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像是木偶，被社會控制的提線木偶。但我們至少是有覺察、有意識的木偶。而我們的意識或許就是讓我們邁向自由的第一步。
——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我想找人談談，因為爸爸入獄了。」漢娜是個擁有薄唇的漂亮姑娘，今年22歲，她是我的新病人，她用讓人難以聽清的微弱聲音朝著右手邊的一個書架說道。過了一會，她直視著我，有些害羞，又自言自語重複了一遍：「我需要找人談談，我爸爸入獄了。」
她微微吸了一口氣，彷彿說出這幾句話就已經耗光了她肺裡所有的空氣，然後便默不作聲。
特別是在面對一個受到嚴重驚嚇病人的時候，治療就是要懂得如何重新詮釋坐在你面前的病人所說的話，而且不能以批判或屈尊俯就的態度來對待。我把雙手放在膝蓋上稍微傾身向前，設法重新獲得漢娜的注視，她此時正凝視著我們椅子中間那塊東方風格的鐵銹色地毯。
我輕輕地問：「你爸爸入獄了？」
「對。」她一邊回答一邊慢慢地抬起頭來。她對我的詢問感到很驚訝，覺得我好像早就通過心靈感應得知了這個消息似的。「我是說，他殺了一個人。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殺人了。」
「所以他現在被抓起來了？」
「是的，他被抓了。」
她的臉漲得通紅，眼睛裡滿是淚水。
有一個一直讓我深受觸動的事實，我發現就算是最輕微的聆聽（良好治療最為直接的體現）都能讓傾訴者立即心潮澎湃。我想，這是因為幾乎從未有人認真聆聽過我們的心聲。作為一名心理醫生，每天都會有人提醒我，有人傾聽自己的心聲是件多麼難得的事情，我們或我們的行為有多麼不被人理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從我這個「專業聆聽者」的角度來說，我們在很多方面都不為他人所知。
「你爸爸入獄多久了？」我問。
「大概有41天了，審判期真的很漫長。審判他的時候並沒有把他關在牢裡。」
「所以你覺得需要找人談談心？」
「對。我不能……這實在太令人沮喪了。我覺得我都快抑鬱了。而我還得上醫學院呢。」
「醫學院？你是說9月份入學嗎？」
做這場心理咨詢的時候是7月。
「沒錯。我希望我可以不用去。」
她的淚珠無聲無息地掉了下來，也沒有啜泣聲，彷彿她的身體並沒有察覺到自己正在哭泣。她淚如雨下，淚水在她白色的絲質襯衫上形成一片透明的水漬。除了這一點，她依舊保持著風度，非常克制。她並沒有把臉低下去。
我總是會被堅忍的行為感動。漢娜相當克制，我被她迷住了。
她用兩根手指把一頭烏髮撥到耳後。她的秀髮烏黑，就好像有人為她拋光過似的。她望向我身後的窗戶，然後問：「你知道父親被關進監獄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嗎？」
「不，我不知道，」我說，「或許你可以跟我講講這種感受。」
於是漢娜開始向我講述她的故事，或者說這一部分故事。
漢娜的父親曾在某個中產階級聚居的郊區擔任公立中學校長。那個地方在另一個州，波士頓以西1600千米，漢娜就是在那裡長大的。根據漢娜的說法，她的父親非常受人愛戴，天生就很引人矚目（漢娜形容他是「明星」），而且學生、老師以及中學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喜歡他。他總是在為啦啦隊表演和橄欖球比賽的事情奔忙，家鄉球隊有沒有贏得比賽對他個人來說非常重要。
漢娜說她的父親出生並在美國中西部農村長大，他的價值觀「相當保守」。他很愛國，相信落後就要挨打，認為教育和自身進修非常重要。漢娜是獨生女，自她記事起，爸爸就告訴她，雖然她不是男孩，但她能夠做到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女孩能夠成為任何她們想要成為的人。女孩也能成為醫生，漢娜能成為一名醫生。
漢娜很愛她的父親。「他是世界上最可愛、最有道德感的人。他真的是這種人。」她告訴我，「你應該看看那些來參加我父親庭審的人。他們只能坐在那為他哭泣，不斷地流淚。他們都為我父親感到難過，但卻無能為力。你知道嗎？他們無能為力。」
