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與神甫或牧師治療靈魂，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並不容易回答，因為，它們關注的基本上是不同的事情。教士或牧師對靈魂的治療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告白基礎上的宗教影響，精神分析卻是一種醫療上的干預，一種旨在揭示和顯露無意識心理內容，並將它們整合到自覺意識中去的心理技巧。不過，精神分析的這一定義僅僅適用於弗洛伊德的方法和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此意義上，阿德勒的方法並不是精神分析的方法，他的目標也並不是上面說到的目標。以意圖而言，阿德勒的方法基本上是教育學的方法，它直接作用於自覺意識，而對無意識則幾乎不加考慮。這實際是進一步發展了法國的“意志再教育”和杜波依斯（Dubois）的“心理矯形術”。阿德勒的教育學旨在使個人心理正常化進而能適應於集體心理，這與神甫或牧師對靈魂的治療——其目標是靈魂的救贖和靈魂脫離世俗世界的塵網——在追求的目標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某些情況下，心理的正常化和對集體心理的適應在目標上甚至與基督教的理想處於相反的兩極，因為基督教的目標恰恰是脫離這個世界、恭順於上帝的意志和使個人獲得拯救。阿德勒的方法與神甫或牧師對靈魂的治療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作用於人的自覺意識，並在這樣做的時候，訴諸個人的意志和個人對自己的洞察。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開始卻既不訴諸個人的意志，也不訴諸個人對自己的洞察，而只是試圖把無意識心理內容引導到表面，使之進入自覺意識，並藉此摧毀種種紛擾、種種症狀的心理根源。因此，弗洛伊德不是試圖通過對自覺意識的治療，而是試圖通過對症狀的釜底抽薪來消除它們對外部適應的干擾。這就是精神分析技術的目標所在。
我和弗洛伊德的分歧始於對無意識內容的不同解釋。顯而易見的是，如果不根據某種程度的領悟或洞察，你就不可能把任何無意識的東西整合到意識中去。為了使無意識心理內容能夠被意識理解和吸收，弗洛伊德提出了他著名的性慾理論，這種理論把分析中敞露出來的無意識心理內容設想為基本上是一些不能見容於自覺意識的性慾傾向（或別的不道德的慾望）。弗洛伊德這一觀點建立在理性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他的著作《一個幻覺的未來》為此提供了顯而易見的證據。這種科學觀在十九世紀後期特別流行。憑借這樣的觀點，不必花太大的力氣就可以建立起對人類動物天性的影響深遠的觀點，因為道德的衝突與公眾意見的衝突或與刑事法典的衝突都可以輕易避免。與此同時，弗洛伊德提到了“昇華作用”，他把它理解為裡比多在非性慾化形式中的運用。這裡，我不可能對這一極其精緻的提法展開批評；我將僅僅指出，並非一切來自無意識的東西都可以得到“昇華”。
對任何一個或者由於脾性，或者由於哲學或宗教的原因而不能接受這一科學唯物主義觀點的人來說，無意識內容在自覺意識中的實現始終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所幸的是，一種本能的抵抗保護了我們，使我們不致陷入這個會使我們走得太遠的意識。正是由於這種本能的抵抗，人才往往能夠滿足於一種溫和而有節制的意識拓展。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見於單純而不複雜的神經症之中，或毋寧說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那些性格比較單純的人身上。而與此同時，那些心氣很高的人所感受的痛苦卻主要來自對知識的渴望——這種渴望的強烈程度遠遠超過了本能產生的抵抗。他們希望看見，希望知道，希望理解。對於他們而言，弗洛伊德的解釋所提供的答案就不能令人滿意。而教會恩典的方式，特別是信託給天主教神甫的方式，就可能對他們的理解有所助益，因為這些形式和意義在創立之初便與無意識心理內容相適宜。這也就是為什麼神父不僅要聽信徒的告白，還要向他們提問的緣故。的確，向他們提問是他的一項職責。更進一步講，他可以向他們詢問那些本來只能講給醫生聽的事情。考慮到由他來行使的恩典方式，教士的干預不能認為是超越了他的資格或能力，因為他同樣也被授予了平息他引起風暴的權力。
