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28[1927]）
孫慶民廖鳳林譯
索宇環校
邵迎生修訂
按語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闡釋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藝創作的一篇心理美學的論文。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俄狄浦斯情結（或稱「戀母情結」）的弒父動機與贖罪欲在文學上的再現，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和神經症發作在藝術上的投射。進而他指出，西方文學史上的三部「傑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馬拉佐夫兄弟》）均以弒父者為其同一主題，其弒父行為動機都是與情敵去爭奪一個女人。弗洛伊德堅持，潛意識的情殺動機與嚴重罪疚感的癲癇症和神經症，既是創作文藝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藝「傑作」的一把鑰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豐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個方面：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神經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對於這樣一種令人迷惑的複雜人格應如何去認識？
有創造性的藝術家這一點是最無爭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並不低於莎士比亞。《卡拉馬佐夫兄弟》是迄今為止最優秀的小說，其中關於宗教法庭庭長的那段描寫，達到了世界文學的巔峰，再溢美的評價似乎也不過分。所以，在創造性藝術家這一點上，精神分析就顯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這一特徵，最易受到攻擊。如果我們借口唯有經歷了深重的罪惡的人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而試圖將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話，那麼我們就忽視了由此將引起的一個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個人一旦他感受到誘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於誘惑。如果一個人先是犯罪，然後又悔過，悔過後樹立起高尚的道德標準，這樣他便會受到外界的責難，因為他把事情變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實質：自我克制（renunciation）。實際上，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人的一種實踐性的功利活動。他使人想起大遷徙中的野蠻人，他們殺人而又以苦行來贖罪，直到苦行成為使殺戮能夠進行的實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這樣做的。看來，這種對道德的妥協的確是俄羅斯人的典型特徵。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終沒有產生十分光彩的結果。在經歷了個人本能要求與社會呼籲之間相妥協的最激烈鬥爭之後，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權又臣服神權，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狹隘的俄羅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種倒退是一個人不費力不用腦子就能夠達到的。這是他偉大人格中的弱點。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成為人類的導師和救星的機會，而成了人類的監獄看守的同夥。人類文明的未來對他沒有什麼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為神經症招致這種失敗的。他的睿智和他對人類的強烈的愛或許能為他打開另外一條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視作一個罪人（sinner）或罪犯，會激起強烈反對，這種反對不必建立在對罪犯的世俗評價之上，其真實動機（motive）很快就會昭然若揭。罪犯有兩個本質特徵：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破壞欲。這兩個特點的共同之處以及它們得以表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於缺乏愛，缺乏對（人類）對象的情感上的認同。人們立刻會回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出的與此相反的一面——他對愛有強烈的渴望，而且也是有巨大的愛的能力。這表現在他那誇張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權利恨和報復的時候卻熱忱地去愛，積極地去幫助。正如他在與第一個妻子和其情人的關係中體現出來的那樣。如此一來，人們一定會問，為什麼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呢？