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的精神問題與我們生活的時代有著如此緊密的關聯，以致我們竟難以從適當的角度去對它進行考察。現代人還是一個嶄新的現象，現代問題則剛剛才開始出現，其答案還深藏在未來之中。因此，在談及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時，我們最多只能勾畫出問題的大致輪廓，或許還只能極不相同地勾畫這一輪廓，因為我們對於未來只有極為朦朧的認識。更何況，這個問題既十分模糊，又具有某種普遍性，顯然任何個人均難以把握。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用最大的謹慎態度來考察這樣的問題。在我看來，公開承認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我深知，這樣一個問題比任何其他問題都更容易誘引我們去使用響亮而空洞的豪言壯語，同時也因為我本人不得不說的某些話本身就可能顯得不夠小心謹慎，甚至還可能把我們引入歧途——在此之前，許多人不是已經受害於我們自己的誇誇其談了嗎？
要立刻舉例說明這種顯然的缺乏謹慎，我就不得不指出：我們所說的現代人是那些對此時此刻有著清醒意識的人，這些人絕不是普普通通的平常人。毋寧說，現代人不是站在險峰絕頂之上，就是立足於世界的邊緣；他們面對著未來的深淵，頭上是浩瀚的蒼穹，腳下是整個人類及其一直淌隱到原始迷霧中去的全部歷史。現代人，或者，讓我們重說一遍，那真正生活在此時此刻的人，實際上是寥寥無幾的，因為他必須具有最高的意識。既然完完全全地生活在現代，就意味著必須充分意識到自己作為個人的存在，他也就需要有最緊張最廣闊的意識，需要將無意識縮小到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清醒地懂得：僅僅生活在現在並不能使人變得現代，因為如果那樣，那就每一個現在活在世上的人都是現代的了。顯然，只有那充分意識到現在的人才可以稱之為現代人。
自覺意識到現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獨者，這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因為朝著充分的自我意識每前進一步，人也就更遠地遠離了他原來那種充滿生機和野性的對人類群體的“神秘參與”（participation mystique），遠離了那種湮沒於普遍而共同的無意識中的命運。每向前邁進一步，都意味著使自己同人群生活於其中的無意識母體相脫離。即使在文明社會裡，那些在心理上處於最低階層的人，也仍然生活在與原始人相差無幾的無意識狀態中。稍高的一個等級雖然生活在意識的層面上，但那僅僅相當於人類文明的發軔。只有心理上處於最高等級的人，他們的意識才反映了最近幾個世紀的生活——在這一意義上，只有我們所說的現代人才生活在現在，只有他才具有真正現在的意識，只有他才發現從前的生活方式已經令他生厭，而過去時代的價值追求，除了從歷史的角度看，已經不再能夠吸引他的興趣。這樣一來，他在最深刻的意義上成了“非歷史的”，並使自己與那些完全生活在傳統範圍之內的人群相疏離。的確，只有當一個人已經走到了世界的邊緣，他才是完全意義上的現代人——他將一切過時的東西拋在身後，承認自己正站在徹底的虛無面前，而從這徹底的虛無中可以生長出所有的一切。
這些話的調子高得使人懷疑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因為偽裝出一種現代意識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事實上，一大幫沒有價值的人正是這樣一下子跳過各種發展階段，抹去這些階段所代表的人生任務，並由此而賦予自己一副虛假的現代氣概的。他們猛然出現在真正的現代人身旁，但實際卻是一些身如飄蓬、無處生根的吸血鬼和寄生蟲；他們的空虛給真正的現代人那不值得羨慕的寂寞投上了一道可疑的色彩。於是，那真正的、為數極少的現代人，便只能被這幫幽靈的陰雲所遮蔽，而在缺乏辨別力的大眾眼中，與這些偽現代派混在一起。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現代”人總是遭到詰難，遭到懷疑，這在所有時代都是如此，從蘇格拉底和耶穌的時代就已經開始。
真正的現代性意味著自願宣告破產，重新承擔起貧窮和堅貞的誓言，並且拋棄歷史賜予的神聖榮耀——而這是一樁極其痛苦的事情。成為“非歷史的”人是一種普羅米修斯似的罪孽，在這一意義上現代人確實生活於罪孽之中。具有高度的意識猶如背負著罪疚的重擔。但正如我說過的那樣，只有當一個人超越了過去的意識階段，廣泛地完成了他的世界指定給他的各種職責後，他才可能獲得充分的現代意識。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頭腦健全、技藝精湛——他必須是一個獲得了同其他人一樣多，甚至比其他人還要多的成就的人。正是這些品質，保證了他能夠達到此後獲得的最高意識境界。
我知道，技藝精湛這一點在偽現代人聽來尤其覺得刺耳，因為這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欺騙行為，但這並不應阻止我們把它當作衡量現代人的標準。我們甚至不得不確立這樣的標準。因為，除非具有精湛的技藝，否則一個自詡的現代人就不過是一個騙子。現代人必須在最高的程度上做到藝精業熟，如果他不能靠他的創造力來補償他與傳統的決裂，他就僅僅是背叛和遺棄了過去。為了獲得對現在的意識就對過去予以否定根本是徒勞無益的事情。“今天”之所以有意義，僅僅因為它處在“昨天”和“明天”之間。正是這一過渡和轉換的過程構成了過去與未來的聯繫。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意識到現在，才可以把自己說成是現代人。
