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點滴相助才使我走到今天。
——約翰·列儂（John Lennon，英國甲殼蟲樂隊成員）
請回想一下你最好的兩個朋友。為什麼他們和你如此親近？為什麼你把他們當成朋友？你是否可能只是喜歡他們，而非愛上他們。（或者至少你不是「癡戀」他們，抑或你可能認為他們只是比「朋友」稍好一點。）你可能和他們共度過很多美好的時光，他們在身邊讓你感到舒適安心；你知道他們也喜歡你，如果你需要幫助，他們都是你的依靠。
的確，朋友能帶給你非常多樣而複雜的積極情感體驗。朋友有時會讓你厭煩，但你還是會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們能瞭解你不為人所知的私人信息。你喜歡與他們共處，並希望你們的親密關係能永遠持續。事實上，如果你回顧一下親密關係的特徵（見第1章第2頁），就會發現你和最要好的朋友之間的聯繫的確非常親密。你或許非常瞭解他們，對他們有著高度的信任和忠誠；你體驗到的關心程度、相互依賴性和相互一致性可能沒有和戀人相處時那麼深厚，但這三個因素在朋友之間仍會出現。
那麼，朋友關係是否和愛情關係一樣，只不過親密程度更低而已？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友誼和愛情關係的構成因素是一樣的，但各個因素的結合不同。並且友誼通常也並不具備愛情的某些成分，所以兩者的構成並不一樣。但友誼和愛情的許多要素也非常類似，本章要詳細描述親密夥伴的特徵，從而為愛情（第8章）的學習打下基礎。我們還會涉及一些其他主題，比如友誼的各種特徵，探討男人和女人能否「僅僅做朋友」。
友誼的本質
友誼是我們獲得快樂和支持的必不可少的源泉。對年輕人的一項研究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人（36%）認為友誼是他們目前「最親近、最深刻、投入最多和最親密的」人際關係（Berscheid et al.，1989）。很多人（47%）明確指出愛情關係是他們最為重要的夥伴關係，但友誼顯然是我們和他人發生聯繫的重要方式。即使人們結婚之後，友誼仍然非常重要。另一項研究採用體驗式取樣[1]跟蹤人們的交往，結果發現參與者與朋友在一起時一般比獨自一人或者與家庭成員（包括他們的配偶）在一起時，有著更多的樂趣。如果配偶和朋友都在身邊，那將是最美好的時光。但如果兩者只能擇一，朋友帶來的快樂和興奮往往比配偶帶來的要多（Larson & Bradney，1988）。為什麼友誼竟然如此重要？
友誼的屬性
人們在談到朋友時會想起各種各樣的特徵（Fuhrman et al.，2009；Hall，2009）。首先，親密的朋友能感受到彼此間的溫情。他們彼此欣賞、信任和尊重，珍視忠誠與真誠，雙方都能無拘無束地做真實的自己，根本不用嬌柔做作。其次，友誼涉及共同參與和分享。朋友之間反覆進行有意義的自我表露，提供情感支持和實際援助，遵守平等規範，雙方的喜好都受到應有的重視。最後，朋友還能彼此相伴。他們分享興趣，參與活動，認為彼此才是娛樂和搞笑的源泉。最好的友誼顯然是一種緊密、有獎賞價值的關係，故而有學者把友誼（friendship）定義為「一種自發的人際關係，通常表現出親密和扶助，雙方彼此欣賞，並企求對方的陪伴」（Fehr，1996，p7）。
友誼和愛情的差異
那麼，怎麼區分友誼和愛情？我們在第8章詳細討論愛情時將會看到，愛戀包含著比喜歡更複雜的情感。喜歡和愛戀都包含對夥伴正面、熱情的評價，但浪漫的愛情還包括對伴侶的著迷、性的慾望和比友誼強烈得多的排他性的願望（Giordano et al.，2006）。愛情關係還有著更嚴厲的行為標準；對待愛人應該比對朋友更加忠誠、更加願意伸出援手（Fuhrman et al.，2009）。調節友誼的社會規範較之愛情關係的規範約束力較小，友誼也更易於解體（Fehr，1996）。此外，朋友不太可能會公開表達正面情感，他們在一起相處的空閒時間一般也比情侶要少得多。
這些差別並不僅是因為大多數友誼發生在同性之間。異性之間的友誼一般也不如愛情那麼激情澎湃、忘我投入（Fuhrman et al.，2009）。所以，友誼一般比愛情承擔的責任更少，情感強度更弱，排他程度更低。並且和愛情不同，友誼一般並不存在性的親密（雖然有些友誼中存在；我們稍後再來考察「發生性關係的朋友」）。
所以，深厚的友誼雖然不如愛情充滿激情，但仍然具有獎賞價值，包含著親密關係的所有其他組成部分。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友誼的這些成分。
尊重
當我們尊重別人時，我們會非常欽佩和重視他們。值得尊重的特質看來包括令人讚揚的道德品質、對他人的體貼入微、接納他人、誠實、傾聽他人的意願等等（Frei & Shaver，2002）。我們一般喜歡那些令我們尊重的人，對朋友或愛人越尊重，那麼與此人的關係越令人滿意（Hendrick et al.，2010）。最親密的朋友往往是我們尊重的人（Guthrie et al.，2011）。
信任
當我們自信地認為朋友會仁慈地對待我們，無私地考慮我們最大的利益時，我們就對他們產生了信任（Rempel et al.，2001）。這種自信需要時間來培育，但如果有人留意我們的願望，無私、可靠地對待我們，信任就能建立起來（Simpson，2007）。信任在任何親密關係中都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它使得相互依賴更加愉快；讓人舒適自在，與朋友輕鬆相處，不能充分信任夥伴的人往往戒心重重，對關係不滿意（Rempel et al.，2001）。喪失信任會侵蝕緊密關係，產生破壞作用（Miller &Rempel，2004）；曾被朋友背叛的人常常很難恢復對朋友的信任和對人際關係的滿意（詳見第10章）。
資本化
我們和好友分享快樂時，快樂倍增，不會減少。當我們交好運時，並不總能從別人那裡得到熱心的祝賀；偶爾我們會得到別人言不由衷的祝福，有時別人根本漠不關心。但好友通常會為我們的成功感到欣喜，他們的興奮能增加我們的歡樂（Gable & Reis，2010）。所以在資本化（capitalization）的交往模式中，我們常常能和朋友分享好消息，得到有益於緊密關係的熱烈而有價值的反應：與那些對我們的好運漠然或冷淡的人相比，那些能提升我們快樂的人讓我們感到更親近（Reis et al.，2010）。具有資本化特徵的人際關係通常比資本化不足的人際關係更令人滿意、持續的時間也更長（Gable et al.，2006）。
社會支持
成功的資本化能提升積極事件帶給我們的快樂。我們還依賴朋友幫助我們克服困難，他們幫助和鼓勵的方式很多。我們獲得的援助或社會支持有4種（Barry et al.，2009）。表現為關愛、接納和安慰等形式的感情支持；表現為擁抱或摟抱的身體安慰；表現為資訊和指導形式的建議支持；和表現為金錢或物品的物質支持或有形援助。當你對即將到來的考試感到緊張時，朋友試圖打消你的疑慮，就為你提供了感情支持。而朋友把她的轎車借給你使用就是一種物質支持。但不要太過呆板地看待這些分類，因為這些不同種類的援助有時會交叉在一起；慷慨的物質幫助也能在情感上打動人，朋友一旦得知你的轎車送去修理了，就把她的汽車借給你，這種幫助既提供了感情支持又提供了物質支持。
社會支持價值巨大，隨著時間的流逝，個體接受的這4種社會支持越多，關係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就越大（Barry et al，2009）。的確，伴侶溫暖而關注的支持所帶來的幸福感比金錢更大；你的收入對你快樂的影響可能還不如社會支持大（North et al.，2008）。但它在緊密關係中起作用的方式有些複雜。請思考以下觀點：
