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中的群體表現出有名稱的異質性群體的大部分共同特徵／意見的簡單化／易受暗示以及所受暗示的局限性／固定的意見和易變的意見／容易猶豫不決的原因／領袖的作用／他們具有名望的理由／他們是議會的真正主人，議會上的投票只是少數人的投票／他們行使的絕對權力／演說術的要點／詞語和畫面／極易信服和頭腦狹隘在心理上對於領袖的必要性／沒有名望的演講者不可能說服他人／或好或壞的情感在議會中的誇張／議會在某些時刻的無意識行為／國民公會的實例／議會失去群體特徵的情況／專家在技術問題上的影響力／議會制度在所有國家的優勢和危險／它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但造成財政浪費，並逐步對一切自由產生限制／結論。
議會代表的是有名稱的異質性群體。雖然議會的選舉方式因時代和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有著非常相似的特徵。種族的影響或削弱或強化這些特徵，但不會妨礙它們的顯示。在各個不同的地區，比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美國，它們的議會在辯論和投票上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留給各自政府的困難也十分相同。
然而議會制度是所有現代文明民族的理想。這種制度認為，許多人聚集在一起會比少數人更有能力對某一問題做出明智而自主的決定。這種觀念從心理學上說是錯誤的，但卻被人們廣泛接受。
我們從議會中還是可以看到群體的普遍特徵：想法簡單、易受刺激、易受暗示、情感誇張、受領袖人物的主導影響等。但是，由於其特殊的構成，議會群體表現出某些不同的特點。我們將在下面指出。
意見的簡單化是議會群體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在所有黨派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黨派，無一例外地存在一種傾向，即通過最簡單的抽像原則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規律來解決最複雜的社會問題。當然，原則因黨派而異，但僅僅因為個人身處群體這樣的事實，他們就總是傾向於誇大這些原則的作用，非要將其貫徹到底不可。尤其議會所代表的，更是一些極端的意見。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派是議會意見簡單化的完美典型。他們的腦袋裡裝滿教條和邏輯，全是含糊的概論，卻忙不迭地貫徹他們死板的原則，全然不考慮具體事件；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他們經歷了大革命，卻看不到這場革命。他們把極為簡單的教條當作指引，幻想把整個社會徹底改造，把一個精緻的文明遠遠地退回到社會進化前的階段。他們用來實現夢想的辦法同樣也帶有絕對的簡單化特質。實際上，他們做的只不過是用暴力把妨礙他們的一切都摧毀。而且，無論他們是吉倫特派、山嶽派、熱月派還是其他什麼派，全都深受這一精神的激勵。
議會中的群體特別容易受到暗示；而且，就像所有的群體一樣，暗示來自於擁有名望的領袖人物；但是，必須指出，暗示性在議會群體中有著非常明確的界限。
在地方利益或地區利益的所有問題上，議會中的每個成員都持有固定的、不可改變的觀點，任何論證都無法使其動搖。即使有狄摩西尼的辯才，也無法改變一個眾議員在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等問題上的投票，這類問題代表著有影響力的選民們的切身利益。這些選民早在投票期之前就發出的暗示，足以壓倒一切其他暗示，維持意見的絕對固定性。[56]
在一些普遍問題上：推翻一屆內閣、開徵一種新稅等等，則不再有任何固定意見了，領袖人物的暗示可以發揮作用，但並不完全像在普通群體中那樣。每個政黨都有其領袖，他們的影響力有時候是旗鼓相當的。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會發現自己處於截然對立的建議當中，因此注定猶豫不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會看到，他在短短一刻鐘之內會做出完全相反的投票，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比如剝奪工廠主選擇和解雇工人的權力，然後又用一項修正案幾乎廢除掉這項措施。