許多人都自詡為現代人——尤其是那些偽現代人。由於這一緣故，我們發現真正的現代人往往反倒喜歡以那些稱自己為老古董的人自居。他們這樣做，首先是為了通過更多地強調過去，來平衡其與傳統決裂的負罪感，其次是為了避免被別人視為偽現代人。每一種好的品質都有其壞的一面，沒有任何一種善會來到這個世界而不立刻產生出相應的惡。正是這一痛苦的事實消解了那種通常隨現代意識而來的陶醉感，即覺得自己是人類全部歷史的頂峰，是無數世代的最後結晶。其實這最多只能是驕傲地宣示自己的貧乏，因為我們同樣也面臨無數世代以來種種希望和期待的破滅。想一想近兩千年來的基督教理想吧，尾隨這理想而來的不是救世主的到來和天國的千年至福，而是基督教國家之間的世界性大戰以及集中營和毒瓦斯——這是怎樣一場天國和人間的大浩劫啊！
面對這一景象，我們最好還是重新變得謙卑。不錯，現代人是一個頂峰，但他卻注定要被明天超越。他的確是無數世代的發展的產物，但他同時又是人類一切希望所遭到的最大失敗。現代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看到了科學、技術和組織有著怎樣的好處，同時也看見了它們可能成為怎樣的災難。他同時也看見了：本著“和平時期備戰”的原則，所有用心良苦的政府是怎樣為和平鋪平了道路，以致整個歐洲幾乎陷於滅頂之災。至於理想，則無論是基督教會和人類的兄弟情誼，還是國際間的社會民主和經濟利益的休戚相關，都沒有能夠經受住現實的苛刻檢驗。戰後15年的今天，我們再次看見同樣的樂觀主義、同樣的大型組織、同樣的政治熱情和同樣的標語口號又開始流行起來，我們怎麼能不恐懼它們將不可避免地引領我們走向進一步的浩劫和災難？的確，禁止戰爭的種種協議留給我們的僅僅是懷疑，儘管我們同時又希望它們能夠取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功。在內心深處，人們總是對每一個這樣的緩和措施持一種痛苦的懷疑。當我說現代人在精神上遭到了一種致命的打擊並因此而陷入到深刻的動搖和惶惑中時，我相信我並沒有誇張地過甚其辭。
上面這些話已足以表明我的觀點帶有職業的色彩和偏見。醫生總是診斷出疾病，而我卻不能不繼續做一個醫生。不過，醫生技藝中最重要一點的是：他不應該在沒有疾病的地方發現疾病。因此，我不會斷言說西方人尤其是白種人已經病入膏肓，整個西方世界已瀕臨崩潰的邊緣。我根本沒有資格去作出這樣的判斷。
任何時候，當聽見有人在談論文化問題或甚至是人類問題時，你們絕不要忘了追問這個說話者究竟是誰。談話者談論的問題越是大而無當，他就越是會把他自己最個人的精神問題偷偷塞入他對該問題的陳述中。這無疑會導致不可容忍的歪曲，導致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的錯誤結論。另一方面，當一個大而無當的問題整個地抓住和同化了一個說話者的時候，又恰恰足以表明這個說話者確實親身體驗到了這一問題，甚至很可能從他所受的痛苦中獲得了某種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就以他個人的生活幫助我們思考了這一問題並為我們揭示出某種真相。但倘若他把自己的心理問題投射到他的思考中，他就用他自己的個人偏見，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虛假的東西，並且在表面上顯得客觀的情況下，極大地歪曲了這一問題，以致不僅沒有揭示出任何真相，反倒製造了虛假的騙局。
當然，我之所以知道現代人的精神問題，僅僅是根據我與他人的接觸和我自身的體會。我從成千上萬有教養的患者和健康人那裡獲悉了他們隱秘的內心生活，這些人來自文明的白人世界的各個角落。正是在這樣的經驗上我形成了我的看法。無疑，我只能勾畫一幅片面的圖畫，因為我觀察到的所有這一切都隱藏在心底——它們完全是“內在的”。這裡我需要立刻補充的是：這一點本身就值得注意，因為心理生活並非總是只能從“內在的”方面去發現。在有些民族和有些時代，心理生活是見之於“外部”的，這些民族和時代完全是非心理學的。我們可以以任何古代文明作為例證，特別是古埃及文明，它不僅具有不可磨滅的客觀性，而且總是對未曾犯下的罪孽作天真而素樸的懺悔。正像從巴赫的音樂後面一樣，我們從金字塔和薩卡拉的阿皮斯陵墓（the Apis tombs of Saqqara）後面也不會感覺到心理問題的存在。
任何時候，只要存在著某些外部形式，不管這些形式是理想的還是儀式的，只要它們充分表達了靈魂的憧憬和渴望，就像在一個仍然具有生氣和活力的宗教中那樣，這時我們就可以說心理是外在的，這裡完全不存在心理問題，不存在我們所說的無意識。與這一事實相一致——心理學的發現完全是近幾十年的事，雖然在此之前很久，人們就有了足夠的內省力和理解力並藉此而認識到那些後來成為心理學課題的事實。技術知識的情形也是如此。羅馬人熟悉一切機械原理和物理事實，這些知識足以使他們製造出蒸汽機來，然而從所有這些知識中產生的，卻不過是由亞歷山大裡亞的希羅511製造出來的玩具。這是因為當時還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緊迫需要。這種需要直到19世紀才伴隨巨大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而產生。同樣，精神的需要也只是在我們的時代才產生出心理學的“發現”。當然，心理事實此前也仍然存在，但卻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誰都沒有注意到它們，沒有它人們照樣生活。然而今天，如果再不對它們予以關注，我們就不能再繼續生活下去了。