● 感情支持具有實際的生理效應。長期來看，與夥伴有著深情厚誼的人，與那些得不到多少鼓勵和關愛的人相比，他們的血壓、膽固醇水平和應激的荷爾蒙水平都更低（Seeman et al.，2002）。在實驗室研究中，他們把手臂浸入冰冷的水裡體驗到的疼痛感更微弱（Brown et al.，2003）。如果人們處在緊張狀態，只要心中能想起支持自己的朋友，一般就能降低心率和血壓（Smith et al.，2004）。
● 有效的社會支持使人們感到與幫助者更親近。朋友敏感的、應答性的支持能增加我們的幸福感、自尊和對未來的樂觀（Feeney，2004），這些都有益於親密關係。伴侶新婚時的社會支持越大，10年後離婚的可能性越小（Sullivan et al.，2010）。
● 有些人更擅長於提供社會支持。例如依戀類型就會產生影響。安全型的人能輕鬆地接納與他人相互依賴的親密關係，往往能提供有效的支持，安慰和鼓舞受援者，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利他和同情（Davila & Kashy，2009）。相形之下，不安全型的人則更為自私，他們往往是出於義務或者為了回報才提供幫助。而且他們的社會支持效果往往較差，這要麼是因為（就迴避型的人而言）他們比安全型的人提供的幫助更少，要麼是因為（就焦慮型的人而言）他們的幫助太冒失而有控制性（Collins et al.，2006）。一般而言，安全型依戀夥伴（而非不安全型）提供的支持更令人們滿意（Kane et al.，2007）。此外，如果伴侶細心，又有同理心，因而明白伴侶的需求，往往就能提供更好的社會支持（Verhofstadt et al.，2010）。人們需要幫助時很少直截了當地開口求助（Bohns & Flynn，2010），所以伴侶如能更好地理解對方的感受，往往能為對方提供更好的社會支持。
● 進而，最好的支持應該切合我們的需要和偏好。並非所有的社會支持都完全對受援者有益。即使提供支持的朋友動機良善，具有利他精神，他們的支持也可能不對路或者太過慇勤（Brock & Lawrence，2009）；幫助行為可能威脅到我們的自尊或者顯得冒失，而我們接受這類幫助時會討厭這種受惠或蒙恩的感覺（Gleason et al.，2008）。所以，社會幫助有時候會伴隨有情感的代價，因此最好的援助有時或許是無形的支持（invisible support），悄然施行而不為受援者所察覺（Howland & Simpson，2010）。當同居的情侶有一方正在準備緊張的律師資格考試時，雙方把各自給予和得到的支持都記錄下來，結果發現最能減少應試者焦慮的，是情侶提供而應試者並未覺察到的幫助（Bolger et al.，2000）。有時候，幫助朋友最好的方法就是默默地提供支持，從而不會增添他/她的心理負擔。
當受援者覺察到有形的支持時，如果這種支持能切合受援者當前的需要和目標就會更加有效（Brock & Lawrence，2010）。另一項研究考察了備考律師資格的學生，結果發現物質支持——比如情侶為之下廚烹調——有幫助作用，而感情支持只會使應試者更加焦慮（Shrout et al.，2006）。另一方面，對視力受損的老年人的調查發現，他們會被物質支持惹惱（或許是因為物質支持使他們感到自己更加軟弱無助），但感情支持卻使他們感到振奮（Reinhardt et al.，2006）。顯而易見，並沒有適合所有情境的單一固定 的支持模式；朋友所欣賞的幫助和支援的類型取決於他/她目前的需要、你的能力和友誼當前的狀態（Iida et al.，2008）。如果我們要為朋友提供有效的支持，雖然存在某些始終如一的模式——安全依戀型的人一般喜歡感情支持，而疏遠型的人則偏好具體的建議和意見（Simpson et al.，2007）——但我們更需留心朋友的私人偏好和特定環境。
● 不論社會支持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研究得出的一個最重要的結論是：長期來看，真正起作用的並非朋友具體的幫助行為，而是我們對朋友幫助行為的認知。我們知覺到的支持和我們實際得到的支持只能粗略地匹配（Lakey et al.，2002），當人們認為自己的朋友不肯仗義相助時，則無論朋友是否真正如此都會感到苦惱（Lakey et al.，2004）。事實上，知覺到的支持比實際得到的援助與我們對伴侶的滿意程度更有關聯：當我們對朋友或愛人感到滿意時，我們都會把他們視為支持式的良師益友；但當我們不滿意時，則會認為他們麻痺大意、袖手旁觀（Kaul & Lakey，2003）。當然我們的判斷並非完全不切實際；朋友為我們提供的支持越多，我們通常認為他們越能仗義相助（Priem et al.，2009）。而且，如果我們信任他們，對他們感到滿意，我們就更加可能注意和體察他們的幫助和支持，故而認知到的支持在增加滿意度的同時，滿意度也能提升認知到的支持（Collins et al.，2006）。總而言之，我們對所獲幫助的判斷「可能既擁有客觀事實的內核，又裹有認知所裝飾的外殼」（Reis et al.，2004，p.214）。
● 最後，個人特徵也會影響我們對社會支持的認知（Iida et al.，2008）。那些對他人的關心和照顧懷疑的人，往往會以一種片面的、不應有的挑剔眼光來看待他人的幫助。具體來說，與對自己和人際關係更積極、更自信的人相比，依戀類型不安全的人認為他們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不夠體諒、幫助作用不足（Collins & Feeney，2010）。很顯然，即使朋友真正能慷慨地幫助不安全型的人的，他們仍可能認為朋友的幫助和鼓勵是不充分的（Collins et al.，2010）。
總的來說，我們依賴於朋友和愛人以獲得寶貴的支持，但我們（感覺到）的支持數量和質量會受到我們自己和伴侶特徵的影響。我們知覺到的社會支持也極大地受到人際關係質量的影響；一般而言，能與之愉快相處的朋友與那些不太讓人滿意的朋友相比，前者看起來更能仗義相助。當我們需要幫助時，我們也更可能向我們信任的、反應靈敏的夥伴求助（Collins et al.，2010）。然而不論社會支持明顯與否，最好的支持總是那些能表示朋友關注和理解我們（因而具有應答性）、滿足我們需要的幫助行為（Maisel & Gable，2009）。
應答性
上述親密友誼的每種特徵（尊重、信任、資本化和社會支持）讓我們感到有人理解、關心和珍視自己，因而它們都與有獎賞價值的親密關係最後一個部分有關係，這部分可能是親密友誼中最重要的成分（Reis，2009）：應答性（responsiveness），即在認知層面上對朋友的需要和興趣表現出關注與支持。大多數時間，朋友對我們是誰，我們要說什麼都會有興趣。他們關注我們，藉此表達他們珍視與我們的朋友關係。他們通常還表現出熱情和支持，看來理解和欣賞我們。這些都是彼此能成為朋友的原因。認為某人對你的需要和慾望表現出關注、尊重、熱心和支持，這種判斷就是所謂的感知到的伴侶應答性（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它非常具有獎賞價值，[2]那些能讓我們感受到自己有價值、理解和尊重的人都會吸引我們。
