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范可，本科就讀於廈門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社會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人類學教授。長年致力於族群性、認同政治和全球化等方面研究，著有《他我之間：人類學視野裡的「異」與「同」》《在野的全球化流動、信任與認同》等專著，並發表中英文論文數十篇。
[2]波蘭尼，《社會、經濟和哲學：波蘭尼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第98頁。
[3]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Selected pape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N.Eisenstad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46.
[4]參見：Anthony D.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1986).
[5]參見：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9): 172—173。
[6]參見：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112—121。
[7]即《各民族進化的心理規律》（Lois psychologiques del'evolution des peuples）。1898年英譯本出版，更名為《民族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譯注
[8]他最有洞察力的顧問也並沒有比他更瞭解這種心理。塔列朗（Talleyrand, 1754—1838，法國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拿破侖時代曾任宮廷侍衛長和外交大臣等職。——譯注）曾給他寫信說，「西班牙會把他的士兵當作解放者迎接」，而事實上他們是被當作野獸來接待的。若是一個熟悉西班牙民族遺傳本能的心理學家就能很容易地預見到這種結果。
[9]泰納（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國19世紀傑出的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藝術史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英國文學史》《藝術哲學》《當代法國的起源》和《舊制度》等。他在普法戰爭後對法國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反思，對勒龐有深刻影響。——譯注
[10]１正如我上面提到過的，研究群體心理學的作者寥寥無幾，且他們都是以犯罪學的觀點來研究群體。而關於這個主題，我在這本書中只用了一個很短的篇幅來談論。因此，我建議讀者就這一特殊問題參閱加布裡埃爾·塔爾德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格爾的一本小書《犯罪群體》。該書並不僅僅闡述作者的個人觀點，而且還整理了很多心理學家們可能使用到的事例。不過，我對群體犯罪和群體道德的結論與我剛才提到的這兩位作家的觀點是截然相反的。
讀者將在我的著作《社會主義心理學》中讀到支配群體心理的法則所帶來的後果。這些法則可以被應用在各種各樣的對象上。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主席M.A.熱瓦埃爾先生最近就在音樂領域的工作中精彩地應用了我們所提到的這些法則，他準確地稱之為「群體的藝術」。「是您的兩部作品，」這位傑出的教授給我寄來他的論文，並寫信說，「啟發我解決了一個之前我以為無解的難題：群體有驚人的能力感知一部或新近或古老、或本土或外來、或簡單或複雜的音樂作品，只要這部作品被出色地演奏，是被一群由激情洋溢的指揮家所帶領的演奏家們所展現的。」熱瓦埃爾令人讚歎地解釋了為什麼「一部未能被坐在書齋中讀樂譜的資深音樂家們所賞識的作品，有時卻能夠一下子就抓住那些完全外行的聽眾們」。他同時也出色地指出了為什麼這些美學感受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11]這裡指的是布朗熱將軍。——譯注
[12]指1870年普法戰爭。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俾斯麥公佈了挑戰性的「埃姆斯電報」，觸怒法國。——譯注
