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自己的問題，人們往往有現成的答案。比如，他們知道自己的名字、地址和黨派。但人們通常不知道自己快不快樂，有多快樂。無論何時，面對「你快樂嗎，你有多快樂」的問題，他們都要思考好一陣子才能給出個答案。
——丹尼爾·卡尼曼
本書的目標之一，就是闡明哪些內在因素和條件能增進快樂，哪些會減少快樂。社會心理學研究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呢？20世紀早期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主要關注心理障礙和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療。如何發掘從「正常」狀態轉變到最佳狀態的潛力，一直未受科學界重視。不久前，隨著認知科學和「積極心理學」受到極大關注，情況開始慢慢變化。
有人快樂，有人不怎麼快樂，這是天生的遺傳傾向嗎？我們的成長和生活經歷如何影響主觀的幸福感呢？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性格特質並產生持久的滿足感？哪些心理因素能促成這種轉變？在過去的30年裡，大量研究關注這些問題。約70個國家的研究人員開展了數十萬個相關研究，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1
現有的研究得出三個主要結論。第一，外部條件和一般因素，如財富、教育、社會地位、愛好、性別、年齡、種族等，對人們的幸福感有間接影響，但權重僅佔滿意度指數變量的10%～15%。2第二，快樂具有遺傳傾向，基因決定了大約25%的快樂潛能。但是，基因的作用更像是個藍圖，可被充分發掘，也可完全忽視，實際影響據環境不同而有所變化。第三，人們可通過調整生活和思考的方式、看待事情的視角、對事件的反應，極大程度地影響自身對快樂和不幸的主觀感受。對我們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因為如果快樂的能力是固定的，那麼研究快樂或試圖持久地增進快樂，就毫無意義了。
作家和哲學家經常嘲笑以下觀點：「快樂有益健康」「樂觀主義者活得更長久、更幸福」「快樂是一種可以『培養』的技能」。而現在這些關於快樂的觀念逐步被科學研究證實，也逐漸為公眾接受。
快樂的一般條件
不少研究都將快樂定義為生活質量，更準確地說來，是人們主觀上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欣賞程度。這些研究使用的調查問卷十分簡單，甚至過分簡單了。例如，被試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你感到非常快樂、快樂、有些快樂、不快樂，還是非常不快樂？」此外，被試要提供他們的社會地位、婚姻狀況、收入、健康狀況、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等信息。研究者對搜集的數據進行統計學上的相關性分析。近來，有些研究實時監測人們日常生活的情感體驗，以獲得必要的數據。諾貝爾獎得主、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認為，這些研究採集的數據減少了記憶偏見和其他人為因素的影響，對主觀幸福感的估計更準確。
這些研究發現，如能確保居民的基本生活資源、充分的教育機會、充分的信息獲取，確保他們更安全、更自治、更自由，人民的幸福感就會更高。在自由和民主得到保障的國家，人們明顯更幸福。這個結論完全符合預期：和平環境中的公民更幸福。不管經濟是否富裕，生活在軍事統治之下的人幸福程度都會低一些。
融入社會、參與志願服務、從事體育或音樂活動、加入休閒俱樂部等活動，能提升快樂的程度。快樂的程度還和保有私人關係的數量和質量高度相關。
一般說來，結婚或同居的人比單身、喪偶、離異或分居的人快樂得多。單親家庭子女遭遇社會、心理或學業問題的可能性，是非單親家庭孩子的兩倍。3
