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至1815年間，德意志社會和文化發生了長期、緩慢的巨變，影響深遠。好戰、獨立的封建貴族成了以宮廷為中心（就算仍然好戰）的貴族階層；同時，受過教育的新興中產階級的數量增長，他們通常擔任公務員和低級宮廷官員的職務。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讀寫能力，人們開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尋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引發戰爭的緣由，並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領域的領導地位。經文作為歷史文本解讀，其絕對的權威也受到了質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內心世界，同時，實踐理性主義也開始發展，人們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看法不斷變化。而不管有多少陳腔濫調認為德意志人民不關心政治，德國啟蒙運動還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變得更加務實了。18世紀晚期，德國掀起了文學復興，德語發展成為文學語言，辭藻變得極為豐富。18世紀的德國在古典音樂上的成就也是驚人的。不管18世紀的德國是否是個政治上落後的國家，都不可否認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這也是由德意志當時特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所催生和促進的。
圖17 巴伐利亞南部貝內迪克特博伊埃爾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壇。攝影：哈里特·C.威爾遜（Harriett C. Wilson）。
17世紀晚期是德國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國，那裡豎立著宏偉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會的精神和世俗權力。從慕尼黑的鐵阿提納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設計中看到，這一時期建築風格深受意大利的影響。同樣，教堂設計與宮廷風格的藝術也密不可分，後來被更為輕快、世俗的洛可可風格所取代。正統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戰爭後發展成更為壓抑的經院哲學，絲毫沒有天主教派在措辭上的細緻和愉悅。
17世紀末至18世紀，新教和天主教正統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對。詹森主義是羅馬天主教的改革運動，旨在廢除天主教內部的一些所謂「迷信」因素，但並未獲得長期的成功（經常遭到指責的圖像崇拜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還有所謂的「天主教啟蒙」，部分是為了反對看似過分擴張的耶穌會勢力。在新教教派中，許多人贊同菲利普·雅各·施本爾（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觀點，認為應當延續新教傳統的直接宗教體驗，即信徒直接與上帝交流，並可以基於個人對經文的理解，積極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義認為宗教改革還不夠徹底，僅僅停留在了神學的層面，並未改變生活。他們強調個人的皈依經歷，鼓勵信徒過上新的、積極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國教教徒的小團體開展秘密集會，一起讀《聖經》、祈禱，並分享彼此虔誠的生活。
雖然漢堡、薩克森等地區虔敬主義教徒往往面臨被處決並驅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區，他們卻能夠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於不同的德意志領地邦國、教會和社會的關係各不相同，虔敬主義教徒在不同地區遭到如此迥異的對待，是可以理解的。符騰堡地區相對穩固的路德教會甚至能夠包容虔敬主義的思想，這後來影響了圖賓根大學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包括格奧爾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1770—1831）和弗裡德裡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魯士，國王支持虔敬主義，以此對抗在地方雖根深蒂固卻搖搖欲墜的路德派信仰。隨著虔敬主義教育機構數量的激增，從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兒院和學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學（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義的影響逐漸深遠。雖然無法精確地計算，但是其影響仍可以說廣泛多樣。許多學者認為，德國重大的文化運動，比如注重內心世界和個人發展的感傷主義（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產階級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注重描寫自我成長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義思想的影響。