[13]群體對於無稽之談的輕信，經歷過巴黎圍城的人們見識過無數這樣的例子。高樓上一支點燃的蠟燭，立即被認為是發送給圍攻者的信號，其實只要稍加思考就會知道，數公里之外根本看不見燭光。
[14]《閃電報》，1895年4月21日。
[15]單就一場戰役而言，我們知道它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嗎？我對此深表懷疑。我們知道誰是戰勝者，誰是戰敗者，除此之外大概再無其他。德哈考特先生作為索爾費裡諾戰役的參與者和目擊者所說的一席話，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戰役：「將軍們（當然是在問詢了數百名目擊者的證詞之後）提交了他們的官方報告；勤務官對這些文件進行修改，擬訂最後的草案；參謀長提出反對意見，又給出一份最新的版本。它被送到元帥手中，元帥批示：『一派胡言！』於是又重新編撰了一份。最初的報告幾乎蕩然無存。」德哈考特先生通過詳述這一事實來證明，即使是對於印象最深刻、觀察最充分的事件，人們也不可能確定它的真實性。
[16]聖德蘭（Saint Therese，1873—1897），是一名法國赤足加爾默羅會修女，被稱為聖女耶穌與耶穌聖容德蘭。——譯注
[17]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常常有一些遭到所有劇院老闆拒絕的戲卻在偶然被搬上舞台的情況下獲得巨大的成功。我們知道科佩（Francois Coppee，1842—1908，法國詩人、劇作家、小說家。1878年成為法蘭西劇院的檔案管理員，1884年被選入法蘭西學院。——譯注）的《為了榮耀》最近獲得了成功，而這部戲在過去十年間都被一線劇院的經理們拒之門外，儘管它的作者是有名望的人物。曾經被所有劇院拒絕的《夏萊的姨媽》，最終因為一位證券商人的出資而被搬上舞台，在法國上演了二百場，在英國則超過1000場。如果沒有上面的關於劇院經理不可能在心理上代替觀眾的解釋，人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既有能力又極力避免犯錯的人會作出那樣超常的誤判。這個話題我無法在此展開，但它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18]1792年9月，巴黎的群眾衝進監獄，屠殺大量被囚禁的貴族和教士，史稱「九月慘案」。——譯注
[19]安東尼（Marcus Antonius，約公元前83—前30），古羅馬政治家和軍事家，愷撒的支持者。在愷撒被謀殺後，安東尼在愷撒的葬禮上宣讀悼文。——譯注
[20]畢希納（Ludwig Buchner，1824—1889），19世紀德國醫生和哲學家，庸俗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代表人物，著有《力量與物質》（1855）；摩萊肖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19世紀德國生理學家和哲學家，庸俗唯物主義者，著有《生命的循環》（1852）。——譯注
[21]指1572年8月24日前夜在巴黎發生的對國內新教胡格諾派的恐怖屠殺，暴行持續了幾個月，史稱「聖巴托洛繆大屠殺」。——譯注
[22]這一主張還頗具新意，若沒有它，歷史就會變得難以理解。我在我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中用了好幾章的篇幅對它進行了闡述。讀者從該書中可以看到，儘管存在著那些具有欺騙性的表象，但事實上，不管是語言、宗教，還是藝術，總之，文明中的一切元素，都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從一個民族傳遞到另一個民族。
[23]泰納引用過的前國民議會議員福科羅伊的報告，簡明扼要地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在各地都可以看到保留禮拜日和上教堂的現象（法國大革命後，週末禮拜的傳統曾一度被廢除。——譯注），這說明法國的民眾希望回到他們舊日的習慣中去，要抵抗這種國民傾向是不合時宜的……大多數民眾需要宗教，需要禮拜和僧侶。一些現代哲學家的觀點，那些我自己也曾信服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們認為能夠通過普及教育消除宗教偏見；對於大量不幸的人們而言，宗教偏見是他們求得安慰的源泉……因此應該允許人民大眾擁有自己的神父、聖壇和禮拜儀式。」
[24]甚至在美國，最進步的共和主義者都承認這一點。美國雜誌《論壇》最近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我從1894年12月的一期《評論之評論》上將這段話轉引如下：
