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牢固的信仰。某些普遍信仰的不可變／它們是文明的指南／根除它們非常困難／為什麼說不寬容對於各民族而言反而有益／普遍信仰在哲學上的荒謬性並不妨礙它的傳播。2.群體意見的多變。不是來自普遍信仰的意見具有極強的易變性／近百年來觀念和信仰所表現出的多變性／這種多變性的真正界限／具有多變性的各種因素／普遍信仰在今日的消失和報業的過度傳播使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見越來越多變／群體意見為什麼在大多數問題上都傾向於冷漠／政府在引導輿論上不再像從前那樣有力／當今意見的碎片化阻礙了專制化。
1.牢固的信仰
生物的解剖學特徵和心理特徵有著緊密的相似性。從解剖學特徵中我們會發現某些不變的因素，或者說，它們的變化非常輕微，需要以地質年代來計算。除了這些固定不變的特徵之外，我們還會看到有一些特徵非常易變，環境、飼養或種植方式都可以輕易將其改變，有時候還會使粗心的觀察者連基本特徵都看不到。
在人的精神特徵方面我們也會看到同樣的現象。除了固定不變的心理特徵之外，一個種族還有一些可變、易變的因素。因此，在研究一個民族的信仰和觀念時，我們往往會發現，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總是會存在一些變化的觀念，就像流沙覆蓋於岩石之上。
因此，群體的信仰和意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兩類。一方面是經久不衰的偉大信仰，它們持續數百年，整個文明都建立其上。比如曾經的封建主義、基督教和新教，再如當今的民族主義原則、民主和社會主義觀念。另一方面是短暫而多變的意見，往往來自於各個時代中生生滅滅的普遍觀念：比如在某一時期引領了藝術和文學的理論，產生了諸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神秘主義等等。這些理念通常都是膚淺的，像時尚那樣多變。它們就像是在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斷出現又消失的漣漪。
偉大的普遍信仰數量非常有限。它們的誕生和消亡對每個種族而言都是令人矚目的歷史事件。它們構成了文明的真正骨架。
在群體的頭腦中形成一時的意見非常容易，但要建立持久的信仰就十分困難。而這樣的信仰一旦建立，要想摧毀它也極為不易。往往唯有以暴力革命為代價才能對它進行變革。甚至只有當信仰在群體的頭腦中幾乎完全失去控制力的時候，革命才能發揮其力量。這個時候，革命的作用就是對那些幾乎已被拋棄的東西做最後的清理，因為習俗的枷鎖還在阻礙人們徹底放棄它們。事實上，一場革命的開始，即是一種信仰的結束。
一個偉大的信仰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是很容易辨識的——那就是它的價值開始受到質疑的時刻。一切普遍信仰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們得以存在的唯一條件就是不遭受考驗。
不過，即使一種信仰已經搖搖欲墜，但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制度仍然保持著勢力，並且消散得十分緩慢。當信仰終於徹底失去了力量，它所支撐著的一切也就立即崩潰。任何一個民族，在信仰改變之際，文明中的所有元素都注定要發生轉變。
這個民族的一切都在發生轉變，直到接受一種新的普遍信仰；在此之前，整個民族不得不處在無政府狀態中。普遍信仰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它們引導著思想的走向。唯有它們能夠喚起信念和責任。
各民族一直都感覺得到獲得普遍信仰的好處，它們本能地知道，普遍信仰的消失意味著衰亡的到來。對羅馬的狂熱崇拜，曾幫助羅馬人征服了世界，而當這種信仰消彌，羅馬也走向滅亡。同時，也只有當那些野蠻人獲得了某種共同的信仰，他們才得以摧毀羅馬文明，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團結一致，並走出了無政府狀態。
因此，當各民族捍衛自己的信念時，總是帶著毫不寬容的態度，這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這種不寬容，從哲理角度看，應該是備受批評的，但它代表的卻是各民族最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正是為了建立或維護普遍信仰，中世紀有那麼多人被送上火刑柱，那麼多發明家和革新者即便逃脫酷刑，也鬱鬱而終。正是為了捍衛那些信仰，世界上才有那麼多動亂，才有成千上萬的人們戰死沙場或即將前往赴死。
建立一種普遍信仰可謂困難重重，但一旦它徹底扎根，它就具有了長期不可征服的力量，而且無論從哲理上看它有多麼荒謬，它依然能夠佔領最明智的頭腦。十五個世紀以來，歐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認為他們的宗教傳說是不可辯駁的事實嗎？而倘若我們進一步審視，會發現這些傳說就和莫洛克神[49]的故事一樣野蠻[50]。一個上帝會因為他所創造出來的生靈不服從他的意志，就在其兒子身上施加酷刑進行報復，這樣可怖的神話，數個世紀以來竟無人發現它的荒謬性。那些天賦過人之士，如伽利略、如牛頓、如萊布尼茨，都一刻也未曾對這些教義的真實性產生過質疑。沒有什麼能比這個事實更好地證明普遍信仰的催眠作用，同樣地，它也最有力地證實了我們在理智上令人汗顏的局限性。
一旦一種新的教義在群體的頭腦中生根，它就會成為各種制度、藝術和行為生發的源泉。此時它對人們頭腦的操控是絕對的。實幹家一心想著讓它變成現實，立法者致力於將它付諸實踐，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則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詮釋它。
