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
——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
良知是意義的締造者。作為一種根植於我們彼此情感紐帶中的約束感，良知會阻止人生墮落為一場企圖控制我們人類同胞的漫長而無聊的遊戲。良知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每一種限制，都讓我們在某個時刻感受到自己跟別的人或物有著某種聯繫，良知是我們與通常並無意義的、計劃之外的人或物之間的橋樑。考慮到還有一種像斯基普那樣冷血的人，我們都衷心期盼自己能夠擁有良知。那麼問題來了：96%的人都不是反社會人格者，他們的良知曾經發生過變化嗎？他們的良知曾經動搖或削弱，甚至泯滅過嗎？
真相是，即便對一個正常人來說，他的良知也不會總是維持在同一水平。良知之所以變化無常，一個最簡單的原因是它深居在一個不可靠的、由需求驅動的凡胎俗體之內。當我們精疲力竭、生病或受傷的時候，包括良知在內的所有情感功能都有可能臨時妥協。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假定律師喬（也就是銳步的主人）開車回家的路上正在發高燒，燒得頭昏腦脹，體溫達到39攝氏度。我們馬上就能看到，他的常識判斷已經有些靠不住了，因為他病成這樣，居然還想著趕去公司開會。但他此時的道德感又如何呢？無情的病毒佔領了他的肉體，當他想到自己還沒給心愛的寵物狗銳步準備食物的時候，接下來會怎麼做呢？在這個版本的故事裡，喬甚至都沒力氣把早先計劃的事情完成，更不用說像他之前在身體沒生病的情況下那樣迅速地思考，重新劃分事情的優先級，重新引導自己去實施了。喬發著高燒，而且還想嘔吐，所以他現在就得權衡一下銳步的痛苦跟他自己的痛苦哪個更為重要。或許喬的良知依然會佔據上風，但也可能由於身體因生病變得虛弱，從而失去了對自身信念的完全把控。依照「阻力最小路徑」原則，喬很有可能會繼續往前開，並咬牙堅持把之前的計劃完成。至於銳步，雖然喬沒有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但也不得不暫時把它置於情感上的次要地位。
我們其實不願意用這樣的方式看待喬，或是看待我們自己，但這種看法很有趣、很真實：良知帶給我們的崇高感，也就是給我們帶來情感聯繫和意義的東西，有時會受到某種與是非對錯或我們的道德感毫不相關的因素的顯著影響，比如感冒、失眠、車禍或牙痛之類的事情。正常狀態下的良知永遠都不會消失，但當身體虛弱的時候，良知會沉睡、會走神。
有兩件事可以讓持續的、清醒的良知在我們眼中變得很英勇：一件是身體受到侵襲，另一件是心理上遭遇巨大的恐懼。如果一個人在重病或重傷的情況下，或者在恐懼之中依然能夠忠於他情感依附的對象，我們就會認為這個人勇氣可嘉。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前線士兵，儘管自身負傷，卻還會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奮不顧身地營救戰友。我們之所以堅持用「勇氣」這個概念來描述這樣的行為，是因為我們都承認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一般只有在巨大的痛苦和恐懼之下，良知的吶喊才會更加擲地有聲。如果喬能夠帶著39度的高燒特地驅車回家照顧銳步，這種行為就會讓我們覺得難能可貴。我們不僅會對喬報以感動的微笑，還想要拍拍他的背以表敬佩。
很奇怪的是，另一個會對良知產生影響的身體因素是激素。為了簡明地闡述它對良知的損害，我們不妨看看美國領養信息研究中心給出的數據：近期在美國出生的兒童中，有15%~18%的寶寶是媽媽在懷孕時就「不打算要」的。當然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其中的一些懷孕是由於疏忽或意外導致的，但可以確定的是，有成千上萬的美國新生兒，僅僅是因為他們父母的良知被生理慾望侵蝕了短短幾分鐘，現在就只能以「父母不想要的孩子」的身份毫無安全感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在談到性壓力時，我們都承認跟生物本能對抗有多麼困難，因此我們會把「美德」這個至高無上的稱號授予那些保住良知的人，我們在40歲時通常要比20歲時更能做到「坐懷不亂」，而只要上了年紀，你就能擁有這種「坐懷不亂的美德」。
良知也會不幸地遭到生物性因素的破壞，這其中就包括各種精神分裂症，這類病症有時會導致一個人在妄想下行動。當一個人的大腦受到這樣的損傷，「是那些聲音叫我這麼做的」就不再是個笑話，而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而對於病情時好時壞的精神病患者來說，他們有可能從瘋癲中「清醒過來」，從而發現自己在妄想的擺佈下，違背了自己的良知和意志。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身體施加給良知的壓力相當有限。除了戰時以外，在傷勢嚴重的時候又必須做出重要道德決定的情況並不會天天發生，甚至一年也遇不上一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被性慾沖昏頭腦的情況也同樣不會時常發生。無法控制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更是極為罕見。即便把生物性因素對道德的限制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促成我們在報紙或電視上隨時可見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惡行。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是有組織的恐怖分子；牙痛不會導致仇恨犯罪；沒有防護措施的性愛也不會引發戰爭。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些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