「絕對不能忘記，即使在貴族制度最狂熱的敵人看來，英國也是當今世上最民主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個人的權利受到最大的尊重，個人擁有最大的自由。」
[25]麥考萊（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家，著有《英國史》，描繪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間的史事，重點講述1688年光榮革命的社會背景及這次革命所達成的政治結果，是一部影響深遠的史學著作。——譯注
[26]如果我們觀察分離法國各政黨的深層宗教和政治分歧，尤其是把在大革命時期表現出來，並且在法德戰爭接近尾聲時重新顯露出來的種族問題和分離主義傾向進行對照比較，我們會發現，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同種族還遠遠沒有融合在一起。大革命強有力的集權制和建立人為行政區劃合併舊省份，絕對是它最有用的一項成就。如果當今那些缺乏先見之明的頭腦所熱衷談論的分權制真的被實現，它一定會迅速導致最為血腥的混亂。除非我們完全忘記了法國的歷史，否則不可能不認識到這一點。
[27]見《社會主義心理學》，第三版。《教育心理學》，第五版。
[28]紐斯特裡亞和奧斯特拉西亞是中世紀墨洛溫王朝時代（6—8世紀）由法蘭克人建立的兩個王國。——譯注
[29]然而這並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現象；在中國那樣一個受等級森嚴的士大夫階層所掌握的國家，我們也能夠看到這種現象。在那裡，就跟法國一樣，取得官職要通過考試，而它所考查的唯一內容，就是對冗繁典籍的自如背誦。數量龐大的無業文人，如今在中國被視為真正的國家災害。在印度也是同樣的狀況，自從英國人在那裡開辦學校（這些學校不是像在英國那樣為了教書育人，而是單純為了培訓當地人），印度就形成一個特殊的受教育階層，即「印度紳士」，他們得不到僱傭，因此成為了英國統治下不可和解的敵人。在所有「印度紳士」身上，無論其是否有工作，教育所帶來的首要影響，就是嚴重地降低了他們的道德水平。這是我在我的那本《印度的文明》中用了很長篇幅來強調的事實，而所有造訪過這個巨大半島的作家們也都注意到了這個事實。
[30]泰納，《現代政體》，第二卷，1891。這些段落幾乎是泰納寫下的最後的文字。它們令人欽佩地概括了這位偉大哲學家漫長的經驗思考。可悲的是，對於我們的大學裡那些從未在國外生活的教授來說，這些文字恐怕完全不能被他們所理解。教育是我們唯一擁有的，能夠對國民心智產生些微作用的手段。可是在法國，幾乎沒有人能夠認識到，我們當前的教育正是造成國家迅速衰落的重要因素，它非但不培養年輕人，反而令其墮落和腐化，只要一想到這些，就令人痛心疾首。
[31]齊奧普斯金字塔是古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譯注
[32]孔代親王，法國波旁王朝時期的貴族稱號。此處所說的「偉大的孔代親王」指的是路易二世·德·波旁，是路易十四時代投石黨運動中的主角，曾逃亡西班牙。——譯注
[33]在《各民族進化的心理規律》一書中，我曾用很長篇幅探討拉丁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在民主理想上的差異。
[34]在這個問題上，群體的觀點是由一些不同的觀點胡亂拼湊而成的，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這種機制。法國當時的國民衛隊是由愛好和平的作坊主們組成的，沒有什麼紀律可言，不足以當真。於是，所有被冠以相似名稱的軍隊都喚起同樣的形象，被認為是一樣無害的。在當時，群眾們的錯誤認識也為他們的領導者所持有，這種情況時常發生在一些群體性的觀點上。奧列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提到，在1867年12月31日的一次內閣講話中，一位聽從民意、從不超前的政治家（這裡指的是梯也爾先生），就宣稱普魯士除了一支跟我們人數相當的常備軍外，只是擁有一支跟我們相似的國民衛隊，因此無足輕重。同樣，這位政治家也明確認為，未來不會走上戰爭之路。
