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1849年革命和改革的努力失敗了，但重新掌權的保守派政權卻十分古怪。雖然他們實行的是極端保守的政治政策，但時不時地和進步的經濟政策相結合。19世紀50年代德國經濟騰飛，煤炭、鋼鐵和紡織產量增長，鐵路也越來越多。1850—1870年，全德的鐵路長度增加了2倍，工人占總人口數的百分比也從1850年的4%增長到了1873年的10%，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855至1870年間增長了1/3。雖然經濟的發展在1857年的危機後停滯了一段時間，但普魯士的經濟還是有所增長。相比較而言，奧地利的經濟大體上處於停滯狀態，維也納、布拉格、波希米亞等工業中心總體上還不如經濟落後的大片農村地區。此外，奧地利還要在軍隊的開銷上投入大量的預算，以解決意大利和巴爾幹半島的混亂局面。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差異是爭奪日後統一德國主導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奧地利試圖拆散或加入關稅同盟，但都失敗了。1865年同盟重新成立，並由普魯士主導，奧地利被排除在外。因此，普魯士能夠從小德意志邦國的市場中獲益，滿足了其經濟發展的需求。雖然這些小德意志邦國在政治上更傾向於支持奧地利，但是在經濟上，他們沒有任何理由退出普魯士主導的關稅同盟。
一方面，各種音樂、體育和文化組織通過節日、射擊比賽、體操賽事和其他集會宣傳德意志文化的整體性；另一方面，跨越邦國國界的政治組織也在不斷發展。1859年德意志民族協會（Nationalverein）成立，雖然它並非政黨，而是一個利益集團，但卻為自由討論提供了一個跨越邦國的平台。在與自由派領導的初步接洽遭到失敗後，德意志工人組成了許多文化和教育組織。1863年，拉薩爾（Lassalle）建立了德意志工人聯合會（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德意志工人聯合會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任何關係，當時他們還在倫敦，置身事外，並猛烈地批評拉薩爾的國家主義者觀點。更為貼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是在奧古斯特·倍倍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的影響下，於1869年在艾森納赫建立的社會民主工黨。儘管剛開始這兩個政黨之間是競爭關係，但在不斷加劇的鎮壓面前，它們於1875年在哥達（Gotha）合併了。這個合併計劃的實施需要對拉薩爾做出許多讓步，遭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評。讀者也將看到，德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分歧持續了好幾代人。在統一前，其他正在發展的政治結盟還包括保守派團體，第一輪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站隊就發生在普魯士、巴伐利亞和其他邦國。普魯士的左翼自由派脫離了組織，於1861年6月組成了德國進步黨。
總體來說，19世紀五六十年代，教育普及率上升，人們對科學的信任和對進步的信心大大增強，博物館、動物園、劇院、美術館等教育文化機構逐漸得到了普及。穩固的中產階級文化深深扎根於高速發展的經濟之中。但文化中仍有一種不確定性，它不僅僅在於懸而未決的統一問題，也關係到民族身份和民族的歷史與未來。這從當時廟宇的建築風格中就可窺見一斑。當時的廟宇建築越來越世俗化，正如同時代宏偉的火車站和浮誇的、類似中世紀風格的銀行和市政大樓，更別提巴伐利亞的瘋子國王路德維希二世那宛如仙境的宮殿了。與此同時，大多數普通德國民眾的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那些沒有移居到城鎮，也沒有移民到美國的農民，仍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們的社區小巧緊湊，通常以當地教堂為中心，很容易意識不到，或者無視國家層面發生的巨變，自然就影響不到他們的日常生活。
圖22 1855年，在柏林莫阿比特的波爾西克（Borsig）公司機車生產工廠。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發生在1871年的所謂「統一」，更多的是普魯士為了與排除在外的奧地利競爭，對非普魯士的德意志邦國所進行的擴張和殖民，而非任何萌芽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所導致的結果，也並非民族主義的表現。19世紀50年代，奧地利的實力被一系列事態的發展所削弱，包括克里米亞戰爭以及與意大利的爭端。漸漸地，奧地利將注意力轉向了德意志。然而此時，由於經濟落後，奧地利對普魯士造成的威脅非常有限。19世紀60年代，即便最終的結果早有定論，在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主導下（他從自由派的手中接過民族主義的武器，以解決普魯士的國內危機），兩個邦國之間還是展開了較量。自然，普魯士贏得了勝利。