從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但它們始終帶著其原生信仰的印記。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都衍生於寥寥幾種宗教信仰，並在各自文明的最細微之處都留下了它們的印記，讓人一眼就能辨識出來。
因此，拜這些基本信仰所賜，每個時代的人們都被一個由傳統、觀念和習俗所構成的網絡所包圍，這個網絡讓他們彼此相似，並且從來無法擺脫它的藩籬。人們往往是被這些信仰以及由信仰所衍生的習俗所支配。它們規定著我們生活中最細微的行為，哪怕是最獨立的頭腦也不敢妄想擺脫它們的控制。真正的暴政，其實就是不知不覺中對人們頭腦的支配，因為唯有它，你無法與之作戰。提比略[51]、成吉思汗和拿破侖無疑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墳墓深處的摩西、佛祖、耶穌、穆罕默德、路德，他們對人類心靈實行的專制恐怕更為深刻。一次謀反可以推翻一個暴君，但對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信仰呢？在與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儘管有群眾的明確支持，儘管採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但最終我們的大革命還是屈服了。人類所遭遇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始終都來自死者的陰影，或人類自己編織的幻象。
普遍信仰從哲理上看往往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為它們取得勝利的障礙。這種勝利甚至是以這些信仰中所含有的某些神秘的荒謬性為條件的。因此，當今的社會主義信仰儘管有著明顯的破綻，但不妨礙它們贏得人心。與各種宗教信仰相比，它們真正的次等之處只在於：宗教信仰許諾的幸福理想只有在來世實現，沒有人能夠對它的現實性提出異議。而社會主義的幸福理想要在現世就得到落實，而對它的追求一旦開始，其許諾的空洞性就會暴露無遺，新信仰的權威也隨即灰飛煙滅。所以，它的力量只能增長到信仰獲勝、理論要付諸實踐的那一天為止。正是因為如此，雖然這種新宗教像之前的所有宗教那樣，在最開始時扮演破壞者的角色，它卻不能像它們那樣，在之後發揮創造者的作用。
2.群體意見的多變
我們剛剛闡述了牢固信仰的力量，而在牢固信仰的表面，還存在著一層生生滅滅的意見、觀念和思想。它們中有一些只存在一天的光景，最重要的那些也不會超過一代人的壽命。我們已經指出過，這些意見的變化通常只是發生在表面，而且始終帶有其種族特質的印記。例如，當我們觀察法國的政治制度時，會發現那些表面上大相逕庭的政黨：保皇派、激進派、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等，都有一個完全一致的理想，並且這種理想只能由法蘭西民族自身的精神結構所決定，而在其它一些民族中，我們看到的則是名稱相同、實質卻相反的理想。無論是為觀念所起的名稱，還是帶有欺騙性的改造，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飽受拉丁文學的熏陶，他們的眼睛只盯著羅馬共和國，採用它的法律，它的權標，它的法袍，努力模仿它的制度和榜樣，卻無法成為真正的羅馬人，因為後者曾經所處的環境是歷史上影響力極其巨大的帝國。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在表面的變化下尋找在舊日信仰之後依然繼續存在的力量，並在變幻不停的意見之中，分辨出那些由普遍信仰和種族特性所決定的觀念。
如果不進行這樣的理性篩選，我們會以為群眾改變政治或宗教信仰是頻繁且隨意的。整個歷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是文學的，似乎都證明事實就是如此。
讓我們以法國歷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為例，即1790到1820年這短短三十年，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期間我們看到，支持君主制的群體先是變成了革命派，然後又成為帝國主義者，再接著又變回了保皇派。在宗教上，他們在這段時間裡先是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接著又轉回最徹底的天主教立場。不只是群體如此，領導他們的人也是如此。我們驚訝地發現，那些國民公會中的要人，與國王誓不兩立、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變成拿破侖恭順的奴僕，然後又虔誠地手持蠟燭走在路易十八麾下的迎神隊列中。
在之後的七十年裡，群眾意見又發生過許多變化。世紀之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侖的繼承人統治時期成為了法國的盟友；曾兩次被我們入侵，且對我們上一場挫敗拍手稱快的俄羅斯，也在轉瞬間被視為法國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上，觀念的變換則更為迅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神秘主義，如此等等，你方唱罷我登場。昨日還備受吹捧的藝術家和作家，明天就被貶得一無是處。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面上的變化時，我們會發現什麼？一切與普遍信仰和民族情感相悖的事物，都只是曇花一現，繞彎的河流很快又回到自己的水道上。所有與普遍信仰、與民族情感無關聯，因而不具有穩定性的觀念，只能聽憑偶然性的支配，或者也可以說成是受環境的細微變化支配。它們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只能是暫時存在的；它們匆匆形成，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那些被風吹成的沙丘。
