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日間肥皂劇並不容易，進度很緊，必須每天拍攝一段情節。沒有哪種娛樂作品像肥皂劇那樣需要在短時間內製作出那麼多東西：每天要有新的構思，每天要有新的劇本，演員每天都要排練，每幕場景都要經過精心策劃。只有所有這些都準備妥當了，才能開機。大多數日間肥皂劇，12小時的拍攝成果只能在電視上播放12分鐘。這套程序每週重複5天。
25年以來，赫布·斯坦（Herb Stein）一直都在導演《我們的日子》（Days of Our Lives），他拍攝了5萬多個場景，與幾百個不同的演員合作過。他獲得過8項艾美獎提名。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斯坦見證過的情節劇——強姦、結婚、生子、謀殺、懺悔——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可以這麼說，他是一位情節劇專家，怎麼寫劇本、怎麼分鏡頭、怎麼拍攝以及怎麼製作，他都十分精通。
很久以前，斯坦就有製作日間電視節目的想法了。那時，他還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上學，第一次讀到經典的希臘悲劇三部曲《奧瑞斯提亞》（The Oresteia）時，發現戲劇能夠表現人類永恆的主題，於是就立刻傾心於這種絕對永恆性，開始學習戲劇。當斯坦談論戲劇時，不管是談論古希臘的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還是談論20世紀的肥皂劇《總醫院》（General Hospital），他說起話來就像一個文學教授（當他穿著幾天沒洗、粘有鹽粒或胡椒面、皺巴巴的牛仔襯衫時，外表也像一個文學教授）。斯坦喜歡說大段大段的題外話，在最不起眼的對白裡發現偉大的思想。他說：「許多經典戲劇都有荒謬的成分，情節往往完全不可信。俄狄浦斯呢？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的。然而，當這些故事被很好地演繹出來，你就覺察不出其中的荒謬了，你的注意力都被故事情節吸引了。」
肥皂劇也是同樣的原理。要成為一個成功的肥皂劇導演——斯坦還是商業化非常成功的導演——關鍵是會講故事，達到觀眾意識不到你在講故事的境界。必須讓人覺得一切都是真實的，即使銀幕上發生的事情十分古怪。這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比方說，你要拍攝這樣一個場景：一個女人將生下一對異卵雙胞胎，這對異卵雙胞胎分別來自不同的父親。一個是壞人，他強姦了女人，讓她懷孕；另一個是好人，是女人深愛的人。但是，如果她不和強姦自己的人結婚，她的家人就會有性命之憂（這是《我們的日子》最新一集的真實劇情）。這一場景的對白長達幾頁，有哭戲，潛台詞也很豐富。斯坦只有一個小時的拍攝時間，不得不在拍攝過程中決定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要考慮每個角色應該站在什麼位置，怎麼移動，表達什麼感情。他要考慮4台攝像機應該怎樣捕捉鏡頭，是該拉近，還是將攝像機扛在肩上拍攝。他還要考慮壞人該怎樣說台詞。這些有關怎麼導的決定將對場面質量產生關鍵性影響。斯坦說：「拍戲就像做湯，你必須知道怎樣把許多東西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否則，只是一群人站在一個房間，說些愚蠢的話。」
雖然已經提前策劃好場景，但在拍攝過程中，演員背誦台詞時仍然有許多事情需要斯坦決定。拍戲用的假房子很多只有兩面薄薄的牆，每個角落安置一台攝像機，還有另外一台攝像機對著場景的正中央。一旦助理導演喊出「開拍」，閒雜人等就要退出現場。導演打一個響指，示意哪台攝像機捕捉鏡頭，那台攝像機就啟動（這樣做方便以後剪輯影片）。拍攝複雜的場景時，比如兩個父親都在場的分娩場景，斯坦就像一個交響樂指揮：不斷揮舞手臂，一會兒指向這台攝像機，一會兒指向那台攝像機，邊拍邊導。
斯坦是怎麼決定這些事情的呢？畢竟，他沒有雄厚的資金，不能從20個不同的角度拍攝同一鏡頭20次。斯坦說：「拍攝日間肥皂劇，進度很緊，其他節目的導演有大把時間拿來揮霍，但肥皂劇沒有，你必須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的決定。」如果肥皂劇導演在拍攝時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場景不可能改天再拍一次。製作日間電視節目就是這樣，你只有一天的期限。
