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群體信念和意見的間接因素
群體信念的預備因素／群體信念的產生是先前積累轉化的結果／對這些信念的不同因素加以研究。1.種族。它具有先決影響力／它表現出祖先的暗示作用。2.傳統。它們是種族精神的綜合反映／傳統的社會重要性／傳統在失去必要性後會成為有害因素／群體是傳統觀念最堅定的維護者。3.時間。它連續地建立信念，毀滅信念／在時間的作用下，混亂中誕生秩序。4.政治和社會制度。對其作用的錯誤認識／它們的影響力非常弱／它們只是原因不是結果／各民族不能選擇看上去對他們而言更優越的制度／制度是標籤，在同樣的名號下掩蓋著最不相同的東西／怎樣創立憲法／這對於一些民族而言是必要的，他們的制度從理論上說非常糟糕，比如中央集權制。5.教育與素養。關於教育對群體產生的影響力，目前存在一些錯誤觀點／統計學上的說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對道德的破壞作用／教育可以產生的影響／不同民族的事例。
在研究了群體的心理結構之後，我們瞭解了他們的感知、思考和推理方式。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意見和信念是如何產生和建立的。
決定這些意見和信念的因素分為兩類：間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間接因素是這樣一些因素：它使群體能夠接受某些信念，並且無法再接納其他信念。這些因素為新觀念的萌發提供了基礎。這些新觀念突如其來、勢不可擋、效果驚人，但這種自發性只是表象。某些觀念在群體當中的爆發和生效有時候顯得非常突然，但這不過是我們從表面上看到的結果，在其背後，一定有著漫長的先行準備。
直接因素則是指這樣一些因素：有了長期的準備作為基礎（沒有這些準備它們也就產生不了效果），它們對群體產生了有效的說服力，也就是說，它們使觀念成型，並最終爆發。這些直接因素瞬間激發了集體的行動：比如爆發一次騷亂，決定一次罷工；比如一大群人把一個人推上權力寶座，或是推翻了一個政府。
在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這兩類因素相繼產生的作用。這裡我們就只以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法國大革命為例，它的間接因素中包含了哲學家們的著作、貴族階級的剝削、科學思想的進步。有了這些準備，群體的心靈很容易就能被那些直接因素所激發，比如演說家的演講，比如朝廷拒絕接受任何微小的改良。
在間接因素當中，有一些普遍性因素，是所有群體信念和意見的基礎。這些因素是：種族、傳統、時間、制度、教育。
我們將對這些不同因素所發揮的作用進行研究。
1.種族
種族這個因素必須被列為首位，因為它自身的重要性已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的因素。我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經對它進行過充分的研究，這裡就不再贅述。在前一部著作中，我們說明了什麼是一個有歷史淵源的種族，以及一旦它形成自己的秉性，就會在遺傳規律的作用下具有一種力量，使它的信仰、制度、藝術，總之這個文明中的一切元素，都成為其靈魂特質的外在表現。我們也指出過，種族的這種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任何一種元素在從一個民族傳遞到另一個民族時，都不可能不經歷深刻的改變。[22]環境、時機、事件表現的是當時的社會暗示。它們有可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是如果這種影響與種族（也就是世代的傳承）的暗示相違背的話，那就只能是轉瞬即逝的。
在本書的好幾個章節中，我們還將有機會繼續談論種族的影響力，並展示這種影響力如何強大到決定了群體精神的特殊氣質。基於這樣的原因，不同國家的群體在他們的信念和行為中表現出巨大的差異，並且他們受到影響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傳統
傳統代表著過去的觀念、需求和情感。它們是種族的綜合產物，並把所有的重量都負載在我們的身上。
自從胚胎學證明了過去的時間對生物進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之後，生物科學就被改變了；如果這個理論再廣為人知一些，那麼歷史科學想必也將被深刻改變。然而目前它還未得到足夠的普及，很多政客的觀念還是與上個世紀的理論家一樣，相信一個社會可以與自己的過去決裂，完全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被徹底重建。
