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馬光。
證據就在前面那個案子裡。當時，神宗為了平息韓琦和王陶雙方的怒火，曾經打算將王陶調離御史台，由司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學士，也就是讓司馬光和王陶兩人對調。這個想法遭到了韓維的批評。韓維說，宰相跋扈可是要殺頭的。王陶如果說得對，宰相豈能無罪？不對，王陶又豈能只是調離？恐怕應該當庭對質，判明是非。
司馬光也不肯就任。他說：御史台人見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職，臣不敢辭。但是，如果彈劾宰相便被罷免，那就說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雖然未免小題大做，維護禮法卻沒有錯。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後才能就職。
神宗皇帝只好作罷。
然而他看重司馬光卻毋庸置疑。因此，雖然司馬光曾經抗命，卻仍在吳奎和王陶同時被處分那天再次被任命為御史中丞。應該說，年輕的皇帝對司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實上，神宗也並沒有看走眼。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山西）人，寶元初年進士，仁宗末年已成為活躍於政壇的新銳人物。當時，皇帝遲遲不肯建儲，宰相們一籌莫展。司馬光便提醒韓琦說：相公一定要只爭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將來萬一哪天半夜三更從宮中傳出片紙，上面寫著由某某某承繼大統，請問還有迴旋餘地嗎？
韓琦連連拱手：敢不盡力！[33]
再看司馬光在韓琦一案中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神宗任命王陶為翰林學士未果，又想任命他為侍讀學士，司馬光便向皇帝力陳利害。他說：這兩個職位資級相近。王陶如果擔任侍讀學士，吳奎肯定繼續罷工。這時，陛下敦促他則會失去威望，罷免他則會失去人心。再說王陶在待罪期間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豈非兩邊不落好？
那麼，又該怎麼處理呢？
司馬光的建議，是不讓王陶繼續擔任御史中丞，恢復到之前的舊職。這樣一來，吳奎無話可說，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於輿論，自然平息。[34]
這樣看，司馬光簡直就是當宰相的料。
司馬光也是一個有使命感和責任心的人，對帝國的弊端和隱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給仁宗皇帝寫了一封信，洋洋灑灑，下筆千言。其中最讓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見之明的，是這樣一句話：
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35]
這，不正是宋神宗要變法的重要原因嗎？
何況司馬光道德品質無可挑剔，學識才華難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輩出的時代，他也是出類拔萃的。那麼請問，司馬光為什麼沒能成為熙寧年間的領軍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讓皇帝十分滿意。
就在韓琦罷相的第二天，司馬光被召到延和殿。儘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銜前面還有一個「權」字，也就是「暫時代行」之意，但對皇帝的咨詢依舊知無不言。
話題很自然地就談到了人事。
司馬光問：陛下知道薛向的為人嗎？
薛向是理財高手，正是帝國急需的人才，人品卻似乎有爭議。其實，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薛向品質惡劣。但在正統士大夫看來，善於理財肯定是小人，肯定見利忘義。王安石變法備受爭議終至失敗，這是原因之一。[36]
可惜就連神宗皇帝也未能免俗。他說，薛向固然很難說是正人君子，只不過會理財，也懂邊防。
司馬光說：理財確實會，邊防未必懂。
接下來又說到另一個人，司馬光也不以為然，甚至給他戴上了「奸邪貪猥」的帽子，皇帝便突然不高興起來。他對司馬光說：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就議論紛紛，鬧得沸沸揚揚。風氣如此，只怕不是好事。
司馬光說：不，這是天大的好事。知人善任可是堯舜都感到困難的，何況陛下剛剛即位？萬一用了奸邪，台官諫官都明哲保身一言不發，豈不壞了陛下的大業？
神宗又問：吳奎阿附宰相嗎？
司馬光答：不知。
神宗再問：巴結宰相和巴結皇帝，哪個好些？
司馬光答：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邪，但，一味迎合主上，揣摩聖意，見風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
這就是皇帝不想聽的話了。什麼叫不迎合？難道唱反調就好？難怪朕指揮不動，也難怪不是今天這個罷工，就是明天那個稱病，原來他們滿腦子是這種思想！哼哼，此風斷不可長，此人也得再看一看。於是第二天，司馬光便改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中丞則換了別人。[37]