然而對新教牧師來說，問題卻並非這麼簡單。除了普通的祈禱和聖餐，他自己並不主持任何儀式，於是他不得不立足於道德，這就使從無意識中湧出的本能力量再一次面臨受壓抑的危險。任何聖事，不管其形式如何，其作用的發揮都像是一個用來接收無意識內容的容器。清教運動的儀式簡化恰好剝奪了新教對無意識發生影響的手段，不管怎樣，它使牧師不再具有天主教神甫具有的中保374性質，而這卻正是靈魂所需要的。新教讓個人自己對自己負起責任，讓個人孤獨地面對上帝，這既是新教的好處，又是它的危險所在。正是從這裡，開始了內在的躁動和不安，這種躁動不安在幾百年中產生了不下四百個新教支派——這一症狀無可置疑地顯示了個人主義的氾濫。
精神分析對無意識的敞露無疑具有極大的效果。與此同樣，天主教告白的效果也是巨大的——尤其當它並不只是被動地聽，同時也主動地進行干預的時候更是如此。有鑒於此，新教教會很久以來一直沒設法恢復告白制度並使之成為牧者和羊群之間的教牧關係，這種做法就確實有些令人吃驚。不過，對新教牧師來說，並不存在返回這種原始天主教形式的必要——而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種返回是如此尖銳地與新教的性質相衝突。新教牧師在治療靈魂的過程中正確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於是很自然就開始尋找一種新的、能夠使他進入教區信徒靈魂（而不是僅僅進入耳朵）的方式。在他們看來，分析心理學似乎提供了這把鑰匙，因為他聖職的意義和目的並不完成於禮拜日的說教，這些說教雖然傳到了聽者的耳中，卻很少深入到他們的內心，更難得觸及他們的靈魂——觸及這所有隱秘中最大的隱秘。靈魂的治療只能在相互交談的寧謐中進行，只能在無保留的信任這樣一種健康的氣氛中進行。靈魂必須作用於靈魂，通向最為內在的聖所之門必須設法打開。精神分析就擁有打開本來緊閉的心靈之門的鑰匙。
然而，心靈之門的開啟往往就像做一次外科手術。此時，手持手術刀的醫生必須做好一切準備，才能對付切口切開那一瞬間發生的任何事情。同樣，精神分析也會發現種種未曾料到的事情，而這些事情——例如潛在的心理病症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的確是令人不愉快的。儘管這些東西往往完全自動就冒了出來，那些因為自己的干預，在條件沒有成熟的情況下就提前把它們釋放出來的分析者卻仍然會受到指責。事實上，只有具有淵博的精神病學知識及其特殊的技巧，從事心理分析的人，才不至於犯這樣一種愚蠢的錯誤——因此，初入道的分析者最好經常與一位醫生合作。
所幸的是，我剛才提到的意外事件實際上很少發生。然而精神分析敞露出來的問題卻很難對付。它迫使病人不得不正視自己的人生，並由此而直面某些終極的、嚴峻的，迄今以來一直予以迴避的問題。由於人的天性遠非天真質樸，那暴露出來的事實通常便足以解釋病人為什麼要竭力迴避：因為他本能地感到他不可能就這些問題獲得一個滿意的答案。這樣他當然就期望從分析者那裡獲得答案。而分析者此時卻完全有權使某些重大問題得不到解答——這也是為了對病人有利。任何一個有理智的病人都不會期望從醫生那裡獲得比醫學幫助更多的幫助，然而他們卻期望著從神職人員那裡得到更多的幫助，也就是說，期望獲得宗教問題的解決。
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天主教教會手中擁有這樣一些方式和手段，這些方式和手段從古老的時代起，就發揮著把心理中較為低下的本能力量吸收到宗教象徵之中，並以這種方式將它們整合到精神的聖秩等級（hierarchy）中去的作用。新教牧師缺乏這些手段，因而當面對人性中那些不能用訓誡、內省、良好意願和英勇的自我懲罰等予以制服的心理事實時，他們便往往左右為難、束手無策。在新教中，善與惡是彼此對立、不可調和的。這裡沒有看得見的寬恕，遭到拋棄的個人孤獨地留在他的罪中。而正像我們知道的那樣，上帝僅僅寬恕我們自己已經戰勝了的罪惡。這正是新教牧師在心理學意義上必然遇到的重大困難：他沒有用來抓住心理生活中那些低下本能的方式。這也恰恰是精神分析敞露出來並需要獲得解決的無意識衝突的難題。然而，立足於科學唯物主義的基礎，醫生是能以醫學上的審慎來對待這一難題的。也就是說，他可以把病人身上的倫理問題視為他——作為一個醫生——能力範圍之外的事情。他有充分的理由以此作為退卻的遁辭：“很抱歉，對此你必須自己盡力而為。”然而新教牧師卻不能以這種方式推卸其責任。他必須始終陪伴那在黑暗旅程中給他信任的靈魂。這裡，精神分析的還原論立場對他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因為此時的任何進展都只能是一種建設而不是一種破壞。在嚴重的情況下，善意的建議和道德的勸誡也幾乎沒有什麼裨益，因為它們只會驅散黎明前的黑暗。正像東方一句智慧的格言所說的那樣：為善勝於避惡。真正的智者也會扮演起乞丐、國王、罪犯的角色並對眾神加以留意和思索。
