。然而，給單詞顏色命名，卻需要有意識的思考。大腦需要關掉自動操作——閱讀熟悉單詞的操作，有意識地思考這個單詞是什麼顏色。當測試者執行斯特魯普任務時，科學家用fMRI觀察測試者的大腦，能夠發現他們的大腦在努力忽略明顯的答案。在這場「拔河」比賽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腦區是前額葉皮層。當你認為自己的第一印象可能有誤時，前額葉皮層能讓你拒絕第一印象。如果情緒腦正在誤導你做錯誤的決定，你可以選擇依靠理性腦。你可以運用你的前額葉皮層來抵抗讓你沿著谷坡往上跑的杏仁核。瓦格·道奇活了下來，不是因為他不害怕。和所有的消防員一樣，他也十分害怕。道奇活了下來，是因為他意識到害怕救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