感知到的伴侶應答性能提升親密感（Maisel et al.，2008），促進自我表露、信任和相互依賴，毫無疑問有益於人際關係。兩個人如果相處融洽，開始留意對方的需要，彼此就會感覺更親密、更滿意（Canevello & Crocker，2010）。而且，如果我們大方地關注他人，我們往往會認為這些人也支持和關心我們，這也能促進我們的人際關係（Lemay & Clark，2008）。更突出的是，對伴侶敏感應答對我們自己和伴侶都有益；努力理解和支持室友的大學新生比缺乏應答性的新生能更好地適應大學生活（Canevello & Crocker，2011）。應答敏感的伴侶表現出的理解、尊重和關心具有很大的價值，朋友顯然能為我們提供有效的人際獎賞。
友誼的規則
根據某些規則，我們也能指望好友做出適當的行為。雖然我們通常不會在內心詳細闡述朋友的含義，但大多數人都會有一套人際關係的規則（rules for relationships），這種規則即是朋友應（或不應）履行某些行為的共同文化信念。這些行為的標準是人際關係平穩運行的潤滑劑。我們在孩提時代就已學會了這些規則，並且知道，一旦違背這些規則就會引起他人的指責和關係的混亂。例如英國心理學家在一項開創性的研究中，列出了很多可能的友誼規則，並請來自英國、意大利、中國香港和日本的成年參與者從中選出他們認可的規則（Argyle & Henderson，1984）。表7.1列出了規範友誼的幾個普遍的規則。或許如你所料，這些普遍規則包括公平、信任、自我表露、支持、關愛及親密關係其他令人滿意的方面。
規則限定了人們應該表現出和不應該表現出的行為模式，但我們不會總是遵守友誼的規則。當要求舊金山兩所大學的學生判定會有多少人遵守各種人際關係規則時，他們估計大多數規則只有50%左右的人會遵守（Gambrill et al.，1999）。但這並不表明規則不重要。我們越是恪守這些規則，我們與朋友的關係就越是親近、滿意（Kline & Stafford，2004）。而且，在友誼失敗的大多數情形下，總會發現有人違背了這些規則（Argyle & Henderson，1984）。因而，無論我們是否有意識地考慮這些規則，在友誼之中還是存在某些行為標準，即人際關係的社會規則，它決定了友誼的成敗。
表7.1 友誼的規則
資料來源：Argyle & Henderson, 1985.
友誼的畢生變化
友誼的形式會隨其所處的社會背景（比如朋友是工作中的同事抑或生活中的鄰居）、親密程度、個體的年齡和性別的變化而有所改變（Fehr，1996）。隨著我們長大和變老，友誼的特徵也會發生變化。本節我們就來考察這些變化。
童年期
學前期兒童和自己喜愛的玩伴之間就有著低級形式的友誼。此後，兒童在發育和成熟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巨大變化，無不反映在他們的友誼之中，友誼也逐漸變得更加豐富和複雜（Howes，2011）。友誼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兒童認知的發展；隨著兒童年齡增長，認知複雜度增加，兒童對人際需要的變化也愈加顯著。根據比爾邁斯特和費曼（Buhrmester & Furman，1986）的觀點，這些關鍵的需要表現為：小學低年級階段的接納需要，青春期前期（9~12歲或小學高年級）的親密需要，青春期（13~19歲）的性需要。在每一階段新的需要都凌駕於舊的需要之上，所以年齡大的兒童比年幼的兒童要滿足更多的需要。每一階段需要的順利解決都要求發展出新的特殊能力，這種能力會影響到兒童在後面階段的應對方式；如果兒童沒有獲得這些技能，就會發生問題。
比如當兒童進入小學階段，其他兒童的相伴或者接納就變得日益重要；那些不被同伴充分接納的兒童會感到被人排斥和孤立。隨後在青春期前期，兒童發展出對親密的需要，典型表現為關注與自己年齡和興趣相似的朋友。此時充分發展的友誼首次登台，它以廣泛的自我表露為特徵，並且在此階段兒童表現出觀點采擇、同理心以及利他主義，這些都是成人親密關係的基礎。先前不被同伴接納的兒童要克服孤立感，但如果他們做不到，就會生平頭一遭地體驗到真正的孤獨。此後，是蓬勃迸發的性需要，青少年一般發展出對異性的興趣。剛剛步入青春期的兒童很難建立起能滿足這些新需要的人際關係，但大多數青少年隨後會努力建立敏感、關愛和公開的戀愛關係。
總的來說，學者普遍地認為，隨著人們年齡變大人際關係也會發生變化。成人應對友誼問題時豐富和複雜的方法都是歷經歲月錘煉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兒童期成功的人際關係為成年階段親密關係的美好結果奠定了基礎。比如，能與照料者形成安全型依戀的嬰兒往往在入學時招人喜愛；因此，他們在童年期能建立更豐富、更安全的友誼，這讓他們在青年期戀愛時更容易建立安全而舒心的親密關係（Simpson et al.，2007）。另一方面，被同伴所拒絕的兒童往往會遭遇各種困難——諸如失學、刑事拘留和心理適應不良——遠遠多於那些為同伴所喜愛的兒童所遭受的（Bukowski & Cillessen，1998）。單純的拒絕未必會導致這類問題，但卻存在風險：有助於培養社交技能的干預措施能促進兒童被同伴的接納，並能減少之後適應不良的風險（Waas & Graczyk，1998）。
青少年期
在13~19歲的青春期，友誼還有其他方面的變化。首先，青少年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而與夥伴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多。在芝加哥進行的一項體驗式取樣研究發現，小學5年級的兒童約有35%的時間與家庭成員待在一起，而高中階段的學生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只佔14%（Larson et al.，1996）。
第二個變化是青少年日益轉向朋友來滿足自己的依戀需要（Fraley & Davis，1997）。依戀學者確認了青少年時期的四種依戀方式（Hazan & Zeifman，1994）：（1）尋求親近，指對依戀對象的趨近、保持臨近和發生接觸；（2）抗議隔離，青少年抵制把自己與夥伴分開，並因這種隔離而苦惱；（3）避風港灣，在危急困難時刻求助於依戀對像以獲得安慰和支持；（4）安全基地，依托夥伴來探索新環境和進行其他大膽的嘗試。所有這些依戀成分在年幼兒童和父母的關係中亦有所表現，只不過隨著他們長大，青少年逐漸地把主要的依戀對像按成分逐個從父母轉移到同伴身上。
比如11~14歲左右的青少年常常把避風港灣的依戀對像從父母轉換到同伴；如果有事情令他們不安，他們在接近父母前會尋求朋友的幫助。的確，約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把同伴（一般為戀人而非普通朋友）而非父母視為他們主要的依戀對像（Rosenthal & Kobak，2010）。
所以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同伴會逐漸取代父母的角色，但即便是年輕的成年人仍會依賴父母以獲得某些依戀。大學生最有可能向朋友們尋求親近，也願意將他們視為避風港灣，但不太可能把朋友作為安全基地（Fraley & Davis，1997）。這一角色通常是保留給父母來擔當的。當人們搬到新的住所、從事新的工作、接受新的職業培訓時，心中知道只要自己願意就可以隨時回家探望父母、清洗衣物和免費吃住，這仍令大多數人感到心安。
成年早期
在少年晚期和20多歲的時候，人們就進入了成年早期階段，根據著名的人格理論家艾裡克森（Erikson，1950）的觀點，此時期的中心任務是「親密對孤獨」的衝突。艾裡克森認為正是在這個年齡段，我們學會了怎樣建立持久、忠誠的親密關係。