[35]在對群體施加影響的技巧上，邏輯規則幾乎沒有用處。我對這種現象的初次觀察要追溯到巴黎被困時期。那天，V將軍被憤怒的群眾押送到盧浮宮（當時的政府所在地），他們聲稱抓到他把防禦工事的計劃書出賣給了普魯士人。政府的一位官員，出色的演說家G.P先生，走出來對那些要求立即處死囚犯的群眾們發表講話。我本以為演說者會指出這種指控的荒謬，會說明這個被指控的軍官其實就是這些防禦工事的建設者之一，而且這個計劃書在每個書店都能買到。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我當時還相當年輕）他的演說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義會得到伸張！」演說者一邊高喊著，一邊走向犯人，「正義鐵面無私。讓護國政府來作出裁決吧。我們暫且先將被告人關押起來！」群體很快就被這種表面的承諾平息了怒火，四下散去。而不到一刻鐘的工夫，這位將軍回到了自己的家。如果演說者對盛怒之下的群眾們使用邏輯論證的話，軍官絕對已被撕成碎片了。我當時少不經事，以為邏輯推理才有說服力。
[36]指耶穌，其父為木匠，居於古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區。——譯注
[37]隱士彼得（Pierre l'Ermite, 1050—1115），11世紀法國著名修士，在教皇烏爾班二世的鼓動下，率領一支平民十字軍東征，最終到達耶路撒冷。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創始人，開創了德國近代歷史的新紀元。薩伏那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15世紀後期意大利宗教及政治改革家，反對文藝復興藝術和哲學，焚燒藝術品和非宗教類書籍，以嚴厲的布道著稱。——譯注
[38]內伊（Michel Ney）和繆拉（Joachim Murat）兩人均為拿破侖手下的傑出將領。加裡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著名將領，親自指揮並參與許多軍事戰役，被稱為意大利統一的寶劍。——譯注
[39]聖保羅（Saint Paul），耶穌之外基督教最偉大的傳播者，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宗教領導者之一。雷塞布（Ferdinandde Lesseps, 1805—1894），法國外交官、實業家，成功主持開鑿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後來在開鑿巴拿馬運河時遭遇失敗。——譯注
[40]勒龐，《人及其社會》（L'hommeetles Societes, 1881年），第二卷，第116頁。
[41]《唐豪塞》，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一部歌劇，於1845年首演。——譯注
[42]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19世紀法國作家、語史學家、哲學家、史學家。主要著作《耶穌傳》（1863），屬於其長篇巨著《基督教起源史》（共七卷，1863—1883）的第一卷。——譯注
[43]在所有國家都可以看到頭銜、勳章、戎裝對大眾的影響力，即使在個人獨立意識最發達的國家也不例外。我在這裡要引用最近出版的一本遊記當中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段話，它記述的是在英國的一些大人物所享有的名望：
「在不同的場合我都看到，即便是最理智的英國人，也會因為接觸到或看到一位英國貴族而喜不自禁。」
「只要他的身份地位夠高，人們就提前愛戴他了，像中了魔法一樣向他表示慇勤。當他走近時，他們會欣喜得泛紅了臉頰，當他對他們說話時，他們難以抑制的喜悅加劇了臉上的紅光，眼睛也閃爍著罕見的光芒。可以這麼說，他們的血液裡就流淌著對貴族的熱愛，就像舞蹈之於西班牙，音樂之於德國，革命之於法國。他們對馬和莎士比亞的熱情都沒有這麼強烈，他們從中得到的滿足和驕傲遠不如前者那樣觸及本質。講述貴族故事的書籍銷量驚人，而且遍及各地，就像《聖經》一樣人手一冊。」
[44]巴拉斯（Paul Barrs, 1755—1829），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風雲人物，貴族出身，是他在南方視察時發現了拿破侖並任命他為圍攻土倫的法軍炮兵司令。旺代事件，指的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在法國旺代地區的反革命叛亂。——譯注
[45]拿破侖深知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將身邊的大人物看得比馬伕還不如，他的名望反而會增長。在這些大人物中還不乏一些令歐洲心驚膽戰的著名議員。當年記述的許多事件都說明了這一點。有一天，就在國務會議上，拿破侖粗暴地責罵了伯格諾，就像對待一個做錯事的男僕。罵完之後，他走近他，對他說：「喂，笨蛋，你找到腦子了嗎？」而伯格諾，一個如軍樂隊鼓手長般高大的人，卻深深躬著腰。小個子伸手揪住大個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來。「這是寵幸的表示，令人陶醉，」伯格諾這樣寫道，「這是主人消氣時常見的舉動。」從這樣的例子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名望可以令人達到怎樣卑躬屈膝的程度。這也使我們明白大暴君對其嘍囉們的巨大輕蔑——他只是將他們視為「炮灰」。
