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的建立
1945年，德國一片廢墟。德國人被戰爭拖垮了，他們擔憂著不確定的未來，在帝國的斷壁殘垣中竭力求生。所有人，包括佔領國，此時都無法確定德國將面臨怎樣的未來。在隨後的四十年中，出現了兩個彼此迥異的德國。西邊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發展成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東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展成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經濟最為繁榮的國家，直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戈爾巴喬夫執政時，還是蘇聯最為可靠的支持者和盟友。過去失控的德國發展成為現在這樣兩個政治和社會經濟體系如此不同的國家，著實令人驚訝。
最初，同盟國在計劃德國的未來時產生了分歧，無法達成一致。戰爭期間，同盟國曾在德黑蘭（1943年）和雅爾塔（1945年2月）討論過這一事項，當時與會國一致同意德國應該被劃分成幾個佔領區，而在雅爾塔會議上，與會國又認為除了英國、美國和蘇聯外，法國也應當擁有自己的佔領區。在賠款和戰後波蘭的西部邊界問題上，蘇聯和西方國家已經有了明顯的分歧。1945年7—8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掩蓋了這些分歧，美國、英國和蘇聯在會上通過了對德政策的總策略，即德國必須去納粹化、去軍事化，同時民主化。但三國並未通過具體的、可行的提議，因此，不同佔領區仍然無法實施一致的計劃。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因其為沒有政府的被佔領國，此時無法達成任何和約。在等待和約簽訂期間，為方便管理，波蘭的西部邊界暫時劃定為奧得河（Oder）和尼薩河（Neisse rivers）西段。德國疆土因此西移，東部邊疆則劃歸波蘭和蘇聯。波蘭的國土也因此西移，並失去了東部的領地。由四國控制的柏林同盟國管制委員會負責協調不同佔領區的政策。賠款則由每個佔領區的國家分別制定，而蘇聯由於損失巨大，可以獲得西部佔領區的額外賠償，其中一部分實際上是為了從大部分從事農業的蘇聯佔領區人民手中換得一些糧食。會議最終以《波茨坦會議議定書》作結。法國雖然獲得了一個佔領區，但沒有出席波茨坦會議，後來並沒有被這些決定牢牢束縛。然而，由於會議達成的決定大部分相當模糊而籠統，佔領國可以對其做出很多種不同的解釋。
地圖7.1 1945年德國被分為四個佔領區
佔領區之間的分歧也越來越明顯。蘇聯佔領區最先發起了最為激進的變革。為了將德國共產黨（KPD）的積極政治活動合法化，蘇聯在佔領區內迅速開始推行政治黨派的許可證制度。在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領導下，在莫斯科受訓的德國共產黨已經於1945年4月底抵達柏林。他們迅速控制了地方的政治事務，並在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會（SMAD）的支持下，擁有了比其本身更強大的影響力。他們起初拒絕了社民黨的合作提議，但在1945年秋，形勢卻變得越來越明晰。德國共產黨發現，光靠自己的力量是無法獲得大量群眾基礎的。1945年秋，他們被迫與社民黨進行商討，並於1946年4月合併為所謂的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SED）。德國統一社會黨最初支持所謂的「通向社會主義的德國之路」，並希望以大眾民主的形式團結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到1948年，統一社會黨變成了共產主義者主導的斯大林主義的「新類型的黨」。在蘇聯佔領區活躍的黨派還有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民主聯盟在西部的佔領區也同樣很活躍，它代表了新的基督教黨派，試圖團結之前支持中央黨的天主教徒以及中產階級和右翼新教徒。同樣活躍的還有德國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LDPD）。共產主義者則為後來的兩個黨派打下了基礎，一是德國農民民主黨（Peasants』 Party, DBD），二是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ists,NDPD），兩黨都努力爭取一些可能產生不滿的選區的支持，同時分裂選民對保守黨派的支持。到1948年，蘇聯佔領區所有的黨派都被「協調一致」，並由統一社會黨牢牢控制。
同時，蘇聯佔領區也發生著激烈的社會經濟變革。土地改革開展得最早，所有大於100公頃的大型農業莊園，以及之前屬於納粹黨的莊園均被沒收，重新分配給小農、沒有土地的勞工以及從東部來的難民，剩下一部分則屬於國家。礦業和銀行業等大型產業國有化，這也讓小型的私營企業苦不堪言，他們被漸漸地淘汰出局。這些措施的合法性來自於方方面面：納粹和戰犯的所有財產均遭沒收，其合法性不證自明；廣泛流傳的一種說法是，正是「壟斷資本主義」這一社會經濟體制讓納粹主義崛起，因此去納粹化就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薩克森還舉行了全民公投，大多數人支持某些國有化措施，這些措施後來也在其他地區得以推行。同時，蘇聯也從自己的佔領區抽出了大量的戰爭賠款。一開始，他們直接將機器和存貨運往蘇聯。後來，由於這一方法效率低下，於是他們直接把蘇聯佔領區的一些公司，比如一些蘇德合資公司（SAG），變成蘇聯所有，並佔有了這些公司的利潤。至1949年，蘇聯佔領區已經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革，在共產主義的控制下，歷史上顯赫的容克階級和大資本家完全失去了他們的物質基礎，經濟和農業的激進改革也正在進行。而共產主義主導的統一社會黨，在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主導了佔領區的政治。
