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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無罪感的病因:反社會人格是如何煉成的

自從青春期以來,我就在疑惑為何有這麼多人以羞辱別人為樂。但另一點顯而易見,仍然有人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這也證明了想要傷害別人的衝動並不是普遍的人性。

——著名兒童心理學家艾麗斯·米勒

洛克、多琳以及斯基普在很多方面都大相逕庭。洛克好逸惡勞,喜歡混日子,並設法賴上某個有責任感的「朋友」或家人來為他打理一切;多琳嫉妒心重,長期不滿現狀,她會花很多心思打壓別人,以便讓自己顯得比別人厲害;而斯基普渴望統治世界,他這麼做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一種浮誇的娛樂自己的形式。但這三個動機迥異的人卻有一個共同特點:為了滿足個人野心,他們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而且沒有一絲負罪感。他們每個人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但他們的獲取方式卻如出一轍,也就是說,他們做起事來毫無廉恥。斯基普違反法律,毀掉別人的前途和生活,反倒覺得無所謂;多琳用謊言編織了自己的人生,她為了讓同事難堪,不惜去折磨無助的病人,而且絲毫沒有感到不自在,一點都不覺得自己該對此負責;為了找人照顧自己,為了不用付租金的房子和游泳池,洛克便會迎娶一位他並不愛的、渴望擁有家庭的正直女人,然後他會偷走兒子童年的快樂來維持自身兒童般的依賴性,他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根本就沒有猶豫,更談不上會為負罪感所困。

上述這些人都不曾擁有建立在情感依附上的第七感。同時,可悲的是,他們身上的這種共性並不能讓他們成為罕見的一類人,但確實能從根本上把他們與有良知的人區別開來。上述這三個人都屬於同一類人,他們的顯著特徵就是缺乏良知,從個體如何認知環境以及如何過活人生而言,這個特徵要比其他所有的人性特徵,甚至性別,都更為突出。多琳跟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女人都不大相像,反倒是跟斯基普或洛克更為相像,而少言寡語的洛克與野心勃勃的斯基普比較相像,他們跟任何一個受到良知約束、秉性各異的人都不一樣。

是什麼東西在無形中不可思議地對人類進行了這樣深度的劃分?為什麼有些人沒有良知?反社會人格是如何煉成的?

就像人類諸多的其他特徵一樣(不管是生理的還是心理的),主要的問題是,這到底是先天造成的,還是後天形成的?這個特徵是生來如此,還是環境所致?對於絕大多數複雜的心理特徵而言,答案很可能是「均有」。換句話說,人類在胚胎期就已經開始呈現出某種特徵的傾向,但環境會對這個特徵如何表達進行規範。我們所認為正面或負面的特質都是如此。例如,智力水平貌似取決於遺傳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精心設計的環境因素的影響,比如父母的關懷、早期的激勵、營養甚至是出生順序。反社會人格這個毫無疑問更為負面的特徵,其成因也脫離不了「一個巴掌拍不響」的範式。研究表明,先天和後天因素對反社會人格的形成都有影響。

心理學家很久以前就已經瞭解到,人類性格的許多層面(如外向或神經質)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遺傳因素的影響。「比較同卵或異卵雙胞胎」的研究就提供了很多這方面的科學證據。這類研究的前提基礎是同卵雙胞胎擁有同樣的成長環境以及完全相同的基因,而異卵雙胞胎雖然生長環境一樣,但基因只有一半是相同的。科學家們推斷,對於任意給定的特徵,如果同卵雙胞胎之間的關聯性(相似性)比異卵雙胞胎更為顯著,這就說明該特徵至少受到了某些遺傳因素的影響。

研究人員把同卵雙胞胎關聯性與異卵雙胞胎關聯性之間的差值加倍,用這個數字來表示由遺傳因素引起的變異量。這個數字被稱為該特徵的「遺傳率」,而有關雙胞胎的研究表明,通過問卷調查所確定的個性特徵(比如外向、神經質、剛愎自用、共情等)的遺傳率為35%~50%。換句話說,關於雙胞胎的研究表明,我們絕大多數可測量的性格特徵,有35%~50%是與生俱來的。

遺傳率的研究包括關於反社會人格的重要信息。有一系列類似的研究都採用了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中的精神病態量表(Psychopathic Deviate scale),該量表包含了一些依照統計規律設計的多選題,可以用於篩選反社會人格者。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包含了好幾個效度量表,其中就有可以判斷受測者有沒有誠實回答的「謊言量表」。在這些研究中,總體來說,同卵雙胞胎使用精神病態量表得到相同分數的可能性是異卵雙胞胎的兩倍或者更高,這強有力地表明遺傳在「精神病態」模式中至少扮演了某種角色。