[46]達武（Louis Nicolasd'Avout），法國著名軍人、法國元帥，拿破侖的名將之一。馬雷（Hugues-Bernard Maret），拿破侖時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譯注
[47]指開鑿了蘇伊士運河的雷塞布。——編注
[48]一份外國報紙，維也納的《新自由報》，以相當具有判斷力的心理學思考解讀了雷塞布的命運，因此，我將其引述如下：
「費迪南·德·雷塞布被判有罪，讓我們沒有理由再為哥倫布的悲慘結局感到驚訝。如果雷塞布是個騙子，那麼所有崇高的夢想都是罪惡。若在古時候，人們會為他獻上榮耀的光環，讓他飲下奧林匹斯山的神酒，因為他改變了地球的面目，完成了為造物增輝的傑作。因為判處費迪南·德·雷塞布有罪，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將遺臭萬年，因為人們總會追問，是誰不惜以降低這個時代的聲譽為代價，讓這位令同代人引以為豪的老人穿上囚衣。
「在官僚主義盛行、仇視大膽創舉的地方，從此別再奢談什麼正義不可動搖。民族需要這些充滿自信、克服阻礙、不顧個人利益的勇士。天才不能謹小慎微；謹小慎微就無法擴展人類活動的範圍。
「……費迪南·德·雷塞布經歷過勝利的狂喜與挫折的苦澀：蘇伊士和巴拿馬。此時，這顆心對成功的道德法則進行了反叛。當雷塞布連通了兩個海洋時，王公與百姓紛紛向他致敬；如今他敗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他就成了個卑劣的騙子……這是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鬥爭，是小官僚們利用刑法來報復那些想從他們的階層中出人頭地的人……現代立法者面對人類天才的偉大思想時會感到無所適從；公眾更是對此難以理解。一個大律師很容易就能證明斯坦利（比利時著名探險家——譯注）是殺人犯、雷塞布是騙子。」
[49]莫洛克（Moloch）是古代腓尼基人信仰的火神，將兒童作為祭品。——譯注
[50]我的意思是，它從哲理上說，是野蠻的。但從現實層面看，它創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在十五個世紀當中，讓人類得以窺見他們從未企及的充滿夢境與希望的美妙天堂。
[51]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47），古羅馬帝國的第二代皇帝。——譯注
[52]從這個角度看，教授們在教科書上寫下的一些東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們也證明了批判精神在我們的大學教育中是多麼缺失。我將引用曾任公共教育部長的前索邦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其著作《法國大革命》一書中的幾段話作為例證：
「攻佔巴士底獄不僅是法國歷史，也是整個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頂峰；它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
至於羅伯斯庇爾，我們驚愕地讀到，「他的獨裁更多地是建立在觀點、說服力和道德權威上；這是一種掌握在高尚的人手中的教皇般的權位。」（第91頁和第220頁）
[53]順便要指出的是，陪審團直覺地把犯罪劃分為威脅社會和不威脅社會的兩類，也並非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保護社會免受犯罪危害，而不是進行報復。然而法國的法典，尤其是在法國法官的頭腦裡，仍然深受原始法律中復仇精神的浸透，像「vindicate」一詞（「公訴」，源自希臘語「vindicta」——「復仇」）仍然在日常中使用。對於法官們的這種傾向，有一個證據是，他們中很多人都拒絕採用仁慈的貝朗熱法，該法允許罪犯不必服刑，除非他再度犯罪。然而，讓所有法官都無法否認的是，統計數據表明，讓初犯服刑幾乎注定會引發再度犯罪。當審判者們釋放了一名罪犯，他們總覺得並沒有為社會復仇。他們不想不為社會復仇，所以他們寧可製造出一個危險的重犯。
