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對歐洲來說是個革命之年。法國的二月革命使國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領主們驚慌失措，各方趁此機會擴大自己的影響，由此導致了德意志境內叛亂四起。但各方的呼聲並不相同：普通民眾由於社會的動盪，本質上對批評十分敏感，同時又極端保守，要求恢復所有舊的規章制度；自由主義者要求憲政和某些經濟上的自由權利；民族主義者則希望德國的統一。至於工人階級的抗議，雖然有，但大多仍局限於要求提高工資並改善工作環境。因此，1848年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由於此前為德國統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終都失敗了，1848—1849年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並沒能換來德國的統一，而1871年的統一也並非自由主義的，因此，借用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 J. P. Taylor）的話，1848年常常被稱作是「德國沒能成功轉折的轉折點」。然而，這個看法還是太過一概而論，太過片面了。1848—1849年的動盪的確使德國發生了不少變化，相比1848年，19世紀50年代的德國有了很大的改變。先預設更為「正常」的發展模式，再嚴厲地批評德國歷史不符合正常的發展軌跡，這種做法是毫無意義的。而試著澄清真正發生的事實，並理清其原因和結果，才更有意義。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紀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會動盪不安。不過，比起短期的經濟蕭條，經濟危機的長期影響（比如債務高攀、貿易危機）更為重要。經歷了1846—1847年的饑荒和蕭條後，1848年的德國經濟實際上已有所恢復。再者，對於自由派來說，大眾的貧困並不是他們主要的擔憂。隨著1848—1849年社會的持續動盪，農民和手工業者與自由派所關注的議題的鴻溝越來越明顯。在1848年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自由主義者的目標逐漸變得越來越清晰。在普魯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暫地點燃了自由主義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開的普魯士聯合議會，更讓自由主義者充滿了希望。然而，還沒談及撥款，議會就在憲法改革的問題上陷入了僵局，最終，議會解散了。同時，人們還發現，腓特烈·威廉四世並非自由主義的衛士，而是個精神錯亂、反覆無常之人，他好像在演戲，後來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其他邦國的自由主義者也在討論和組織改革。自由派也不是鐵板一塊，黑克爾（Hecker）和斯特魯韋（Struve）的奧芬堡計劃（Offenburg programme）代表的是較為激進的一派，而溫和的自由派則支持黑彭海姆計劃（Heppenheim programme）。但僅憑這些來自於自由主義者的壓力以及19世紀40年代的貧困狀況，根本不足以導致一場革命。直到法國國王的倒台，才在德意志全境引發了大規模的起義。面對四面八方的農民叛亂、工匠起義和自由派的壓力，德意志的所有領主驚慌失措，他們迅速做出了讓步，以期避免更為嚴重的騷亂。自由派則迅速利用不穩定的局勢，試圖在全國範圍內發動變革，通過選舉全國議會來討論憲法改革和德國統一。
如此一來，革命力量在德意志的弱點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了：革命由外部的導火索引發；各方勢力的目的各不相同；當局幾乎不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投降。但保守派卻沒有被打敗，他們從爭鬥中撤了出來，採取了隔岸觀火的策略，然後返回，用完好無損的兵力控制了全局，甚至由於其對農民的要求進行了妥協而勢力大增。
農民叛亂和工人起義也遍佈奧地利的哈布斯堡領地。梅特涅於1848年3月13日辭職，並逃到了被流放的反動派和革命派的避風港—大英帝國。3月15日，奧地利皇帝承諾憲政，並召集議會。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邦國，許多領主讓保守派的官僚卸任，換上了自由派，並許諾進行改革。而普魯士則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劇。剛聽說奧地利的革命發展，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召集了全國議會。但士兵卻在與柏林群眾的衝突中誤解了國王的命令。國王下令停止射擊，士兵卻以為要繼續射擊，結果戰鬥就打響了。國王不知所措，只能下令軍隊撤退，由此避免了內戰的爆發。國王動搖了。他懷揣著浪漫主義的思想，希望和自己的民眾站在一邊，如果他無法打敗革命派，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於是，3月21日，國王身披革命的黑、紅、金三色旗，騎馬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很快，柏林就有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權。