1995年,一項重要的長期研究發表了研究結果,這項研究調查了越南戰爭期間在美軍服役的3226對男性雙胞胎身上存在和缺失的反社會人格特徵。研究人員採用了同樣的數學模型,發現有8項反社會人格症狀及其缺失都跟遺傳有很大關係。按照理論上的遺傳率由高到低排序:「不遵守社會規範」「有攻擊傾向」「莽撞」「易衝動」「拖欠債務」「經常換工作」「一向不認同一夫一妻制」以及「缺乏悔意」。其他一些研究也發現了反社會人格者「不友善」「缺乏責任心」「不規避傷害」,而「友善」「責任心」以及「規避傷害」這些人格維度都跟基因有關。

長期性研究「得州收養計劃」(the Texas Adoption Project)現已開展了30多年,調查了500多名被收養的兒童。這項研究通過比較已經長大成人的被收養兒童和他們親生父母以及養父母的差異,考察了被收養兒童的智力以及包括「精神病態」模式在內的各種性格特徵的形成。「得州收養計劃」報告指出,從被收養兒童的精神病態量表得分來看,相較於他們的養父母,被收養兒童跟他們從未謀面的親生父母更為相像。從這項研究中估算出的遺傳率大約為54%,而有趣的是,「精神病態」遺傳率與其他研究針對更為中性的性格特徵(性格外向、共情等)普遍得出的35%~50%的遺傳率相符。

反覆開展的遺傳率研究得到了同樣的統計結果,這引發了一定的社會和政治反響,即一個人是否具有反社會人格特徵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決定,最多可能有50%的影響來自先天。這項研究結果的挑釁之處在於,它表明在人們呱呱落地之前,甚至是在受孕那一刻,像多琳、洛克和斯基普這樣的人就已經有了愛撒謊、莽撞、不忠和缺乏悔意的傾向。如果我們所說的遺傳率指的是運動能力、內向性格,甚至雙相障礙或精神分裂症的話,它還不至於讓我們感到如此震驚。但講到反社會傾向的遺傳率時,問題就會顯得特別嚴峻,儘管這些研究採用的是同一種統計方法。

我們必須指出重要的一點,這種極為複雜的性格特徵不太可能由單一的基因決定,而一定是寡基因性的,意思是說由許多基因共同作用所導致。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基因如何形成大腦機能進而控制人的行為。從一個人的DNA開始,到最終形成諸如「欠債不還」這種多層次的行為概念,需要經歷一個綜合了生化、神經以及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研究起來難免令人望而卻步。

但我們已經從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比較突出的線索。從DNA到「多層次的行為概念」這個鏈條上,我們在「神經生物學行為」這一環節得到一個重要發現:反社會人格者的大腦皮質機能異於常人。我們通過對「人類如何處理語言」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關反社會人格者皮質功能的非常有趣的信息。研究結果表明,在腦電活動的層面上,正常人對情緒性詞彙(如愛、恨、舒適、痛苦、歡樂、母親等)的反應比對情緒中立的詞彙(如桌子、椅子、15歲、後來等)的反應更迅速、更強烈。如果讓我在詞和非詞之間做選擇的話,我從「聽聆」(英文「聆聽」的錯誤拼法)與「恐怖」中辨識出「恐怖」,要比從「窗戶」和「頭碼」(英文「碼頭」的錯誤拼法)中辨識出「窗戶」快得多,我是說快上幾毫秒。我對「恐怖」這個情緒詞彙的反應,可以通過記錄我大腦皮層上一種叫「誘發電位」的微弱腦電反應來測得。這類研究表明,相對於與情緒無關的詞彙來說,正常人的大腦更容易注意、記憶、辨識與情感有關的詞彙。相對於「看」,我們會更快認出「愛」,而且會在我們的大腦中產生更大的「誘發電位」,就好像「愛」這個字比「看」包含了更重要、更有意義的信息。

但以反社會人格者為實驗對像之時,這個測驗就得到了不同的結果。從反應時間和大腦皮層上的誘發電位來看,反社會人格實驗對像在這些實驗中對情緒性詞彙的反應和非情緒性詞彙相差無幾。「啜泣」或「親吻」等詞在他們大腦皮層誘發的電位並不高於「坐下」或「目錄」等詞彙誘發的電位,情緒性詞彙和其他詞彙一樣,對他們來說並沒有更多含義,也沒有被他們的大腦深度編碼。

在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成像(腦部顯影技術)的相關研究裡,當反社會人格實驗對像在做情緒詞彙辨別時,相比其他實驗對象,他們的大腦有更多的血液流向顳葉部位。當我們嘗試解決一道略有挑戰性的智力題時,為了集中注意力,我們腦部供血便會增加。換句話說,反社會人格者在努力完成情緒詞彙的辨別的任務時(這對正常人來說幾乎可以在瞬間完成),他們的生理反應就跟求解一道代數題差不多。

綜上所述,這類研究表明,反社會人格者的大腦皮層對情感刺激的處理異於常人。儘管目前尚不清楚這種異常是如何發生的,但很有可能是遺傳性的神經發育差異導致的,而撫養方式、文化因素可能會稍微減輕或嚴重惡化這種異常。反社會人格者與普通人之間依舊神秘莫測的心理差異至少與這種神經發育差異脫不了干係,這相當可怕。光是缺乏良知就已經足夠悲劇了,而反社會人格者還不僅是如此。反社會人格者沒有能力處理包括愛與關懷在內的情感經歷,除非這類經歷像冰冷的智力問題一樣能夠計算。