民族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個有機體，它就像所有的有機體那樣，只能通過緩慢的遺傳積累發生變化。
傳統支配著人，尤其是群體狀態中的人；就如我多次重複過的那樣，他們無法輕易地改變傳統，能改變的，只不過是名稱，是外在的形式而已。
對此無需遺憾。倘若沒有傳統，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氣質，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因此，自從人類存在以來，他們所關心的兩件事就是：一、建立傳統；二、當它所帶來的好處用盡時，就努力摧毀之。沒有傳統，就沒有文明；沒有對傳統的緩慢淘汰，就沒有進步。困難在於，如何在穩定和變動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而這個困難是巨大的。當一個民族經過一代代的傳承，已經讓自己的習俗固定得過於牢固，它就很難再進行改變，就像中國那樣，沒有改進的能力。暴力革命對此也沒有用處，因為它所帶來的結果，要麼是打碎的鎖鏈重新拼接起來，過去的模式原封不動地重現，要麼是任憑社會支離破碎，舊時代的衰落很快地被無政府狀態所替代。
因此，對於一個民族而言，理想的狀態是保持過去的制度，以難以察覺的方式一點一點地改變它。這種理想是很難實現的。古代的羅馬人，近代的英國人，差不多是唯一把它變為現實的兩個民族。
頑固堅守傳統觀念、執拗反對變革的，正是群體，尤其是擁有社會地位的那一類群體。我已經強調過群體的保守主義，並且指出，最劇烈的反叛最終得來的不過是一些口頭上的轉變。在上個世紀末，當我們看到教堂被毀，僧侶被驅逐或砍頭，天主教的禮拜到處遭到破壞，我們也許會認為，古老的宗教觀念已經失去了它的權威；然而才沒過幾年，被廢除的禮拜制度又在廣泛要求下重新建立起來了。[23]
被暫時消滅的舊傳統，又重拾了它的權威。
沒有哪個事例能更好地展現傳統對群體心理的威力。最令人生畏的偶像，並不居於神壇之上，也不存在於最專制的暴君當中，他們都是轉瞬之間就可以被打碎的偶像；而那個掌握了我們靈魂的看不見的主人，可以避開一切的反叛。唯一能打敗它的，只有數百年時間的漫長磨損。
3.時間
在社會問題當中，就像在生物問題當中一樣，最有效力的因素之一，就是時間。它是唯一真正的創造者，唯一偉大的毀滅者。是它將沙粒匯聚成高山，讓洪荒時代微小的細胞成長為高貴的人類，數百年的時間，足以改變任何的現象。如果給一隻螞蟻足夠的時間，那麼它就有可能將勃朗峰夷為平地，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一個人如果掌握了隨意改變時間的魔法，那麼他就擁有了信徒們眼中上帝的力量。
不過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只是時間對於群體意見之形成的影響。在這一點上，它的作用也十分巨大。那些重要的力量，比如種族，都要依靠時間才能形成。所有的信仰都在時間的作用下誕生、成長、死亡，它們在時間中獲得力量，也在時間中失去它。
正是時間孕育了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也就是說，為它們提供了生長的土壤。這也是為什麼一些觀念可以實現於一個時代，卻不再能適用於另一個時代。是時間將信仰、思想的碎屑堆積成山，在其之上生長出一個時代的觀念。它們並非迸發於偶然；每一個觀念的根，都深深植於漫長的過去。當它們長葉開花，是時間為它們準備了條件；只有回望過去，我們才能夠看到它們的源起。它們是過去的女兒，是未來的母親，是時間永恆的奴隸。
所以說，時間才是我們名副其實的主人，只需聽憑它的支配，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物是如何變化的。如今，我們面對群體危險的渴望以及其所預示的破壞和騷亂深感不安。唯有等待時間來重建平衡。拉維斯先生所言極是：「沒有哪個政權，可以在一天中建成。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歷經數百年建設的事業；封建制度在形成自己的章法之前，經歷了好幾個世紀的混亂與摸索；絕對君權也是經歷了數百年之後，才找到了統治的成規，而且在等待成型的階段，同樣也充滿了動盪。」
4.政治和社會制度
認為制度可以糾正社會弊端；認為國家的進步是政府和體制完善的結果，社會的改變可以通過一紙政令來實現；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仍然極為普遍。法國大革命就是以此為起點，目前的社會學說也是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之上。