答案是這種評價的理由來自他對寫作素材的選擇。他總是挑選那些暴虐的、行兇的和利己的人物，這讓人聯想到他的內心是否有著某些類似的傾向。他也從他個人生活中挑選素材，如他喜歡賭博，而且承認對一個年輕的姑娘有過性攻擊。2848陀思妥耶夫斯基強烈的破壞本能很容易使他成為一名罪犯。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內部發洩而不是向外部），這導致他既有受虐狂傾向又有犯罪感。認清這一點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此外，他的人格中還保留著大量的施虐狂特質，這表現在他十分易怒，喜歡折磨人，即使對他所愛的人也難以寬容，甚至也表現在作為作者的他對待他的讀者的方式中。也就是說，在小事情上，他對別人是個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個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實際上他是一個自我受虐狂——即是說，他是一個最溫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樂於助人的人。
我們已經從陀思妥耶夫斯基複雜的人格中挑選出三個因素：一個是數量的，另兩個是質量的：感情生活的極其強烈性，天生異常的本能素質（該素質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施虐——受虐狂，或是一個罪犯）和他那難以剖析的文藝天賦。這三種因素交織著，在他不犯神經症的情況下可完好地共存。有些未患神經症的人單純是受虐狂。而從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與對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昇華方式）之間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會使他被劃為所謂的「本能性格」一類人物。但這一情形又由於神經症的出現而變得模糊起來，這種神經症正如我們所說，在某些情況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發作的次數越多，須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複雜。因為畢竟神經症只是自我無力進行調控的一種表現，自我在企圖進行控制的時候，已經喪失了自我的統一性。
嚴格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經症是怎樣表現的呢？他稱自己是個癲癇症者，別人也這麼認為。他的病情發作時極為嚴重，伴有意識喪失、肌肉痙攣，其後就產生抑鬱狀態。這個所謂的癲癇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經症的一個症狀，因此必須把它歸之為癔症性癲癇症，也就是說，是一種極其嚴重的癔症。關於這一點，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我們還不能完全予以確定：其一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稱的癲癇症的病歷資料不足以及不夠可靠；其二是因為我們對癲癇症發作的病理狀態的瞭解也不完善。
先談第二點。再次重複癲癇症的全部病理是沒必要的。因為它對澄清這個問題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談一談。這個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臨床診斷中見到。這種奇怪的疾病發作時伴隨著難以預測的、沒有先兆便出現的痙攣發作，患者變得易怒、富有進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漸降低。但這種大致的描繪並不十分精確。這病發作時兇猛而突然，伴隨著咬舌頭，小便失禁，最終導致嚴重自我傷害（self-injuries）的危險的癲癇狀態（status epilepticus）。不過，也可能病人有短時間的意識喪失，或突發暈眩，或在短時間裡行徑背離性格，好像病人是處於無意識的控制之下。這些症狀的發作，雖一般來說是由於我們還不能理解的純粹的肉體原因（purely physical 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發作很可能出於某種純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驚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結果。不管智力損傷在絕大多數的病例中多麼典型，至少有一個病例我們都知道（赫爾姆霍茨的病例），它沒能妨礙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與此相同的病例，要麼是有爭議的，要麼是令人懷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那些癲癇症患者給人以遲鈍、發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極明顯的白癡（idiocy）現象和極嚴重的大腦缺陷（cerebral defects），儘管它們不是臨床上必須的症狀。但是，這些程度不同的發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發生，甚至也可能發生在有著過度的、經常失去控制的情緒生活的人身上。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人們認為「癲癇症」不可能單純是一種臨床上症狀。