有工作的人往往更快樂，失業人群的死亡率和疾病、抑鬱、自殺、酗酒的發生率則明顯更高。然而，家庭主婦的生活滿意度和職場人士一樣高。有趣的是，退休不會使滿意度下降，反而會提高生活滿意度。老年人認為他們的生活比起年輕人，快樂程度只有輕微的下降，但是總體說來，他們的滿意度更高，情緒也更積極。看來，人的智慧也會隨著年齡而增長。健康且精力十分充沛的人，往往更快樂。出乎人們意料的是，除了北方高緯度地區因冬夜漫長而導致的抑鬱症患者外，快樂的程度和氣候無關，生活在陽光充足地區和陰雨地區的人們，快樂的程度沒有顯著差別。
休閒娛樂能提高生活滿意度，尤其對那些不工作的人（退休者、受贍養/撫養/供養者、失業者）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他們能更自主地決定自己做什麼。假期能平靜心情，增進健康，故而提升幸福感。休假的人只有3%有頭痛問題，而處在工作狀態的人，有21%的人會遭受頭痛困擾。疲勞程度和易怒程度，在上班的人和休假的人中，差異也非常明顯。4儘管電視很受歡迎，但只能微微提高幸福感，這點值得人們重視。而長時間看電視的人，平均說來幸福指數更低。美國人和歐洲人平均每天花3.5小時看電視，這等於每七年中，就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全都花在電視上！
金錢買不到快樂
顯然，對於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人來說，金錢是關乎生存的問題，獲得更多的財富必然會帶來滿足感。然而，進一步的研究結論令人大跌眼鏡：達到相對較低的財富門檻後，即使收入繼續上升，生活滿意度也不會發生改變。例如，1949年至今，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增加了兩倍多，而認為自己「非常快樂」的人不僅沒有增加，甚至還略有下降。
倫敦經濟學院的理查德·萊亞德指出：「我們有更多的食物、衣服、汽車，更大的房子、更多的中央暖氣、更頻繁的國外度假、更少的工作日、更好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們更加健康。然而相比以前，我們並不覺得更快樂……如果想讓人們更快樂，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條件能帶來快樂，以及如何培養這些條件。」5
不滿的主要原因，是與家人、同事和熟人攀比。萊亞德認為：「客觀上，很多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了，主觀卻感覺生活更糟糕了。例如，東德工人的生活水平在1990年後迅速提升，幸福水平卻下降了：因為隨著德國統一，東德人開始與西德人比較，而不再以前東歐的其他國家作為參照。」6
反覆地比較自身和他人的處境是一種心理病態，會帶來很多不必要的不滿和沮喪。當發現一種新的樂趣或擁有一輛新車時，我們會感到興奮，覺得自己是最大的人生贏家。但是我們很快就習慣了，興奮感也隨之消退。一旦新的款式推出了，特別是周圍的人都有新款時，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老款不夠好，只有得到新的才能滿足。這就是菲利普·布林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Campbell）所說的「享樂跑步機」（hedonic treadmill）。7在跑步機上慢跑時，我們必須不停跑動才能保持在同一個位置上不掉下來。同樣，我們必須持續努力，不斷獲得新的東西和新的興奮點，才能保持目前的滿意程度。
不斷得到更多外物才能保持自己對生活的滿意度，而一旦周圍的人比我們過得更好，就會讓我們坐立不安。這種狀態和物質條件無關，顯然是心理出了問題，由心中的羨慕、貪婪和嫉妒而起。有諺語說：「知足如握如意寶。」而不知足的話，即便如意在手，有了一個還想要第二個，就會陷入永不滿足的惡性循環。