蘇聯佔領區的去納粹化較為激進，相比較而言，不管是在結構改革還是人員調整上，西部佔領區的去納粹化都帶有煩冗的官僚風格，效率較為低下，也造成了意外的結果。早期的懲罰性「集體過錯」（collective guilt）政策很快發展為歧視性政策，雖然其根本目標究竟是讓德國沒有納粹，還是讓納粹分子不再用納粹主義來污染德國，這個問題永遠也無法釐清。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去納粹化的方法應該是懲罰納粹分子，還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他們將德國人分成五類，從「主犯」一直細分到「無罪者」，並以冗長的審問和答案作為判定基準，這個方法最終成為充斥著官僚主義的噩夢。德國人試著尋找借口，掩蓋自己的過去，而非真誠大膽地面對自己與第三帝國狼狽為奸的程度。儘管人們有很多抱怨，說「大魚」被放跑了，「小魚苗」卻遭受了不公平的懲罰，但總體來說， 除了主要的戰犯，前納粹黨員大多還是漸漸融入了西德的生活。這些要犯一部分在紐倫堡審判中接受了裁決（同盟國聯合審判），另一些人則更晚一些才受到懲處。雖然人們普遍對政治十分冷漠，而十分關心生存問題，但戰後時期的主要政治黨派還是在這一時期創立或重建了。社民黨迅速改革，在庫爾特·舒馬徹（Kurt Schumacher）的領導下，強烈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之前的中央黨成員與新教徒一起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聯盟。這個黨派在蘇聯和西部佔領區都很常見，它還有個在巴伐利亞的姐妹黨，叫做德國基督教社會聯盟（簡稱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一些自由黨派在不同地區創立，最後合併為全國的德國自由民主黨（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另外，還有很多小的黨派，代表特定的地區、議題或選區（比如從失去的東部邊疆來的難民）。當時主要的政治鬥爭發生在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之間，後者在最初的時候較為強大。
雖然西部佔領區沒有採取任何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措施，但實際上，同盟國阻止了社會主義的提議，堅持讓西德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同盟國還試圖拆分一些資本集中較為嚴重的領域，給卡特爾集團施壓。法國在抽取戰爭賠款的時候是最不留情的一個。早在1946年4月之前，英國就意識到該往自己的工業佔領區內進口食品，以免面臨饑荒的威脅。美國也很快贊同了英國的觀點，認為應當重建，而非毀滅德國的經濟。這不僅包括了本地人的糧食和住宅問題，還有大量從東部邊疆湧入的難民和被流放者，他們有的是在戰爭行將結束的幾個月裡從紅軍那裡逃過來的，或是在西德境內拖延許久，直到被戰後的同盟國管理機構強行接收來的。許多難民歷經艱辛，在長途跋涉後（老人、小孩和病弱的人可能無法倖存）來到德國的西部，希望能在這裡安居、生存下來。這些難民的到來，造成了人口過多、物資短缺的局面，使本就艱難的戰後環境變得更加惡劣。對於很多德國人來說，強加的「民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樣，和國家戰敗、政治羞辱以及社會經濟的混亂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甚至比1918年後的情況還要糟糕。而這次的民主制之所以後來能夠更成功，和本書討論的以下條件息息相關。
不管誰該為冷戰負責，將德國分成兩半都不是蘇聯單方面的主意。無論斯大林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態度如何，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甚至1952年以前，對德國問題的態度看起來是一直相當開放的。反而是西方政策的變化引發了1949年兩個德國共和國的成立。從一開始，同盟國就對如何處置戰後的德國產生了分歧，這些分歧不僅存在於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也存在於每個西方政府之間。一開始的政策制定十分混亂，旨在使德國去工業化的嚴苛的「摩根索計劃」雖然廢棄，但仍對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第1067號指令」（JCS1067）產生了影響。此後，1946—1947年，西方國家對德國佔領區的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從懲罰變成了重建。1947年6月宣佈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正是為了戰後歐洲的重建而實施的，它不僅代表了這一變化，也將這一變化記錄了下來。「馬歇爾計劃」展望了歐洲經濟和政治的重建，決定實施「開放」政策，尋找市場，並用「杜魯門主義」來阻止共產主義的發展，並遏制蘇聯可能在歐洲實行的擴張主義政策，這些都對美國的新的國際角色十分有利。美國算準了非市場經濟體制的蘇占區會拒絕這一提議，因此「馬歇爾計劃」代表著西德進一步與蘇占區劃清了界限。在逐漸形成的冷戰格局中，美國將西德劃入了更廣泛的西歐經濟和政治組織的陣營中。
1947年1月，英國和美國佔領區合併，稱為「二聯佔領區」，後來發展出了類似政府的組織，即經濟事務委員會。蘇占區隨即建立了德國經濟事務委員會，這也是個政府的前身。法國在許多事務上一直維持著較為獨立的陣線，但最後也加入了英美陣營。西德若要接受經濟援助，就要先進行貨幣改革，因為當時的西德黑市猖獗，香煙和巧克力成了有效的貨幣，人們以貨易貨，用貨物交換勞動，舊的帝國馬克幾乎不值錢了。1948年6月的貨幣改革引入了德國馬克，這一舉措還是算準了蘇聯不可能接受改革的事實。於是，蘇占區引入了自己的貨幣，並以此次事件為借口，切斷了所有通往柏林的水路和陸路，以防止西方同盟國企圖進入位於蘇占區中心的柏林。西部同盟國則抵抗封鎖，並於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用飛機來運送必要的物資。突然間，這個普魯士民族主義和納粹軍事主義的前堡壘成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象徵，西方同盟國不顧一切地保護它。空運象徵著西方同盟國對西德的政策有了戲劇性的轉變，西德不再是卑鄙的納粹戰敗國，而成了冷戰期間抵抗「極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民主同盟國。1948年夏，西方同盟國開始商議為德國西部的這個新國家創立新憲法。不同邦（Lander）的代表（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巴伐利亞人除外）集會通過了新憲法。1949年5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倒台四年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成立了。不管它背後還有怎樣的問題，在戰後的世界格局中，西德必將成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同盟的盟友。1949年10月，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短短幾個月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在蘇占區正式成立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同盟國的直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