在法蘭克福召集的被稱為「預備議會」的全國性議會上，獲選的大多是溫和的自由派，少數是激進的自由派。議會負責全德國民議會的選舉事宜。但這個德意志國民議會的投票率極低，無論如何，它只是一個有限的選舉（每個邦國的情況各不相同），最終，議會定於5月18日在法蘭克福的聖保羅教堂召開。從議員的組成來看，中產階級和職業人士佔了壓倒性的大多數，其中律師、大學教授、老師和官員較多，也有一些作家、記者和神職人員，只有4個手工藝人和1個農民，並且這個農民還因是西裡西亞來的波蘭人而被進一步孤立。代表們是作為個人前來參加議會的，他們並不屬於任何黨派，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傾向，雖然大約1/2到2/3的人總體上傾向自由主義，只有一小部分人（約15%）是極端右翼或左翼分子。慢慢地，鬆散的小團體開始出現了，他們在小酒館進行非正式的討論，並常常以這些小酒館來命名。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威嚴的國民議會仔細討論了一些關鍵議題，其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德國統一後未來的憲法形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國家的經濟秩序等。議員的觀點不僅隨著每個論點所涉及的原則，同時也隨著1848—1849年的政治局勢而發生著變化。議會一致認為，統一後的德國應當是個邦聯國家，由皇帝、選民選出的議會和負責的內閣組成。溫和的自由派主張由普魯士取得帝王的頭銜，並獲得了激進派的支持，而作為交換，溫和派也要同意建立一個更為民主的選舉機制，經過激烈的商討，於1849年4月29日舉行了由全國成年男性參加的公投，並意外獲得了極高的投票率。但在一些重大議題上，卻仍有許多問題無法克服。
從理論上講，渴望德國的統一是很簡單的，但要在實際上劃出這個德國的邊界，卻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國籍上，要解決三個困難重重的問題。第一當然是奧地利。主要的問題在於，是要建立一個「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使其包含現在屬於德意志邦聯的哈布斯堡帝國的部分領地（之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還是把所有奧地利的領地都排除在外，讓普魯士主導一個「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因為奧地利的皇帝不願意將自己的領地撕成兩半，因此要解決奧地利的歸屬問題，就只能採取激進的方式了。在激烈的爭論之後，由溫和派海因裡希·馮·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主導的「小德意志」方案佔了上風。第二，普魯士波森省（Posen）的波蘭人是否應當被歸入德意志的民族國家中。第三，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公國的情況一直很複雜，公國中混雜著丹麥的采邑，並涉及國際政治、王朝權力和現代民族主義，矛盾很可能一觸即發。它不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其背後是強權政治。最後，雖然法蘭克福議會決定對丹麥發動戰爭，但實際上，最終還是取決於不同德意志邦國的軍隊。1848年8月，當軍事上最為重要的普魯士決定退出戰爭並簽署休戰協議的時候，法蘭克福議會就只能傻傻地看著了。這就可以看出，法蘭克福議會在根本上是缺乏實權的。
議會的討論延長到了1849年春，最後決定將小德意志的皇冠頒給普魯士國王。這時，普魯士國王大可不屑一顧地拒絕，因為議會召開的同時，各個邦國內的保守派正進行重組，並重新獲得了實權，領主們再沒有必要向知識分子們做出任何讓步或妥協了。1848年夏，激進的社會動亂仍在持續。但這並不是馬克思理論中預測的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工人的抗議很溫和，比如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領導的柏林社會主義者，要求建立工會、提高工資、改善工作環境並制定工廠的規章制度。此時，手工業者和工匠感覺受到了自由派的威脅，因為自由派反對協會的限制，並且支持自由的市場。於是，工匠們在18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期間，在法蘭克福召開了自己的全國議會。議會的議員也沒有任何權力為農民發聲，或對他們做出任何補償。不同邦國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政權甚至越來越害怕群眾的抗議，暴民統治如幽靈般纏繞著他們的內心。因此，這些政權根本無法控制1848年夏季的政治走勢。經過重新部署，保守派和他們毫髮無傷的軍隊趁勢發動了一場反擊革命。在哈布斯堡帝國，保守派的軍隊於1848年夏鎮壓了發生在波希米亞、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的叛亂，並於10月重新獲得了對維也納的控制權。而在普魯士，激進的議會和夏季的群眾起義刺激了保守派，保守派於秋季成功進行了反擊。而自由派從未擁有過任何軍事實權，現在也已經失去了之前擁有的群眾支持，尤其是農民，本來是徵兵中的中堅力量，現在卻由於保守派的讓步而被收買了。1848—1849年，德意志全境搖搖欲墜的統治者們逐漸拾起了信心，重新取得了控制權，一些邦國在普魯士軍隊的幫助下，重新建立了秩序（比如巴登）。
1849年5月，自由派亂作一團，普魯士國王拒絕登上帝位，法蘭克福議會的成員開始踏上返家的路程。剩下的議員將議會挪到了斯圖加特，並於1849年遭到了軍隊的驅散。法蘭克福議會原本通過決議，在巴登和普法爾茨領地內執行新的憲法，但它卻被普魯士軍隊易如反掌地鎮壓了。革命似乎行將結束。
分析起來，這是一場奇怪的革命。很明顯，國家並沒有統一：這艘大船因觸到了地方主義的礁石而沉沒了。地方不願將各自的主權歸入一個更大的、受強權政治控制的實體中。而自由派擁有的實權太少，來自民眾的支持也遠遠不夠，因此，他們無法貫徹自己的計劃，並且在很多議題上，內部不能達成統一的意見。但這並不是一場沒有結果的革命。1850年前被有效廢除的封建社會關係再也沒有恢復。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使19世紀50年代的經濟得以快速地向前發展。梅特涅特殊的政治壓迫方式也沒有復活。革命期間的暢所欲言，以及對超越了日常需求的議題的關注，都促進了全國性團體和政治傾向的形成，並最終發展成為幾十年後的黨派政治。許多擁有不同政見的政治家[特別是俾斯麥（Bismarck）]認為自己從1848年的革命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它並不是「德國沒能成功轉折的轉折點」，而是一個危機群組，從中萌發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改變，隨著形勢的變化再以新的結合方式面對未來。如果史學家決心找出德國自由主義失敗的時間點，那麼比起1848年，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或許更為恰當，因為那時的自由派分歧不斷、缺乏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