在明顯的症狀中，我們發現的類似情況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說明。似乎可以認為，在人體中有機地存在著一個反常的本能釋放機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起作用——既可以作用於由於嚴重的組織解體或中毒所導致的大腦活動障礙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於對心理機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動達到心理臨界點的情況中。在這種雙向性後面，我們瞥見了本能釋放的（instinctual discharge）潛在機制。這種機制不會遠離「性」過程，而「性」過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內科醫生們把性交描繪為一種輕度的癲癇，並由此認為在性行為中包含著對釋放刺激的癲癇方式的平息和適應。2849
「癲癇反應」（epileptic reaction），這個普通因素，在神經症中也肯定出現，而神經症病根只能通過大量軀體的方式來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辦法來解決。所以，癲癇發作就變成癔症的一種症狀，並被癔症接受和緩釋，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釋放過程接受和緩釋一樣。因此，官能性癲癇和「情感性」癲癇是完全應該加以區別的。這樣做的實際意義在於：患第一種癲癇症的人大腦患病，患第二種癲癇症的人患神經症。第一種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來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擾，而第二種病人所受的侵擾則來源於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極其可能是屬於第二種。嚴格地說，這一點也無法證明。要證明這點，我們必須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發作與後來的反覆發作，貫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進行考察）。而在這方面，我們知之甚少。有關發作的描述本身並沒告訴我們什麼，我們對癲癇症的發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經歷之間的關係還缺乏瞭解，現有的這些殘缺的瞭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最有可能的假設是：發作應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現為溫和的症狀，直到他18歲那年經歷了一個駭人的事件——父親的被殺2850，他才表現出癲癇症症狀。如果可以確認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亞期間，他的癲癇完全停止了發作，那麼這種假設就切中要害了。但是另外一些說法卻與此相矛盾。2851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親被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的命運之間毋庸置疑的聯繫，震動了不止一個為他立傳的作家，並致使這些傳記家請教了「某一現代心理學流派」。從精神分析（因為目的就是要進行精神分析）的觀點出發，我們禁不住想瞭解他父親被殺對他的嚴重損傷，並把他對這件事的反應當作他神經症的轉折點。但如果我著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證實這一點，那麼我將有可能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論和術語的讀者所不理解。
我們有一確定的起點：瞭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時候，在「癲癇症」發作之前的最初幾次發作的意義。這些發作具有死亡意義：發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對死亡的恐懼，表現為昏睡、嗜眠。該病首次發作時，他還是個孩子，那是種突如其來、毫無緣由的憂傷，正如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索羅維耶夫的那樣，那種感覺似乎他當場就有可能死去。實際上隨之而來的確是一種與死亡極其相似的狀態。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訴我們：還在費奧多很小的時候，他就常在睡覺前留下字條，寫著他害怕在夜裡會陷入像死亡一樣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禮一定要推遲5天再舉行（參見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IX）。
我們知道這種像死亡一樣的病症發作的意義和目的。2852它們意味著病者與死亡者的認同，要麼與一個真正死了的人認同，要麼與一個還活著、而病者卻希望死去的人認同。後一種情況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這個發作具有懲罰的價值。一個人希望另一個人死，現在這個人就是那另一個人了，他自己也死了。關於這一點，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對某個男孩子來講，那另一個人通常是他的父親。因此，這種發作（被稱為癔症發作）是對希望他可恨的父親死去所做的自我懲罰（self-punishment）。