最先知道這一點的是醫生。因為對牧師來說，人的心理不過是那種只有引導到已知的信仰形式或信仰體系之中才能不受干擾地行使其功能的東西。的確，只要這一信仰體系能夠使生命得到真正的表達，心理學對於健康的生活就只不過是一種技術上的輔助，而心理也就不可能被視為個人獨特的要素。當人仍然作為群體動物生活的時候，他並沒有自己的精神，除了一般的對於靈魂不朽的信仰外，他也不需要任何個人自己的心理。然而一旦他的成長超出了他誕生於其中的宗教形式，一旦這種宗教再也不能將他的生活包容在它自身的完善性之中，此時，心理問題就成為一個不能以尋常尺度和方式去予以對待的獨立因素。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才有了一門建立在經驗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念條款或哲學體系之上的心理學。在我看來，我們擁有這樣一種心理學，事實上已經作為一種症狀，顯示出集體心理的一種深刻騷動。因為集體心理也表現出和個體心理相同的變化模式；只要一切順利，只要我們所有的心理能量都能以適當的、調節得很好的方式得到宣洩，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來自內部的騷擾。此時就沒有任何懷疑和游移不定來纏繞我們，而我們也就不可能與自己發生分裂和衝突。但一當心理活動的渠道有所堵塞，立刻就會出現心理障礙，河水就會逆流而行，內心的要求就會不同於外在的要求，我們就會和自己發生衝突——只有在這時，只有在這種厄難之中，我們才發現心理是一種與我們意志相抵牾的東西，它對於我們是陌生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它與我們自覺的立場互不相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最清楚的方式展現了這一過程。他的第一個發現就是：存在著性慾的反常和犯罪的幻想，這些東西就其表面價值而言，與文明人的自覺意識是全然相悖的。一個人如果採納和堅持這些反常的幻想，就等於宣佈自己是一個罪犯、瘋子和大逆不道的人。
我們不能設想這一側面只是最近一段時期才在無意識或人類心靈的內陸中形成。很可能它一直就存在，並且在一切文化中都是如此。不過，儘管每一種文化都孕含著具有摧毀性的對立面——那放火燒燬神殿的希羅斯特拉特（Herostratus），在我們之前，卻沒有任何一種文化不得不如此認真地對待這些心理的暗流。過去，心理僅僅是某種形而上體系中的一部分，而在今天，清醒的現代人儘管仍頑強地執著於自我防禦，卻已經不得不承認心理的威力了。正是這一點把我們的時代和所有別的時代區分開來。我們再也不能否認，無意識中黑暗的騷動是一些活躍的力量，至少在現在，我們還無法把這些確實存在的心理力量納入到理性的世界秩序中去。我們甚至把這些力量抬舉到對之進行科學研究的高度——這再一次證明我們是多麼認真地看待它們。此前的若干世紀中，它們一直被不加注意地棄置一旁，然而今天，它們卻成了我們無法脫掉的涅索斯襯衫。512
世界大戰的災難性結果使我們的意識發生了一場革命，這在我們的內心生活中表現為我們對自己和自身價值的信念坍塌。過去我們總是把異邦人視為政治和道德上的墮落者，但時至今日，現代人卻不得不承認，他的政治與道德境況並不比別人優越。從前我們相信，叫別人遵守秩序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現在我們卻不得不承認，我們需要命令自己遵守秩序——我們最好自己以身作則。我比別人更願意承認這一點，因為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對理性的世界組織已經失去了信心——那個實現了和平與和諧的千年王國的老夢已經蒼白黯淡，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這方面，現代人的懷疑主義已經冷卻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改造世界的熱情。不僅如此，它還非常不利地阻礙了心理能量流向外部世界——正像對一個朋友道德品質的懷疑必然會傷害和阻礙雙方的關係一樣。現代人的懷疑主義使他反彈回自身。他的心理能量開始向源頭返流，由此發生的碰撞則把所有時代一直存在於那裡的心理內容衝擊到表面——而在流向順暢的時候，這些東西本來是沉埋在淤泥之下的。在中世紀的人們眼中，世界是怎樣地完全不同於今天啊！在他們眼中，地球永恆地固定和靜止在宇宙中央，太陽圍著它旋轉，撫愛地給它以溫暖，一切人類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沐浴在這至高無上者的愛護中，他為他們準備了永恆的幸福，而他們也都確切地知道他們應該做些什麼，以及怎樣才能從這個可以朽壞的世界上升到那永恆的、充滿歡樂的生活中去。然而對我們來說，即使在夢中，這樣一種生活也已經不再現實。科學早已把這可愛的面紗撕成了碎片。雖然人們總認為自己的父親是世上最偉大的人，但那個時代卻像遙遠的童年時代一樣被拋在了身後。
現代人已經失去了他中世紀的同胞所擁有的形而上的安全感和確定性，他建立起物質保障的理想、普遍福利的理想和人道主義的理想來取代先前的確信。然而要毫不動搖地保持住這些理想，他就得給自己注射更大劑量的樂觀主義。因為，就連物質上的保障現在也已經完全落空；現代人已經看到：物質上的每一“進步”，都可以使一個更大的災難如虎添翼。這一景象使關於進步的想像在恐懼中收斂了羽翼。當今天各大城市正完善著自己防禦毒氣襲擊的措施，甚至為此而進行不斷的綵排的時候，我們能夠作何想像呢？這只能意味著：這樣的襲擊早已經計劃和準備停當，而且，所根據的也同樣是“在和平時期備戰”的原則。如果讓人不斷地積聚起充分的毀滅性，他心中的邪惡很快就會將其付諸可怕的運用。眾所周知，只要把大量的軍火放置在一起，它們自己就會把自己引爆。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把制約和支配突發性事件的可怕法則稱之為反向轉化（enantiodromia），如今，這樣的暗示已悄悄潛入現代人的頭腦，它用恐懼冷卻了現代人的血液，使他不再相信，面對這些可怕的力量，社會和政治的種種措施仍然具有持久的效力。這是一個建設和破壞此起彼伏的世界，如果現代人把自己的目光從這個盲目世界所展示的可怕前景投向他自己心靈的隱秘角落，他就會在那裡發現每個人都寧可忽視也不樂於看見的混亂和黑暗。科學甚至摧毀了內心生活最後的庇護，從前的避風港現在變得一片狼藉。