正是因此，在每一屆議會上會有一些非常固定的意見和一些非常未定的意見。實際上，一般性的問題數量最多，因此議而不決的現象司空見慣。之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對選民永遠存在擔心，因為選民潛伏的建議總是有可能抵消掉領袖人物的影響力。
不過，如果一個議會中的成員事先沒有形成不可動搖的意見，領袖人物在多數的辯論中終究還是真正的主導。
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任何國家的議會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以團體頭目的名義存在。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群體中的人沒了首領就不知所措。這就是為什麼議會中的表決通常代表的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領袖很少以論理來發揮影響，而更多是通過他們的名望。最好的證據就是，如果他們的名望忽然被時勢所剝奪，他們就不再具有影響力了。
領袖的這種名望只屬於個人，與頭銜或聲譽無關。朱爾·西蒙[57]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他也列席其中——的大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
路易·拿破侖在兩個月前還無所不能，現在就什麼也不是了。
維克多·雨果登上講台。無功而返。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菲利克斯·皮阿[58]說話；他沒有得到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的觀點，」沃拉貝勒這樣對我說起皮阿，「不過他是法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埃德加·基內[59]才智超群，但算不上人物。他在議會召開之前受歡迎了一陣子，但在議會裡，他籍籍無名。
政治集會是世上最不在乎才華的地方。人們在這裡只關心時間地點相宜的辯論，只服務於黨派，卻無益於國家。要想讓他們對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表達敬意，就得用迫在眉睫的利益來刺激才行。危機一旦過去，人們就立刻忘記感激，忘記恐懼。
我引用上面的話，是因為其中包含的事實，而非其所提出的解釋。這當中的心理學微不足道。群體一旦效忠於領袖，無論是為國家還是為黨派，都會立刻失去群體之特性。服從於領袖的群體懾於他們的名望，當中並無利益牽絆或感激之情。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的權力。一位著名的眾議員在最近的大選中因為某些金融問題被擊敗了，但多年時間裡，他因其名望而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只消一個簡單的手勢，內閣便倒台了。有個作家用以下幾行話清晰地記錄了他行為的影響：
就是因為這位X先生，我們不得不付出比正常高出三倍的價錢買下東京[60]，在馬達加斯達也沒有站穩腳跟，還在南尼日爾被人奪取了整個帝國，並且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地位。——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付出的領土代價，比拿破侖一世造成的損失還要巨大。
對於這種領袖，我們不應太過苛責。他們的確讓我們付出巨大代價；但他們的影響力大部分都是由於順應了民意，而民意在殖民地問題上，當時還遠遠沒有達到如今的水平。領袖很少能夠超前於民意，他所做的幾乎永遠都是順應民意，並且贊同他們的一切錯誤。
領袖在名望之外的說服手段，是我們多次提及過的要素。要想巧妙運用這些手段，領袖必須能夠深入瞭解群體心理（至少以無意識的方式），並且懂得如何對他們說話。他尤其應該知道詞語、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影響力。他應該掌握獨特的、綜合的辯才：強有力的斷言——不提供任何證據；生動的形象——輔以籠統粗淺的推論。這就是我們在所有議會，包括最以沉穩著稱的英國議會上都能看到的辯論類型。
英國哲學家梅因[61]說：「我們時常從下議院的爭論中看到，整個辯論不過就是暴烈的人們用無力的大話彼此交鋒。這種一般的套話能夠對純粹的民主想像產生巨大的影響。將一般的主張用驚人之語來表現，總是能輕易地被群體所接受，哪怕它從來沒有得到過證實，並且也許不可能得到任何證實。」