對於本書的許多讀者而言，對親密關係的探尋大多是在陌生環境中進行的：即遠離家鄉的大學院校。離家求學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友誼（Roberts & Dunbar，2011），但即使你近期並未見過中學時的許多好友，卻並不會感到孤獨。對美國丹佛大學新生持續1年的調查發現，學生在家鄉建立的友誼逐漸消失，被隨後在校園中新建立的人際關係所取代（Shaver et al.，1985）。這一過程並不能迅速完成，秋季剛入校的學生對其社交網絡的滿意度是最低的。但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都能很快找到新的「親密」朋友，但這些剛建立的友誼多數容易發生變化；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春季學期仍保持著最好的友誼。顯然大學新生在不斷地調整他們的社交圈，外向坦率和善於自我表露的學生應對得更為輕鬆；較之笨拙的新生，社交技能嫻熟的新生對人際關係更為滿意。然而，到春季學期快要結束時，大多數學生再次對自己的社交圈感到滿意。他們都結交了新的朋友，但這需要一定的時間。
大學畢業之後友誼會怎樣變化？在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中，113位年輕人用日記記錄了他們兩個時期的社會交往，一個時期是他們還在大學求學時，另一個時期是畢業六年之後（Reis et al.，1993）。總的看來，參與者離開學校後每週看望朋友的時間變得更少；具體來說，與同性朋友及與三個人或三個人以上的團隊相處的時間減少了。與異性夥伴相處的總時間增加了，但異性夥伴的數量卻減少了，在這點上男性尤甚。儘管如此，正如發展理論所認為的，在參與者20多歲時，他們社會交往的平均親密程度卻是增加的。大學畢業之後，人們往往只與少數幾個朋友交往，但與朋友之間的人際交往層次更深、相互依賴程度更強。
中年期
當人們和愛侶安居後友誼又會怎樣變化？友誼和愛情之間的關聯非常清晰：當人們有了戀人時，他們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會減少。這時會發生二元退縮（dyadic withdrawal）現象：人們與愛人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多，而探望朋友的次數越來越少（Fehr，1999）。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還是偶爾與戀人約會時，平均每天和好友相處的時間是兩小時，但一旦與戀人訂婚後每天探望朋友的時間還不到30分鐘（Milardo et al.，1983）。相愛的情侶確實會與具有共同特點的朋友有著更多的接觸，但這並不能抵消他們朋友總數的下降以及與朋友相處時間的減少。
人們友誼的消退在結婚之後仍不會停止。與異性朋友的友誼尤其會受到影響；異性朋友可能會被配偶另一方認為是潛在的情敵，所以已婚人士一般很少探望異性朋友（Werking，1997）。儘管如此，即使夫妻們很少探望他們的朋友，他們仍比單身的時候有著更大的社交網絡，因為他們會更多地看望他們的姻親（Milardo et al.，1983）。（請不要誤會這一點，如果你不喜歡愛人一方的家庭成員也請當心：一旦你結婚了將會更頻繁地看到他們！）
因而，當人們投身於配偶和孩子時，他們的社會生活並不會完全萎縮破滅，但他們社交活動的重心的確從私人朋友轉移到家庭和夫妻共同的朋友上。事實上，如果夫妻雙方沒有共同的朋友，這樣的婚姻通常很艱難。正如圖7.1所示，如果夫妻雙方都沒有一個共同的朋友，配偶們就會面臨更多的婚姻問題（Amato et al.，2007）。已婚人士有自己的私人朋友沒什麼壞處，但如果只有獨享式的友誼似乎就有風險。
老年期
最終，老年人較之年輕人社交圈子更小，朋友也更少（Carstensen et al.，1999）。老年人並非不會交際，他們只是更加挑剔；他們的親密好友數量和年輕時一樣多，但他們和一般的朋友以及不太重要的社交夥伴相處的時間更少（Fung et al.，2001）。
圖7.1 朋友圈和婚姻調適
如果夫妻沒有共同的朋友就會遭逢許多挫折和困難。
資料來源：Amato et al.，2007.
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認為，友誼隨年齡的這種變化是因為老年人有著與年輕人不同的人際目標（Lockenhoff & Carstensen，2004）。年輕人的人生道路還很漫長，所以該理論假定他們會追求旨在獲取信息、指向未來的目標，這有利於他們今後的生活。（這大概正是當代大學生們的社交活動的特徵。）心中帶著這樣的社交目的，年輕人會追求各種類型的社交夥伴和相對更大的社交網絡。然而，當人們變老，未來顯得越來越有限，他們的社交目標大概更多地指向現在而不是未來，也更注重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Fung & Carstensen，2004）。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的觀點認為，隨著有生之年變得越來越屈指可數，老年人交際的目標指向友誼的質量而非數量；他們更注重精選出的深厚友情，不願發生衝突（Fingerman & Charles，2010），而讓更普通的朋友關係自然消失。的確，該理論預測：任何人，只要認為自己的未來不長久，就會花更多的時間與少數幾個親密好友相處，而不是把時間用來和各種各樣的普通朋友交往——這也是年輕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後，所剩時日無多時與人交往的情形（Carstensen et al.，1999）。一般而言，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看來是對與衰老有關的社交活動變化的合理解釋。
最後，我們還應注意到，當我們年老體衰、能力下降時，友誼所能提供的社會支持尤為重要。對美國康涅狄格州的2 812名老年人為期10年的縱向研究發現，經常與朋友保持接觸能降低罹患殘疾（比如不能自己穿衣或者行走）的風險（Mendes de Leon et al.，1999）。此外，如果老年人不幸罹患殘疾，緊密的友誼常與較高的康復率聯繫在一起。整體來看，有著親朋好友的老年人比那些較少與人接觸的鰥寡孤獨者更健康、更長壽（Sabin，1993）。只要我們活著，友誼就是無價之寶。
友誼的差異
友誼不僅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有變化，在不同的個體之間和夥伴之間也存在差異。本節我們就要考察友誼的本質如何與性別及其他個體差異交織在一起。
同性友誼中的性別差異
請思考以下兩種同性友誼的情形：
小莉和貝蒂是閨中密友。遇到麻煩時，另一方總能提供支持和忠告。只要她們在戀愛中出現任何問題，就會馬上給對方打電話，請求並能得到所需要的建議和安慰。小莉和貝蒂覺得她們瞭解彼此的一切。
湯姆和巴尼有著過硬的交情。他們常常一起熬夜玩紙牌，或者修理湯姆那輛1980年出產的、總是發生故障的雪弗蘭汽車。他們一起出沒於各種場所——酒吧、籃球場、集體聚會等等。巴尼和湯姆覺得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