然而儘管我們在自己內心深處發現了如此眾多的罪惡，我們感到的卻幾乎是一種輕鬆。至少，我們這樣想，這就是人類所有罪惡的根源。儘管它最初給我們帶來的是震驚和幻滅，我們仍然感到：正因為這些東西是我們心理的一部分，我們就或多或少能夠控制它們、糾正它們或不惜任何代價地對它們進行有效扼制。我們喜歡這樣認為：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那麼我們就至少消除了這個世界上的一部分罪惡；如果每個人對無意識都擁有廣泛的知識，那就不難看出一個政治家是否正被他的邪惡動機引入歧途，那時各大報紙就會對他斥責說：“去接受分析吧，折磨著你的是一個被壓抑的父親情結。”
我故意選了這麼一個奇怪的例子是為了表明：那種以為某種東西既然是心理的，它就必然處於我們控制中的幻覺，將會把我們引入怎樣的荒謬。不過，這個世界上的許多罪惡，倒的確來源於人們普遍地處於無可救藥的缺乏意識，而隨著日益增長的洞察和自知，我們也確實能夠與這些罪惡在我們身上的根源進行鬥爭，就像科學也能以同樣的方式保證我們能夠對付外來的傷害一樣。
最近二十年來，對心理學的興趣在全球範圍內獲得了迅速增長，這表明現代人正把自己的注意力從外部的物質事物轉向自己的內心生活。藝術中的表現主義預言式地宣告了這一主觀性的發展——藝術總是直覺地領悟到集體無意識中正在來臨的變化。
我們今天的心理學興趣是這樣一種徵象，它表明現代人正期望從心理中獲得某種外部世界不曾給予的東西。無疑，這種東西本應包含在我們的宗教之中，但至少對現代人來說，它已經不再包含在宗教中了。在現代人看來，宗教的種種形式不再顯得是來源於我們的內心，反倒更像是外部世界開列出來的清單。既然這個世界的精神不能給他以任何內在的啟示，他便輪流去嘗試各式各樣的宗教信仰，就好像它們是星期日的禮服一樣，穿上它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又把它們像穿破的衣服一樣地扔在一邊。
同樣，他也莫名其妙地被來自心靈深處的那些幾乎是病態的顯現所吸引——儘管他無法解釋為什麼先前那些世代遭到拒斥和拋棄的東西現在會突然變得這麼有趣。無論這種嗜好多麼厲害地觸犯了良好的趣味，人們卻不能否認對這些東西確實存在著普遍的興趣。這裡我想到的並不僅僅是人們對科學心理學的興趣，也不僅僅是人們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興趣，而是人們對各種各樣的心理現象，對包括招魂術（spiritualism）、占星術（astrology）、通神學（theosophy）、心靈學（parapsychology）等的廣泛而方興未艾的興趣。自十七世紀以來，這個世界還從來沒有看見過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只能拿它與公元一、二世紀諾斯替思想的繁榮相比擬。事實上，我們時代的精神思潮確實與諾斯替主義有著深刻的親緣關係到今天，甚至存在著“Eglise gnostique de 1a France”（“法國諾斯替教會”）這樣的組織，而據我所知，德國也有兩個教派公開宣稱自己是諾斯替教派。數目上給人印象最深的運動無疑是通神學，以及它在大陸上的姊妹人智學（Anthroposophy）。它們純粹是身穿印度服的諾斯替主義。與這些東西相比，對科學心理學的興趣簡直可以忽略不計。關於這些諾斯替體系，有一點是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它們完全建立在無意識的種種顯現之上，其道德教諭也深入到人生的陰暗面中，這在經過修訂的歐洲譯本《貢荼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心靈學的情形也同樣如此，每一個熟悉它的人都會同意我在這裡的說法。
對這些運動所產生的熱烈興趣，無疑來自不能再投注到過時的宗教形式中去的心理能量。由於這一緣故，這些運動便有了一種真正的宗教性質——哪怕它們偽裝成科學的時候也是如此。儘管魯道夫·斯坦納513把他的人智學叫做“精神科學”，儘管埃迪夫人聲稱自己發明了一門“基督教科學”，它們卻絲毫改變不了自己的宗教性質。所有這些掩蓋的企圖僅足以證明：和政治與世界的改造一樣，宗教也已經受到人們的懷疑。514
我相信我這樣說並沒有走得太遠。與19世紀的同胞相對照，現代人確實懷著極大的期盼轉向了心理，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除了諾斯替教的經驗外，並沒有任何傳統信條的參照。我提到的所有這些運動，都使自己具有一副科學的外觀，但這卻並不只是一個怪異的諷刺或一場假面舞會，相反，它倒從正面顯示出它們實際追求的是“科學”——即知識——而不是作為西方宗教之本質的信仰。現代人厭惡信仰和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宗教。只有當宗教的知識內容與他自己的心理體驗相一致時，他才承認它們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現代人渴望自己去知道——自己去體驗。
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今天剛剛結束，地球上已經不再有未經探索的土地。而這一時代的開始，卻是在人們不再相信希臘神話中的極北族人（Hyperboreans）是獨足怪獸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的時候。那時，他們希望自己親眼去看看：在已知世界的疆域之外，究竟還存在著什麼。而今天，我們的時代卻顯然開始了另一種發現——去看看在我們的意識之外，心理中究竟還存在著什麼。在每一個神靈學圈子內，人們追問的問題都是：當通靈人（the medium）失去正常意識之後，所發生的情形究竟是怎麼回事？而通神學信徒的追問則是：在意識的更高水平上，我將體會到什麼？信奉占星術的人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我自己的自覺意圖之外，究竟是什麼樣的作用力在決定著我的命運？而精神分析學家則希望知道：隱藏在神經症後面的無意識驅力究竟是什麼？