這起兇殺案發生在3月的一個夜晚，漢娜那時候是大二學生，正好在家裡過春假。凌晨時分她被房子外面的巨大聲響吵醒。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槍聲。」她告訴我。
她睡眼惺忪地起床四處張望，發現母親站在房子的前門，雙手絞得緊緊的在哭泣。3月的冷風衝進屋內。
「你知道，這真是一件怪事。我現在閉上眼睛，依然能看到母親站在那裡的畫面，她的睡袍被風吹了起來，而我好像明白了一切，就在那一刻，在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之前，我頓時明白了這一切。我知道出了什麼事，我知道爸爸會被逮捕，我都看到了。就像是噩夢裡的場景，對吧？整個事情就像是一場噩夢。你無法相信這種事情竟會發生在現實生活裡，然後你一直想快點醒來。有時候我還是會想我就快要從夢裡醒來了，而這一切不過是個恐怖的噩夢。但我怎麼會在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之前，就已經知道了一切呢？我看到媽媽站在那裡，就像……就像這一切曾在過去發生過，一種與既視感相似的東西。很詭異。或者，也許不是這樣，可能只是我現在回想的時候，這件事才會看似如此。我也不確定了。」
漢娜的母親一看到她就把她抓住了，就好像要把女兒從火車呼嘯駛來的鐵軌上拉下來似的衝她大喊：「別出去！別出去！」漢娜沒有出去，但她也沒有讓母親跟她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只是杵在那裡，被嚇壞了的母親抱在懷裡。
「我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她那個樣子，」漢娜說，「就像我一直想說的，它真的就好像我早就經歷過的事情。我知道自己最好待在房子裡面。」
在某一時刻（漢娜也不確定到底過了多久），他父親從四敞大開的前門走了進來，來到她和母親跟前，母女倆還緊緊地抱著對方。
「他的手裡沒拿槍，他把槍丟在了院子裡的某個地方。」
她的父親只穿著睡褲，站在他的小家庭面前。
「他看起來還好，有點氣喘吁吁，我的意思是說他看起來不像是受到了驚嚇的那種。而有那麼一秒，大概只是半秒吧，我覺得一切都會沒事的。」
漢娜講到這裡的時候，眼淚又止不住了。
「可是我太害怕了，不敢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過了一會兒，媽媽鬆開了我，她去打電話報警。我記得她問爸爸，『他受傷了？』而爸爸說，『我想是受傷了，我想我把他傷得很嚴重。』然後她就走進廚房給警察打電話。這麼做是應該的，不是嗎？」
「對。」我回答道。這並不是一個不需要人回答的反問句。
漢娜慢慢拼湊出那天發生的事情。在那個可怕的夜晚，漢娜的母親（她的睡眠很輕）聽到客廳裡有奇怪的聲響，像是玻璃碎了，於是她叫醒了熟睡的丈夫。然後又聽到了別的聲響。漢娜的父親確信已經有人闖了進來，他得對付這個闖入者，於是他下床做準備。根據她母親後來的說法，他藉著床頭燈昏暗的光，小心翼翼地從臥室的衣櫃拿出槍盒，摸出槍，並裝上了子彈。他的妻子求他，只要打電話報警就好，但他根本沒有理睬妻子的懇求，只是壓低喉嚨用氣聲命令她「待在這別動！」此時屋子裡依舊漆黑一片，他起身朝客廳走去。
闖入者一看到他，更有可能是一聽到他的動靜便從前門逃出屋子。漢娜的父親追了出去朝那個人開槍，就像他的一位律師後來所形容的，「那個人真是太不走運了」，頭部中槍當場斃命，倒在了草坪和路緣之間的人行道上。嚴格意義上講，這也意味著漢娜的爸爸當街射殺了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很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一個鄰居從屋裡出來，這讓人難以置信。
「之後一切歸於平靜，極度安靜。」漢娜在診療室裡對我說。
在漢娜的母親報警之後，警察很快便趕到現場，緊接著又來了一批人和一輛沒有鳴笛的救護車。最後，她父母被帶到警察局。