連續不斷的經驗仍然沒能真正動搖這個龐大的幻覺。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嘗試證明它的荒謬，卻只是徒勞。不過，他們已經輕鬆證明了制度是觀念、情感和習俗的孩子；而觀念、情感和習俗不會隨著法典的改寫而被重造。一個民族不能隨意選擇他們的制度，正如他們不能選擇自己眼睛和頭髮的顏色。制度和政府是種族的產物。它們根本不是時代的創造者，它們是時代的作品。各民族並不是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接受統治，而是出於其本性的需要。形成一種政治體制需要數百年的時間，改變它則又需要數百年。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優點；它們自身並沒有好壞之分。在某個特定時期對某個特定民族而言是有益的制度，也許對另一個民族卻是極為有害的。
因此可以說，一個民族根本沒有力量去真正改變自己的制度。的確，他們能夠以暴力革命為代價，改變制度的名稱，但其實質並沒有改變。名稱只不過是一些無用的標籤，深入事物本質的歷史學家們根本不會對它們加以留意。所以說，英國雖然在君主制度的統治之下，卻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24]，而那些原屬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國，儘管有著共和制的憲法，其實卻處在最嚴酷的專制統治之下。決定各民族命運的，不是它們的政府，而是它們的性格。我在前一本書中，曾嘗試通過一些典型事例，來證實這一觀點。
因此，把時間浪費在炮製各種憲法條例上，只不過是幼稚的把式，是無用且愚蠢的修辭練習。真正負責制定憲政的，是必要性以及時間，而我們則應明智地讓這兩個因素發揮作用。盎格魯—撒克遜人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偉大的歷史學家麥考萊[25]也是這樣告訴我們的，他的那段話值得所有拉丁國家的政客們銘記在心。他先是指出了法律所能帶來的一切好處，儘管這些法條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看，充滿著荒謬和矛盾。然後，他將歐洲和美洲的拉丁民族那些在動盪中朝生暮死的一大堆憲法條例與英國的憲法作比較。他讓我們看到，後者的變化非常緩慢，是一點一點進行的，而影響它變化的，是當即的必要性，而從不是思辨性的推理：
「絲毫不要考慮嚴謹對稱，更多地是考慮方便實用；絕不單純地因為不一致而去消除不一致；若非感覺到不滿，就絕不改革；若要改革，就要徹底解決不滿；只針對具體問題對症下藥，絕不制定任何範圍更大的條款——就是這些原則，從約翰國王時代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一直指導著我們二百五十年的議會作出決策。」
我們應該對每個民族的法律和制度進行逐一檢視，才能展現它們是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其種族的需求，以及是否因此而不需被粗暴地改革。我們可以從哲學角度論述諸如集權制的利與弊這樣的問題，然而，當我們看到，一個由不同種族構成的國家，它的國民花了一千年的努力來推進集權制；當我們發現，一場以打破所有舊制度為目標的大革命，不僅不得不尊重這種集權制，甚至還將其強化，我們就該承認它是絕對需求的產物，是生存本身的條件。對於那些奢談毀掉這種制度的政客，我們唯有憐憫他們淺薄的見識。如果他們碰巧做成了這件事，那麼，成功的時刻也正預示著一觸即發的可怕內戰[26]，內戰又立即會帶來比舊政權更具壓迫性的新的集權制度。
從以上所述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不能從制度中去尋找能夠深刻影響群體稟性的手段；我們看到一些國家，比如美國，通過民主制度取得了高度的繁榮，但我們也看到其他一些國家，比如那些共和制下的西班牙語美洲國家，儘管有著幾乎完全相似的制度，卻生活在極其可悲的混亂當中。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偉大，或那個國家的墮落，與制度本身都是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身性格的支配，一切與其性格不相稱的制度，都只不過是一件借來的外衣，一種暫時的偽裝。誠然，血腥的戰爭、暴力的革命一直都在發生，並將繼續發生，就為了強行建立這些制度，人們就像看待聖人遺骨一樣，將其看作是能夠創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制度對群體意識產生了影響，因為它們確實造成了這些動盪。但事實上，並不是制度在產生作用，因為我們知道，無論是成功或失敗，它們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效力。真正對群體意識施加影響的，是幻覺與詞語。尤其是詞語，我們很快就將談到這些虛幻卻強大的詞語所能產生的驚人威力。