我們的時代切望親身體驗自己的心理。它需要原始的經驗而不是現成的結論，但它也願意利用現有的一切假設——包括已知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學——作為服務於這一目的的手段。當昨天的歐洲人把目光投入這一深深的開掘時，他會情不自禁地打一個冷戰；他會認為這一所謂的探索，不僅其課題既神秘晦澀又令人害怕，而且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對人類最高智力成就的驚人濫用。當一位職業天文學家得知，今天繪製出來的算命天宮圖比300年前至少多出一千倍時，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從遙遠的古代到今天，世界上各種迷信的數量有增無減。面對這一事實，哲學上的啟蒙主義教育家和倡導者又有什麼話可說呢？作為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弗洛伊德忍受著最大的痛苦把盡可能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人類精神後院的污穢、黑暗和罪惡之上，並且以這樣一種方式去對心理的後院作出解釋，以便使我們不要再指望從這些垃圾中尋找到任何別的東西。但弗洛伊德卻並沒有獲得成功：他試圖阻止人們去尋找，結果卻導致了恰恰相反的結局，即對所有這些污穢的羨慕和讚賞。如果不是因為即使是糞石學家1515也仍然會受到心理的神秘魅力的吸引，那麼這種反常現象便難以理解。
毫無疑問，從19世紀之初甚至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人的心理便越來越躋身於人類興趣與關注的前台，並且逐漸具有越來越強的吸引力巴黎聖母院中理性女神的登基對西方世界來說似乎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象徵性姿態——其意義可與基督教傳教士砍倒沃丁橡樹516的行為相媲美。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並沒有來自上天的復仇雷霆將那褻瀆者擊倒在地。
顯然並非僅僅是歷史的有趣安排：就在大革命的時候，一位法國人安奎特爾·杜·佩赫隆（Anquetil du Perron）正在印度生活。他於19世紀初從那裡帶回了一部Oupnek’hat——《五十奧義書》的譯本。這本書使西方第一次深刻洞察到東方精神的迷離幽微。對歷史學家來說，這純粹是與歷史因果鏈環無關的巧合，然而我的醫學偏見卻不允許我將它僅僅視為偶然的巧合。一切事情的發生都符合一種心理規律，而這一心理規律在個人生活中的有效性是屢試不爽的。它表現為：任何重要的東西一旦在我們的意識生活中失去價值並因而枯死在那裡，就會在無意識中建立起一種相應的補償。我們從這當中可以看到與物理世界能量守恆類似的法則，因為我們的心理過程也同樣有其量的方面和能的方面。如果不是被另一具有同等強度的價值所取代，任何心理價值是不會自行消逝的。這一基本法則在心理治療醫生的日常實踐中反覆應驗、屢試不爽。作為醫生，我絕不認為一個民族的生活可以與心理的法則背道而馳。在醫生眼裡，一個民族的心理只是在某些方面比個人的心理更為複雜而已。何況，詩人們不是也說到過他們“靈魂的國度”嗎？這在我看來是十分正確的，因為心理的多面性中有一面就是：心理並不是個人的，它來源於國家，來源於集體，甚至來源於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過是一個唯一的、無所不包的精神的一部分，用斯威登堡（Swedenborg）的話說，是一個唯一的“最偉大者”（the homo maximus）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作一類比：正像在我這個單獨的個人身上，黑暗可以召喚出給人以幫助的光明一樣，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黑暗也同樣可以召喚出能夠給人以幫助的光明。在潮水般湧入巴黎聖母院並狂熱地進行破壞的人群中，洶湧地激盪著種種無以名狀的黑暗力量，在這些力量的衝擊下，個人根本難以站穩自己的腳跟。然而；這些力量同樣也作用於安奎特爾·杜·佩赫隆，並通過他激發出一個回答，一個已經匯入歷史中並通過叔本華和尼采之口向我們說出的回答。安奎特爾·杜·佩赫隆把東方思想帶到西方，它對我們產生的影響目前還難以估量。但願我們不要低估這一影響。的確，迄今為止，這一影響還很少從知識界的表面被發現：這裡還只有極少數東方學者、一兩個佛學的熱衷者，以及幾個像勃拉瓦茨基夫人、安妮·貝贊特517那樣的憂鬱名流對它感興趣。
然而這些顯露出來的現象就像人類海洋中渺小而零落的島嶼，它們實際上是淹沒於水下的巨大山脈的巔峰。文化庸人們直到最近仍然相信：占星術早已被拋棄，如今已成為可以坦然加以嘲笑的東西。然而正是在今天，它又從社會的深處崛起，去叩擊300年前就將它驅逐出去的大學的校門。東方的思想觀念也是如此，它在社會的底層紮下根來，慢慢地生長到社會的表面。在多納赫（Dornach）興建人智學殿宇的五六百萬瑞士法朗是從哪裡來的呢？肯定不是來自某一個人的腰包。可惜沒有統計數字告訴我們，今天公開宣佈自己是通神學學者的人究竟有多少，當然就更不用說那些沒有公開宣稱的人了。不過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有好幾百萬——在這個數字之上，我們還得加上幾百萬有基督教或通神學知識背景的神靈學信徒。