對天主教神甫來說，運用精神分析中的某些要素要比新教牧師更為容易。後者面對的是更為艱難的任務。天主教教士不僅確實在歷史上形成的告白、懲罰、赦免形式中擁有現成的教牧技巧，同時也還擁有大量顯而易見的儀式化象徵——這些象徵充分滿足了那些心地較為單純、頭腦較為簡單的人的需要和他們那模模糊糊的激情。由於缺乏所有重要的儀式方式，新教牧師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一套心理學技術。我因此認為心理學興趣在新教神職人員方面是完全合法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他們可能侵犯了醫學的領地，但這種侵犯卻在醫學對宗教和哲學的入侵中得到了平衡甚至不只是平衡。醫生們的天真使他們相信他們有資格涉足哲學和宗教——就像他們以性症狀和童年期願望性幻想等名義對宗教過程作出的解釋所證明的那樣。在分析心理學中，醫生和神職人員無疑是相互撞車，然而這一碰撞應該導向的卻是相互之間的合作而非敵視。
由於缺乏儀式的方式，新教對靈魂的治療（作為與天主教相反的治療方式）便在一種“我—你”關係中發展為個人之間的討論。它不可能像天主教能夠做到的那樣將移情（transference）這一基本問題轉變為某種非個人的東西，相反卻必須抱有信心地把它作為個人經驗來作出應對。與無意識的任何深層接觸都必然導致移情現象的發生，因此無論何時，只要新教牧師對無意識背景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必然會不僅在女性身上，同時也在男性身上引發出移情現象。這當然就以個人的方式涉及了自己，何況，他不可能像天主教教士能夠做到或說必須做到的那樣來轉移這種感情，因為他並不擁有那種能夠用來代替他自己的儀式形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發現自己為了教民的精神福祉而陷入最具個人特色的參與之中。這種參與甚至比心理分析者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對心理分析者來說，病人靈魂的特殊拯救並不一定就是一件緊迫而重要的事情，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可以退縮到頗為合理的借口和遁辭中去。而新教牧師——雖然有一些緊張和尷尬——卻出於更高的理由而放棄了這樣的借口和托辭。由於這一緣故，他便置身於使自己捲入嚴重心理衝突的危險之中。而這種衝突，說得溫和一點，卻並不是牧師寧靜偏狹的頭腦所能感受到的。這一危險非同小可，但它卻具有極大的好處，可以把有責任心的牧師拖入現實生活，並且與此同時，使他置身於早期教會體驗過的苦難和憂患之中（參看保羅不得不為自己辯護並予以反駁的種種流言蜚語）。
牧師必須自己決定，他的社會身份、他的薪水和他對自己家庭的考慮，應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他去執行治療靈魂的危險使命。德爾圖良（Tertullian）曾告誡他的學生，應該主動地去見識一下鬥獸場——即使新教牧師認為這一忠告不值得聽取，我也不會因此而看不起他們。須知真正建立在現代心理學基礎上的教牧工作，可以輕而易舉便使神職人員成為公眾誤解的犧牲品。社會身份的考慮和家庭方面的考慮雖然屬於世俗的考慮，但卻提醒牧師們應該更為明智——因為眾所周知，世俗的孩子永遠比天國的孩子更為明智。然而儘管如此，靈魂之眼卻總是充滿渴望地轉向不考慮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得失，並且總是能夠為了某種更高更好的東西而置一切於不顧的人。的確，孩子似的熱情成就不了任何事情，只有憑借勇氣——那從未離開過現實和可能的堅實大地的勇氣——才能成就任何有更大價值的事情。
正是因為新教牧師儀式手段上的欠缺，才使得他與世界難以進一步接觸。然而也是同一原因，才驅使他去做更大的冒險——驅使他直奔火線。我希望新教牧師不會在這一任務面前顯出膽怯。
所有有頭腦的心理治療者都會因為自己的努力能從神職人員的工作中得到支持和補充而感到高興。的確，人的靈魂中的種種問題，如果由神職人員和醫生從對立的立場去處理，無疑給雙方都會帶來可想而知的困難。然而也正是從這種相遇之中，雙方都可望獲得最能結出豐碩果實的挑戰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