5.教育
在一個時代為數不多的主導觀念當中（儘管有時候它們只是單純的幻覺），有一個觀念在今天是佔據首要地位的：即認為教育能夠顯著地改變人，並且絕對能夠改善人，甚至將他們變得平等。由於不斷的重複，這個論點最終變成了不可撼動的民主信條。如今要想觸碰這個信條，就和當年想要觸碰教會一樣困難。
但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其他很多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所提供的數據有著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心理學家，都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能令人變得更有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它無法改變人的本能和世代相傳的衝動；而且有時候——很容易就會受到不良引導——帶來的壞處遠遠大於好處。統計學家已經證實了這些觀點，他們說，犯罪現象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或者說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長的；社會最壞的敵人，無政府主義者，通常都曾是學校裡名列前茅的人；而且，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傑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約先生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並且，在五十年的時間裡，犯罪人數從四十萬居民中的二百二十七人上升到五百五十二人，即增長了133%。他和他的同行們還注意到，犯罪率主要是在年輕人中增長，而眾所周知的是，正是為了年輕人，法國用免費義務教育代替了收費教育。
當然，沒有人會堅持說，即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無法得出有益的成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品質，但起碼可以發展職業技能。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尤其在近二十年來，將他們的教育體制建立在十分糟糕的原則之上，並且，儘管有那些最優秀的頭腦對此提出意見，他們仍然堅持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我本人也在另一本著作中[27]指出，我們當前的教育把大多數接受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為最糟糕的社會主義陣營招募了大量門徒。
這種教育（非常符合拉丁民族的特性）的首要危險在於，它建立在錯誤的基本觀念上，認為智力的發展是通過對教科書的死記硬背。因此，人們致力於盡可能多地去記憶課本；從小學到博士，甚至到教師資格會考，年輕人都只知道背書，他們的判斷力和主動性從來沒有得到鍛煉。教育對他而言，是背誦和服從。「學習課程，熟記一條語法或者一段摘要，不斷重複，順利模仿，如此而已。」前公共教育部長朱勒·西蒙先生這樣寫道，「這實在是一種可笑的教育，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種信仰行為，默認教師不會犯錯誤，這樣的教育導致的結果只會讓我們貶低自己，變得無能」。
如果說這樣的教育只是無用，那麼我們還可以同情一下孩子們的不幸：有那麼多東西他們本應在小學裡學會，卻被灌輸了一堆關於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裡亞和奧斯特拉西亞[28]之間的鬥爭，或者動物種類劃分這樣的知識；但事實上，這樣的教育帶來的危險遠比這些嚴重得多。它讓接受這種教育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出身，並迫切渴望脫離這樣的環境。工人不想再當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資產階級中的落魄者，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從事除了國家公務員以外的任何職業。學校不是在幫助人們為生活做準備，而是僅僅為了從事公共服務做準備，在這個領域裡要想取得成功，完全不需要自我定向，也無需展現出任何積極主動性。這種制度在社會底層造就了一支無產階級的大軍，他們對自己的命運憤憤不平，時刻準備著造反；而在社會的高處，則培養了一批輕浮膚淺的資產階級，他們既多疑又輕信，對他們親愛的國家抱著迷信一般的信任，卻又時不時對其加以責難，總是把自己的過錯歸咎於政府，但倘若沒有當局的介入，他們又什麼事都幹不了。
