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博士所稱「官僚主義」，非僅官僚作風。既稱主義則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憑借。筆者根據李老著作及談吐，綜錄這些思想上的因素，約有下列數端：(1)官僚主義自視自然法規，業已被其網羅無餘。如以「褒貶」寫歷史，作為千古定論，墨守「原始的假說」，即出於這種自滿的成分。和古希臘思想家認為自然法規，須不斷地研究，不斷地發現，才能不斷地展開，迥然不同。(2)與中國君主制度不能分離。中國君主制度帶有宗教色彩，和歐美的「政教分離」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稱皇帝的文書為「聖旨」，皇帝的面目為「天顏」，發言則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做人間組織的主宰。因之君臣務必合作，融和為一體。強有力的君主，以官僚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則成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組織的權威，才有道德的陪襯，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辯駁，相當於自然法規。(以上萬曆與群臣不協，才成為朝代的危機，以致兩敗俱傷。)(3)此種制度施行時，必借力於思想上假設的成分。例如十歲兒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稱為「君父」，在明朝亦不設攝政。皇帝為愚頑，群臣仍稱之為睿智，皇帝為暴虐，群臣仍稱之為慈愛。這也就是說：理想的至美至善，盡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時，則假設其為可能。有時寧可在實質上打折扣，而不放棄其形式。甚至以儀禮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實質。(4)這制度總以上級的理想為準則，不以下級實際情形為準則。如實施困難，則由上級向下級施加壓力。因之其整個制度上不盡不實之處，通常經年累月，積滯於下端。其最需要發生作用的地方，反成為頂不實際的地方。有時整個制度因之崩壞。傳統歷史家，慣稱這局勢為「腐化」。其實所列舉證據，多無關大局。有時所列者實為結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則系本身機構設計欠周全，環境變化，上層無法繼續以壓力強迫其下級，掩飾其組織上不合理之處。(5)基於以上條件，中國官僚主義有其獨佔性。因在思想上這種制度聲稱「天無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無力與較為合理的機構競爭。因其要保持其「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立場，總是希望能閉關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國，對外接觸則以外夷進貢的方式管制都是見費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樂帝朱棣，以遣派鄭和下西洋聞名，早在1404年已經通令民間之海船，全部改造為平頭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實錄》（台北，1963影印本)，頁0498，參見《太宗實錄》，頁0149。，都不出這種閉關自守的姿態。也即是其心理上為內向(introvert)。
中國官僚主義在對付此際問題時，起先已產生兩種弱點。其一是思想上帶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趨向。其二則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針對下層實況改革。而自稱「體」與「用」不同，承認不合體制為當然；亦即是姑息違法。今日中國仍有此現象的遺型，是為傳統習慣作祟，與社會主義無關。
以上所述，抽像的辭句為多。必須舉出例證，以實際情形闡述，才能得其真髓。筆者在閱讀《明實錄》時，發現《太宗實錄》內年終統計數字，可以解釋前說官僚主義的真相，並可以揭露統計數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實際意義。和以上理論陪襯，尤足將李老博士的見解，廣泛介紹於一般讀者。
《明實錄》為朱明王朝根據原始資料撰集。明朝十六個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鈺，被後來繼位的皇帝視為非法，無廟號也無實錄外(他們朝中的事跡則附錄於繼任的實錄中)，最後的皇帝崇禎朱由檢，身死國亡，也無實錄。其他十三個皇帝，共產生了十三部實錄，合稱《明實錄》。現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冊。如稍為留心地閱看，即需要兩年半以上的時間。
實錄的撰修人雖想保持前後一貫的作風，這事實上無法辦到。除以上所綜敘的官僚主義思想在這一百三十三冊文獻中表現無餘外，各部實錄敘事有詳簡，著眼也有差異。有如初期以極嚴峻的態度，組織其帝國，中期以後，行政多顯捉襟見肘的狀態，作史者概須自圓其說，即不能貫徹始終。
實錄內引用行政上統計數字，也因官僚主義的關係，前後不一貫，取捨無定則。例如《太祖實錄》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國耕地的面積，當系造《黃冊》時的統計數目。此後各朝實錄，即未繼續。又例如全國軍屯在1487年至1504年間，所記載的屯糧，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後十四年，則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數字，毫無增減。自1519年後即或記或不記；至1571年後即不再記。而自1522年至1571年間前後五十年，每年數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則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數字表列於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1965)，頁215~216。摘錄於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記載含糊不明之處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鑄銅錢，較各朝為少，較北宋為遠甚。全漢升先生估計，全明鑄錢「一共不過千把萬貫」。本文作者估計只有八百萬貫左右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頁364。筆者《從〈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 7︰1(1974)，頁135。現收入本書，見頁1~32。。而《世宗實錄》則稱1533年皇帝「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嘉靖紀元號一千萬錠」《世宗實錄》(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會典》，又針對上文註釋：「每錠五千文」《大明會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禮監本)，1949《明史》。。按1 000文為一貫，則上述共9 500萬貫。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內，發令鑄錢數量，超過以上估計朱明王朝276年前後所鑄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經貨幣史專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國貨幣史》，頁426，444。。筆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鑄錢，其成本則為當時北京現款收入20年的數量。而當日鑄錢的廠局，也必擴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達到所述的數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筆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勸說讀者，將所有數字，全部視為具文。而是指出統計數字間表現其官僚作風之處，官僚作風追根到底則起源於官僚主義。因此證實李老博士所稱有根據；而不是對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處，濫稱其為「主義」了事。