前面引文中「驚人之語」的重要性，可謂毫無誇張。我們已經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在措辭的選擇上，必須以是否能喚起生動的形象為準。下面這段話摘自我們的一位議會領袖，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那天，同一艘船載著聲名狼藉的政客和目無法紀的殺人犯，駛向熱病肆虐的流放地。他們彼此交談，視對方為同一社會秩序下互補的兩面。
這樣的句子喚起的形象如在眼前，連演說者的所有反對者們都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威脅。他們頓時看到了熱病肆虐的土地，和一艘可以將他們送到那裡的船。因為他們不就極有可能屬於那些岌岌可危的政客中的一員嗎？於是他們隱隱感到恐懼，這種恐懼，就如同國民公會的人們所感受到的，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發出的含糊恐嚇，在這樣的恐懼中，他們總是對他一再退讓。
領袖極盡所能誇大其辭，總是對他們大有好處。我剛才引用過的那位演說家能夠斷言——且不受到強烈反對——說銀行家和教士們在資助扔炸彈的人，說大金融公司的董事應該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受到懲罰。這樣的斷言永遠能在群體中發揮作用。斷言再激烈、再具威脅性都不過分。沒有什麼比這種辯論術更能唬住聽眾。因為他們擔心自己一旦提出異議，就會被當作叛徒或幫兇。
就如我剛才所說，這種特別的辯論術在任何集會中都是戰無不勝的；在危機時刻，它的作用就更為有效。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時期各種集會上大演說家們的講話，讀起來就非常有意思。他們無時無刻不感到有必要停下來譴責罪惡、弘揚美德，然後還要大聲咒罵暴君，發誓不自由毋寧死。在場的聽眾站起來，熱烈地鼓掌，然後平靜下來，坐回座位。
領袖偶爾也可能是有智識的，但這對他往往弊大於利。在展示事物的複雜性，並允許做出解釋和理解時，智力總是會使人變得寬容，於是大大削弱了使徒身上所必須有的強烈信念。在一切時代，尤其是大革命時代的偉大領袖，頭腦狹隘得一塌糊塗；可偏偏越是狹隘，越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演說，即羅伯斯庇爾的演說，常常以其前後的矛盾性令人瞠目結舌；如果只看這些演說，人們完全無法理解，這個強大的獨裁者是如何擁有這麼巨大的影響力：
拉丁文化和教學辯論中的陳詞濫調是用來服務那些既幼稚又平庸、在進攻和防守中只會像小學生一樣說「那就上啊！」的人們。沒有觀點、沒有技巧、沒有俏皮話，狂言只會令人感到無聊。當人們走出沉悶乏味的演說廳，會迫不及待地像德穆蘭[62]一樣大歎一聲：「唉！」
一種與極端狹隘的頭腦相結合的強大信念會賦予一個有名望的人什麼樣的力量，有時想想都令人恐懼。但必須滿足這樣的條件，一個人才可能漠視障礙、一往無前。群體本能地在這些精力旺盛、信仰堅定的人當中尋找自己的主子，他們總是需要這樣的人物。
在議會中，演說的成功幾乎只取決於演講者的名望，而與他的說理無關。最好的證明就是：當一個演講者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失去了他的名望，他就同時失去了一切的影響力，也就是說，他不再擁有主導投票的能力。
至於籍籍無名的演講者，就算他拿著論證充分的講稿出場，可僅憑這些論證，他連被聆聽的機會都沒有。老眾議員德索布先生最近對缺乏名望的眾議員做出了如下描繪：
當他走上講台後，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講稿，一絲不苟地在面前攤開，信心滿滿地開始演講。
他自認為能將令他深受鼓舞的信念傳遞到聽眾的心靈中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他的論證，他對數字與證據充滿信心，他確信道理站在他這一邊。他覺得在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一切反抗都是無效的。他開講了，感到理直氣壯，而且認為同事們都會聚精會神地聽他說，因為對於真理，他們當然唯有心悅誠服的份……
他才開口，就吃驚地發現大廳並不安靜，他對越來越大的嘈雜聲感到有些不悅。
為什麼不能保持安靜呢？為什麼大家都不專心聽他演講？那些忙著交談的人都在想些什麼？有什麼事那麼要緊，讓他們時不時要離開座位？
他的臉上掠過一絲不安。他皺了皺眉頭，停了下來。在議長的鼓勵下，他又提高了音量，重新開始。還是沒有人聽他的講話。他加重語氣，做出手勢，但噪音已經將他層層包圍。他連自己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只好又停了下來。然後，由於擔心自己的沉默會引來可怕的噓聲：「下去！」他又無奈地重新開始了。喧鬧聲變得讓人無法忍受。