俾斯麥的父親是普魯士容克貴族，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學接受教育，雖然他覺得農村生活十分無聊，但卻為自己的容克身份感到自豪。在短暫的行政官僚生涯之後，俾斯麥成了一名外交官，並在法蘭克福邦聯議會擔任普魯士的代表，在此期間，他逐漸明晰了與奧地利競爭的外交手段。在聖彼得堡和巴黎待過一段時間後，俾斯麥被調回了普魯士，並在一場嚴重的國內憲法危機中被任命為宰相。1850年頒布的普魯士新憲法中包含了以財產稅為基礎的三級表決制。在選區中繳納第一等財產稅的少數富人，在普魯士議會的選舉中佔有選舉團1/3的選票，繳納第二等財產稅的人（人數稍多，但仍舊是少數）控制了另外1/3的選票，而財產幾乎為零並只繳納最少財產稅的大多數人只能佔據最後1/3的選票。因為選舉權是以選區為基礎，再按相對財富進行分配的，這就確保了容克貴族在人數較少的選區中的利益，雖然他們比柏林的中產階級還要窮得多。這種帶有傾向性的代表制度讓保守的普魯士容克貴族在政治中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後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這一制度並沒有改變，這樣就保護了這個經濟上不斷衰落的階級，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國解體。不過，19世紀5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三級表決制也為擁有財產的自由主義中產階級帶來了越來越大的選舉影響力。從1860年起，國王和議會一直在普魯士軍隊的改革問題上爭論不休。當時的普魯士軍隊由馮·羅恩伯爵（Albrecht von Roon）領導。自19世紀初期最後一次軍隊改革之後，人口快速增長，所有人一致同意需要再次改革軍隊。但自由派反對將中產階級控制的民兵組織（Landwehr）降級的提議，並且想把服役年限由3年縮短至2年。自由派內部在讓步的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而剛成立的進步黨則堅持認為，任何整頓都必須獲得議會的同意。從1861年12月的議會選舉到1862年5月的議會選舉，進步黨的席位從110增加到了135，成為普魯士議會的第一大黨，從而使議會和國王的矛盾演變成了僵局。
俾斯麥政府在議會還沒通過預算的情況下繼續運轉。1866年的賠款法案是在他已經花掉了預算後，議會才批准的。史學家們對俾斯麥在1863—1871年實施的政策褒貶不一。與其說他是個強勢的控制狂，倒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個應時而動的弄潮兒。他的主要目標就是鞏固並擴展普魯士的勢力，並利用三場戰爭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目標。這三場戰爭是：1864年針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而發動的戰爭，1866年的普奧戰爭，1870年的普法戰爭（以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立而告終）。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又一次出現了。對此，英國政治家巴麥尊（Palmerston）曾開玩笑地說，這個問題太複雜了，全世界只有三個人能理解：阿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他已經死了；一位德意志教授，他已經瘋了；還有巴麥尊自己，不過他早就忘了。這個玩笑時常被引用。就像1848年一樣，這個問題不是原則性的，它的背後是強權政治。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抵製丹麥對領地的接管，自由主義的自由、獨立和自決權可能會進一步鼓舞民族主義者的士氣，但俾斯麥卻決定趁勢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既擴大了普魯士的勢力範圍，又可以作為今後普奧衝突的借口。1864年春夏複雜的外交和軍事事件之後，1864年10月（7月丹麥戰敗），奧地利和普魯士簽署協定，決定共同管理這一地區。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上的不和引發了後續的爭端，1866年奧普戰爭爆發。普魯士激進的提議未獲通過，德意志邦聯因此解體，普魯士退出邦聯，成了引爆這場德意志內戰的最後一根導火索。儘管大多數的邦國都期望奧地利能夠贏得這場戰爭，這樣邦聯就會恢復，但普魯士畢竟在經濟和軍事上都更勝一籌，它於1866年7月在克尼格雷茨（Koniggratz）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於是，戰敗的奧地利在德意志事務上再也沒有了發言權。