朱棣於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稱永樂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為永樂二十二年。除最後一年之記錄列於《仁宗實錄》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終數字統計見於《太宗實錄》年終統計見《太宗實錄》，頁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實錄》(台北，1963影印本)，頁0193。。是《明實錄》中形式上最為詳盡，而形式上最為前後連貫的一套統計。茲將其中最重要的七項數字列表檢討如下，以追溯其來源與出典。
(A)賦稅糧《太宗實錄》中最重要的數字，為「賦稅糧」。其單位為「石」，米麥不分。永樂朝內，其記錄通常保持在3 100萬石至3 300萬石之間。特別的例外為1407年，為數不及3 000萬石，1412年超過3 400萬石，1419年的數目則在《太宗實錄》的原始抄本有兩種不同的記載。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雖其第三位與第四位數字次序排列不同，兩者都較前後各年之3 000萬以上的數字相差極大。
圖表一永樂年間
賦稅糧數額
（單位：百萬石）按：其實「賦稅糧」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縣攤派之數額，理不應如此驟增驟減。學者考究之餘，認為1419年之低額，應系抄寫錯誤。其原始抄本即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可能由於檔案上字跡模糊，而抄本的校對未精，更無話說。所以多數日本學者，在和田清博士領導下集體作《明史食貨志譯注》，須要引證1419年數字時，即徑改前數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貨志譯注》(東京，1957)，頁145。，大刀闊斧地為之添入千萬。
至於1407年的突然降低，則有事實上的根據。因為1405年及1406年，永樂曾三次下令開豁地主戶絕的賦稅，據計算影響的田地達7 345 097畝《太宗實錄》，頁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區全在長江以南，以富庶的府縣佔多，全國賦稅因之降低5％，至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後，又逐漸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萬石的紀錄，以後才稍稍下降。據考證乃由於明帝國此時征服安南，並交阯為中國行省之一。永樂並於1408年派黃福前往定賦《太宗實錄》，頁 1043。。以後或覺得所定太高，才修正於圖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釋，仍不能闡明賦稅實情。永樂年間數字，必須與明代全期數字一併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樂之賦稅糧，繼承於洪武數額。洪武開國未久，即於1381年酌定全國稅糧為二千六百餘萬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餘萬石《太祖實錄》，(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賦稅米數於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見《太祖實錄》，頁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數字有上開的變化，尚未獲得確切的解釋。，永樂間曾有數次調整諸如上述。其調整率仍不算過劇。在明代賦稅糧額有最大的減削者，則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間明帝國內外交逼，征安南既騎虎難下，而南直隸各府縣亦逋賦。蘇州一府，賦額二百七十餘萬石，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近於三年額數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善本叢書)，611；《明史·周忱傳》作八百萬石。見《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棄交阯，又派周忱巡撫江南，作大量的減稅，於是全國賦稅由以前之三千二百餘萬石，減至兩千七百萬石左右。自茲之後，全朝代二百餘年再未有劇烈的增減。如《大明會典》所列1502年為26 782 259石，1578年為26 638 412石《大明會典》；2512。是也。
然則此2 600萬石或2 700萬石數字，仍只有相對的價值，而無絕對的價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賦米入倉，為國家收入之數量；也不能代表稅糧之繳納，為人民擔負之數量，明代稅制，賦稅糧應由付稅人繳納於指定之倉庫。此倉庫或為附近之倉庫，或為幾千里以外的倉庫，因之計及運費及加耗「米一石」，實質上因時不同，因地不同，其價值千差萬別。有時也可以折布折銀，其折換率不因時價而高低，而系由政府憑己意而增減，如原定稅率過高，地方政府無力徵收，則以低於時價的折換率折銀。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擬局部增稅，亦不必宣揚增稅，只是將其折換率提高。中國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經理上缺乏體系。此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獨立之國家，決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據筆者估計，16世紀末葉，江南蘇州、松江一帶，其賦稅糧「米一石」，最輕者，值銀026兩，最重者值銀191兩，亦即最重者為最輕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換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內所稱：「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宋史》(中華書局1976標點本)，1744213。參見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北京，1957)，頁221。。可見這辦法已行於宋代。因之行政及經理的統計，也多名不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