當議會達到一定程度的興奮狀態後，它們就變得和一般的異質性群體沒有多大區別，因此它們的情感總是表現出極端的特點。最偉大的英雄行為和最凶殘的暴行，都出自它們。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失去了自我，投出的票可以與他的自身利益完全相悖。
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說明了議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喪失自我意識，聽從與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建議。對於貴族而言，放棄自己的特權是一種巨大的犧牲，但是在國民公會期間那個著名的夜晚，他們卻義無反顧地這樣做了。對於國民公會議員而言，放棄自己的不可侵犯權就將永遠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但他們這樣做了，而且不懼自相殘殺，儘管他們深知，今天他們將同夥送上斷頭台，明天身處這鍘刀下的，也許就是他們自己。
他們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我所描述過的，完全不由自主的狀態。任何考量都無法阻擋他們服從那些令他們沖昏頭腦的建議。下面這段話摘自他們當中一位名叫比勞·凡爾納的回憶錄，說的正是這一典型情況：「人們對我們的決議大加指責」，他說，「其實在兩天甚至一天以前我們也非常不想要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危機造成的決定，只是因為危機。」他說的再正確不過。
同樣的無意識現象在國民公會所有情緒激昂的會議上都可以看到。泰納說：
他們批准並下令執行他們引以為榮的措施。這些措施不僅愚蠢、瘋狂，而且罪惡：殺害無辜百姓，殺害他們的朋友。在全體一致的熱烈掌聲中，左派聯合右派，把他們的最初首領、大革命最偉大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丹東送上了斷頭台。在全體一致的熱烈掌聲中，右派聯合左派，做出了大革命政府最糟糕的決議。在全體一致的激情歡呼中，在對德布瓦、庫東和羅伯斯庇爾等人的狂熱崇拜中，國民公會本能地一再改選，讓殺人的政府留在台上。平原派憎恨政府，因為它草菅人命，山嶽派憎恨政府，因為它濫殺無辜。平原派和山嶽派，多數派和少數派，最後都成為了屠殺自己的幫兇。牧月22日，整個國民公會引頸就戮。熱月8日，在羅伯斯庇爾發表演講的一刻鐘當中，同樣的情況又再度發生。
這幅畫面看起來昏暗，卻十分準確。足夠興奮和著魔的議會就會表現出同樣的特點。它們成為了變化無常的人群，服從於各種慾望的驅使。以下這段有關1848年議會的描述，來自斯布勒爾先生，一位有著不容懷疑的民主信仰的議員。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我所描述過的關於群體的一切誇張情感及其極度多變性——它們能在瞬間從一種情感轉向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情感。
分裂、嫉妒、懷疑、時不時的盲目信任與無節制的期待，令共和黨走向滅亡。它的天真質樸與它的普遍懷疑不相上下。完全沒有法律意識、不知道紀律為何物、恐怖與幻象沒有界限——農民和孩子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的平靜與急躁相媲美。他們的野蠻與溫馴不相上下。這是不成熟的性格以及教養缺失所導致的特點。沒有什麼事能讓他們吃驚，但任何事又都能令他們慌亂。他們既擔驚受怕、膽小如鼠，又英勇無畏、不屈不撓，他們可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也可能在影子面前就退縮。
他們完全不懂事物的原因和關聯。忽而垂頭喪氣，忽而得意忘形，非常容易恐慌，反應永遠過度。他們像流水一樣無常，映照出所有的顏色，變幻出所有的形態。我們還能期待他們奠定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基礎？