「快樂的窮人」是個有趣的問題，吸引了心理學家的注意。人們發現，富人壓力大，而窮人往往比富人更快樂，更無憂無慮。由羅伯特·比斯瓦斯-迪納（Robert Biswas-Diener）主持的研究項目發現，加爾各答無家可歸者和貧民窟的居民，在許多領域（家庭生活、友誼、道德水準、食物和開心程度等）的滿意度不比大學生低。8而奇怪的是，住在舊金山大街上或是庇護所裡的人，往往沒有任何社交關係和情感寄托，認為自己非常不幸。社會學家對這種差異的解釋是，加爾各答的窮人對改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不抱任何希望，故而也沒有任何由此而起的焦慮。此外，任何東西都能給他們帶來滿足感，哪怕是一點兒食物。
窮人的快樂不是粉飾真實的世界。當年，我曾住在德裡的貧窮街區，在那裡印製藏經。我認識很多人力車伕，他們整日勞作，靠拉老舊的三輪車載客為生。冬天的夜晚，他們撿來破紙箱，在街頭點起火堆，聚攏在一起取暖，大聲談笑，甚至有時還唱起流行歌曲。到了該睡覺的時候，他們就蜷縮在三輪車的座椅上。他們都生活得很艱難，但我總覺得，善良的天性和豪放的性格，讓他們比巴黎廣告公司或股票市場裡壓力重重的人，生活得更快樂。我還記得一位年邁的不丹農民。一次，我們寺院裡年輕的住持送給他一件新襯衫和1000盧比。拿到禮物後，老人顯得有些不安。他對住持說，他手裡的錢從來沒超過300盧比（約合7美元）。住持問他有沒有什麼煩惱，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道：
「有。雨季在森林裡行走的時候，害怕螞蟥叮我。」
「還有什麼嗎？」
「沒了。」
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住在一個木桶裡，曾在這個著名的木桶裡對亞歷山大大帝說：「陛下，我比你更偉大，因為我鄙棄的東西，比你擁有的東西還多。」不丹農民的話雖然簡單，不像第歐根尼說的那麼有哲理，但顯然，快樂、滿足感都和財富不成比例。
美國人中，80%聲稱自己很快樂，真實的情況卻糟糕得多。儘管物質生活有所改善，但目前美國抑鬱症的發病率是1960年的10倍，而且患病人群也越來越年輕。40年前，美國人第一次患上抑鬱症的平均年齡是29歲，但今天這一年齡指標下降到14歲。9全世界每年死亡的人中，有2%死於自殺，多於戰爭和謀殺導致的死亡人口。10在美國，雙相抑鬱症（原病名為「躁鬱症」）是女性青少年第二大死因、男性青少年第三大死因。11瑞典自1950年來，學生自殺率上升了260%。
1950～1980年，美國有記錄的犯罪上升了300%，英國上升了500%。雖然此後犯罪率有了明顯下降，但仍遠遠高於50年前的數據。與此同時，影響幸福的外部因素，如醫療條件、購買力水平、教育狀況和閒暇時間，一直不斷改善。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呢？
理查德·萊亞德分析了一系列研究，結果表明犯罪率的增長和很多因素有關，例如人們的信任感降低，家庭破裂，暴力電視作品越來越多，獨居的人也越來越多，文化、體育、政治、慈善等協會社團參與率走低，貧困人口和老年人服務削減。12
例如，信任感的下降非常驚人。1960年，在回答「你認為大多數人值得信任嗎」這一問題時，58%的美國人和同等比例的英國人表示同意；到了1998年，這一比例下降到30%。現在，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人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指望誰」。13
馬丁·塞利格曼認為：「我們的社會風氣強調毫無道理的自尊，激發普遍的受害者心態，鼓勵猖獗的個人主義，導致了幸福感下降的流行病。」14他認為，愈演愈烈的個人主義能夠解釋西方社會抑鬱症急劇增加的現象。同時，當人們「找不到比自己更重要的事」，就會產生強烈的「無意義感」，這也能部分解釋抑鬱症的激增。此外，從佛法的角度看，人們孜孜不倦地追求外物和外部目標，忘記享受當下，享受愛人的陪伴，享受寧靜的自然；最重要的是，忘記滋養內心的平和。而只有內心寧靜平和，才能賦予生命的每一秒嶄新的、不同的內涵。
不斷增強的感官刺激、嘈雜、狂熱和情色娛樂產生的興奮和享樂，不能代替內在的幸福。過度的刺激原本為了使我們擺脫冷漠，但往往帶來的是神經疲勞和長期的不滿。
快樂的遺傳特性