國家靠著教科書製造出了那麼多有文憑的人，用得上的只有一小部分，其餘的當然就晾在一旁了。所以，國家只能把飯碗留給先來的人，而排在後面的人則成為了國家的敵人。從社會金字塔的最高層到最低層，從最卑微的辦事員到大學教授和警察局長，大量拿著文憑的人在圍攻著公務員職位。於是，一個商人想要找到一個能替他去殖民地處理生意的代理人都特別困難，但有著成千上萬的候選人為了一個最平庸的公職擠破腦袋。單在塞納省就有兩萬名小學教師找不到工作，這些人看不起農田和工廠，求助於國家以維持生計。被選中的人數是有限的，所以不滿的人注定是大量存在的。這些人隨時準備起來革命，不管領頭的會是什麼人，也不管革命追求的是什麼目標。掌握知識卻不能用它找到工作，是把人變成造反派的不二法門[29]。
顯然，迷途知返已經為時過晚。只有經驗，各民族最後的導師，會向我們揭示我們的錯誤。唯有它有力量證明，必須拋棄可惡的課本，可悲的考試，代之以專業的教育，將年輕人送往田野、工廠，以及今天他們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的殖民地事業。
如今，所有的有識之士都訴求於這樣的專業教育，這也正是我們的祖輩們曾經接受過的教育，今日以自身的意志、進取心和創業精神統領世界的民族，都深諳這樣的教育。在一些著名的篇章中（我將在後面引用到其中最精華的段落），大思想家泰納先生明確指出，我們從前的教育與今日美國和英國的教育大體相似，並且，在對拉丁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教育制度所進行的精彩比較中，他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這兩種方式產生的後果。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也許還是會願意接受傳統教育當中所有的弊端，因為儘管它只會培養一些被社會所拋棄的人、心懷不滿的人，但起碼，對冗繁知識的膚淺掌握，對成堆教科書的完美背誦，或許可以提高智力水平。但事實上它真的能提高智力嗎？不可能！在生活中，判斷力、經驗、進取心和個性，這些才是取得成功的條件，這些都不是書本所能夠給予的。書本是可供查詢的有用字典，但倘若把這些冗長的詞條都裝在腦子裡，那可是一點用都沒有。
怎樣用專業教育提高智力，徹底地超越傳統教育呢？泰納先生對此作出了出色的解釋：
觀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觀念的萌芽生長，來自於年輕人每一天所接收到的大量感官印象，他們需要出入工廠、礦山、法庭、事務所、建築工地、醫院，見識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與顧客、工人們相處，參與勞作，無論幹得是好是壞，或賺或賠：這些就是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嗅覺所獲得的獨特認知，這些細微的感知在不經意間潛移默化，在年輕人的心中逐步成型，或遲或早地促使他們產生新的做事方式，或簡化、或節省、或改進、或創造。所有這些寶貴的接觸，所有諸如此類必不可少的學習元素，都在法國年輕人最有生產力的年華里被剝奪了；在七八年的時間裡，他們被關在學校，遠離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無法對事物、對人、對不同的處理方式形成鮮明而準確的概念。
……十人中至少有九人浪費掉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他們人生中好幾年的光陰。這些年正是最有效、最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意義的幾年：先算算一半到三分之二參加考試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失利者；然後，再看看那些被錄取、獲得學位、取得證書、拿到文憑的人當中，還有一半到三分之二這樣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勞累過度的人。