用一個很普遍的觀點來看，弒父（parricide）是人類，也是個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惡傾向（見我的《圖騰與禁忌》，1912～1913）。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儘管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根源。我們的研究還不能確立罪疚感和贖罪欲的心理根源。但根源不一定只是一個。心理情境是複雜的，是需要闡明的，正如我們所說，男孩子和他父親間的關係是一種「既愛又恨」的矛盾關係。除了想把父親當作競爭對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對父親的一定程度的溫情一般也是存在的。這兩種心態的結合便產生了與父親認同的心理：因為他欽佩父親，所以想要處於父親的地位上，因為想要像父親一樣，所以他想要父親離開這個位置。這時，他的整個心理發展過程遇上了一個強大的障礙。到了一定的時候，孩子會開始懂得，他想將父親作為對手取而代之的企圖，會受到來自父親用閹割手段所實施的懲罰。這樣，由於對閹割的恐懼——為了保持他男性的權利——他就放棄了佔有母親除掉父親的願望。而這種願望卻仍留在潛意識中，並構成了罪惡感的基礎。我們相信，我們在這兒描述的是正常過程，即所謂「俄狄浦斯情結」的正常命運，不過，對此還需做深入詳述。
當兩性同體（bisexluality）的體質因子（constitutional 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較強地發展起來時，就出現了又一個複雜情況。因為那樣一來，男孩子在閹割的威脅下，他的傾向開始強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讓自己替代母親的位置，接替母親的角色，作為父親愛戀對象。但對閹割的恐懼也使他的這種辦法成為不可能。男孩子曉得，假如他要想讓他的父親把其當成女人來愛戀，他一定要屈服於閹割。於是，恨與愛父親的兩種衝動都遇到壓抑。在這事件中有一個心理上的區別：由於對外部的危險（閹割）的恐懼而放棄了對父親的仇恨，同時，愛戀父親又被當作一種內部的本能性的威脅來對待。儘管從根本上說，它們仍要追溯於同一個外部危險。
對父親的仇恨難於被男孩子採納是由於其對父親的恐懼，閹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為懲罰還是作為愛的籌碼。在壓抑對父親的恨的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即對懲罰和閹割的直接恐懼，可以叫作正常因素，它似乎只隨著第二個因素——對女性態度的恐懼——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種強而有力的天生的兩性同體的氣質便成為神經症的先決條件或成為增強神經症的原因之一。這樣的氣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種可行的形式（如同潛伏的同性戀）表現出來：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誼起著重要作用，他對情敵持令人不解的溫和態度；還有，正如他小說中所舉的許多例子那樣，他對只能用受壓抑的同性戀才能說明的情況具有獨到的理解。
假如我們這樣來闡明一個人對父親愛與恨的態度，以及這態度在「閹割恐懼」（threat of castration）的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論的讀者感到了乏味和難以置信的話，我為此遺憾，儘管我不能改變上述這些事實。我應該預料到「閹割情結」肯定會引起相當普遍的否定，但我只能堅持。精神分析學的經驗已證明這些特別的情況是不容懷疑的，它還教給我們去認識每一神經症的癥結所在，那麼，我們就一定要用這把鑰匙來認識我們的這位作家所謂的癲癇症。與我們的意識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們潛意識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
但是以上所說的一切，還不能盡述俄狄浦斯情結中壓抑對父親之恨所帶來的後果。這裡要補充一點新的東西，即與父親的認同最終還是為自己在自我中找到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納，但卻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在與自我的其他內容的抵抗中存在著，我們管它叫「超我」，並相信這個父親影響的繼承者在發揮著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親是生硬、暴烈和殘酷的，超我就從他那裡接過這些屬性，而且在它與自我的關係中，本該受壓抑的被動狀態重新活躍起來。超我變成了施虐狂，自我變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說，自我最終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動地實現的。對懲罰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來，在某種程度上，自我甘願充當命運的犧牲品。在某種程度上，自我又從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說在罪疚感中）尋求滿足。因為任何一種懲罰，歸根結底都是閹割，是對父親的被動態度的實現。就連命運，作為最後的手段，也只不過是父親後來的投射。