快樂或不幸是天生的嗎？基因和遺傳的影響是否會超過其他心理因素，比如兒童期的經歷、環境和教育？環境和情緒因素能改變基因的表達嗎？我們的大腦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長時間內適應重大的改變（即大腦可塑性）？這些觀點引起科學界的激烈討論。科學家們研究從一出生就被分開撫養的同卵雙胞胎，試圖從他們身上找到答案。同卵雙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組，但如果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成長，心理上會有多少共同點？科學家也研究被收養的兒童，將他們的心理狀況分別和親生父母及養父母比較。最終這些研究發現，在憤怒傾向、抑鬱傾向、智力、生活總體滿意度、酗酒傾向、神經質傾向等許多方面，出生時就分離的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有更多共同的心理特徵。同樣，領養的孩子在心理上更像沒有養育過他們的親生父母，而不是撫養他們長大的養父母。
美國心理學家奧克·泰勒根（Auke Tellegen）對數百個案例的研究，讓他的團隊得出以下結論：快樂45%由遺傳而來，在泰勒根團隊考察的所有性格特徵中，基因決定了近50%的變量。15
然而，也有其他研究人員質疑泰勒根的結論過於極端和教條。在泰勒根的研究中，那些出生即分離的雙胞胎，大多被長期尋求收養的富裕家庭領養，因而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但是，如果雙胞胎中的一個受到養父母的溺愛，另一個在街頭或貧民窟長大，結論可能就會大不相同。質疑者認為，受基因影響的性格特徵變量不會超過25%，且這些基因的最終表達還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故此基因僅反映了性格特徵的潛在可能。
加拿大道格拉斯醫院研究中心的邁克爾·米尼（Michael Meaney）團隊進行了一系列有趣的實驗。16他們把攜帶極端焦慮基因的大鼠，在出生十天內交給極盡呵護的鼠媽媽照料。鼠媽媽不停撫摸、舔吻鼠寶寶，盡可能多地進行身體接觸。結果顯示，這些大鼠寶寶的壓力響應基因被阻斷（這一過程名為甲基化），且除非受到重大創傷，該基因則終身不再表達。相反，沒有得到母親足夠呵護的大鼠後代，對壓力有強烈反應。最近的研究表明，母親的影響是可逆的。如果沒有受到母親關愛的大鼠幼崽被愛舔吻孩子的鼠媽媽「收養」，生長發育也能呈現正常狀態。母親照料水平的差異，不僅會影響後代未來的抗壓能力，還會影響其大腦發育和認知能力的發展。接受母親細緻照料的大鼠幼崽，長大後面對壓力表現得更平靜，而且具有更好的學習能力。米尼團隊正在探索，這個大鼠實驗得出的結論是否適用於人類。研究人員預測，如果人類也存在類似的現象，那麼那些年幼時母親疏於照料的孩子，出現攻擊行為和注意力缺陷等問題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一結論也符合佛教的觀點，即孩子需要持續的關愛，幼年得到的愛和溫柔強烈地影響我們對生活的看法。研究表明，兒童期遭受性侵的人，青春期和成年後罹患抑鬱症的風險是正常人的兩倍，許多罪犯童年時都有缺少關愛和遭受虐待的經歷。
我們必須指出，有些個人特徵具有強大遺傳基礎，很難改變，例如體重。但從個人轉化的角度看，通過生活環境和心靈的修行，也有些個人特徵能夠發生變化，17尤其是恐懼程度、悲觀傾向、快樂水平等特徵。
個人特徵
快樂和智力、性別、種族、美貌無關。快樂不能通過智商測試測量，然而「情商」這個概念能將快樂的人與不快樂的人顯著區分開來。情商指正確感知和考慮他人感受的能力，由彼得·薩洛維（Peter Salowey）定義並闡述，丹尼爾·戈爾曼將其推介給公眾。情商也是能清晰快速地識別自身情緒的能力。
心理學家馬格納斯（K.Magnus）的研究團隊認為，快樂的人普遍比較開放，故而能外向和共情地表達自己的人，往往比較快樂。18快樂的人認為個人可以控制自己和生活，不快樂的人則認為自己受命運的擺佈。一個人越能控制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就越快樂。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中，外向的人會比內向的人經歷更多積極的事件，神經質的人則比心態穩定的人經歷更多消極的事件。有時，人們覺得某一陣子總是很倒霉，或者覺得問題和麻煩不斷。但要記住，其實讓我們一次次處於相同境地的，是我們自己的性情，無論是外向、神經質、樂觀、悲觀、自我中心，還是利他主義。心胸開闊的人能更好地克服艱難的環境，狹隘侷促的人則會倍感焦慮，在應對情感、家庭和社會問題上，處處受挫。