「我母親打電話叫她姐姐和我叔叔過來陪我度過那一夜，好像我一下子又變回了小女孩。但他們沒起到任何幫助作用。他們歇斯底里。我想我只是感到很木然。」
在第二天，在接下來的幾周裡，這件事引發了當地媒體的關注。槍擊案發生在一個安寧的中產階級郊區。開槍的人是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男人，過去沒有過已知的暴力行為記錄。他沒有醉酒，也沒有吸毒；而死掉的是一個有名的惡棍，一個癮君子，而在被擊斃前，他剛剛破窗進入一戶人家。除了檢察官以外沒有人質疑他的強盜行為，也沒有人會懷疑漢娜的爸爸之所以追出去槍殺他是因為他擅自闖入了漢娜的家。
這是一個關於被害人權利的案件，一個涉及槍支管制的案件。這是一個有關「對犯罪採取強硬手段」的案件。這個案件表明了民間自衛組織「自警團」行為的危險性，或許它也清楚地指出房屋所有人應該擁有更多的權利。美國民權聯盟很氣憤，美國步槍協會更加氣憤。
正如漢娜之前所言，這是一場漫長的審判，接著又是上訴期和另一輪漫長的審判。漢娜的父親最終被判犯有蓄意謀殺罪，處以最高的十年徒刑。不過律師們說，他應該「只」會坐兩三年牢。
中學校長因為在自家門前的草坪上槍擊一個闖入的強盜而被判入獄十年的新聞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各種不同的抗議聲音紛湧襲來：該判決違憲；判決違反常識和自然法；這個被判有罪的男人是一名危險的自大狂，是個踐踏人權的人；他是美國英雄，是捍衛家園的人；他是個有暴力傾向的瘋子；他是這項訴訟、這一系列訴訟的受害者。
經歷了這場難熬的風波之後，漢娜返回學校，每門成績都是A，還申請去讀醫學院，這正是她那身陷困境的父親堅持要她做的事情。
「他只是不希望我的人生被這些『蠢事』毀掉。他就是這樣說的。」
儘管父親出了這種事，但漢娜差不多拿到了她申請的每一家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她告訴我：「或許就是因為父親，我才能做到這一點。」
漢娜講完之後，伸手從她的皮質小挎包裡掏出一張面巾紙擦拭臉頰，吸襯衫上的淚漬。而在她左手邊的小桌子上，一盒紙巾就顯眼地擺在那裡，她卻沒有留意到。
「你也知道了，我其實不需要『治療』，但我真的很想找人談談心。我不想在上醫學院的時候還處於這種抑鬱的狀態。我不知道。你覺得我應該來咨詢你嗎？」
漢娜的故事和她的舉止感染了我。我很同情她，並坦白了我的心聲。我不知道她能從我這裡得到多少幫助，她是在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裡看到過我的名字，才打電話給我這個心理創傷治療師的。我們爽快地約好暫時先每週會面一次，如此一來漢娜就有了傾訴對象。她最後決定去讀波士頓的一家醫學院，而且在母親的催促下，漢娜大學一畢業就搬去了東部，這樣她可以在開學前「安頓下來」，還能遠離家鄉那些瘋狂之事的紛擾。她母親覺得丈夫的事情對女兒有「負面」影響。我很少聽到這樣輕描淡寫的說辭，但我讓漢娜確信，沒錯，她來找我是對的。
她離開後，我在診療室裡來回踱步有一兩分鐘，我透過高高的玻璃窗望向波士頓的後灣，然後走到凌亂的桌子前翻了翻報紙，而後又回到窗前。當病人跟我談了很多事情卻沒有盡情傾訴的時候，我通常都會這樣。我在踱步的時候並不是很關心法律和政治上關於人物、事件、時間以及地點之類的問題，我更關心的是「為什麼」，這是一個心理學上最常見的問題。
漢娜不曾問過「為什麼」，比如「為什麼我父親要開槍？為什麼他不肯放過那個人？」我覺得她從情感上來說沒辦法發出這樣的疑問，因為答案或許會太過讓人沮喪。她和父親的整個關係處在危急關頭，而或許這就是她需要我的原因所在，她需要我協助她為這個危險的問題找出可信的答案。或許她父親一時暴怒失去理智才開了槍，而這如律師所言是「純粹是狗屎運」的近乎偶然的行為，卻射中了闖入者的頭部，致其身亡；或許她父親真的認為家人有危險，而他保護家人的本能主導了這一切；或許漢娜的父親，這個顧家的男人，這位普通中產階級高中的校長，就是一個殺手。
