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構成了宗教情感／它與對某個神靈的崇拜無關／它的特點／具有宗教形式的信仰是強大的／不同的例子／大眾的上帝從未消失／它們重生的新形式／無神論的宗教形式／從歷史觀點看這些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聖巴泰勒米島、恐怖時期和所有類似的事件，都是群體宗教情感的後果，而非孤立個人的意志。
我們已經指出，群體不進行推理，而是對觀念進行全盤的接受或拒絕；他們受不了任何討論、辯駁，而施加於他們身上的暗示作用則徹底地侵佔了他們的理解力，並且有立刻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我們說過，受到恰當暗示的群體會隨時準備為了別人提供給他們的理想而慷慨赴死。我們還看到，他們只知道狂暴和極端的情感，所以在群體身上，好感立刻變為崇拜，而反感一旦產生就會轉化為仇恨。這些普遍存在的徵象，已經讓我們預知到群體信仰的性質了。
當我們仔細考察群體的信仰時，無論是宗教狂熱的時代，還是政治大動盪的時代（比如上個世紀），我們發現，這些信仰總是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形式，除了把它稱為宗教情感外，我找不出更好的名稱了。
這種情感有一些非常簡單的特點：崇拜想像當中高高在上的人，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力量充滿恐懼，盲目服從於它的指令，不可能對它的教義提出異議，渴望將這些教義傳播，傾向於將所有不接受它們的人都視為敵人。這樣的情感無論是指向一個看不見的上帝，一尊石頭或木頭的偶像，一個英雄或一種政治觀念，只要它具備了上述特點，它就是有著宗教的本質。超自然現象和神跡都在這裡找到了一席之地。群體下意識地為自己一時狂熱的政治信條或勝利領袖披上神秘力量的外衣。
當一個人崇拜某個神靈，他還算不上有宗教虔誠，只有當他將所有思想的精力、所有意志的恭順、所有幻想的狂熱，統統奉獻給某項事業或某個人，將其作為他全部思想與行動的目標和指南時，他才可謂是一個有宗教虔誠的人。
偏執和狂熱是宗教情感的必然伴侶。它們不可避免地體現在那些自認為掌握了今生或來世幸福秘密的人身上。只要人們聚集在一起，受到無論什麼信念的煽動，這兩種特徵就會表現出來。恐怖統治時期的雅各賓黨人在本質上就與宗教法庭時代的天主教徒一樣具有宗教虔誠，他們殘暴的激情來自同樣的根源。
群體的信念具有盲目服從、粗暴偏執，以及要求狂熱宣傳等屬於宗教情感的特點；因此可以說，他們的所有信仰都具有宗教的形式。群體所擁戴的英雄，在他們看來就是一個真正的神。拿破侖就當了十五年這樣的神，從沒有哪個神擁有過更完美的擁護者，也沒有哪個神能如此輕易地置人於死地。基督教的神，異教徒的神，都從未對他們所征服的靈魂實施過如此絕對的統治。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仰的締造者之所以能夠將它們建立起來，都是因為他們能夠激起群體狂熱崇拜的情感，這種情感讓人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找到自己的幸福，並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任何時代都是如此。菲斯泰爾·德·庫朗熱在其論述羅馬高盧人的傑作中準確地指出，維持羅馬帝國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喚起的宗教崇拜感。他理性地寫道：「在世界歷史上，沒有哪個受各民族憎恨的統治形式可以延續五個世紀之久……我們無法解釋，區區三十個帝國軍團，竟可以迫使上億人民俯首帖耳。」他們之所以臣服，是因為帝國的皇帝是偉大羅馬的化身，像神一樣受到全體子民的一致崇拜。帝國之內，哪怕是最小的村鎮，也設有叩拜皇帝的祭壇。「在那個時期，從帝國的一端到另一端，到處可見一種新的宗教在人群中興起，那就是把皇帝本人當作神來崇拜。在基督教之前的許多年裡，擁有六十座城邦的整個高盧地區，共同在里昂城附近建起紀念奧古斯都皇帝的神廟……神廟的祭司們由高盧城邦聯合選出，是當地的首要人物……把這些都歸因於恐懼和奴性是不可能的。這些民族不可能全都是奴性的民族，而且也不能如此保持三個世紀之久。崇拜君主的不是廷臣，而是羅馬。不是單單只有羅馬，還有高盧，還有西班牙，還有希臘和亞洲。」