精神上有追求（無論是宗教的精神追求還是非宗教的精神追求）能幫助我們設定生活的目標，弘揚人文價值，促進仁慈、慷慨和開放的精神，進而使我們接近幸福，遠離痛苦。憤世嫉俗的人認為生活沒有方向，不過是「人人為己」口號下私利的你爭我奪。精神追求能幫助我們摒棄這種憤世嫉俗的觀點。
人們一般認為，健康狀況對快樂的影響非常大，如果患有嚴重的疾病，只能生活在醫院中，我們將不再快樂。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便患有嚴重疾病，人們也會很快就恢復到患病前的快樂水平。研究發現，癌症患者的幸福指數並不比其他人群低。
快樂和長壽
心理學家黛博拉·丹納（Deborah Danner）的團隊研究了20世紀初出生的178名天主教修女的壽命。19這些修女住在同一個修道院，並在美國密爾沃基市的同一所學校教書。這個案例有趣的地方在於，修女們生活的外部環境驚人地相似：她們過著一樣的日常生活，有同樣的飲食，不吸煙、不飲酒，享有同樣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和醫療保障。這樣的條件消除了許多環境變量對研究結果的干擾。
修女們宣誓進入修道院之前，都撰寫了自傳式的體會。研究人員並不瞭解這些女性，但通過分析修女們創作的文本，評估她們自述中表達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有些修女在自述中反覆提到，想到自己即將進入修道院生活，為別人奉獻，就感到「非常快樂」或「極為喜悅」。有些修女則很少或完全沒有表現出積極的情緒。研究人員依照修女們簡短自述中表達的喜悅和滿意程度，將她們分成了四組，發現分組結果與修女的壽命有明顯的相關性。
研究顯示，分在「最快樂組」的那1/4的修女，90%的人壽命超過了85歲，而「最不快樂組」的那1/4的修女，這一比例僅有34%。研究人員對這兩組修女的自述進行了更深入細緻的分析，排除了可能解釋壽命差異的其他因素，如信仰虔誠的程度、自述所體現的思維複雜程度（即智力因素）、對未來希望的熱忱程度等，未發現壽命和其他任何參數相關。故此研究的結論就是，快樂的修女比不快樂的修女更長壽。
同樣，研究人員對2000名65歲以上、在美國生活的墨西哥人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發現那些常常表現出負面情緒的人，比情緒積極的人，死亡率高一倍。20芬蘭對96000名喪偶者進行的研究顯示，伴侶死亡一周內，喪偶者的死亡風險也高了一倍。21喪失親人的悲傷和沮喪會引起免疫系統防禦能力下降，從而導致死亡率上升。
擁有一切條件又怎樣
快樂和財富、健康、美麗只有10%～15%的相關性，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埃德·迪納（Ed Diener）認為：「想要得到快樂，感知世界的方式比客觀環境更重要。」22而我們為生活設定的目標，也是影響快樂的重要因素。23有人將致富作為主要的人生目標，擁有大量金錢必然會使這些人更快樂。而有人認為財富沒那麼重要，金錢對他們就幾乎不產生影響。
社會心理學進行了很多相關性研究，但是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兩個相關的因素中，我們不知道哪個是因，哪個是果。例如，研究表明友誼和快樂相關，但我們不清楚，因為有很多朋友我們就快樂呢，還是因為我們快樂所以才有很多朋友。外向、樂觀和自信是我們快樂的原因嗎？或者因為我們快樂，所以才外向、樂觀和自信？快樂促使我們長壽嗎？還是活力充沛、健康長壽的人才有快樂的性情？相關性研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