幸運的是，我們剛才所描述的所有這些議會當中的特點，並不會經常出現。議會只有在某些時刻才會變成群體。組成議會的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保持自己的個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議會能夠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這些法律的作者確實都是專家，在自己安靜的書齋中擬定草稿；而被表決通過的法律事實上是個人的作品，而不是議會的產物。這樣的法律自然是最好的。只有當一系列面目可憎的修正案把它們變成了集體產物時，這些法律才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群體的產品無論何時何地，永遠都比孤立個體的產品來得低劣。是專家們幫助議會避免了一堆毫無條理或缺乏檢驗的舉措。這時，專家是群體的暫時領袖。議會影響不了他，但他可以影響議會。
儘管在運作上有諸多困難，但議會仍是人類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佳統治方式，尤其是最有可能擺脫個人獨裁的統治方式。至少，對於哲學家、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學者，總之一句話，對於所有構成文明金字塔頂端的人們而言，議會無疑是最理想的統治。
不過，事實上，它造成兩種嚴重的危險：一是不可避免的財政浪費，二是對個人自由的逐步限制。
第一種危險是各種緊迫需求與選民群體缺乏遠見的必然結果。如果一個議員提出一項符合民主理念的補償舉措，比如承諾所有工人的退休金補助，提高養路工人、小學教師待遇等等，而其他眾議員由於害怕選民不滿，不敢忽視其利益，於是也就不敢反對這項提案，儘管他們深知此舉將大大加重財政預算的負擔，並必然造成新稅種的設立。他們在投票過程中是不可能猶豫的。增加開支的後果屬於遙遠的未來，對他們沒有什麼不利的影響，而如果投了反對票，造成的後果在他第二天面對選民的時候就會清清楚楚地展現出來了。
除了第一個原因：開支過度外，還有一個同樣具有強制性的原因，即必須贊同一切為了地方利益的開支。一個眾議員沒法反對這種開支，因為它們代表的還是選民的要求，而每個眾議員若想為自己的選區爭取到所需要的開支，只能同意同僚們所提出的類似要求。[63]
上面所提到的第二種危險，是因議會所造成的對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表面上並不明顯，但卻千真萬確。這是由大量法律造成的結果，而這些法律總是帶有限制性。議會目光短淺，對其後果茫然無知，他們只認為自己有義務表決通過。
這種危險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即使在英國這個提供了最完美的議會體制、議員對其選民保持了最大獨立性的國家裡，這種危險仍無法逃脫。赫伯特·斯賓塞在很早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就曾指出過，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隨著真正自由的減少。在他最近的著作《個人與國家》中，他又再度談到了這個問題。關於英國議會，他是這樣說的：
這段時期以來，立法一直都走在我所指出過的路線上。快速膨脹的獨裁政策不斷地傾向於限制個人自由，這表現在兩個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令被制定出來，對公民施加限制，過去完全自由的行為現在不能做了，而過去全憑個人意願、可做可不做的事現在成為了必須完成的行為。同時，日益沉重的公共負擔，尤其是地方上的公共負擔，通過減少公民可以自由支配的利益份額，增加從他那裡剝奪過來用於滿足公共喜好的份額，進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這種對自由的逐步限制在各個國家都以一種獨特的形式表現出來（斯賓塞對此沒有明確地指出）具體的形式是這樣的：大量法律措施的建立（大體上都是限制性法令）必然導致負責實施這些法律的公務員人數、權力和影響的增加。因此，這些公務員有可能逐步地成為這些文明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擁有更大的權力，因為在永不止息的權力更迭中，公務員群體是唯一能夠不受這些變化觸動，唯一能夠不承擔責任、不具有個性，並且永遠存在的群體。在所有的專制統治中，沒有什麼能比這三大特點更具有壓迫性。
不斷制定限制性法律法規，把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行為用最繁瑣的條條框框包圍起來，必然會將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限制在越來越窄小的範圍內。各國的民眾被這樣一種幻象所蒙蔽，認為法律制定得越多，自由和平等就越能得到保障，於是他們每一天都在接受越發沉重的束縛。