大變革從來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們總是從下面開始，就像樹木從來都不是從天上往下長，而是從地下往上長一樣。我們這個世界的動盪和我們意識中的動盪是同一回事。一切都已經變成了相對的，因而也就值得懷疑。這是一個被那麼多的和平條約和友好協定弄得心神不寧的世界，是一個被民主與獨裁、資本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弄得心神不寧的世界。而當人猶豫不決、疑慮重重地對這個世界予以沉思時，他的精神自然要渴望獲得一個解答以便安撫和緩和懷疑與不安的躁動。然而正是社會下層的人民遵循著心理中無意識力量的驅使；正是這個在大地上備受嘲笑的沉默之眾比那些聲名顯赫者更少沾染上學院式的偏見。居高臨下地看，他們往往顯得枯燥乏味、愚蠢可笑，然而他們卻像那些受到特別祝福的加利利人一樣單純。518人類心理中的污穢垃圾已經攢集到了一尺之厚，這種景象還不使人觸目驚心嗎？我們發現，多卷本的年鑒（Anthropophyteia）519以小心謹慎的筆觸記錄了所有最微不足道的瑣事、最荒謬無稽的行為和最粗野鄙俗的幻想，而哈夫洛克·埃利斯（I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則在其嚴肅的、贏得了所有科學讚譽的學術論文中涉及同樣題材。閱讀這些論文的讀者遍佈整個文明的白人世界。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種熱情，如何解釋這種對令人討厭的事物的近乎盲目的崇拜呢？這恰恰是因為，這些東西是心理的——它們是心理中的物質，因而才珍貴得像從古代廢墟中搶救出來的斷簡殘編一樣。對現代人來說，甚至心理中那些秘密而有害的東西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們能夠效力於他的目的。然而這一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弗洛伊德在《釋夢》一書的前面放上了這樣一段引言：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即使我不能令天上眾神折服，我至少也要把阿卡隆河攪得翻騰。”但這是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人們要求我們推翻的這些天上神祇，一直就是我們意識世界的偶像與價值。正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古代的神祇之所以聲名狼藉，主要是由於他們的風流醜聞。如今，歷史又開始重演：對於那些我們大加讚揚的美德和無可比擬的理想，人們正在揭穿其令人生疑的基礎，他們以勝利的姿態向我們高喊：“這就是你們製造出來的眾神，它們無非是一些染上了人類卑劣品質的圈套和欺騙——無非是一些虛加粉飾的墳墓，裡面滿是死人的骨頭和污穢。”我們從中聽出了一個熟悉的聲調，我們在堅信禮（Confrmation）上不能理解和消化的福音又再次煥發了生命。
我深信，這些相似並非微不足道。事實上，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人，對這些人來說，弗洛伊德心理學比福音書更為親切，布爾什維主義比市民的美德更有意義。然而這些人畢竟都是我們的同胞，在我們每個人心中，至少有一種聲音在同情和支持他們，因為說到底，把我們所有人包容在其中的，畢竟是同一種精神。
這一發展的未曾料到的結果是世界換上了一副更加醜陋的面孔，它變得如此醜陋，以致沒有人再去愛它。我們甚至連自己也不愛了。到頭來，外部世界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把我們從內心生活的真實中吸引開去。無疑，這正是整個這一發展的真正意義。說到底，擁有“業”（Karma）的教義和“靈魂轉世”（reincarnation）教義的通神學，它希望教導我們的不過是：這個表象的世界對於道德上不完善的人不過是暫時的療養地。通神學對今日世界固有價值的詆毀，其激烈程度並不亞於現代觀念，不過它借助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技巧。它並不直接詆毀我們的世界，卻向人們許諾另一個更高的世界，這樣，它也就使這一世界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因此，無論它們中的哪一個，所造成的結果都完全一樣。
我承認，所有這些思想都極少學院氣，事實上它們觸及的是現代人最缺乏意識的那一面。現代思想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遙相呼應，與原子核理論遙相呼應，這難道也是偶然的巧合嗎？正是這些理論使我們遠離了決定論和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今天，甚至物理學也正在揚棄我們的物質世界。因而，在我看來，如果現代人要退回來據守心理生活的真實，並期望從那裡得到世界拒絕給予他的安全感和確定性，就根本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情。
西方世界在精神上正處在危險而不確定的處境中，然而越是危險，我們卻越是用沉溺於靈魂之美的幻覺來閉目無視眼前的無情事實。西方人對自己焚香膜拜，他生活在濃重的煙霧中以便看不清自己的真實面貌。但我們給其他人種留下的是什麼印象呢？中國人和印度人對我們作何想法呢？我們在黑人身上喚起了什麼樣的感情呢？所有那些被我們奪去了土地，被我們用甜酒和性病消滅了的人，他們對我們又是怎樣的看法呢？
我有一位美洲印第安朋友，他是普哀布洛印第安人的一個酋長。有一次，我們開誠相見地談到白種人，他對我說：“我們不理解白人，他們總是想得到什麼，總是躁動不安，總是在尋找什麼。那究竟是什麼呢？我們不知道。我們理解不了他們。他們有那麼尖的鼻子，那麼薄、那麼冷酷的嘴唇，他們臉上就是這樣一些線條。我們認為他們全都瘋了。”