另一些學者認為，虔敬主義與後來約翰·戈特弗裡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是一脈相承的。無需牧師或教會等機構，教徒們就可私下會面討論自己對《聖經》的理解，這毫無疑問促使人們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紀的德國誕生了新的精英階級，不分等級，亦不問出身。強調實踐、相信天賦提升的可能性，這些理念擴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魯士，不過這並不是為了推翻當時的社會秩序。無法確定的是，虔敬主義提倡重視內心世界，是否導致了人們對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個人對宗教事務的關心程度和對世俗政治的參與程度都取決於其個人境況和性格。誰也不會責怪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缺乏政治熱忱。
當一些邦國依舊無法容忍宗教少數派時，另一些邦國則漸漸展現出有限度的寬容。這種寬容多半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的原因，而非經過對道德正確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戰爭後，出於人口和經濟增長的考慮，普魯士敞開大門，歡迎對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數派進入邦國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廢除後，被驅逐出法國的胡格諾教派大約有30萬人，而留在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有2萬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國文化的痕跡。1731年，約2萬名新教徒從薩爾茨堡逃往北部，門諾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會（Zinzendorf』s Brudergemeine）等少數派教徒也在普魯士定居下來。普魯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領主信仰加爾文教派，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當寬容，這也是為什麼領主能與早已奠基的路德國教教會和平相處的原因。
18世紀的德國，猶太人的地位也發生了改變。從中世紀起，由於猶太教允許放高利貸，猶太人一直從事商業中介和貨幣借貸。他們聚居在幾個有限的猶太人居住區，其中最大的在法蘭克福。由於他們的穿著、相貌、宗教信仰和習俗都十分獨特，加上他們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惡的商業角色，猶太人總是成為迫害的對象。人們甚至以為猶太人在儀式上會殺死小男孩，而這僅僅基於1476年特倫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這種偏見引發了16世紀對猶太人的「報復性」攻擊，人們甚至把它刻在了法蘭克福的大門石頭上，用以警示後人。18世紀，猶太人開始採取新的規章，在某些領域獲得了新的地位，境況也得到了一些改善。專制主義加劇的邦國發現猶太人的資金和金融經驗對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對邦國的發展和經濟管理感興趣的領主。許多猶太家族在實業和銀行業的影響舉足輕重。還有特殊的「宮廷猶太人」，他們在各項事務上為宮廷諸侯提供服務，其中包括符騰堡公爵卡爾·亞歷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許斯·奧本海默（Suss Oppenheimer）。納粹後來拍了一部瘋狂的反猶電影《猶太人許斯》（JudSuss）來影射他。大多數猶太人只是小商販，他們的法律地位差異較大，但在某些地區有所改善。約瑟夫二世於1781年在奧地利頒布的寬容敕令讓大多數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進行宗教活動。1782—1783年，幾位諸侯頒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猶太人，猶太人因此可以在維也納地區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們的居住區），但是他們的數量仍然受到限制，也無法修建猶太教教堂。對猶太人的財稅剝削仍然持續，不過某些強制性、羞辱性的慣例被廢除了，比如佩戴黃色臂章。在普魯士，雖然猶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們確實在18世紀獲得了較多有限的特權。第一所猶太人學校於1778年在柏林成立，猶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國報刊業快速發展的時期創辦的。猶太人為啟蒙運動也作出了貢獻，其典型代表為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萊辛的劇作《智者納坦》（NathanderWeise）描寫的對象，劇作的主題是呼籲宗教寬容。
德國的啟蒙運動，比英國和法國的啟蒙運動開始得要晚，並有其自身的特點。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歐洲發生了思想上的變革。新的文化相對主義和理性主義開始取代以神為權威的思想。當代重大問題，包括人類受苦的問題、善與惡的本質、對新近發現的文化和信仰的多樣化解釋、國家與社會的最佳組織方式、教育和社會工程的可能性，等等。儘管這些問題在當時有多種多樣的答案，但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仍運用批判思維和理性，進行質疑、分析、探索。英國思想家中，弗蘭西斯·培根對形成以實驗為主的科學方法作出了貢獻，艾薩克·牛頓為人類探索了宇宙法則，約翰·洛克則在早期的社會學和政治科學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達朗貝爾和盧梭等法國哲學家對法國的啟蒙運動作出了各種各樣傑出的貢獻，他們總體上更為唯物主義、反教權主義，有時具有共和主義傾向。基於其特殊的社會和政治背景，德國的啟蒙運動與當時的宗教和專制政體更為融洽。