他們的逆來順受會引來惡果。習慣了忍受一切枷鎖，他們很快就會變成主動去尋求奴役，最終失去所有的自發性和所有的活力。那時，他們就只是一個個虛幻的影子，被動、消極、疲軟無力。
當人在自己身上已經找不到原動力，他必然會向自身外部去尋找。隨著公民越來越麻木和虛弱，政府的角色就不得不一再強化。它們必須表現出個人所不再擁有的主動性、責任感和領導力。它們必須承擔一切、領導一切、保護一切。國家成為一個全能的上帝。但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上帝既不能持久，也並不真正強大。
在一些國家中，所有自由的逐步受限（儘管表面上的許可給了民眾擁有自由的幻覺）是這個民族的衰老所產生的結果，這同樣也是任何一種政治體制的結果。它是衰敗期開始的預兆之一，這種衰敗，迄今為止任何文明都無法逃脫。
如果以歷史的教訓和各處湧現的預兆來判斷，我們的一些現代文明都已經到達了這樣一個極度衰老、行將就木的階段。所有的民族似乎都無法避免要經歷這同樣的階段，因為顯而易見，歷史總是在不斷重演。
文明進化的這些一般階段，很容易可以做一個簡要的總結，我們也將以此來結束本書。
縱觀我們之前的文明所歷經的偉大與衰敗，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在這些文明的誕生之初，一群來源不同的人，因移民、入侵或征服等偶然因素而聚集在一起。他們流著不同的血，說著不同的語言，信仰也各不相同，這些人之間唯一的共同紐帶，就是某個首領半認可的法律。在這些混雜的群居點中，可以看到最突出的群體心理特徵。他們當中有短暫的團結、英雄主義、脆弱、衝動和暴力。沒有什麼是穩定的。他們是野蠻人。
接著，時間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環境的相同、種族間不斷的通婚、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慢慢地發揮著作用。不同的群居點開始融合併形成種族，即形成具有共同特性和情感的集合體，在遺傳的作用下日益穩固。群體變成了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將有能力走出野蠻狀態。
但是，只有在經歷了漫長的努力、不斷重複的抗爭，以及無數次的重新開始，從而獲得了某種理想之後，它才算真正走出蠻族階段。這種理想是什麼性質並不重要，無論是羅馬的崇拜、雅典的強盛還是真主安拉的勝利，都足夠讓正在成型的種族中的所有個體在思想和情感上實現完全的統一。
這時，一個有著自己的制度、信仰和藝術的新文明就誕生了。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這個種族逐漸獲得能夠帶來光榮、力量和偉大的素質。在某些時候，它無疑還是烏合之眾，但在群體變幻不定的特徵背後，會形成一個穩固的基礎，那就是一個種族的稟性，它緊緊地限制著一個民族波動的幅度，並規避著風險。
但是，當時間完成它的創造性工作後，就開始了破壞的過程，無論是神還是人，都無法逃脫。當文明的強盛和複雜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就停止了前進，而一旦止步不前，它就注定迅速衰落。它的老年時期來到了。
這個不可避免的時刻，總是以支撐種族精神的理想走向衰弱作為標誌的。隨著這一理想變得蒼白無力，一切在它的激勵下建立起來的宗教、政治或社會基礎，都開始動搖。
隨著理想的逐步消亡，種族也日益失去其團結、統一、強大的源泉。個人的個性和智力可以增長，但與此同時，種族的利己主義被個人利己主義的過度發展所取代，隨之而來的是個性的弱化和行動力的減少。形成一個民族、聯盟、集團的群體，最終變成一群沒有凝聚力的個人，僅僅在某些時刻，因為傳統和制度而人為地維繫在一起。
這時，因個人利益和願望而四分五裂、無法自我治理的人們，在最微不足道的行為上都需要被領導，於是國家開始發揮它鋪天蓋地的影響力。
隨著古老理想的徹底喪失，種族最終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它只不過是一群孤立的個人聚集在一起而已，這就又回到了最初開始的狀態：一群烏合之眾。它身上的特質短暫易變，既不可靠，也沒有未來。文明失去了穩定性，只能隨波逐流。平民為王，莽夫橫行。這個文明也許看上去還是燦爛的，因為它那由悠久歷史所賦予的華麗外表仍在，但事實上它的根基已被腐蝕，岌岌可危的大廈，在下一場風暴來臨之時就將土崩瓦解。
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從野蠻走向文明，再隨著夢想力量的失去，走向衰落和死亡，這就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