[54]事實上，審查官是行為不受任何控制的唯一行政官員。儘管進行了不少革命，但民主的法國仍然不曾擁有一部英國人為之自豪的《人身保護法》。我們消滅了所有獨裁者，卻在每個城市安排了一個可以隨意決定公民榮譽和自由的審查官。區區一個預審法官，剛剛從法律學校畢業，卻擁有令人反感的權力，僅僅根據自己的懷疑，就能隨意把最有地位的公民送進監獄，且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其理由。他可以拿預審當作借口，把這些人關押六個月甚至一年之久。而後釋放他們時也不做任何賠償或道歉。在法國，司法許可證就等同於國王敕令，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在舊君主制度中遭到了公正的譴責，而且只有重要人物才能申領，可是如今的司法許可證卻操控在公民階層的手中，而他們遠非心智開明、思想獨立的人。
[55]委員會不管叫什麼名字：俱樂部也好，辛迪加也好，大概都包含著群體權力會帶來的最可怕的危險。事實上，它代表的是最非人格的，因此也最具專制壓迫性的形式。委員會的領導人物被認為是以集體的名義說話和行動，不負有任何責任，可以為所欲為。最殘暴的專制君主也從來不敢夢想擁有革命委員會所實施的剝奪權。巴拉斯說，他們在國民公會大開殺戒、隨意裁撤議員。羅伯斯庇爾只要還代表他們說話，就還是絕對的主子。而當這個可怕的獨裁者因為自高自大脫離了他們，他也就失去了權力。群體的統治是委員會的統治，也就是委員會領袖們的統治。難以想像還有比這更嚴酷的暴政。
[56]一位英國老議員的想法也許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由選民利益所需而事先確定、不可更改的意見：「我在威斯特敏斯特的這五十年來，聽過上千次的演說；但它們極少改變過我的看法；它們從未改變過我的投票。」
[57]朱爾·西蒙（Jules Simon, 1814—1896），法國政治家、哲學家、法國激進派理論家，1876至1877年曾任法國總理。——譯注
[58]皮阿（Felix Pyat, 1810—1889），法國記者，1848年進入議會，1871年再度當選議員，同年進入巴黎公社。——譯注
[59]基內（Edgar Quinet, 1803—1875），法國歷史學家，1848年當選議員，呼籲政教徹底分離。——譯注
[60]東京（Tonkin），是越南城市河內的舊名。法國人控制越南北方以後，便用這個名字稱呼整個越南北方地區。——譯注
[61]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英國歷史法學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著名法律史學家。主要著作《古代法》、《古代法制史》等。——譯注
[62]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國記者、政治家，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扮演重要角色，死於羅伯斯庇爾的斷頭台。——譯注
[63]在1895年4月6日的《經濟學家》上有一篇文章探討了在一年當中純粹為了競選考慮而花費的開支，尤其是鐵路建設的開支所達到的數量。為了將位於高山上的朗蓋耶（3000名居民的城鎮）和普伊連接起來，表決通過了一條耗資1500萬法郎的鐵路。有700萬用在連接博芒特（3500名居民）和卡斯特爾薩拉金的鐵路上，700萬用在連接奧斯特村（523名居民）和塞克村（1200名居民）的鐵路上，六百萬用在連接普拉德和奧萊特（717名居民）的鐵路上，如此等等。僅僅在1895年，就表決通過了9000萬法郎用來修建與全局利益無關的鐵路。其他一些同樣是出於競選考慮而造成的開支也數目可觀。根據財政部長的說法，針對工人退休金補助的法律很快就將使支出達到1.65億法郎，根據勒魯瓦·布羅院士的說法則是8億。顯然，這類開支的不斷增加肯定會導致破產。歐洲的很多國家：葡萄牙、希臘、西班牙、土耳其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其他一些國家也很快會步其後塵。但對此無需太過擔憂，因為各國的民眾已經漸漸能平靜地接受息票支付上80%的縮減了。這些巧妙的破產手段使得深受重創的財政預算瞬間又恢復平衡。此外，戰爭、社會主義、經濟角力也給我們帶來各種災難，我們進入的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所以不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別去憂慮不屬於我們的明天。
[64]法文原文分別為Miltiade、Leonidas和Themistocle，分別指馬拉松戰役、溫泉關戰役和薩拉米斯戰役。——譯注（本篇註釋者無特殊說明，均為譯注。）
[65]鄧尼斯一世（公元前431—前367），人民大會任命鄧尼斯為指揮官，他卻立刻建立了軍事專政（前405）。他征服了西西里島，後把權力交給了自己的兒子。