在德國，啟蒙運動的主要影響直到18世紀中期以後才開始顯現，但德國早期的啟蒙思想者包括堅持形而上學觀的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賽繆爾·馮·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克裡斯蒂安·托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和克裡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說來也怪，哈勒大學居然同時是虔敬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中心，但這二者並非和平共處，而是處於激烈的競爭關係中，一方佔上風，另一方就處於守勢。哈勒的克裡斯蒂安·沃爾夫的理性主義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啟蒙運動對18世紀教育發展的影響與虔敬主義不相上下。
總體來說，隨著18世紀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開始傳播，越來越多人靠自己獲得知識，公眾討論也十分熱烈。17世紀末，用只有少數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書籍佔了一半，而18世紀末這個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則努力嘗試通過資助的方式傳播啟蒙運動思想，擴大影響力。在德國，除了書籍的出版數量呈上升趨勢，報紙、雜誌和各種期刊發行量也爆炸性增長。許多讀者是之前沒有讀寫能力的群體，有些報紙、雜誌甚至專門面向這些群體。像許多成長小說中描繪的資產階級一樣，婦女和女童的學識素養也開始提升。成立了諸如科學協會、職業組織、政治協會、共濟會成員的地方分會（最初於1737年在漢堡成立）的新組織，以方便成員間互相討論。這些組織提供圖書館和討論室，促進了各種消息和觀點的傳播。一些大學也於18世紀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學。18世紀末，柏林流行舉辦沙龍，舉辦者多為女性，其中大多是猶太人。
參與啟蒙運動思想傳播和討論的多是低級公務員和小邦國的官員。他們關心「一個秩序井然的警政國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罰、經濟、行政和社會關係。一些官員試圖將啟蒙思想訴諸實踐，由此產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區獲得的成效不盡相同。例如，1737年約翰·雅各布·莫澤（Johann Jakob Moser）著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並積極推動改革。符騰堡頒布的《虔信派教徒詔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啟蒙思想家比爾芬格的影響，正式給予了虔敬主義者以宗教寬容。在世俗機構發起改革的同時，許多牧師也認為，宗教的虔誠應當是追求實踐的，以幫助世人為目的，而非反對啟蒙運動，因此這些牧師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學家們在「開明專制」的概念上爭論不休。這個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後一直在歷史書上重複出現。很明顯，一些領主是有意識地受到了啟蒙運動的影響。比如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對有關法國的一切都極感興趣，在他還是王位繼承人的時候，就與伏爾泰有書信往來。即位後，腓特烈二世邀請伏爾泰到普魯士宮廷，自己也被稱作是「無憂宮的哲學家」[無憂宮（Sans-Souci）是宮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a）和約瑟夫二世的改革也應當視作啟蒙運動的產物。不過，其直接原因的確和哲學思想的影響關係不大，而是來自於更為迫切的經濟、社會、軍事和政治目的。雖然各種各樣的啟蒙思想和專制統治（或意圖專制的統治）之間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兩者之間的確沒有必然的聯繫。奇怪的是，對啟蒙運動的另一個看法卻是，它本質上是無政治傾向的，因為它一邊鼓勵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邊仍舊服從世俗的權威。這個觀點和剛剛提到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推動力其實並不衝突。受到啟蒙的官僚和牧師並不會質疑君主的權威，因為很多情況下沒有這個必要。他們也是在受到啟蒙的君主統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進行政工作。雖然並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狹隘的專制統治，但大多數情況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義」）的政治環境中，啟蒙運動能夠由依賴並支撐邦國發展的官僚階級完成，而不像法國那樣，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獨立知識分子來推動。