他們被要求在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或在一塊黑板前，連續兩個小時面對答辯團，展示自己所記誦的所有人類知識條目；事實上，只有在那一天的那兩個小時裡，他們能夠背得出來；而一個月以後，他們就無能為力了；他們無法再經受考試；他們所學習的內容太多太繁重，不停地從他們的頭腦中溜走，卻沒有新的補充進來。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生長的能量乾涸了；一個人長成了，但往往也結束了。這個人，成家、立業，陷入生活的循環，在週而復始的循環中，封閉在狹小的辦公室裡；他兢兢業業地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除此之外再無其他。這就是平庸的回報；顯然，收益和消耗不成比例。在1789年以前，法國就和英國、美國一樣，採用的是相反的過程，但所得到的回報相當，甚至更多。
隨後，傑出的歷史學家又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體系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不同。後者沒有我們那樣數量繁多的專業學校；他們的教育不是通過啃書本，而是通過接觸事物本身。比如說，工程師是在車間裡訓練出來，而不是在學校裡；這樣一來，每個人都能夠準確地到達其智力所允許的水平，若無法走得更遠，就當工人或領班，若資質足夠，則成為工程師。這樣的方式更民主，也對社會更有利，遠勝過讓一個人在十八歲或二十歲時通過一場幾小時的考試來贏得整個職業前程。
在醫院、礦山、工廠，在建築師或律師的事務所，年紀輕輕就開始當學徒的年輕人，經歷他們的見習期，類似於辦公室的文書或畫室的藝徒。在正式工作之前，他要聽一些通識課和綜述課，以便建立一個框架，用來承載即將展開的觀察。不過，更常見的是一些技能課程，可以讓他利用空餘時間學習，以便與日常經驗相結合。在這樣的體系下，實踐能力得到提高，充分發展到學徒自身資質所能達到的水平，並符合他將來謀生的方向，從現在起，他就要去適應這樣具體的工作。因此，在英國和美國，年輕人很快就能夠充分發揮自身所長。從二十五歲起（如果底子足夠的話，時間還會提前），他不但能成為一個有力的執行者，還能成為一個自主的創業者；他不只是一個零件，更是一台發動機。而在法國，在次序顛倒的體制下，一代一代年輕人越來越向中國看齊，由此造成的人力資源浪費是巨大的。
對於我們拉丁民族教育與實踐生活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這位大哲學家作出了如下結論：
在教育的三個階段，即童年、少年和青年期，為了考試、學位、文憑、證書而坐在板凳上啃書本背理論，這樣的準備期被拖延得太長了，負荷也過重了。就為了這些目的，我們用的是最糟糕的方式，執行的是違反自然天性、違反社會規律的教育體制，對見習實踐冷眼相看，推行寄宿制度，進行紙上談兵的訓練和填鴨式教學，超負荷施壓，不考慮往後的日子，不考慮成人的年齡和他們將要承擔的工作，也不考慮年輕人將要面臨的是怎樣一個現實的世界，不考慮他們要為週遭的社會作出怎樣的適應或妥協，不考慮人為了生存和立足所進行的鬥爭，他們必須準備充足、裝備齊全、訓練有素、百折不撓。這是必不可少的裝備，這樣的習得比其他任何知識習得都更重要，這種牢靠的常識、意志和幹勁，我們的學校教育都沒有提供，甚至恰恰相反，它們不但沒有賦予年輕人這樣的能力，反而破壞了他們面對未來應有的素質。當他步入社會，他在職場上邁出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一連串痛苦的失敗；他撞得鼻青臉腫，創傷久久不愈，有時甚至落得終身殘缺。這樣的體驗粗暴且危險；道德和心理的平衡被破壞，恐怕再難以恢復；幻滅產生了，格外粗暴，格外徹底；失望如此之大，挫敗感如此強烈。[30]
我們以上所述是否偏離了群體心理學的主題？我想並非如此。倘若我們想瞭解今天正在醞釀、明日將會誕生的思想與信念，就必須知道它們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一個國家為其年輕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未來的樣子。在改善或惡化群體心智上，教育都在其中發揮了一部分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呈現當前的制度是如何塑造了群體心智，冷漠而中立的大眾是怎樣一步步成為心懷不滿的龐大隊伍，隨時準備聽命於烏托邦分子與演說家們的教唆。今天，正是在學校裡，憤世嫉俗者與無政府主義分子們被培養出來，正是在學校裡，拉丁民族走向衰敗的道路被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