良知形成的正常過程與這裡所描述的異常過程一定是相似的。我們還不能成功地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裡，大部分結果是由於被壓抑的女性的被動角色導致的。另外，不管這個使兒子懼怕的父親在現實中是否特別凶暴，作為一個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況正是如此。我們可以把他顯著的罪疚感和他在生活中受虐狂的行為追溯到一種特別強烈的女性成分。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情況如下所述：一個天生具有特別強烈的兩性同體素質的人，能夠用特別有力的手段防止自我依靠特別嚴厲的父親。這種兩性同體的特徵，是我們已經認識了的他的本性的補充。他早期像死一樣的發作症狀可以被理解為他自我中的與父親的認同作用，這一認同作用被超我當作一種懲罰容讓著。「你是為了要我成為你的父親而去殺他。現在你就是你的父親，但卻是個死了的父親。」——這就是癔症症狀的正常機制。接下來是：「現在你的父親正要殺你。」對於自我來說，死亡症狀是一種對男性願望幻想的滿足，同時也是一種受虐狂的滿足；對於超我來說，它則是一種懲罰性的滿足——施虐狂的滿足。自我和超我——它們都扮演了父親的角色。
總之，主體與他父親這一客體之間的關係，儘管仍保留它的內容，卻已被轉變為自我與超我的關係——像一個新舞台上的一套新佈景。諸如此類的來自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反應，如果現實不進一步供給它們刺激，就可能消失。但父親的那些性格仍然如舊，或更確切地說，它隨時間而退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父親的仇恨和他要他那可惡的父親死去的願望仍在保留著。如果現實讓其被壓抑的願望得以滿足，那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幻想變成現實，所有防禦措施因此而加強。這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情發作就表現為癲癇的特徵，它們仍然表明他想與父親認同從而懲罰父親，但它們變得可怕了，就像他父親那可怕的死亡一樣。更進一步，這些發作是否包含著其他內容，尤其是性的內容，便無法推測了。
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在癲癇發作的先兆中，常出現一陣極度的狂喜。這很可能是在聽到死亡的消息時所感覺到的勝利和解脫，緊接著是一種更殘酷的懲罰。我們在原始遊牧部落中，從那些殺了他們父親的兄弟們身上所推出的正是這樣一種順序：先是勝利，而後是悲痛；先是喜慶，接著就哀悼。我們發現這種順序在圖騰祭宴儀式中2853也出現過。如果現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在西伯利亞確實不曾發作過，那就證實了其他的發作僅僅是對他的懲罰。當他正受到其他方式的懲罰時，這種懲罰便不再需要了。但這一點無法證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需要受罰的心理機制解釋了這個事實：他安然度過了那些悲慘、屈辱的年月。宣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一定也知道這一點，但他接受了卑鄙的父親——沙皇對他的冤枉的懲罰，以此作為因為他反對生父而有應得的懲罰。他接受了他父親的替代者沙皇的懲罰，而不是自己懲罰自己。這裡，我們瞥見了社會實施懲罰在心理學上的正當性。事實上是大批罪犯想得到懲罰，他們的超我要求這樣，這就省去了遭受自我懲罰的必要2854。
每一個熟悉癔症症狀所表現的複雜情況的意義的人都會理解，不從這一點出發，就無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症發作的意義。2855我們可以假設它們最初的含義在後來增加的許多內容中仍然保持不變，這就夠了。在那些自我譴責中，精神分析學看見「心理現實」認同的標誌，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惡被意識所發現。我們能夠肯定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擺脫過由弒父意圖而產生的罪惡感。這也決定了他在另兩個範圍裡——在這裡與父親的關係是決定因素——的態度，即對國家權威和信仰上帝的態度。首先，他對他的假父親——沙皇——是絕對服從的，這個沙皇在現實中曾與他一起演過殺人的喜劇，他的發作就經常如此地在戲劇中表現出來。這裡懺悔佔了上風。在宗教範圍裡，他保持著更多自由：根據顯然可靠的報道，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在宗教信仰（faith）和無神論（atheism）之間徘徊。他的巨大才智使他不可能去忽視任何由信仰帶來的智力難題。通過個人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概括，他希望找到一條出路，從基督理想的罪疚中解放出來，甚至利用他的痛苦作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資格。如果說他基本上沒有獲得自由，而成為了一個反對者，那是因為他的忤逆罪（filial guilt）——這種普遍存在於人類中、宗教感情賴以生存的忤逆罪，在他身上達到了超個人的強度，甚至他那巨大才智也難以克服。寫到這裡，我們可能會受到指責，說我們放棄了分析的公正性，而以持某一特定世界觀的黨派觀念來評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派會站在宗教法庭庭長一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不同於我們的判斷。這種不同是正當的，人們只能為他開脫，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決定完全像是由神經症引起的智力阻抑而導致。