在接下來的治療中（我們的治療從夏天延續到漢娜秋季入學的時候），漢娜跟我講了更多關於她父親的事情。在我所從事的這種工作裡，我經常能夠聽到病人講述他們這輩子習以為常的各種行為和事情，可是這些行為和事情在我看來都很不正常，有時甚至令人擔憂。我很快就發現漢娜講述的事情也是如此。她在描述父親時，雖然她覺得自己敘述的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小故事，但我拼湊出了一個冷酷無情者的形象，他的卑鄙和強大的控制欲讓我不寒而慄。此外，我也越來越能夠理解，為什麼我的這位年輕聰明的病人會陷入無法認清她父親真實面目的迷霧之中。
我發現漢娜的父親把他漂亮的妻子、出眾的女兒當成戰利品，而不是當作人來對待，當妻子和女兒生病或由於其他原因身處困境的時候，他往往會對她們不理不睬。但漢娜卻不認為父親對她冷酷無情，她對父親充滿了愛意。
「他真的非常以我為榮，」她說道，「我總是會這樣想，因此他無法接受我的錯誤。我上四年級的時候，有一次老師寫了一張條子送到我家，說我沒有做完作業。在那之後的整整兩個星期爸爸都沒跟我說話。我之所以知道有兩個星期，是因為我留著一本小日曆，我把他不跟我講話的日子一個個都做上了標記。對他而言，我好像突然從人間蒸發了，這種情況很恐怖。對了，還有一個近一些的例子很適合拿來講：那時我已經上中學了，他的那所學校，你知道吧？我的臉頰受傷了，留下一塊又大又醜的疤痕。」她指了指臉上一處肌膚，但現在上面什麼痕跡都看不出來。「整整三天，他一個字都沒有跟我說，甚至都不正眼看我一下。他就是這種完美主義者。我猜他只是很愛拿我去跟別人炫耀，而當我有什麼地方出了錯，就不能遂他心願了。這讓我有時感到自己很沒用，但我想我多少能夠理解他的做法。」
漢娜談起她小時候母親得過一次重病，在醫院住了將近三個星期。漢娜認為她母親患了肺炎，但她說：「我當時年紀太小，所以記得不是很清楚。」在母親生病期間，漢娜的姨媽帶她去過醫院，但她的父親卻一次也沒去過。母親出院回家後，他就大發雷霆、焦慮難安，因為他擔心這個面色蒼白、身體虛弱的老婆（用漢娜的話來說）「或許再也無法恢復曾經的美貌。」
至於漢娜美麗的母親，「真的沒什麼好講的，」漢娜告訴我，「她甜美溫柔，總是無微不至地關懷我，尤其是我還小的時候。她喜歡栽花養草，熱心公益慈善之類的事情。她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女士。對了，她高中的時候還是『返校日女王』[1]呢，爸爸很喜歡對別人提起這一點。」
當我問漢娜，她媽媽對她父親的冷漠行為有何反應時，她說：「我不知道。老實講，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我母親的話，很多事情都會讓我生氣，但她從來都不跟別人講。那就是她的性格，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她是那種溫柔賢淑的女人（如果你去跟那些認識她的人打聽，我想他們很可能也會這樣說），而且我覺得她從來都不會維護自己的權利。當然，她從來都沒有違抗過我爸爸的意志。我的意思是，如果她敢違抗的話，這種破天荒的事情估計會讓我暈過去。她是一個完美的女人。她唯一的小缺點（如果這可以稱為缺點的話）就是有點虛榮。她真的非常漂亮，我想她也知道這一點，她花了不少時間打理頭髮、保養身材。我想她會把自己的美貌視作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權力吧，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漢娜疑惑地望著我，我點點頭表示我理解她的意思。
「我也得替我爸爸講句公道話，他對我媽媽真的很好。他不在家的時候會寄花給她，而且他總會當面讚美我媽媽。我想這種事對她來說一定很有意義吧。」
「他不在家就會寄花給她？」我問，「他去哪裡了？」