你覺得上面描述的兩種友誼合理嗎？或許合理。大量研究表明女性之間的友誼是以情感分享（emotional sharing）和自我表露為其特徵的，而男性友誼則是圍繞著共同活動（shared activities）、相伴相隨和搞笑娛樂而展開的（Fehr，1996；Marshall，2010）。這顯得過於簡單化，但多年前賴特（Wright，1982）創造出的兩個精闢詞語今天看來仍熠熠生輝：女性的友誼是「面對面」（face-to-face），而男性的友誼則是「肩並肩」（side-by-side）。[3]
同性之間的友誼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Fehr，1996）：
● 女性朋友之間電話交談的時間更多；
● 兩性朋友談論的話題不同：女性更可能探討人際關係和私人問題，而男性更可能探討客觀事件，比如體育比賽等；
● 女性進行的自我表露多於男性；
● 女性給予朋友的感情支持多於男性；
● 女性在友誼中比男性表達出更多的愛意和溫情。
歸納一下，女性之間的友誼往往比男性更親切、緊密。最終結果是，女性在愛情關係之外仍會向朋友尋求敏感、體貼的理解和支持，而男性常常做不到這點。請思考下面這個有啟發性的問題（Rubin，1986，p.170）：「某晚你回到家裡，戀人或者愛人宣佈要離你而去，你會向誰尋求幫助？」當研究的參與者真正地思考這個問題時，幾乎每位女性都能輕易地提到同性朋友的名字，但只有少數幾個男性能做到這一點（Rubin，1986）。（事實上，如果男性的愛侶拋棄他們，大多數男性根本想不出可以向誰尋求安慰。）
為什麼男性之間的友誼不如女性那樣親密？是因為男性缺乏彼此建立親密友誼的能力？抑或他們只是不願意這樣做？通常，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如果社會環境支持男性之間的親近，男性完全有能力與其他男性建立親密的友誼——但社會對這種男性同性親密的接納程度遠低於女性，所以他們不會這樣做（Reis，1998）。為何如此？文化規範和性別角色看來是主要的原因（Bank & Hansford，2000）。傳統的教養鼓勵男性應該具有工具性而非表達性的特質，[4]並且（正如第5章所述）個體的表達性能預測他/她自我表露的方式。雙性化的男性一般比傳統的、性別刻板化的男性有著更為親密的友誼，但性別刻板化的男性在數量上要多於雙性化的男性。為了和典型的性別角色保持一致，我們也會對男性施加壓力，促使他們表現出比女性更多的情感約束。社會規範致使男性比女性更不願意向他人表達出他們的焦慮和情感，如果社會鼓勵表達性的男性友誼（如中東），親密友誼中的性別差異就會消失（Reis，1998）。
因此，男性友誼缺乏親密，可能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和其他男性分享有意義、親密的相互依賴。相反，它是社會文化壓力之下迫不得已的選擇。如果西方文化不打擊男性友誼心理上的親密感，許多男性可能會擁有更親密的同性友誼。
友誼的個體差異
除了性別效應之外，還存在其他影響友誼的個體差異。其一就是我們在第4章中談到的自我監控（見133~135頁）。自我監控水平高的個體傾向於建立較寬泛的社交網絡，其同伴大多是「活動專家」，可以與之分享特定的快樂，但此外他們沒有其他更多的共同點。因此，高自我監控者在友誼中的投入往往比低自我監控者更少；低自我監控者的朋友數量較少，但彼此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他們的友誼一般看來更加親密（Snyder & Simpson，1987）。
另一個影響社交網絡的個體特徵是性取向。在對美國方便樣本[5]中的1 415人調查發現，大部分異性戀男女的密友不是男同、女同或雙性戀，但大部分男同、女同或雙性戀者（GLBs）都有正常性取向的朋友（Galupo，2009）。只有約六分之一的異性戀者（知道他們）有朋友是GLB，但80%的GLB有親密的異性戀朋友。所以，就性取向而言，異性戀者的朋友圈一般不如GLB那麼多樣化。如果異性戀者真要迴避與GLB的友誼，他們就可能犯錯：一般來說，GLB們與異性戀者之間的友誼完全像GLB們之間的友誼一樣親密和有獎賞意義（Ueno et al.，2009），異性戀者與GLB們接觸越多，就越喜歡他們（Vonofakou et al.，2007）。
最後，有些人認為他們是獨立自主的主體，其自我概念最主要的特徵就是能把他們與其他人區分開來的特質。相反，另外一些人則很大程度上依據與他人的人際關係來界定自我；他們的自我概念強調自己所擔當的社會角色，以及在親密的夥伴關係中表現出的特徵。另一個有趣的個體差異是相互依賴的自我構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指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成是與他人相互依賴（而非各自獨立）的人。對於相互依賴的自我構念較強的人而言，人際關係是他們自我概念的核心特徵，他們「思考和行動往往都是為了建立、提升和維持與重要人物的和諧、親密的人際關係」（Cross & Morris，2003，p.513）。相互依賴的自我構念可以使人成為合意的朋友（Mann & Morry，2011）；和那些更加獨立的人相比，相互依賴的人能更好地理解別人的觀點和價值觀，努力使他人及自己都獲益。由於動機的作用，獨立和依賴往往在每個人身上都會有所表現，但諸如美國的西方文化往往讚美和推崇獨立自主。所以，相互依賴的自我構念在美國之外的世界更為普遍（Cross et al.，2009）。
友誼發展的障礙
在本章的最後部分，我們來考察一些對寶貴友誼造成阻礙的個人特質。我們將重點研究兩個非常普通而又令人痛苦的問題，即羞怯和孤獨。我們都清楚，羞怯者或孤獨者通常都希望建立親密的友誼，但他們的行為舉止卻往往使他們很難做到這一點。
如今，我們或許需要身邊的每一位朋友。在2004年對全美國有代表性的人群樣本面對面的訪談研究發現，美國人的親密友誼並不如過去那樣普遍（McPherson et al.，2006）。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知心朋友的人從1985年的10%（該研究上一次問到這些問題）猛增到2004年的25%。每4個美國成人中就有1位根本沒有好友，無法向好友尋求親密忠告和社會支持。另有19%的人報告他們只有1位知己好友（通常是其配偶或者兄弟姐妹），整體來看，人們親密伴侶的平均數量從3個（1985年）驟降到2個。許多大學生在Facebook校園交友網站上有幾十或上百個「朋友」，但這些網友並不是能提供豐富的、有價值、有意義的親密感的夥伴。一旦他們離開大學校園，只有一半多點的美國人（57%）還能和沒有實際接觸過的網友成為親密的好友。許多美國人沒有好朋友。毫無疑問，羞怯和孤獨使情況變得更糟。
羞怯
與人交往時你是否會感到焦慮和拘謹，擔心別人對你的評價，交談時覺得自己笨嘴拙舌？大多數人都會這樣。80%的人都曾體驗過羞怯（shyness），羞怯是在社交情境下沉默寡言和抑制行為結合緊張不安的綜合症狀（Miller，2009）。看看表7.2，人們羞怯時會擔心社會指責，憂心忡忡地預計別人對自己的苛評。羞怯者在與人閒聊時還會感到忸怩做作、笨拙無能、侷促不安、效率低下（Arroyo & Harwood，2011）。因此，他們的社會交往會陷入山窮水盡的困境。如果他們不能完全避開人際交往，他們的行為也會表現出拘謹防衛的特點；看向他人的目光、保持的微笑、講述的話語以及應答性的交談都明顯匱乏（Ickes，2009）。與泰然自若的人相比，他們應對日常談話的能力非常低下。
表7.2 羞怯量表
資料來源：Cheek & Buss，1981.