[66]米特拉達梯，此處指米特拉達梯六世（公元前132或前131—前63），古代小亞細亞本都王國國王，又稱米特拉達梯大王，是羅馬共和國末期地中海地區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羅馬最著名的敵人之一。據說他用每天服食少量毒藥的方法來獲得對毒物的免疫力，這個說法在古典作家中流傳很廣。
[67]萊格古士，傳說中前8世紀斯巴達的國王，著名的立法者。他採取了均分土地的方法以消除等級與黨派的對立。
[68]拉棲第夢，古希臘城市名，即斯巴達。
[69]薛西斯（約公元前519—前465），又譯澤克西斯一世或澤爾士一世，是波斯帝國的國王（前485—前465在位），大流士一世與居魯士大帝之女阿托莎的兒子。
[70]大流士，此處指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波斯帝國君主。出身於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不僅是波斯帝國的偉大君主，也是世界歷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71]敘達涅斯，波斯勳戚，薛西斯於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臘時任命其擔任波斯軍中最精銳的「不死隊」的隊長。
[72]加圖·烏地森西斯（公元前95—前46），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說家，是斯多葛學派的追隨者。他因傳奇般的堅忍和固執而聞名，他不受賄、誠實、厭惡當時普遍的政治腐敗。
[73]西拉（Sylla，約公元前138—前78），即蘇拉（Sulla），古羅馬統帥、政治家、獨裁者。
[74]基梅裡階人，傳說中的民族，居住在一個太陽不出現的地方。
[75]摩墨斯，古希臘神話中嘲弄、譴責、諷刺的擬人化神，同時也是作家和詩人的守護神，熱衷譴責和誹謗。在古典藝術中常被刻畫為帶著嘲弄面具極為毒舌之人。
[76]伏爾甘，宙斯與赫拉的兒子，是火神，也是諸神的鐵匠，製作了許多著名的工具。
[77]布魯圖斯（公元前85—前42），全名馬可斯·布魯圖斯，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議員，組織並參與了對愷撒的謀殺。
[78]卡西烏斯（？—前42），古羅馬將軍，刺殺愷撒的主謀者之一。
[79]哈爾摩狄奧斯（公元前530—前514）和阿里斯托革頓（公元前550—前514），古希臘的兩位弒僭者，刺殺了當時的雅典僭主喜帕恰斯。
[80]特拉西布爾（公元前445—前388），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將軍，結束了希臘三十年的專制制度，恢復民主。
[81]大布魯圖斯，半傳說性質的羅馬英雄。據說他於公元前六世紀和他人一起推翻了王權。
[82]瓦列裡烏斯，古羅馬政治家。於公元前509年任執政官，和布魯圖斯同為羅馬共和國的創始人。
[83]迪翁，古希臘政治家，柏拉圖的朋友，錫拉庫薩僭主小鄧尼斯的叔叔。他於公元前366年被流放。在成為一支強大軍隊的首領之後，他最終奪去錫拉庫薩並建立共和國，但很快就被暗殺。
[84]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約前370），古希臘伯裡克利時代的醫師，後人普遍認為他是醫學史上傑出的人物之一。
[85]西摩尼得斯（約公元前556—前468），又作「凱奧斯島的西摩尼得斯」，愛琴海凱奧斯島的抒情詩人、警句作者。
[86]赫農（公元前478—前466），法文原文為Hieron，錫拉庫薩的第二位暴君。
[87]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或前183），全名普布利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西庇阿，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史書上一般稱之為「大西庇阿」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
[88]泰倫斯（約公元前195或前185—前159），羅馬共和國的著名戲劇家，生於迦太基。曾被帶到羅馬為奴，後獲釋。他一生共寫過六部喜劇（全部留傳至今），對後世的喜劇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法國的莫裡哀、英國的斯梯爾和謝裡丹都曾模仿過他的作品。
[89]特拉松，泰倫斯戲劇作品《宦官》中的人物。
[90]居魯士，即居魯士大帝（公元前599—前529），約公元前559至前530年在位，是古代波斯帝國的締造者，他所創建的國家疆域遼闊，從愛琴海到印度河，從尼羅河到高加索。