偉大的德國啟蒙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的觀點可能是一切關於德國啟蒙運動的政治觀點中最普遍推論的源頭。在《什麼是啟蒙？》中，康德將啟蒙定義為有勇氣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維進行思考，拒絕服從其他權威。然而，他很清楚，德國正處於一個正在啟蒙的「啟蒙時代」，而不是一個人人都有能力自治的啟蒙後時代。（康德發表了一些言論貶低女性，認為她們缺乏理性。）並且，為了讓人們有思考的空間，也需要強大的統治者維持穩定的政局和井然的秩序。在一個共和政體中，質疑未必那麼自由，因為當時政局不如腓特烈二世統治下的普魯士邦國穩定。康德的這篇文章措辭模糊，因此有多種解釋，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如何，力量和精神的分野，即傳統二元論已經廣為人知，它是後續的德國思想學說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最早源於路德教派的神學思想）。
當然，德國啟蒙運動在法學、自然科學等其他領域也成就斐然。例如康德的認識論，深深影響了西方哲學。康德反對經驗主義的觀點，認為人是通過感覺和外部強加的分類來「認識」現實的。後來的新康德主義學者指出，這些分類並不是人類思想的普世產物，而是有文化差異性的。康德還提出了關於普世道德、和平和世界公民的一些重要思想。黑格爾從觀念論的角度提出了有關歷史、法律等廣泛領域的思想學說。和黑格爾一樣，康德是現代德國哲學的奠基人之一。
18世紀下半葉，各種文化運動興起，有的和啟蒙運動相似，有的和它一樣，有的受它啟發，有的直接反對它。18世紀晚期的德國文學復興對德國和世界都有著深遠的意義。其中最傑出的毫無疑問是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以及同時代的席勒。他們一起反擊了德語受到的詆毀，證明德語也能有豐富的表現形式。歌德早期的詩歌包含了對愛情、自然和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的思考，他的創作超過了其他任何語言的創作。其風格多種多樣，從早期的狂飆突進（Strum und Drang，這個詞來自於劇作，其作者不明），到晚期的古典主義，歌德不僅寫過詩，還創作了劇本、小說、散文、自傳。他的作品類型基本上概括了德國當時的文學發展狀況。天才的出現往往讓人忽略環境的作用，但還是應當注意到，宮廷中的低級官員以及小邦領主對戲劇和文學作品的贊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歌德所在的魏瑪。這些來自領主的支持促進了18世紀晚期文學的興盛。
與此同時，所謂「文化民族主義」開始形成，這個詞總是與約翰·戈特弗裡德·赫德聯繫起來。赫德反對早期對法語和法國文化的崇拜，提出文化區域的概念，德語中稱為「Volk」（即民族，和邦國這個政治單元不同）。他認為，每種文化都應當被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並自成體系。這就使德意志文化中的某種愛國自豪感成為可能。赫德反對啟蒙運動對中世紀的憎惡，文化民族主義使人們對歷史，尤其是對平民大眾的歷史，重新產生了興趣。這就引發了浪漫主義運動以及19世紀人們對民間故事的喜愛，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就是受其影響的代表人物。文化民族主義最後提出了一個觀念，即文化上的民族（the Volk）和政治上的國家（the state）應該是同義詞。然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國家花費了太多的時間，甚至為後來更為激進的德國民族主義付出了代價。
在另一個領域，18世紀的德國也誕生了許多不朽的成就。只要把18世紀德國作曲家的名字列出來，就基本概括了這個世紀的古典音樂史，他們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兒子尤其是卡爾·菲利普·埃馬努埃爾·巴赫、約瑟夫·海頓、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莫扎特，以及下一個歷史時期的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在亨德爾在英國定居（因此把他德語名字中的變音符都去掉了），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主要在天主教的維也納生活時，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已經是德國北部新教音樂的代表人物了。1723年起，他在萊比錫的聖多馬教堂擔任教會音樂指揮，每週為禮拜儀式譜寫曲子。這雖是一項乏味的工作，但在這兩百多首禮拜式樂曲中，許多曲子的質量如此之高，令人驚歎。不過，巴赫最負盛名的還是以下這些充滿數學之美、包含宗教情感的偉大作品：《B小調彌撒》《馬太受難曲》《勃蘭登堡協奏曲》《聖誕節清唱劇》《復活節清唱劇》、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鳴曲以及要求技藝精湛的管風琴前奏和賦格。和歌德一樣，不管之前的音樂傳統和工作環境如何，巴赫的天才讓他反對任何簡化的方式。
18世紀末，德國成為詩人和哲學家的國度（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德國人至今引以為豪。新的文化潮流正在發展，帝國風格取代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浪漫主義運動取代了啟蒙運動，但即使邦國內的改革如此之多，德意志的政治體系仍然如中世紀時支離破碎。真正的政治變革，其主要推動力並非來自內部，而是來自於外部，來自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