奧普戰爭後，一個新的政治實體代替了邦聯。新成立的北德意志邦聯是個聯邦國家（Bundesstaat），而非邦聯（Staatenbund）。它不僅不包括奧地利，還剔除了四個德意志南部邦國：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和黑森—達姆施塔特。普魯士由於吞併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漢諾威、黑森—卡塞爾、法蘭克福和拿騷，領土面積擴大了不少。俾斯麥創立了北德意志邦聯憲法。所有邦國都可以繼續管理自己的內部事務，同時邦聯主席，即普魯士國王，負責接管外交和軍隊事務。帝國議會（Reichstag）基本上沒有實權，增加的上院被稱為聯邦議會（Bundesrat），被普魯士牢牢地控制著。北德意志邦聯憲法為後續的德意志帝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Imperial Germany）打下了基礎。
此時，俾斯麥在普魯士境內獲得了多方擁護。奧地利戰敗後，自由派又開始分裂，一些右翼分子退出了進步黨，和其他北部德國邦國的自由派組成了國家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支持俾斯麥。保守派也進行了重組，其中自由保守黨（Free Conservative Party）支持俾斯麥。然而，雖然北德意志邦聯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它卻無法穩固普魯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南部德意志邦國還是抵制關稅同盟的擴張。直到1870年的普法戰爭後，普魯士才得以將南部德意志邦國併入邦聯，組成德意志帝國。危機的出現一開始是由於西班牙王位的繼承問題。西班牙選了一位霍亨索倫繼承人，但遭到了法國的反對。雖然後來西班牙也撤下了這位候選人，但惡化爭端對法國和俾斯麥都是有好處的。俾斯麥審時度勢，趁勢出擊。在短暫的普法戰爭中，德意志軍隊在普魯士總參謀長馮·毛奇將軍（General von Moltke）的指揮下，借助德國技術（克虜伯公司生產的軍備）的支持，迅速打敗了準備不足的法國。由於1870年9月巴黎宣佈共和，外部勢力不再干涉法國內政，不想支持這個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政府。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德國吞併了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並提出了巨額賠款的要求。
地圖5.4 1867—1871年德國的統一
普法戰爭中，德國南部邦國在民族主義熱忱的煽動下，加入了北德意志邦聯。此時戰爭結束，這些邦國意識到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他們都沒有選擇權，只能留下來。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成立，並在凡爾賽宮舉行慶典，德意志邦國的國王們將德意志帝國的世襲帝位授予了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不管之後民族主義者如何吹噓，當時各方都不是很樂意，包括諸侯們和新皇帝自己，因為俾斯麥並不是懷著愛國主義的熱情想要統一德國，他所謀求的只是普魯士勢力的成功擴張。
第二帝國的憲法寫得十分清楚。這是個聯邦帝國，構成帝國的邦國保留自己的國王和對內部事務的極大權力，但外交政策和戰爭則是帝國層面的事務。其政治結構實際上呈三層金字塔形。底層是帝國議會（Reichstag），由成年男性通過無記名公投選出。雖然表面看起來非常民主，但議員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實權，只能對政治發表自己的意見。由於議員沒有酬勞，沒有收入來源的人很難在議會中獲得席位。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的那樣，任何想要行使實權的人都會鄙視議會。雖然帝國議會有否決權，但立法是由聯邦議會（Bundesrat）起草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政治體系的中間層，由不同邦國的代表團組成。作為最大的邦國，普魯士在聯邦議會享有否決權，它的影響力極大，可以終止任何對普魯士不利的措施或憲法的修改案。權力真正集中在了金字塔尖的皇帝、宰相、內閣大臣、高級官員和軍隊的將領等少數人手裡。名義上，皇帝或宰相（由兩人的個性而定）擁有很大的權力，但一旦出現權力真空即皇帝和宰相都很弱時，就會導致官僚統治。軍隊也不是完全對議會負責的。起初，戰爭大臣的部分事務對帝國議會負責，但普魯士的戰爭大臣在最大的普魯士軍隊的事務上並不對帝國議會負責。1883年，帝國議會失去了對軍隊預算的控制，也就喪失了對軍事事務僅有的發言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很久之後，軍隊在德意志政治中一直扮演著非常模糊，但具最終毀滅性的角色。
俾斯麥創立了這部憲法來保障他自己和普魯士的權力，但實際上，他並沒有那麼忠於這部憲法。後來，當憲法似乎不再能滿足他的需要時，他甚至想要廢棄它。回過頭看，德國統一背後舉足輕重的俾斯麥可以說是為德國的未來留下了一份引發重重問題的遺產。
[1]原文為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此處應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