幾乎任何人都會不時地受到羞怯的困擾。當我們置身於陌生的環境，第一次見到有魅力、地位高的陌生人時，很容易產生羞怯，但是當我們在熟悉的環境下與老友交往時，則不太可能會感到羞怯（Leary & Kowalski，1995）。然而有些人會長期習慣性地感到羞怯，更頻繁地體驗到羞怯。與坦蕩的人相比，他們具有三個特徵。首先，慣常羞怯者害怕別人的負面評價。一想到別人討厭自己他們就坐臥不安，他人的嘲笑和蔑視更令他們害怕恐懼。他們對社會指責的擔憂要甚於其他人（Miller，2009）。其次，他們傾向於懷疑自我。低自尊通常伴隨著習慣性羞怯，羞怯者往往有低自尊。最後，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他們會感到自己能力不足，有時還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整體看來，他們的社交技能不如不羞怯的人（Ickes，2009）。
羞怯者這種負面認知和行為缺陷令人生厭，使得他們與人交往時進退兩難。他們擔心別人的看法，害怕別人的指責，卻又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營造良好的印象，以消除此類指責。結果，他們的社會交往通常顯得小心謹慎、畏畏縮縮，這會打斷、轉移別人對自己的興趣和熱情（Oakman et al.，2003）。比如，如果羞怯的男性發現漂亮的女人注視自己，他們不會回望與之對視，更不會微笑問好；相反，他們的眼神遊離不定，一言不發（Ickes，2009）。本來男女之間可以進行的良性溝通，男性一旦顯得羞怯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無論人們的羞怯是暫時性或習慣性的，只要他們膽怯畏縮，就會給人留下負面印象，而這恰恰是他們與人交往時希望避免的。他們疏離冷漠、毫無價值的行為並不能博得別人的同情，反而經常予人以沉悶單調、興味索然的印象。我們且來徹底地分析這一現象。設想你在舞會現場，一些熟人三三兩兩地在舞池裡隨著音樂翩翩起舞。他們向你嚷道「來吧！」，鼓勵你加入他們的行列。但你對自己的舞步沒有信心，不想讓人覺得自己蠢笨，所以你待在了舞池的邊緣。你當然想和他們一起跳舞，但卻過分在乎別人對你的評價，所以你躊躇不前，保持觀望。這種沉默寡言會妨礙你的社會交往，它當然不能表現你的隨和友善，也無助於聚會歡快、狂熱的氛圍，你只是干站在那兒。你的心裡或許還覺得自己很友好，但別人從你的行為表現上很難覺察到這一點。你當然不喜好跳舞嬉鬧，從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你或許看上去有點笨手笨腳、呆頭呆腦。的確，或許更穩妥的說法是，與其一個人在舞池邊上尷尬地站立給人負面印象，還不如加入跳舞的隊列笨拙地舞動起來；只要你生氣勃勃、興高采烈，沒有人會在乎你的舞姿怎樣。但是當你站在舞池邊了無趣味時，人們的確會注意到你。
事實上，正如圖7.2所示，羞怯行為並不能給人留下好印象。羞怯所表現出的懦弱、寡言和猶豫的行為特徵看來好像冷漠無情、不太友好。和合群的行為相比，羞怯行為很可能引起對方冷淡和排斥的反應（Bradshaw，2006）。久而久之，羞怯者更可能受到別人的忽視和拒絕，而得不到他人的諒解和同理心，而這樣的結果又會強化他們的羞怯。
的確，與不羞怯的人相比，羞怯者結交新朋友的過程緩慢得多（Asendorpf & Wilpers，1998）。他們的友誼一般也不怎麼令人滿意和具有支持性，所以他們也往往更加孤獨（Bradshaw，2006）。這些影響非常重要；他們結婚時，羞怯的人會發生更多的問題，對婚姻生活也更不滿意（Baker & McNulty，2010）。
圖7.2 羞怯引起的人際循環效應
羞怯行為會給人造成負面的印象，通常還會產生羞怯者所害怕的不利評價。導致更糟糕的互動，加重了羞怯者的恐懼，如此循環往復。
因而，羞怯行為只會使個體的羞怯感更為嚴重，很顯然，在社交生活中自信滿滿的表現通常比羞怯懦弱要好得多。當然，羞怯有時也有益處：當人們真正地遭遇新異情境，不知道如何行動時，羞怯片刻的警惕作用可以防止他們舉止失當（Leary，2010）。然而，更常見的是，羞怯者會被社會指責所帶來的威脅嚇跑，而這種社會指責根本不曾發生過或者永遠也不會出現，所以他們的羞怯完全沒有必要，反而是起相反作用的心理負擔（Miller，2009）。有一些正式的培訓項目幫助人們克服習慣性羞怯，教導羞怯者要用積極的心態來認識和思考問題，幫助他們應對焦慮並正確理解社會評價，還重點傳授如何開啟談話和果斷處事等社交技能。在角色扮演任務和其他實踐訓練中，會一直排演練習積極思維和有效行為，直到受訓者能獨自得心應手地應用它們為止（Henderson & Zimbardo，2010）。
然而，大多數羞怯者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接受社交技能的正式培訓，因為他們只要精神放鬆，不再擔心別人的評判，就可以表現得坦蕩豁達。假如現在你受到羞怯的困擾，只要你實際上能較少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就能給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利裡（Leary，1986）的一項有趣實驗證實了這種可能性。實驗要求參與者在一個模擬單身酒吧的熱鬧嘈雜環境下，會見並招呼一位陌生人。利裡將談話聲、三首不同的歌曲、電台靜電噪聲和聚會的喧鬧聲（諸如大笑和叫喊聲）等不同的聲音疊加在一起，製作出多音軌的錄音帶——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噪音」——並且在每對參與者交談的時候以略微令人討厭的音量播放磁帶。重點在於，所播放的磁帶音量總是恆定的，只不過告知一些參與者，噪音太響亮可能會干擾他們的談話，他們很難輕鬆愉快地聊天。而告知另外一些參與者，噪音足夠輕柔不會有什麼影響。一旦參與者形成適當的預期，就讓羞怯或不羞怯的參與者和陌生人單獨相處——與人獨處的場景對於羞怯者通常具有威脅意義。利裡監測了參與者的心率以便追蹤他們的焦慮和喚醒水平，研究結果如表7.3所示。當噪音「輕柔」，參與者拙劣的交往找不到好的托詞，羞怯者就會表現出比正常人高得多的喚醒和焦慮；他們的心率變化增加到3倍之多（Shimizu et al.，2011）。更糟糕的是，事後觀看自己的談話錄像的人也顯然認為他們羞怯、不安。另一方面，當他們有了能降低社交預期的托詞時——實際上不可能存在過於「響亮」的噪音——則他們的社交行為看上去一點也不羞怯。這種情況下，當他們開始與陌生人交往時，他們的心率增幅正常、適度，也不會給觀察者任何羞怯的跡象。
表7.3 有了托詞後羞怯者的社交表現更好