這幾乎不能說成是巧合：文學史上的三部傑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都談及了同一主題：弒父。而在這三部作品中，十分明顯的是，弒父行為的動機都是與情敵去爭奪一個女人。
當然，最直接的表現是那出取材於希臘傳說的戲劇《俄狄浦斯王》。劇中犯罪的仍然是主人公自己，但是為對素材進行富有詩意的處理不可能不對犯罪動機加以淡化和文飾。正如我們在精神分析中得出的，赤裸地承認弒父的意圖，不經過分析準備，似乎難以讓人接受。保留了這種犯罪行為的希臘戲劇，以被陌生命運強迫的形式，把主人公的潛意識動機表現出來，從而實現了巧妙製造必要條件動機的效果。主人公的犯罪行為是無目的的，顯然沒有受到女人的影響。然而這後一點卻在另一情況下引起了主人公的注意：主人公只有對那個象徵他父親的惡魔重複採取殺人行動之後才能佔有母后。在他的罪惡被揭露，並被自己意識到之後，主人公並不企圖通過求助於命運強迫的人為權宜之計來為自己開脫罪責。他承認了自己的罪責並受懲罰，好像這一切是完全有意識的罪行——這在我們用理智看顯然是不公正的，但在心理學上是完全正確的。
在英國的這齣戲劇中，該主題的表現比較直接。主人公自己沒有犯罪，是別人犯罪，對那個人而言殺人不是弒父。因此，爭奪女人，這個被禁止的動機沒有必要偽裝。通過投射，瞭解別人的犯罪對主人公的影響，我們看見了主人公的俄狄浦斯情結。他應該復仇，十分奇怪的是他發現自己不能那麼做。我們知道在這裡是他的罪疚感麻痺了他，而這種罪疚感正是以一種與神經症過程完全一致的形式，轉變為了他不能完成其任務的感覺。有證據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惡是一種超人的罪惡。他對別人的蔑視不亞於對自己的蔑視：「按他的方式去對待每個人，誰人不挨鞭子呢？」
另外一部俄國小說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那裡面也是另外一個人犯了殺人罪。而這另外一個人跟主人公德米特裡一樣，與被殺的人是父子關係。在他身上，情殺動機（motive of sexual）是公認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謂的癲癇症，安排在他身上，彷彿在極力表白，他的癲癇、神經症在他身上就是弒父行為。還有，在審判中的辯護詞裡，有一個對心理學的著名的嘲笑，說它是一把「雙刃劍」。2856這裡是一個高明的偽裝，為了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觀點的深層意義，我們只有把它倒過來看。該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學，而是法庭的審訊程序。到底是誰犯罪無關緊要，心理學關心的是誰渴望犯罪，罪行發生後誰會感到高興。2857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樣有罪，都是衝動的肉慾主義者（senstl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癲癇病罪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個場面特別揭示了這一點。在佐西馬神父與德米特裡談話時，他發現德米特裡準備弒父，便跪在德米特裡的腳下。這一行為不可能令人表示欽佩，因為這意味著該聖徒正在抵制蔑視和憎惡兇手的誘惑，並因此向兇手表示謙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罪犯的同情，實際上是無止境的，它遠遠超出那些不幸的傢伙有權得到的憐憫，它使我們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過去人們正是用此種敬畏看待癲癇症者和神經症者的。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一個罪犯幾乎是一個救世主，他自己承擔了本該由別人來承擔的罪責。因為這個罪犯殺了人，別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殺人了，人們一定會感激他，因為如不是他，別人就不得不親自去殺人。這並不僅僅是仁慈的憐憫，而是基於一種對相似的殺人衝動的認同（identification），實際上，這是一個稍加移置的自戀（這樣說，並不是對這種仁慈的倫理學價值提出疑義）。也許這屬於那種非常普遍的對別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機制，人們能夠很輕鬆地在這個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說家的特殊例子中覺察到這個機制。毫無疑問，這個由認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題材的決定因素。他先期描寫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動機是自我中心主義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這一基本的犯罪——弒父，並在他的一部藝術作品中通過弒父者來完成他的懺悔（confession）。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稿和他妻子的日記的出版，使我們對他在德國時如何沉迷於瘋狂的賭博（gambling）那一段人生插曲有了清楚的瞭解（參見費樓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人們都把此看成是他激情的病態發作對他這個不同尋常的、又毫無價值的行為不乏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s）。