時間壓力如此無情，意味著斯坦根本花不起時間仔細思考每次的選擇。他沒有時間進行理性思考，一旦開機，就要隨時關注劇情的進展，做出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就像保護圈裡的四分衛。斯坦說：「當你拍攝的場景和我一樣多時，你就知道事情應該怎麼做。我能根據某個演員的一句台詞，立即判斷出需要重拍。拍攝過程非常依賴直覺。儘管有拍攝計劃，但隨時會根據導演的感覺更改計劃。」
挑選演員也非常依賴直覺和「感覺」。肥皂劇通常使用新演員，部分原因在於越有經驗的演員片酬越高（這也是《我們的日子》中不斷有角色死掉的原因，正如斯坦所說，「這不是在表演藝術，而是在表演商業」）。對肥皂劇而言，很少有決定像挑選演員那麼重要，收視率高低和演員的吸引力有關，一個有吸引力的演員可以使收視率提高很多。斯坦說：「你一直都在尋找一個觀眾喜歡看的人，我指的不僅僅是吸引力，他必須有一樣東西，我說的這個東西指的是任何你無法真正用言語表達的東西。」
當然，問題在於你怎麼認出「這個東西」。最初執導電視節目時，面對與挑選演員有關的各種各樣的變量，斯坦都快崩潰了。首先，他必須確保一個演員不僅適合角色而且適合演肥皂劇；然後，他要考慮如何讓這個演員和其他演職人員相契合（他曾說，「演職人員之間不和諧，毀了很多肥皂劇場景」）；之後，斯坦才考慮這個演員是否真的有表演才能——他能聲情並茂地背誦台詞嗎？要他哭時，他能哭嗎？他拍多少次才能拍好一個鏡頭？斯坦說：「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你往往會越想越亂，搞不好真的會選錯演員。」
但是，執導肥皂劇多年後，斯坦學會了怎樣信賴自己的直覺，即使並非總能解釋清楚這些直覺。他說：「只需3~5秒的時間，我就知道這個人是否合適。對我而言，幾秒或一個姿勢就足夠了。我已經學會聽從我的直覺了。」最近，一集肥皂劇需要一個男主角，飾演這集新出現的壞人。斯坦待在工作室，一邊給劇本分鏡頭，一邊用眼角餘光看新人試鏡。看了成打的演員背誦同一台詞幾小時後，斯坦覺得既枯燥又沮喪。他後來說：「這時，那個傢伙出現了，因為很晚才拿到劇本，他甚至不知道台詞。我只聽他說了幾句話，就認定是他。他出色得令人難以置信。我不能解釋為什麼，對我而言，他是最佳人員。他們說得很對：你就是找到感覺了。」
斯坦描述的意識過程與情緒腦有關。他是憑著一種強烈的感覺選擇攝像機和演員的，這種感覺是他不自覺地考慮所有細節之後得出的結果。紐約大學的神經學家約瑟夫·勒杜說：「意識腦（conscious brain）控制所有的注意力，但是意識只是大腦很小的一部分功能，而且意識是意識之下所有東西的奴隸。」根據勒杜的觀點，我們大部分的「思考」實際上是由情緒驅動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每種情緒其實是對數據的匯總，是我們對那些不能直接獲得的信息的本能反應。斯坦的意識腦在給劇本分鏡頭時，他的潛意識腦（unconscious supercomputer）在處理各種數據，將數據轉化成生動形象的情緒信號發送給OFC，OFC檢測到這些信號後就會讓斯坦根據這些潛意識計算（subliminal calculations）採取行動。如果斯坦喪失情緒情感（像達馬西奧的病人那樣），他就被迫沒完沒了地仔細分析每個選擇，拍攝工作就會一拖再拖，也會選錯演員。斯坦意識到，感覺往往是一條準確的捷徑，是對他數十年經驗的提煉。這些感覺已經知道怎麼拍攝場景了。
為什麼情緒是必要的？它是如何使人們變得擅長尋找無人防守的球員、導演肥皂劇的？答案要在進化史中尋找。自然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設計出人腦。第一團網絡神經元出現在500多萬年前，是最早的神經元系統，實際上不過是一套自動反射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原始腦變得越來越複雜，從蚯蚓的幾千個神經元到遠古靈長類動物的上萬億個神經元。大約20萬年以前，智人首次出現，那時，地球上已經到處都是腦區高度分化的生物了，有可以使用磁場遷徙到大洋彼岸的魚，有靠星空導航的鳥，還有能嗅到1英里以外食物的昆蟲。這些認知能力都是本能的副產品，自然選擇使它們具有這樣的能力，以完成特定的任務。然而，這些動物都無法做到反思自己的決定，它們不能做計劃，不能用語言表達內心世界，不能分析複雜的現象，不能製造工具，不能自動完成任務。它們所有事都不能做，「車伕」還沒出現。
人類大腦的進化改變了一切。第一次，有一種動物能夠思考自己是怎麼想的。我們人類可以內省自己的情緒，可以用語言剖析世界，將現實分解成一串串清晰的因果鏈。我們能積累知識，能對問題進行邏輯分析，能精心編造謊言，能計劃未來，有時我們甚至能按照計劃行事。