有趣的是，如果他們的交往行為表現拙劣而無可指責，利裡（Leary，1986）研究中的羞怯參與者則能保持相對輕鬆舒適的心態，可以毫無困難地與陌生人交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他們能以平和的心態來思考即將發生的人際交往時，羞怯感就會消失。他們的羞怯並不是因為長期缺乏社交技能造成的結果；羞怯取決於交往發生的背景。同樣地，當羞怯者能以相對匿名的方式以及輕鬆自在地以自己的節奏和他人進行在線交流時，他們就能更加放得開（Shepherd & Edelmann，2005）。但如果在線交流使用攝像頭，雙方能實時同步地看到彼此的影像，羞怯者又會恢復原來的沉默寡言；他們的自我表露減少，羞怯特徵再次變得清晰可見（Brunet & Schmidt，2007）。
如果羞怯取決於羞怯者是否受到別人的注視，那麼人們（可能包括你在內，如果你感到羞怯）根本不需要基本社交技能的培訓。他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鎮靜和自信（Arroyo & Harwood，2011）。雖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但羞怯者應該考慮另一種選項：一味羞怯並不能幫他們贏得朋友和影響他人；那麼相信自己並期望交往能順利進行，又能失去什麼？如果你是個羞怯的人，下次你結交新朋友時不要光想著你自己，只要盡你所能地努力尋找對方的特點即可。[6]事情或許出乎你意料地變好（Sasaki & Vorauer，2010）。
孤獨
在社交場景中我們有時會感到焦慮和膽怯，有時還會因為沒有親密朋友而感到不滿和苦惱，這兩種社交體驗並不一樣。如果我們所期待的人際關係數量和質量與我們當前實際情形存在較大差距，就會產生令人不悅的厭煩、悲傷和絕望的孤獨體驗（de Jong Gierveld et al.，2006）。孤獨與獨處並不是一回事；在完全獨處的狀態我們通常也能感到滿足（Leary et al.，2003）。相反，當我們想擁有與他人更多、更親密的接觸而不得時，就會產生孤獨感（Mellor et al.，2008）。因此，如果你與他人的人際關係很淡漠，即使你身邊有很多人或者你在臉譜網上有許多「朋友」，你仍可能會感到孤獨。
孤獨有著不同的層面。心理學家羅伯特·韋斯（Robert Weiss）首先提出人們會受到兩種孤獨的困擾（Weiss，1973），其一是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指的是我們不滿於缺少朋友和熟人的社交網絡而引起的孤獨；其二是情感隔離（emotional isolation），指的是我們缺乏深厚的人際關係而引起的孤獨。這兩種孤獨成分在UCLA（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孤獨量表上都有所表現，該測驗已廣泛地用於成人孤獨的研究。UCLA孤獨量表（見表7.4）包括三方面的內容（Hawkley et al.，2005）。首先是與他人的隔離。孤獨者感覺自己形單影隻，與他人的接觸次數達不到他們所期望的目標。其次他們還會覺得與他人的親密接觸也達不到他們所期望的程度。最後，如果與他人總的社會聯繫太少也會引起孤獨。孤獨者感到他們與朋友和玩伴的聯繫不充分，所以他們在人際交往中體驗到的快樂很少，也沒有足夠的社會支持。
表7.4 UCLA孤獨量表（第3版）
注意在量表中並沒有出現「孤獨」這個詞。這是有意為之的。男性與女性相比更不願意承認他們孤獨，所以量表並沒有出現這個詞。要計算你的得分，請把注有星號題目的評分顛倒過來。如果該項你評為1，變成4；2變成3，3變成2，4則變成1。然後合計你的評分。年輕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孤獨，他們的平均得分是42。年輕女性的平均得分是39（Russell，1996）。男女兩性得分的標準差都是9.5。所以，如果你的得分等於或大於53，你就比大多數男性更孤獨；如果你的得分等於或大於49，你就比大多數女性更孤獨。如果你的得分等於或小於31，你的孤獨感就比大多數男性更弱；如果你的得分等於或小於29，你的孤獨感就比大多數女性更弱。順帶提一下，老年人的平均得分是32。你的得分和他們比起來如何？
資料來源： Russell, D.W. (1996)
如果人們的社會聯繫非常糟糕則會受到傷害。在第1章我們曾提到人類有歸屬需要，孤獨正是歸屬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惡果。長期來看，孤獨者與那些有著豐富、滿意友情的人相比，他們的血壓更高，血液中應激荷爾蒙的水平也更高。他們的睡眠質量很差，免疫系統的功能也不正常（Cacioppo & Hawkley，2009）。久而久之，孤獨對老年人整體幸福的損害非常明顯：對美國愛荷華州3 000名老年人的追蹤研究發現，孤獨的老人四年之後有40%的人進了療養院，而社交活躍的老人則只有10%的人進入養老院（Cutrona et al.，1997）。如果孤獨持續存在，會對我們的健康會造成非常糟糕的影響（Hawkley & Cacioppo，2007）。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孤獨通常是一種短暫的狀態。任何人與自己的社交圈子隔離一段時間，都會感到苦惱，但它持續不了多久，重新回到自己的社交圈子或者建立了新的友誼，孤獨就會結束。令人不安的是，與孤獨有關的一些個人特徵具有耐久性，只能逐漸地加以改變（如果確實能改變的話）。舉例來說，孤獨具有遺傳性。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孤獨的變異約有一半（48%）來自基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出生時就繼承的（Boomsma et al.，2005）。有些人在社會生活中確實天生就比一般人更可能體驗到孤獨。的確，人們的人格特點能預測他們後來孤獨的程度；高水平的外傾性、隨和性和盡責性都和低孤獨有關聯，而高神經質會增加孤獨的發生（Cacioppo et al.，2006）。
孤獨也會隨著其他更具變化性的個人特徵而變化。不安全型依戀就是例子之一。依戀的兩個維度——憂慮被棄和迴避親密——都與孤獨有關，人們憂慮和迴避的程度越低，他們體驗到的孤獨一般更少（Wiseman et al.，2006）。自尊是另一個影響孤獨的可變化的特徵。和社會測量模型的自尊假設相一致，[7]不能和他人保持滿意、充實的人際聯繫的人一般也不怎麼欣賞他們自己：孤獨者傾向於低自尊（Cacioppo et al.，2006）。
表7.5 是否擁有愛侶的男女之間的孤獨對比
資料來源：Wheeler et al.，1983.