正像神經症者身上經常發生的那樣，他的罪疚感通過債務負擔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可以在賭桌上贏錢以便返回俄國時不被債主逮捕的幌子下求得心安。這只不過是個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機智足以認識到這個事實，他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清楚他主要還是為賭博而賭博——主要的是遊戲本身。2858他由衝動而做出的荒誕行為的全部細節都表明了這一點，同時還表明了另外某些東西。不到輸個精光，決不罷休。對他來說，賭博也是一種自我懲罰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輕的妻子保證，或者用他的名譽許諾，說他再不去賭了，或者到某一天，他就不賭了。但是，正如他妻子所說，他從未遵守過諾言。當他的損失使他們的生活極其貧困時，他便從中獲得繼續的病態性的滿足。事後，他在她面前責罵、羞辱自己，要她蔑視他，讓她感到嫁給了這樣一個惡習不改的罪人而遺憾。當他這樣卸掉了他良心上的包袱後，第二天又會故態復萌。他年輕的妻子已習慣了這種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而她注意到有一種事可能成為拯救他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學寫作——當他們失去了一切，當他們典當了他們最後的財物時，他的寫作就會變得十分出色。她當然不理解其中的緣由。當他的罪疚感通過把懲罰強加在自己身上而得到滿足，那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就變得不那麼嚴格了，這樣他就讓自己沿著成功的路向前邁進幾步。2859
一個賭徒的埋葬已久的童年經歷中，哪一部分成了他沉迷賭博的因素？我們可毫無困難地從我們的一位年輕作家的一個故事中推測出答案來。斯特凡·茨威格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過研究（1920），在他的由三個短篇小說匯成的集子《感覺的混亂》（1927）中，收入了一篇他起名為《一個女人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時》的小說。這篇傑出的小說表面上看起來，只想表現這個女人是怎樣一個漫不經心的人，甚至連她自己都感到驚訝：一次出乎意料的經歷，竟驅使她走到什麼樣的極端。但這個故事所講的遠遠不止這些。如果用精神分析理論去理解它，就會發現，它意在表現（沒有任何為其辯護的意思）另外一件事，即一件帶有普遍人性的事，或者乾脆說是男性的事，這個解釋是顯而易見的，人們無法反駁。藝術創作的本質特徵就是這樣，當我問到作者（他是我的好朋友）時，他向我保證，我對他所做的解釋與他的知識和意圖都是不相容的，儘管作品敘述中採用的一些細節似乎為這個隱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條線索。
在這篇小說中，一個年歲已高的貴婦人向作者講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經歷。她年輕時就成了寡婦，她有兩個兒子，但他們不再需要她了。在她42歲那年，對生活她已不再期望什麼。在一次無目的旅行中，她來到了蒙特·卡羅賭場。這個地方給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在所有印象中，她很快被一雙手迷住了。這雙手似乎極其真誠和強烈地表現了一個不幸賭徒的全部感情。這雙手是一位英俊的年輕人的手——作家彷彿無意中將他的年齡寫得與敘述者的大兒子相同。在輸掉了全部財物後，他十分絕望地離開賭場，看情形是想在卡西諾花園結束他毫無希望的人生。一種憐憫感驅使她跟蹤了他，並用盡各種莫名其妙的辦法去拯救他。他以為她是常見的那種糾纏不休的女人，極力想擺脫她，但她仍跟著他，並且發現自己身不由己地、極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館房間，最後與他同床共枕。在這個即興的愛夜之後，她讓這個年輕人——此時顯然他已平靜下來——莊嚴發誓：他絕不再賭博。她給了他回家的路費，答應在他離開前到車站為他送行。然而，此時她已開始對他感到有一種極大的柔情，她準備為留住他而犧牲一切，下決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說再見。但各種意外的事纏住了她，結果她沒趕上火車。她懷著對已走的年輕人的思念又一次回到賭場，結果大吃一驚，她又一次見到了那雙曾激起她同情的手：這個不講信義的年輕人又來賭博了。她提醒他曾立下誓言，但他沉迷於他的賭博激情中，竟罵她是礙事婆，叫她滾開，並把她曾想用來拯救他的錢拋給她。她在深深的恥辱中匆匆離去。後來她才知道，她沒能使他免於自殺。
這個娓娓動聽的、動機純真的小說本身當然是完美的，也肯定會深深感動讀者。但精神分析學指出，小說的意圖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滿希望的幻想之上的，事實上許多人會有意識地回憶起這個幻想。這個幻想體現了一個男孩子的希望：他的母親親自使他瞭解性生活，以使他免受手淫（masturbation）的可怕傷害（很多論及救贖主題的作品都有同樣的起源）。手淫的惡習由賭癮替代了2860，強調手的熱烈動作透露了這一由來。確實，玩賭的愛好是手淫這一原始激情的對等物，「玩弄（playing）是幼兒園裡專門用來描寫用手擺弄生殖器的一個詞。那種無法抵抗誘惑的本質，那種嚴肅的永不再犯的保證（然而永遠也做不到），那種讓麻醉的愉快和他正在毀掉自己（自殺）這一惡性的感覺——所以這些因素，都保留在賭博這一手淫的替代方式的過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親而不是由兒子講述的，這一定會讓兒子想到：如果我的母親知道手淫對我有怎樣的危害，那麼她肯定會把我從手淫中拯救出來，而允許我把我所有的溫情都發洩在她身上。