單憑這一點，司馬光就只能待命。
其實即便沒有這些插曲，熙寧年間的司馬光恐怕也只能在洛陽專心致志編撰《資治通鑒》。因為他雖然看到了帝國的弊端和隱患，也主張改革，卻反對變法。在那封寫給仁宗皇帝的萬言書中，此公明確指出解決財政問題的出路是節約開支和藏富於民，改革的關鍵也可以概括為八個字：
在於擇人，不在立法。[38]
也就是說，舊制度沒有問題，問題出在用人不當。既然如此，司馬光怎麼可能贊成變法？更麻煩的是，司馬光並提不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只是一味地講修心治國善於擇人之類的大道理，這種空話又豈能解帝國的燃眉之急？[39]
能讓神宗為之一振的，便只有王安石。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神宗皇帝看中的人，他起用這兩個新銳前後只差一天，頭一天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第二天就任命司馬光為翰林學士，時間是在神宗皇帝即位的三個月之後，可見皇帝的另眼相看和迫不及待。[40]
司馬光卻堅決不肯接受任命。
皇帝只好把他召到御前詢問。神宗說：古之君子，要麼有學問沒文采，要麼有文采沒學問。愛卿卻兼而有之，請問為什麼要推辭翰林學士的任命？
◎治平四年（1067）有關事件一覽表
司馬光說：臣不會寫四六駢文，無法草擬詔書。
宋神宗說：不用。像兩漢那樣就行。
司馬光說：本朝慣例不可。
宋神宗說：愛卿進士及第，怎麼可能不會寫駢文？
司馬光竟掉頭就跑，皇帝也只好派宦官去追，追上以後仍然不肯受命。宦官只好根據皇上的命令，將詔書硬塞進他懷裡，司馬光這才勉為其難地當了翰林學士。
王安石的態度同樣讓朝廷頭疼。實際上，神宗皇帝最早的考慮，是要把他召到中央政府來工作，沒想到遠在江寧的王安石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請病假。最後，皇帝急了。他問宰輔們：這個人到底是真有病，還是在講價錢？
眾說紛紜。曾公亮認為王安石是真有病，吳奎認為他不來是因為韓琦在朝，韓維則認為他胸懷大志，不是可以隨隨便便就召來的。此事當然不可能有結論。好在，王安石接受了江寧知府的任命，這才沒有繼續討論下去。[41]
顯然，如果說司馬光是被神宗看在眼裡，那麼，王安石則是被皇帝記在心中。這不僅因為韓維的不斷推薦，更因為此人還沒有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就已經滿堂喝彩了。
[32]見黃以周等《拾補》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庚午日條。
[33]見李燾《長編》卷一百九十五嘉祐六年九月丁丑日條、《宋史·司馬光傳》、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嘉祐六年九月壬戌日條。
[34]見黃以周等《拾補》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己巳條。
[35]見李燾《長編》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日條。
[36]薛向事跡見《宋史·薛向傳》。從中不難看出，薛向並沒有什麼惡行，反倒做過好事，對他的指控則只有「未能完全做到不斂財過度，統計數字難免失實」這樣一句空話。
[37]以上司馬光與宋神宗的談話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五、黃以周等《拾補》卷二治平四年九月壬寅日條。據兩書，韓琦罷相是在九月辛丑，前後只差一天。另據楊仲良《紀事本末》卷五十八、黃以周等《拾補》卷一，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宋神宗命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對調，被司馬光拒絕。庚午，王陶被貶，任命司馬光權御史中丞，癸酉日受命。這次談話後第二天，即九月癸卯，改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任命滕甫為御史中丞。
[38]見李燾《長編》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朔日條。
[39]據黃以周等《拾補》卷一治平四年四月癸酉日條，司馬光受命權御史中丞當天即上書稱：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再據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六月戊申日條，當時旱情嚴重，難民流入京師，司馬光還在講「聖王之政，使民安土樂業而無離散之心，其要在於得人而已」。
[40]據李燾《長編》卷二百九、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五，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是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任命司馬光為翰林學士是在該月甲辰。
[41]以上見李燾《長編》卷二百九、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閏三月庚子日條及癸卯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