這些能力的作用強大得難以置信，也嶄新得難以置信。所以，人類大腦中實現這些能力的腦區（車伕控制的部分）也有任何新技術都會有的毛病：有許多設計缺陷和軟件漏洞（人腦就像匆忙投到市場的計算機操作系統）。這就是為什麼廉價的計算器的算術能力可以強於數學專家，為什麼計算機可以戰勝國際象棋特級大師，為什麼我們常常混淆因果關係和相關關係。人腦的這個新生部分進化時間太短，進化還沒來得及修正它的缺陷。
然而，過去的數億年中，情緒腦已經進化得相當精密了。它的軟件代碼一直不斷接受測試，已經發展到能夠通過極少信息迅速做出決定的水平了。下面以棒球運動中擊球動作所涉及的心理過程為例說明一下。
我們算一筆時間賬，就知道擊球手根本不可能進行邏輯分析。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比賽中，一個典型的投球從投手的手中飛到本壘需要大約0.35秒（這是人類心跳的平均間隔時間）。對擊球手而言，不幸的是，肌肉需要大約0.25秒啟動一個揮棒動作，只留給大腦少得可憐的0.1秒做決定。但是，即便這一估計也過於樂觀，視覺信息從視網膜傳到視覺皮層還需要幾毫秒。因此擊球手實際上只有不到5毫秒的時間觀察投球並決定是否揮棒。這一過程也是要花時間的，因為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況下，大腦也需要大約20毫秒響應感官刺激。
那麼，擊球手怎樣設法擊中快球呢？答案是，早在球離開投手的手之前，擊球手的大腦已經開始收集投球信息了。投球手開始揮臂準備投球時，擊球手就開始自動收集線索，預測來球路線。手腕扭動表明曲球，肘部成直角意味著來球又直又快，二縫線握法可能是滑球，拇指及小指支撐球體則一定是飄飄忽忽的指關節球。當然，擊球手對這些信號的研究是無意識的，他們無法說出為什麼有時決定揮棒、有時又決定不揮棒，但是他們卻能夠根據這些信號採取行動。例如，一項研究表明，觀看投球手投球準備動作的錄像僅僅1秒，有經驗的棒球擊球手就能準確預測出投球的速度和位置，他們訓練有素的大腦知道應該參考哪些細節信息。對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擊球手而言，吊向壘中的曲球比滑球好，因為曲球球速較慢。
這些自動能力如此有效，以至於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們很精確。沒有哪個機器人會擊棒球、投橄欖球或者騎自行車，沒有哪種計算機程序能算出哪個演員應該演壞人或者立即認出一張熟悉的面孔。這就是為什麼進化構建我們的大腦時沒有勞神地將所有這些無意識的情緒情感過程換成新的、明晰的、有意識的控制系統。自然選擇在構建我們的大腦時，就像鐘錶匠裝配鐘錶一樣，會使用一些舊零件，而且如果這些零件不壞，是不會修理的，結果導致人類特有的腦零件要依賴下面原始的腦零件。思考過程需要情緒情感，因為情緒情感能讓我們理解那些不能直接理解的東西。沒有感性的理性什麼都做不成。
第一個支持這一觀點的科學家是偉大的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1980年出版的教科書《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Psychology）中，詹姆斯發起了對解釋人類意識的標準的「理性論者」的批評。詹姆斯說：「實際上，事實相當簡單，人類的衝動比其他任何低級動物都多得多。」換句話說，柏拉圖將人看成「最大限度壓制本能」的純理性動物的看法是極端錯誤的。相比之下，詹姆斯則認為，衝動不一定都是壞的，「人腦大部分腦區與習慣、本能、情緒相關」，這正是讓人腦如此高效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按照詹姆斯的看法，意識包含兩個不同的思考系統，一個是有意識的理性思考系統，另一個是無意識的快速的感性思考系統。詹姆斯說，良好決定的關鍵在於知道在什麼時候依靠哪個系統。
再回頭看看湯姆·佈雷迪，正是他的感覺讓他在保護圈裡迅速做出傳球決定。佈雷迪的決定過程可能如下所述：發球後，佈雷迪後退，觀察全場的形勢，開始尋找合適的接球手。第一個目標是一個橫向短跑的邊鋒，他被緊緊地防住了。因此，佈雷迪瞥了一眼這個邊鋒後，不由感到一絲擔心，說明球傳給他有風險。邊鋒附近有個線衛，這個信號變成了消極情緒。佈雷迪轉而尋找第二個目標，一個縱向奔跑的外接手。不幸的是，這個目標受到一個角衛和一個安全隊員的夾擊。又一次，佈雷迪感受到了消極情緒，這一消極情緒也是對場上情況的提煉。時間已經過去了幾秒，佈雷迪感受到了對方防守陣勢的壓力。他的左內邊鋒正被人推著後退，佈雷迪知道自己得馬上讓球出手，不然就會輸掉比賽。他繼續尋找第三個目標。佈雷迪觀察中路，發現特洛伊·布朗正要進入線衛和角衛之間的一個空當，特洛伊·布朗附近沒有防守隊員。佈雷迪精神一振，先前的擔心被一股微妙的積極情緒替代。佈雷迪找到了無人防守的球員，於是將球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