在故事中，年輕人把她看成妓女，這種母親即妓女的觀念與上述幻想相聯繫，它使難以接近的女人變得容易接近了。伴隨著幻想的不道德的念頭給故事帶來了不幸的結局。同樣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賦予小說一個」外觀，以此來極力掩飾它的精神分析的意圖，這個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到一種突然的、神秘衝動的支配，是極其令人疑惑的。相反，精神分析學卻揭示出這個長期沒有愛情生活的女人所做的令人驚訝的行為，其動機是十分充足的。為了忠實於死去的丈夫，她全副武裝以抵抗所有相似的誘惑。但是——這裡，兒子的幻想是對的——作為母親，她逃避不了把真正潛意識的愛轉移到她兒子身上，命運在這個不設防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對賭博的沉迷，連用破除這一習慣所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懲罰的機會，是手淫衝動的重複，那麼，我們對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佔有這麼大的地位，就不應感到驚奇。畢竟，我們沒有發現一例嚴重的神經症患者，其童年期及青春期的自體性慾滿足，是不起作用的，而壓制自體性慾滿足的努力和對父親的恐懼之間的關係，則早已真相大白，更無須多加贅述了。2861
附錄 弗洛伊德致西奧多·賴克的一封信
[英文版編者按]在弗洛伊德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發表後的幾個月，西奧多·賴克（Theodor Reik）在《意象》雜誌上發表了對此文的評論（1929年第2期，第15卷，第232～233頁）。雖然賴克在評論中對弗洛伊德的文章總體上是讚賞的，但他仍以相當的篇幅指出弗洛伊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評價偏頗且苛刻，而且對弗洛伊德在文章第三自然段中所闡述的道德觀也持不贊同的態度。賴克甚或對弗洛伊德的論文形式、以及結尾的明顯脫離正題提出批評。弗洛伊德讀了這些批評後，寄給賴克一封信作為回答。此後不久，當賴克把自己的文章收在他的一本論文集再行發表時（1930），弗洛伊德同意把他的覆信也收進去。兩者文章的英譯版見後來賴克發表的著作《我與弗洛伊德的三十年》（紐約，1940；倫敦，1942）。得到西奧多·賴克博士的同意後，我們才在這兒發表弗洛伊德致他的信的修訂譯文。
1929年4月14日
我懷著極其快樂的心情拜讀了你對我的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批評文章。你所有的批評意見都值得我考慮，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是恰當的。我想提出一點我的辯解意見。當然，這將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
我認為你對這件小事提出了太高的標準。我寫它是要讓某人2862高興，並不是情願的。我如今寫作總是不情願，毫無疑問你已注意到這一點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為我草率、虛假的判斷開脫，而僅僅是為這篇文章粗糙的結構做一個解釋。我不否認我在文中加入了對茨威格的精神分析，的確給我的文章帶來了不和諧的效果，但細想一下，它的出現也有幾分道理。假如我對我的文章發表在什麼雜誌、報刊上不予考慮的話，我一定會寫道：「我們可以推斷，壓抑手淫的慾望，在伴隨著嚴重的罪疚感的神經症史中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這個推斷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賭博的沉迷完全證實了。因為，正像我們從茨威格的短篇小說中所看到的那樣……等等。」這就是說：這個短篇小說中用於這類描寫的篇幅不是由這種關係——茨威格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係決定的，而是由另一種關係——手淫與神經症的關係決定的。儘管這樣，這個結論是不令人滿意的。
我堅信對倫理學的科學的客觀的社會評價，因此，我不願否認優秀的庸人也有好的倫理行為，儘管他要以自我約束為代價。2863但是，與此同時，我承認你所支持的倫理學的主觀心理學觀點的合理性，儘管我同意你對當今世界和人類的判斷，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認為你否認美好的未來的悲觀看法是合理的。
正如你所建議的，我把作為心理學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在有創造性的藝術家之列，對他我能提出的另一個反對意見，是他的洞察力太局限於反常的精神生活。想想看，面對愛情時他是多麼令人驚訝的無奈。他真正瞭解的只有殘酷的、本能的渴望，受虐狂的屈從和出於憐憫的愛情。儘管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熱烈和卓越無限的讚美，但你懷疑我並不真正喜歡他，在這一點上，你也是對的。這是由於我對病態現象的耐心已在精神分析的實踐中消耗殆盡了。在藝術和生活上，我對它們也無法容忍。這些是我個人的性格特質（character traits），而未必屬於別人。
你打算在哪裡刊出你的論文？2864我對它的評價很高。科學的探索必須戒除自以為是。當然，人各有志，各抒己見是在所難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