我的朋友儘管還不能清晰地表達出來，但他已經認清了那只雅利安猛禽以及他想統治每一塊土地——甚至那些與他毫不相干的土地——的難以饜足的慾望。他同樣也注意到我們那種病態的妄自尊大使我們把基督教視為唯一的真理，把白皮膚的基督視為唯一的救世主。而這僅僅是眾多事例中的一個罷了。當我們用科學和技術把整個東方搞得動盪不安，並趁機強征貢物之後，我們又把傳教士送到了中國。非洲布道團演出的喜劇更是可憐，他們剷除一夫多妻制的做法無疑最大地取悅了上帝，然而卻同時導致了賣淫業的大規模氾濫，以致光是在烏干達，每年就得耗資兩萬英鎊來防止性病的蔓延。而善良的歐洲人還得為這樣的偉大成就給他們的傳教士付酬！至於波利尼西亞的悲慘情形和鴉片貿易的福祉就更不消說了。如果驅散他自己用來繚繞他的道德香煙，歐洲人顯示出來的就是這樣一副尊容。無怪乎從事心理的開掘就像承擔起大面積的排干沼澤的工程。只有弗洛伊德那樣的偉大理想主義者才能終身傾注於這項骯髒的工作。當然，應該對這股難聞之氣負責的並不是弗洛伊德，而是我們所有的人——我們由於純粹的無知和最大的自欺而認為自己既乾淨又體面。於是，我們的心理學作為我們靈魂的老朋友，就首先從最令人作嘔的地方開始了它的工作，也就是說，它從所有這些我們並不希望看見的東西上開始了它的工作。
然而，如果充斥於我們心理中的僅僅是罪惡和種種無價值的東西，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誘使一個正常人對它發生興趣。正因為如此，那些從通神學中只看到知識上可悲的淺薄，從弗洛伊德心理學中只看到唯官能主義的人，便預言這些運動很快就會極不光彩地收場。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這些運動的力量來自心理本身的魅力，在沒有更好的東西出來取代它們之前，心理的魅力將通過這些形式獲得表現。這些形式是過渡的和胚胎的階段，從這些階段中，新的、成熟的形式將會誕生出來。
我們至今並未意識到西方的通神學是對東方思想的幼稚而野蠻的模仿。我們不過是重新把占星術撿了起來，而在東方，占星術卻是那裡的日用衣食。我們對性生活所作的研究起源於維也納和英格蘭，而印度人在這方面的教諭卻不僅足以與我們的研究匹敵，或許還超過了我們的研究。東方的典籍在10個世紀之前就向我們介紹了哲學上的相對主義，而新近才在西方開張的非決定論思想，卻正是中國古代科學的基礎。至於我們在心理學上的發現，理查·威廉520曾向我證明，某些複雜的心理過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已經有過明確的描述。與古老的東方藝術相比，精神分析學本身，以及它所開創的思想路線，雖然在我們看來是完全西方式的，實際上卻僅僅是初學者的學步。人們也許不知道，精神分析和東方瑜伽之間的相似，已經在奧斯卡·施密茨（Oscar Schmitz）那裡得到了揭示。521
同樣，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就在我們用技術上的優勢把東方的物質世界攪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東方則用它精神上的優勢把我們的精神世界投入困惑和混亂。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就在我們從外部制服東方的同時，東方很可能正從內部加緊了對我們的控制。這樣一種想法可能會讓我們感到是頭腦不正常，因為我們的眼睛只習慣於注意明顯的因果聯繫而根本看不到我們中產階級在知識上陷入的混亂應該歸咎於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歐登堡（Oldenberg）、多伊森（Deussen）、威廉522以及和他們相似的其他人。羅馬帝國的榜樣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教訓呢？在征服了小亞細亞之後，羅馬變得亞洲化了。歐羅巴受到亞細亞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從西裡西亞（Cilicia）發源了密斯拉崇拜——羅馬軍團的宗教，它從埃及一直瀰漫到雲蒸霧鎖的不列顛——還需要我指出基督教的亞洲起源嗎？
通神學學者有一種有趣的想法，認為在喜馬拉雅山或西藏的什麼地方，有一些聖人（Mahatmas）在影響和指導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事實上，東方巫術信仰的影響是如此之強，以致一些頭腦健全的歐洲人竟向我保證說，我說過的一切有價值的話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受了那些聖人的啟示，而我自己的靈感則根本算不了什麼。這種聖人神話在西方流傳極廣，人們對之深信不疑。事實上，它遠不是毫無意義的胡說八道，相反卻像所有的神話一樣代表了心理的真實。看起來，東方也許確實處在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的精神變化的基底，只不過，這個東方並不是一座住滿了聖人的西藏寺院，而是就位於我們自己的心中。正是我們自己的精神在不斷地創造出新的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而這些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或許會有助於我們克服雅利安人那無邊的嗜血慾望。也許，我們最終將從那種限制其眼界的做法——這在東方已經發展為一種曖昧可疑的清靜無為——中悟到點什麼；也許，我們會逐漸從那種穩定的心態——這種穩定只有在精神的要求變得如社會生活一樣絕對必需時才能達到——中悟到點什麼。然而，在這個美國化的時代裡，我們仍然距離諸如此類的東西十分遙遠。在我看來，我們只是剛剛踏上新的精神紀元的門檻而已。我並不想把自己說成先知，但為了大致勾畫出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我就不得不強調一個動盪的時代對於安定的渴望，不得不強調一個缺乏安全的時代對於安全的渴望。新的生存方式是從需要和痛苦中產生的，它並不來自自覺的願望或理想的需要。
