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很可能的情況，即環境因素對反社會人格的影響與各式各樣的文化特徵關係較大，而與特定的撫養方式關係較小。研究人員發現，從文化中尋找反社會人格的成因，確實要比從特定的撫養方式下手來得更有成效。反社會人格或許不是童年受虐或情感依附障礙的產物，而是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神經脈絡」和「終身生活在其中的廣大社會」之間的某種交互作用息息相關。
這個假說肯定會讓某些人大失所望，因為大規模地改變懷孕、分娩以及撫養孩子的條件就已經是個不小的工程了，要是改變整個文化價值和信仰體系，那將是一個更為艱巨且持久的任務。假如我們能夠辨識出一系列有問題的撫養方式，我們就可以用盡畢生精力去改正，這或許就不會那麼令人沮喪。但社會或許才是給出這些特定撫養方式的真正父母，我們終究會發現，就像英國神學家威廉·拉爾夫·英奇在20世紀初所說的，「對孩子性格造成影響的年代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他出生前的100年。」
我們根據觀察記載瞭解到，反社會人格者（叫法各種各樣）遍佈世界各地，存在於各種類型的社會，縱貫各個歷史時期。作為說明，精神病人類學家簡·墨菲描述了因紐特人的概念「kunlangeta」，這個單詞的意思是指一個「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卻不去做」的人。墨菲寫道：「在阿拉斯加州西北部，kunlangeta可以用來形容一個男人，比方說，說謊成性、不斷騙人、偷竊成性、不去打獵，會趁其他男子離開村子時，勾引他們的配偶上床。」因紐特人心中默認kunlangeta是不可救藥的。因此，根據墨菲的說法，因紐特人對付這類人的傳統做法是逼他出去打獵，然後趁著沒人的情況下，把這種人推下冰崖。
雖然不管什麼地方、什麼年代都會有反社會人格者存在，但有可靠證據表明，某些文化裡的反社會人格者就是比其他文化裡的數量少。有趣的是，在東亞的一些國家（尤其是日本和中國），反社會人格者相對稀少。在中國台灣的農村和城市所做的研究發現，該地區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發生率極低，範圍是0.03%~0.14%，雖然不是零，但已遠低於西方國家的平均值4%，即25人中就有1人。而令人煩惱的是，反社會人格在美國的發生率卻在節節攀升。由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贊助的「1991年流行病集結地區研究報告」指出，在開展此項研究之前的15年間，美國年輕人群中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發生率增加了近一倍。我們很難、也幾乎不可能用遺傳學或神經生物學的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很明顯，文化影響對任意給定群體中反社會人格的發展（與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少有人會反對以下這個看法：從過去美國西部的拓荒時代到如今的企業犯罪，美國社會似乎縱容甚至鼓勵為獲取支配地位而生的「以我為先」的態度。羅伯特·黑爾寫道，他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正在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前進，它開始容許某些列在『精神病態檢測表』上的特質（如衝動、不負責任、毫無懺悔意識等）的存在，並開始強化這些特質，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會將其視為珍貴特質。」黑爾的這種觀點得到了理論學家們的支持，他們認為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價值的北美文化很容易培養反社會行為，而且也傾向於對這類行為進行偽裝。換句話說，在美國，操控他人而絲毫不覺得罪惡的行為已經「混同」於社會期望，其程度遠遠高於中國或其他講求集體主義的社會。
我相信這件事情也有好的一面，它讓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有些文化似乎能夠鼓勵「利社會」行為？為什麼有些社會能夠衝破萬難，對天生無能力以正常方式進行情感交際的反社會人格者施以正面的影響？我想提出一個觀點：某些文化擁有壓倒性的信仰體系，能夠讓天生的反社會人格者從認知上來彌補自己的情感缺陷。與我們極度強調個人主義和個人控制的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些文化（多數都在東亞）的神學觀念認為宇宙萬物有著相互依存的內在聯繫。有趣的是，這種價值觀正是良知（即根植於依附感的責任介入感）的基礎。如果一個人沒有辦法或因神經障礙無法體驗到與他人的情感聯繫，那麼「把這種情感聯繫當作信仰」的文化或許就能夠讓他嚴格地從認知的意義上逐漸理解人際間的責任。
從理智上理解自己對其他人的責任和從良知這種強有力的情感上著手，在性質上是不一樣的。但這或許足以讓某些人表現出「利社會」的行為，這些人要是生活在一個崇尚個人主義而非強調人人相互關聯的社會，他們就只會表現出反社會行為。儘管他們缺乏一種能夠提醒自己人與人存在密切關聯的內在機制，但強調人人都有關聯的大文化會不斷向他們強化這一點。這跟西方強調個人主義的文化正好相反，西方文化會擲地有聲地告訴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而毫無負罪感地行事能力是一個人的根本優勢。這便解釋了為什麼西方家庭無法挽救天生的反社會人格者，因為在這個大的社會裡有很多其他的聲音在暗示，暗示反社會人格者的行為是正確的。
我們之前提到過美國人斯基普的例子，如果他出生在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度，或信仰日本神道的文化裡，那麼他還會殺死那些青蛙嗎？也許會，也許不會。他的大腦還是原來的大腦，但他身邊所有人都堅持必須尊重生命。如果斯基普生活中的所有人（包括有錢的父母、老師、玩伴，或許還有他在電視上看到的名流）還是原來那樣的人，那麼斯基普注定還是原來的那個斯基普。他會覺得青蛙的生命微不足道，殺死它們也不會有負罪感，不會對殺青蛙的行為產生牴觸。但如果他的文化教過他餐桌禮儀以及如何融入社會（憑他的聰明才智一定會學得很好），那麼他或許就會改掉殺青蛙的陋習。反社會人格者一點都不在乎他們的社交圈子，但他們的確希望而且也的確需要融入其中。
當然，我的意思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會給斯基普這樣的孩子做出不良示範，會讓他們以為自己可以殘害小動物而且不會被人喝止。而遺憾的是，我覺得這一點清晰地反映了我們當前所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