如今，群體的意見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易變；對此，有以下三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昔日的信仰在逐漸失去自身的權威，不像從前那樣能夠影響暫時意見的走向。普遍信仰的衰落為一大堆既無過去又無未來的個性化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群體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強大，也越來越沒有與之抗衡的力量。我們在群體身上所觀察到的觀念的極端多變性，也因此表現得淋漓盡致。
最後，第三個原因是報業當下的傳播，它們不斷將截然對立的觀點擺在群體面前。這當中每一種意見所可能產生的暗示作用都會立刻被其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所破壞。結果就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並且注定只能是曇花一現。它們還沒有來得及被推廣成為普遍觀念，就已然消亡。
這些不同的原因導致世界歷史上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現象，這種現象完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我這裡要說的政府在引導輿論上的無能。
從前，也並不是很久以前，政府的舉措、少數作家和個別報紙的影響，就構成了切實的輿論調度。如今，作家們完全失去了影響力，而報紙只能反映意見。至於政客，別說引導意見，追逐意見還怕來不及。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到了恐懼的地步，令他們的行動路線喪失了穩定。
於是，群體的意見逐步成為政治的最高指示。在今日，它已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例如最近我們所看到的法俄同盟，幾乎就是一場大眾運動的產物。當今所睹之怪現狀還有：教皇、國王和皇帝們竟紛紛屈尊接受採訪，就某一話題交代自己的觀點，讓群眾來評判。過去我們還可以說，政治不是感情用事。但如今，當變化無常、缺乏理性、完全受控於情感的群體逐漸以他們的衝動支配政治，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嗎？
至於報業，曾經的意見領袖，也變得像政府一樣，不得不在群體的勢力面前退讓。誠然，它擁有不可小覷的力量，但這僅僅因為它是群體意見及其萬千變幻的反映。成為單純提供信息的部門，報業不再致力於向人們施加任何觀點、任何理念。它在公眾思想的各種變化中隨波逐流，而出於競爭的需要，它也只能這麼做，以免失去讀者。曾經被上一代讀者奉若真理的老牌權威刊物，比如《憲法報》《論壇報》《世紀報》，或已然消失，或成為了充斥著娛樂八卦和商業廣告的資訊型報紙。如今哪裡還有一家報紙有足夠財力讓它的撰稿人表達個人觀點，而這些觀點，對於那些只求訊息或消遣，並對任何推薦都心存疑慮的讀者而言，根本無足輕重。評論界甚至不再有能力捧紅一本書或一齣戲。他們不是幫忙，而是破壞。報紙太清楚評論或者個人觀點是多麼無用，於是逐步取消了文學批評，僅限於給出書名和兩三行推薦語。不出二十年，戲劇評論恐怕也將面臨如此遭遇。
在今天，密切關注各種意見已經成為了報紙和政府的第一要務。一個事件、一項法案、一場演講產生的效果是什麼，這是他們不停要去瞭解的；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再沒有什麼會比群體的思想更變化無常了，同一件事物，他們昨日為之歡呼，今日就痛加詛咒，這早已屢見不鮮。
這種對意見的引導力量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瓦解，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一切信念的灰飛煙滅和群體的愈加冷漠，只要不是直接觸及切身利益的事，他們就漠不關心。至於學說，比如社會主義，只有在文盲階層，比如礦工和工廠工人當中，才能贏得真正的信徒。小資產階級，或者受過一點教育的工人，要麼成為懷疑論者，要麼就是徹底的牆頭草。
這三十年來的演變是令人震驚的。在過去的時代，其實也就在不久以前，人們的意見還是有一個總體趨向的，因為它們的源頭都基於某些根本信仰。只要根據某人是君主制擁護者這一事實，我們便知他必定持有某些不可動搖的歷史觀和科學觀；而根據某人是共和主義者的事實，即可判定他一定持有截然相反的觀點。君主主義者絕不承認人是從猴子變來的，而共和主義者毫不懷疑人的祖先就是猴子。君主主義者視大革命為洪水猛獸，共和主義者則對之崇拜有加。有一些人名，比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提及時應該一臉虔誠，而說到愷撒、奧古斯都和拿破侖，則必須咬牙切齒地加以痛斥。就在我們的索邦大學，都普遍存在著這種理解歷史的幼稚方式。[52]
如今，面對討論和分析，一切意見都失去了威望；它們的特徵很快就磨平，持續的時間非常短暫，很難激起我們的熱情。現代人日益被冷漠所侵蝕。
我們不必太過哀歎意見的式微。毋庸置疑，這是一個民族生命衰敗的徵兆。的確，那些先知、使徒、領袖——總之，那些有信念的人——遠比那些慣於否定、批判，或麻木不仁的人更有力量；但是也別忘了，以群體目前的力量，倘若有一種意見獲得了足夠的威望，被普遍接受，那麼它很快就會被賦予強大的專制權力，令所有的一切都臣服於它，而自由討論的時代也將就此完結。群體有時候是溫和的主人，就像在赫利奧加巴勒和梯比留斯時代那樣，但他們同時也是狂暴任性的。當一種文明即將落在群體的掌控中，它也就不太有機會再延續下去了。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推遲這一崩塌時刻的來臨，那也就是群體意見的極端多變以及他們對所有普遍信仰日益增長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