當我提出那個問題——「他去哪裡了」的時候，漢娜原本的鎮靜開始出現一絲動搖。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沉默了好一陣子。最後她回答：「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這樣講很沒說服力，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了。他有時會很晚回家，或者一整個週末都不見人影，然後媽媽就會收到花。我是說，她真的都是在這種時候收到的花。這事太奇怪了，因此我盡量不去理睬。」
「他突然消失很奇怪嗎？」
「對，嗯……我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媽媽對此是什麼感受。」
「你猜測過他去哪裡了嗎？」我進一步追問，或許有點過於催促，但這很可能是問題的關鍵。
「沒有。我總是盡力裝作沒有這回事。」她重複了一遍，然後又開始把注意力放在了我的書架上。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問了漢娜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她爸爸是否對她或她母親曾施加過肢體暴力，他毆打過她們嗎？
漢娜露出喜色，熱切地答道：「哦，那可沒有，他從沒有幹過那種事情。我甚至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情。事實上，如果有人膽敢傷害我和媽媽，我想爸爸會宰了那個人。」
我等了一會兒，看著她自己說出的話會不會對她產生什麼衝擊，但她看起來好像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她又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強調她剛剛所講的答案，她說：「沒有，他從來都沒有打過我們，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情。」
她對自己的答案感到莫名的滿意，不知為何我卻傾向於相信她，傾向於相信她父親沒有對家人施暴。但我治療心理創傷已經超過25年，我知道被暴力毆打其實是受虐者相對能夠容忍的一種表現。
我試著換了一種發問方式。我說：「我知道你很愛你父親，而且你現在需要握緊這份愛。但任何一種關係都有其自身的問題。假如你想去對他做些改變的話，他身上難道就沒有你想要改變地方嗎？」
「對，你說得太對了。我確實需要抓住這份愛，而且他真的很值得得到大家的同情，尤其是在此時此刻……」
她停頓了一會兒，然後扭過脖子朝身後診療室的雙開門看了看。然後回過頭注視了我很久，像是在猜測我的動機，她最終開口：「但既然你想知道我希望改變他什麼，還確實有一些我想改變他的事情。」
她尷尬地笑了笑，頓時羞得滿臉通紅。
「那是什麼事情？」我盡可能就事論事地問。
「是件很可笑的事情，真的。這實在是……有時候他會調戲我的朋友，這讓我很困擾。事實上，這事經我這麼一說，會顯得更加荒謬。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讓我如此困擾才對，但它確實困擾著我。」
「他調戲你的朋友？你的意思是指？」
「自從我上初中開始，他開始……我有一些很漂亮的朋友。其中有一個名字叫喬治婭的同學特別漂亮……嗯，反正他會跟她們調情。他會對她們拋媚眼，還會對她們動手動腳。而且有時他會講一些我覺得確實屬於那種挑逗的話，像是『今天沒戴胸罩嗎？喬治婭。』但我想我或許是誤會了。哦，天啊，我現在竟然在大聲談論這件事，這是一種難言之隱，你不覺得嗎？這件事可能再也不會困擾我了。」
我說：「如果我站在你的立場，我想這件事情也會困擾我，很困擾。」
「你也會？」她有那麼一陣兒看起來像受到了鼓勵，然後又開始垂頭喪氣。「你知道嗎？我爸爸管理的那所中學，也就是我上的那所中學，真的有家長指控他對學生們『不規矩』。大概有三次吧，我想，至少那三次我都聽說過。我記得有一次，一位學生的家長非常氣憤，還為自己的孩子辦理了轉學。這件事之後，其他人都站出來支持我父親，他們認為如今真是悲哀，這麼一個大好人竟然被指做了變態的事情，他僅僅是給了學生一個擁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