良知並不只是負罪感和悔意的呈現,它建立在我們體驗情感的能力以及情感依附的基礎之上,反社會人格者也不只是單純地缺乏負罪感和悔意。反社會人格者缺乏一種能力,他們沒辦法擁有和感受真實的(無法計算的)情感經驗,因此也無法與他人建立起真實的(無法計算的)關係。簡單地說,這可能讓人有點不悅:道德感缺失的成因比較深刻,擁有良知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愛的能力就不可能擁有良知,而反社會人格者根本就是沒有愛的人。

反社會人格者就是「無法遵守社會規範」「一向不遵守一夫一妻制」或「拖欠債務」的人,直接的原因是,任何形式的責任感都是一個人對其他生命或生命群體的感受,在情感上在乎這些生命。而在反社會人格者眼中,我們根本就無關緊要。

反社會人格者的本質是冷酷無情的,他們像是在冷靜地下一盤棋。他們這種人的行為跟一般人的兩面三刀、自戀甚至暴力不同,因為一般人的那些行為都滿載著情緒的熱度。如果有必要,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撒謊來保住自己家人的生命。雖說有點老生常談,但不得不指出,黑幫成員(與具有反社會人格的老大相反)可能對幫派裡的兄弟都很忠誠、很講義氣,而且對母親和兄弟姐妹們都很體貼照顧。但斯基普甚至在小時就展現出了對其他人的冷漠,多琳·利特菲爾德醫生無力關心她的病人,而洛克甚至沒辦法愛他的妻子和親生兒子。在這種心智結構裡,其他人(就連「朋友」和家庭成員)最多也就是他們利用的棋子。愛對於他們來說,是絕無可能的,甚至當他人展示出愛意的時候,他們也是不會理解的。

反社會人格者能夠真正感受到的唯一情感,貌似只是由即刻的生理痛苦和愉悅或短期的挫折和成功引起的所謂的「原始」情感反應。挫折可能會讓反社會人格者生氣或暴怒;而在掠奪中獲得成功,贏得貓捉老鼠的遊戲(例如,多琳成功地戲耍詹娜,讓她跑過泥濘不堪的醫院草坪),特別能夠引發他們好鬥與興奮之情,讓他們從中獲得「一陣」愉悅的感受。這些情感反應很少能夠持續很久,它們被定義為「原始的」神經反應,因為這些情感反應源自進化程度比較「原始的」腦緣系統,就像其他所有情感一樣。但這些反應與「更高級的」情感不同,它們並不受大腦皮層機能的調節。

作為與反社會人格的對比,自戀這種情況格外有趣而且很有啟發性。可以這樣打個比方:自戀相當於半個反社會人格。甚至在臨床上被認定為自戀患者的人也都能夠像其他人一樣強烈地感受到絕大多數的情感,從罪惡感到悲傷,從不顧一切的愛到激情。而他們缺失的一半是瞭解他人感受的重要能力。自戀的問題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共情,而共情是感知他人情感從而做出恰當反應的能力。從情感上來說,可憐的自戀者對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不以為然,就好像是一團面,任何外界的輸入都會被他彈回,像是什麼都沒發生一樣。與反社會人格者不同,自戀者通常會陷於心理痛苦之中,有時候還會主動尋求心理治療。當自戀者尋求幫助時,需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讓他知道,之所以他跟別人的關係比較疏離是由於缺乏共情導致的,因此他才會感到困惑、被拋棄和孤獨。他會思念自己所愛的人,卻沒有好的辦法讓他們回到自己身邊。相比之下,反社會人格者則不會在乎別人,因此當別人疏遠或離開他時,他也不會產生想念之情,或許他後悔的只是損失了一個有用的工具。

反社會人格者有時會為了達到某種個人目的而結婚,但他們從來都不會因為愛而結婚。他們無法真正地去愛自己的配偶、孩子或寵物。臨床醫師和研究人員曾經指出,對於更高級的情感而言,反社會人格者「知道歌詞的意思,卻感受不到音樂的美妙」。他們必須學習如何去表達和流露情感,就像你我學習第二語言,也就是說,他們得通過觀察、模仿和練習才能做到。就像你我經過練習或許就能把其他語言說得很流利,聰明的反社會人格者也能熟練掌握「會話情感」的表達。其實做到這點並不太難,比美國人學習法語或漢語容易多了。只要是能夠觀察(即便從表面上)人類行為的人,或是能夠閱讀小說、欣賞電影的人,就能學會表現出浪漫、風趣、仁慈的氣質。實質上,任何人都能學會說「我愛你」,或是表現出興奮之情然後說:「哦,我的天啊!這是一隻多麼可愛的小狗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體會到這類行為背後蘊藏的情感。反社會人格者從來都體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