在我看來，今天精神問題的關鍵，就隱藏在心理對現代人產生的巨大魅力中。如果我們是悲觀主義者，我們會把這視為墮落的標誌；如果我們具有樂觀的傾向，我們就會從中看到一種希望——它向我們預示：西方世界正在發生一場深遠的精神變化。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它都是很有意義的現象。正因為這種現象發生在更深的社會底層，它也就更加值得注意；正因為它觸及的是那些非理性、難預測的心理力量，它也就更加顯得重要。因為如同歷史表明的那樣，正是這些力量以不可預見的方式改變著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的生活。這些力量今天對許多人來說還是看不見的，然而在深處和底部激發起當今“心理學”興趣的卻正是這些力量。心理的魅力絲毫不是什麼病態的反常；它的引力是如此強烈，以致即使面對令人感到厭惡的東西時，人們也不會為之卻步。
在世界的坦途大道上，一切都變得那麼荒涼陳舊。現代人本能地離開了前人走過的道路，以便去探索不為人知的陋徑幽巷——正像希臘羅馬世界的人拋棄已死的奧林匹斯眾神轉向亞洲的神秘崇拜時那樣。我們的本能轉向了外部，它接受了東方的通神學和巫術，但它同樣也轉向了內部，引導著我們去思考心理的黑暗背景。正是它稟有的懷疑和冷酷，當年曾迫使釋迦牟尼掃蕩了他的兩百萬個神祇，以便獲得那唯一值得信服的原初體驗。
現在我們要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就現代人所說的這些確實是真實的情形嗎？它會不會只是一個虛妄的幻覺？無疑，在數以千萬的西方人眼中，我所引述的這些事實完全是偶然的、彼此不相干的，它們在眾多有教養的人看來只是一些令人遺憾的例外和反常而已。然而，當有教養的羅馬人看到基督教在下層人民中傳播的時候，他不也正是這樣認為的嗎？今天，西方的上帝在多數人眼中仍具有生氣和活力，正像地中海彼岸的阿拉在大多數阿拉伯人眼中仍具有生氣和活力一樣。一種信徒總是把另一種信徒視為異教徒，他們除了憐憫和寬容之外，就再也不配得到什麼。更糟的是，有教養的歐洲人竟認為：宗教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對大眾和婦女是有好處的，但如果與直接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相比，它們可能產生的後果便根本無足輕重。
因此我一直遭到眾人的駁斥，就像一個人在天空中杳無雲影的時候，卻預言有雷雨和風暴發生。也許這場風暴還在地平線之下，也許它永遠不會來臨。不過，心理生活中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卻幾乎總是處在意識的地平線下，何況，當我們談論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時，我們涉及的是幾乎完全看不見的東西——它們是最隱秘、最脆弱的東西，是一些只在夜晚開放的花。在白晝的日光中，我們看見的一切當然都是清晰的、有形的，然而夜晚持續的時間卻如白晝一般長，而且我們也無法不生活在夜間。有些人夜裡做的噩夢甚至破壞了他們的白天。何況，對許多人來說，白晝的生活就是這樣一種噩夢，以致他們反倒渴望使他們精神清醒的夜晚。我相信今天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人，正因為如此我才堅持認為現代人的精神問題正像我展示的那樣。
不過，面對人們的指責，我也願意承認自己的說法片面。因為我確實避而不談地放過了時代精神之所在，而由於它在大家眼中是如此明顯，我們每個人便都覺得自己有許多的話可說。時代精神表現在從國際聯盟一類的組織中體現出來的國際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理想中；同樣，從體育運動，甚至更有意義的是，從電影和爵士樂中看到它。所有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跡象，它們甚至把人道主義的理想擴展到了肉體中。體育運動賦予人體以特殊的價值，而在現代舞蹈中，這一傾向甚至受到更進一步的強調。就像在偵探小說中一樣，電影保證了我們能夠在毫不危及自己的情況下體驗所有那些興奮、激情和幻想，而這在一個人道主義的時代卻是必須予以壓抑的。不難看出，這些跡象怎樣與我們的心理狀況密切相關。心理的魅力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自我評價，這是對我們基本的人類天性的一次重新估價。如果它在肉體長期隸屬於精神的統治之後把我們引向肉體的重新發現，我們將不會對此感到太大的驚奇——我們甚至禁不住要說現在是肉體在對精神進行報復。當凱塞靈（Keyserling）以諷刺的口吻將司機挑選為我們時代的文化英雄時，他再一次險些擊中要害。肉體要求受到平等的對待，肉體也具有如同精神一樣的魅力。如果我們仍然局限在心物兩分法的陳舊觀念中，上面的說法就似乎是一種難以忍受的矛盾。但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那種神秘的真理，把精神看成是肉體的內在生命，把肉體看成是精神生活的外在顯現——兩者其實是一種東西——那麼我們也就不難懂得：為什麼通過接受無意識來超越現有的意識水平，就必然會給予肉體以應有的重視，以及，為什麼只要承認了肉體，就不能再容忍和接受那種以精神的名義對肉體予以否認的哲學。的確，肉體和精神生活的這些要求在今天遠比在過去的時代更強，這或許是一種墮落的跡象，但同樣也可能標誌著一種新生，因為正像荷爾德林所說。
哪裡有危險，
拯救便應運而生。
而我們確實看見，西方世界已經敲響了更快的節拍——美國式的節拍，這與清靜無為和置世界於不顧的避世隱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出現在內心生活和外部生活之間，出現在主觀真實和客觀現實之間。也許，這是古老的歐洲與年輕的美國之間的一場最後競賽；也許，這是為了從自然的法則中釋放或避免黑暗的力量；是為了讓清醒的意識戰勝舉世的沉睡；是為了贏得更大和更為英勇的勝利而進行一次積極有益或不顧一切的努力。對於這個問題，能夠作出回答的只能是歷史。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