[91]呂底亞，小亞細亞中西部的一個古國（公元前1300或更早—前546），瀕臨愛琴海，位於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居民的語言為印歐語系——安那托利亞語，以富庶及宏偉的首都薩第斯著稱，它大約在公元前660年開始鑄幣，可能是最早使用鑄幣的國家。
[92]賽齊，法文原文為setier，為古時液體容量單位，合8品脫。
[93]米底，又稱瑪代、米底亞，是一個古伊朗王國，領土面積最大時西起小亞細亞以東，東至波斯灣北部。他們隸屬印歐語系，是第一批在伊朗高原地區定落的民族。亞述的入侵促使米底各部落走向聯合，從而形成了米底國家。
[94]伊庇魯斯，在今希臘西北部和阿爾巴尼亞南部，臨愛奧尼亞海。
[95]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古希臘伊庇魯斯國王（公元前297—前272在位），羅馬稱霸亞平寧半島的主要敵人之一。
[96]維斯帕先（9—79），羅馬帝國弗拉維王朝的第一位皇帝。他是四帝之年（69年）的最後一位皇帝，結束了自尼祿死後帝國十八個月的戰亂紛爭。在十年的統治期間，他積極與元老院合作、改革內政、重建經濟秩序。後世普遍對這位皇帝有正面的評價。
[97]維吉爾（公元前70—前19），全名普布留斯·維吉爾·馬羅，奧古斯都時代的古羅馬詩人，著有《牧歌集》、《農事詩》、史詩《埃涅阿斯紀》三部傑作。其中的《埃涅阿斯紀》長達十二冊，是代表羅馬帝國文學最高成就的巨著。因此，他也被羅馬人奉為國民詩人、被當代及後世廣泛認為是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
[98]蟾蜍與百合，相傳當初統治法國的克羅俾斯麥王是以青蛙（蟾蜍）作為徽章的。一次，一位隱士在他家顯靈，吩咐他給皇后獻去一隻美麗的盾，盾上雕一朵百合花。以後，克羅俾斯麥持此盾上戰場交鋒，每戰告捷，從此定百合花為國花。
[99]密涅瓦（拉丁語：Minerva，或譯為米娜瓦、彌涅耳瓦、蜜諾娃），智慧女神、戰神、藝術家和手工藝人的保護神，相對應於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
[100]塞涅卡（公元前4—65），古羅馬政治家、哲學家、悲劇作家、雄辯家、新斯多葛主義的代表，曾任帝國會計官和元老院元老，後又任掌管司法事務的執政官和尼祿的家庭教師。尼祿即位後，他成為尼祿的主要顧問之一。失寵後閉門謝客，潛心寫作，但仍被控企圖謀害尼祿，並因此被判死刑。
[101]步洛（？—62），古羅馬將軍，尼祿的家庭教師，在一段時間內成功保持了對年輕皇帝的權威，但尼祿後來擺脫了他。
[102]特拉澤阿斯（？—66），元老院議員，起初在尼祿身邊非常得寵，漸漸遠離權力，最後被處以死刑。
[103]波比亞，尼祿的第二任妻子，尼祿殺死她，只因為有一次她抱怨他回家太晚。
[104]阿格裡庇娜，日耳曼尼庫斯的女兒，克勞狄的第二任皇后，以皇帝侄女的身份入宮協助處理克勞狄的家務。公元49年，阿格裡庇娜與自己的叔父克勞狄結婚，她還把在過去婚姻中生下的兒子尼祿（此前的名字為多米提烏斯）過繼而來。
[105]克勞狄，此處指克勞狄一世（公元前10—54），羅馬帝國朱裡亞·克勞狄王朝的第四任皇帝，41—54年在位。
[106]美撒利娜（？—48），古羅馬皇后，克勞狄的第一任皇后。她幾乎完全控制了丈夫，其淫蕩生活使她最後被皇帝處死。
[107]圖密善（51—96），羅馬帝國皇帝，弗拉維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他在公元81年繼位，生性殘暴，至被暗殺時一直是皇帝。
[108]斯特潘努斯，皇后多米提婭·隆吉娜的管家。
[109]康茂德（161—192），全名魯基烏斯·奧雷裡烏斯·柯莫杜斯·安東尼奴斯，又譯為柯摩達、康茂德、科莫德斯、高摩達、柯姆德斯，羅馬帝國皇帝，180至192年在位。康茂德雖然是有名的哲學家皇帝奧裡略的兒子，但他執政的十二年期間普遍不得元老院與人民的喜愛，當代史學家卡西烏斯·迪歐將其視為另一位暴君的典範，並結束了過去帝國五賢君時代的繁華。康茂德遇刺身亡後，羅馬帝國陷入了一連串混亂的內戰之中。
[110]卡拉卡拉（186—217），全名馬爾庫斯·奧列裡烏斯·安扥尼努斯·卡拉卡拉，古羅馬皇帝，211至217年在位。他殺死了弟弟塞普提米烏斯·蓋塔及其支持者來鞏固皇位，頒布了安托尼努斯敕令，讓羅馬公民權賦予全體羅馬人民，這也標誌著羅馬帝國由盛轉衰。
[111]馬克裡努斯（約165—218），全名馬爾庫斯·歐佩裡烏斯·馬克裡努斯，本為卡拉卡拉的衛隊執政官，參與謀殺卡拉卡拉成功後，成為羅馬帝國的皇帝，217至218年在位。
[112]盧卡努斯（39—65），古羅馬詩人，代表作為史詩《法爾薩利亞》（一稱《內戰記》，共10卷，未完稿）。在政治方面，他傾向共和制，曾參與反對尼祿的密謀，事敗後自殺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