而且，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孤獨（Pinquart，2003），但更多地取決於他們當前是否能與女性夥伴保持親近。因為女性常常與其他女性有著親密的友誼，即使她們沒有任何約會情人，她們在生活中通常也能與其他女人分享親密的情感。男性則相反，他們與其他男性只能保持相對膚淺的人際交往，一般只有在與女性交往時，他們才能真正敞開心扉。因此，男性似乎依賴於女性以避免孤獨，而女性則不會反過來依賴男性避免孤獨（如表7.5所示）。
然而實際上更準確的說法是，大丈夫式的男性才真正需要女性來防止孤獨。能夠促進人們有意義、充實的人際交往的心理要素之一是表達性，[8]表達性是使人變得熱情、敏感和親切的品質，具有表達性特徵的人看來不太可能感到孤獨（Wheeler et al.，1983）。女性往往有較高的表達性，這可能是她們不會像男性那樣孤獨的主要原因。但是雙性化的男性也有著較高的表達性，與更傳統的大丈夫式的男性不同，他們並不比女性更孤獨。所以，男性和女性在孤獨上的總體差異看來是一種性認同差異而非性生理差異。如果沒有表達性高的夥伴為伍，在他們的生活中注入親密感，表達性低的人（當然包括大多數男性）往往會感到孤獨。但許多男性（大約三分之一）和大多數女性的表達性一樣高（Bem，1993），他們不需要依賴女性以防止孤獨。
最後，如果人們感到孤獨，他們的生活就會了無趣味。他們在對待他人的消極態度上表現出的苦惱和絕望顯而易見（Tsai & Reis，2009）。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孤獨者所懷疑和討厭的人往往恰恰是他們要向之尋求接納和尊重的人。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他們的人際交往通常單調沉悶、遲鈍乏味。孤獨者對別人的話語反應遲緩，不會詢問任何問題，從他人不帶惡意的話語中卻能品讀出拒絕，所以與孤獨者聊天沒有任何樂趣（Edwards et al.，2001）。此外，他們不會進行太多的自我表露；他們的談話通常淡漠膚淺、毫無意義，所以他們很難形成他們所渴望建立的親密關係（Cacioppo & Hawkley，2009）。
不幸的是，所有這些都逃不開別人的眼睛。孤獨者憤世嫉俗的觀點和遲鈍乏味、心不在焉的處世方式經常會引起他人的消極反應，他人一般會認為孤獨者並不十分瞭解和喜歡自己（Tsai & Reis，2009）。孤獨和羞怯相似，都存在可能的自我延續傾向，但孤獨的效應可能更加強烈。儘管羞怯行為實質上並無害處，羞怯者只不過顯得疏離冷漠，但孤獨行為卻有破壞作用，令人憎惡。羞怯者只是要與人保持距離，但孤獨者卻會煩擾和激怒我們。在大學校園裡，孤獨的學生與同伴的交往幾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多，但他們體驗到支持和關愛之類的積極結果較少，而消極結果（如衝突和懷疑）卻較多（Hawkley et al.，2005）。因而，即使孤獨者身邊有許多人，他們的行為方式卻令人生厭，這使得他們的孤獨更嚴重。
雪上加霜的是，孤獨還會引起抑鬱（Cacioppo & Hawkley，2009）。抑鬱是比孤獨更寬泛、更不滿和苦惱的狀態——孤獨產生於人際障礙，而抑鬱則來源於各種各樣的失落和挫折（Weeks et al.，1980）——但他們能相互激化對方，抑鬱使人更難有效率地行動以吸引他人（Rehman et al.，2008）。除了悲觀和憂鬱之外，抑鬱者還會表現出可憎的行為模式，即過度尋求保證：他們持續不斷地探查以確保他人喜歡並接納他們，但當他們得到保證後又質疑這種保證的真實性（Haeffel et al.，2007）。在不滿和焦慮中，他們仍繼續尋求更令人信服的安慰，也逐漸把他們夥伴的耐心消磨殆盡（Eberhart & Hammen，2010）。
上述孤獨的影響沒有一條令人愉快。孤獨者又應該怎樣克服呢？如果你現在正處於孤獨，前面的論述可能看起來非常悲觀，但並非完全沒有希望。有些人可能很容易遭逢孤獨，但我們面對的環境顯然也有影響（Larose et al.，2002）。不利的環境會使任何人變得孤獨——但環境會發生變化，所以始終保持希望非常重要。孤獨未必一直持續。的確，當年輕人被催眠，並要求他們想像友誼和歸屬感的體驗時，則和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孤獨感時相比，他們更少羞怯、更好交際、更加快樂、更不孤獨（Cacioppo et al.，2006）。個體的觀念就能引起巨大的變化。
不管是好是壞
孤獨者往往對他人持有消極的態度，這使得他們更難克服孤獨。
資料來源：c 1989 Lynn Johnston Productions. Dist. by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All rights reserved.
詳而言之，如果大學新生能把他們的苦惱歸因於不穩定、短暫的影響因素，而不是他們自己或者其他人持久的缺陷，他們就能更輕鬆地克服孤獨（Cutrona，1982）。把自己的孤獨判斷為暫時的或能改變的困難，就能樂觀地期待事情會好轉，而充滿希望比消極悲觀更有可能醫治好孤獨（Newall et al.，2009）。再者，因為孤獨產生於我們所期望的夥伴關係與我們當前已擁有的人際關係之間的落差，所以孤獨者應該當心別把自己的眼光放得太高。例如，離家求學的莘莘學子通常有段時間會感到孤獨；孤獨伴隨著（新異的、陌生的）新環境而發生（Weeks et al.，1980）。但接下來的一年，那些只想結交新朋友的學生通常都能得償所願，變得不再孤獨，而那些渴望尋覓浪漫愛情的學生通常會感到失望，變得更加沮喪（Cutrona，1982）。
要克服孤獨，我們就應該尋求新的友誼，而不是愛情，盡力使自己顯得友好。如果你現在正處於孤獨，小心你自己的任何乖戾、自我挫敗態度（Masi et al.，2011）。你是否開始認為人們一般都是自私的、淺薄的和沒有愛心？這種消極的人生觀幾乎肯定地會降低你的魅力，並且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你所期望的也許正是你所得到的。的確，如果你能採用更積極的方法——關注他人的優秀品質，期望他們愉悅友善，並且耐心地承認友誼的建立需要花費時間——你就可能會享有與他人更有價值的交往。
請你思考
大衛和安妮在一起讀研究生時成為最要好的朋友。他們同一年入學，選修了同樣的課程，還在課外的幾個項目上一起精誠合作。他們瞭解彼此，雙方都盡責、聰明，並且完全尊敬和信任對方。他們彼此知悉對方最私人的秘密。一起遊玩時他們感到極大的快樂。他們都不是墨守成規的人，能分享具有諷刺意味、不落俗套的幽默；其他人不怎麼看好的笑話，卻經常能引起他們的開懷大笑。在安妮完成她博士論文的那天晚上，他們喝醉了，幾乎發生了性關係，卻被人打斷，機會就這樣溜走了。不久之後，他們畢業了，在美國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他去了加州，而她去了明尼蘇達。而今，6年之後，他們都已結婚了，只能在每年的學術會議上才能見上一面。
你認為大衛和安妮之間的友誼未來會怎樣？為什麼？
[1] 如果需要提醒你什麼是體驗式取樣，請翻到59頁。（第2章仍然很有用，不是嗎？）這項研究的參與者要戴上無線尋呼機，從而在白天每兩個小時就會提醒他們記錄他們和誰在一起，做些什麼。
[2] 的確，感知到的伴侶應答性如此重要，這是我第二次提到它了。在第5章159頁曾提及它是影響自我表露的重要因素。
[3] 這一聰明的論斷當然過於簡單化，因為它意味著女性朋友只會交談而男性朋友只會玩樂，這當然不符合實際。女性也和男性一樣喜歡和朋友一起進行令人快樂的活動（Fehr，1996）。然而，男性與女性相比，更不樂意和朋友分享他們的情感和恐懼，所以一般而言，情感分享這一特徵的確能區分男女之間的友誼（Marshall，2010）。
[4] 要提醒你工具性和表達性的特質嗎？請翻到第1章24頁。
[5] 參見第2章46頁。
[6] 如何做請查看第225頁的專欄7.2。
[7] 需要提醒你社會測量理論模型嗎？請翻到第1章29頁。
[8] 你可能已經記住了這個概念了，但如果你想回顧一下，請翻到第1章24~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