如今，大多數群體頭腦的統治者們已經不再擁有祭壇，但他們還有雕塑或者畫像，人們對他們的膜拜與舊時代相比並無二致。只有當我們深入地瞭解群體心理的這一點，我們才能略微領悟歷史的哲理。面對群體，要麼當他們的上帝，要麼就一無是處。
不要以為這是發生在過去時代的迷信行為，如今已被理性徹底掃除。在與理性永恆的鬥爭中，情感從未被打敗過。群體不願再聽到神靈或宗教這樣的詞彙，在它們的名義下，群體忍受了長期的奴役。然而，近百年來，他們卻前所未有地癡迷於偶像崇拜，哪怕那些古老的神靈也從未受到過如此這般塑像造壇的待遇。倘若在近幾年研究過以布朗熱主義為旗幟的大眾運動，就會很容易地發現，群體的宗教本能隨時都可以復活。在任何一家鄉村小旅館裡，都能看到這位英雄的畫像。他被人們賦予了匡扶正義、懲惡揚善的權威，成千上萬的人們為他赴湯蹈火。倘若他本人的個性能有那麼一點兒配得上他傳說在外的名聲，那他在歷史上肯定地位斐然了！
所以說，群體需要宗教，實在是無需重複的老生常談了，因為所有的政治、神學或社會信仰，要想在群體中建立起來，都唯有採取宗教的形式，一種能夠幫助它們免除質疑的形式。如果無神論有可能被群體所接受，那麼它所表現出的偏執排他，與宗教情感其實完全無異，而且在這樣的外衣下，它會迅速成為一種迷信崇拜。一個實證主義小團體的演變給我們提供了有趣的例證。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我們講述的虛無主義者的故事，很快就發生在了實證主義者身上。有一天，受到理性的感召，這個小團體摧毀了一間小教堂裡祭壇上所有的神像，熄滅了蠟燭，隨即用畢希納和摩萊肖特[20]等無神論哲學家的著作替代被摧毀的神像，然後又虔誠地點燃了蠟燭。宗教信仰的客體是改變了，但他們的宗教情感，真的有所變化嗎？
我要再說一遍，只有當我們意識到群體信仰總是採取了宗教的形式，我們才能夠理解一些歷史事件，確切地說，是最為重要的那些歷史事件。對於一些社會現象的研究，應該更多地著眼於心理學的角度，而非自然主義的角度。我們的大歷史學家泰納只從自然主義的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事件的真正源起。他充分地觀察了事實，但由於缺乏對群體心理的研究，他有時候並不能夠找到事件的成因。事件的血腥、混亂和殘酷令他感到恐怖，他在這場宏大歷史事件的主人公們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群癲狂野蠻、放縱自己原始本性的烏合之眾。當我們認識到法國大革命不過是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在群體當中的建立，那麼，大革命中的暴力、屠殺、宣傳的需要、向所有君王發出的戰爭宣言，這一切也就都得到了解釋。宗教改革、聖巴托洛繆大屠殺[21]、法國的宗教戰爭、宗教法庭、恐怖時期，都屬於同類現象，都是由受到宗教情感鼓舞的群體所為，他們在這種情感的驅動下，以烈火和利刃，毫不留情地掃除一切阻礙他們建立新信仰的事物。宗教法庭的做法，就是所有真正的信徒會採取的做法。他們若是選用了別的做法，就算不上是信徒了。
類似於我剛才提到的大動盪，只有在群體想要它們出現的情況下，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再專制的君主也不可能促成它們。當史學家告訴我們聖巴托洛繆慘案時君王的所作所為時，他們表現出的是與君王們一樣的對群體心理的無知。像這樣的事件，只能是出自群體的手筆。最專制的君王所能動用的絕對權力，也不過能夠稍稍提前或推遲事件發生的時刻而已。聖巴托洛繆慘案或宗教戰爭，都並非全然是君王們的作為，就如同恐怖統治也並不全然是羅伯斯庇爾、丹東或者聖茹斯特的所為一樣。在這些事件背後，我們看到的始終不是君王的權力，而是群體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