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森塔爾坐在新聞編輯部裡他的大桌子後面，不時地從他閱讀的報道上抬起頭，看看房間裡遠處的幾排桌子，記者們在打字，談話，有時以一種他認為是敵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們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這種可能性他就感到惱怒和悲哀，他們肯定非常仇視我。
這是1965年冬天。A.M.羅森塔爾已經在1963年夏天放棄了他作為駐外記者的生活，接管了紐約本地報道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許多變化，這無疑改善了報紙，但他也在報社傷害了《紐約時報》許多老人。他個人是喜歡這些人的，而且20年前當他在這個房間裡還是初出茅廬的記者時，他們待他很好。羅森塔爾認為，60年代的變化是必要的，論資排輩的體制已經過時了，文筆簡練的年輕記者應該比寫得不好的老記者吃香，《紐約時報》不能再僅僅因為是「記錄的報紙」就允許發表冗長而無聊的市政官方的新聞，重點正在轉向更尖銳地寫作，更迅速地閱讀，以更少的版面說更多的話，為讀者節省時間，為管理者省錢。《紐約時報》需要採訪所有重要的新聞，但不是以長期以來所容忍的不動感情的方式。對《紐約時報》的一些老人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轉變，他們曾是在過去的更悠閒的速度下受訓練的，那時報紙為地方報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兩倍，但經營經濟學要求更嚴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幾年前就承認，紐約城市組已經被傳統所限制。伯恩斯坦認為，它是帕金森定律[註：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義現象的一種別稱，具體內容是指只要還有時間，工作就會不斷被擴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時間。]的積習頑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認為，它是一頭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規。
所以，羅森塔爾來到紐約，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成了有名氣的編輯。在這個城市的醫院裡，他童年時作為受救濟的病人曾親身體驗過它們的不良醫療，現在這些醫院受到了《紐約時報》前所未有的認真檢查。羅森塔爾指導一個叫作馬丁·托爾欽的年輕記者去考察醫院生活，描述陳舊的條件，給貧窮病人的低劣待遇，醫療經營管理普遍不善。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調查和一些改革，也給托爾欽和《紐約時報》帶來了新聞界的榮譽。羅森塔爾委派其他記者深刻地描寫了紐約的公立學校體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學校留給黑人，以及「公園大道自由派」和「皇后區種族主義者」這些新的委婉說法。他還派《紐約時報》的人去看看少數族裔的社區，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鄰居，描述一下氣氛，聽一聽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幾年，這個城市已經有了徹底的變化。羅森塔爾現在把紐約看作一個外國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紐約其他人熟視無睹的景象和聲音的刺激。在羅森塔爾看來，這個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戀比他在紐約工作的最後日子更明顯。他據此寫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這篇文章按《紐約時報》的老標準而言是相當革命性的。羅森塔爾還派記者去寫紐約越來越多的種族間通婚，日益富裕的莊家和高利貸者，最後去寫寫一個年輕女人的驚人案子——這個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著求助，卻在鄰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殺害了，當時有38個人聽到了她的喊聲，卻無動於衷。這篇報道在全國得到了轉載和評論，導致羅森塔爾更徹底地開拓關於城市裡的冷漠、紐約人的態度的主題——紐約人出於害怕肉體上或法律上捲入他們目擊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裝沒有看見。羅森塔爾在星期天的《紐約時報》上就這一主題寫了一篇雜誌文章，後來把它擴展成一本小書，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專門寫那些反映這一事件的報道——一種普遍的公眾冷漠中偶爾地點綴著一個「介入進來的」有勇氣的公民——這幾乎成了羅森塔爾個人的運動。他發表的新聞報道沒有社論的腔調，但它們在《紐約時報》上經常出現卻表達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為突出表現的是，對紐約的新聞採訪正在羅森塔爾手下發生變化。
羅森塔爾想觸動紐約的神經。他想要他的記者抓住表面背後的東西，揭示這個城市的複雜性和衝突。他想要這些報道準確而完整，而且有趣。《紐約時報》的有些老人對讓位給更有熱情和想像力的年輕人感到憤憤不平，到處散佈說，新的政策是要「偽造」報道，過分誇大事件。羅森塔爾委派報道「計劃」，也許需要進行三四天的研究，並對記者組織事實並把它們概括起來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於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駁說，這樣報紙就成了「雜誌」。
羅森塔爾意識到了新聞編輯部裡的失望心態，他為之心煩意亂。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樣，充滿了衝突和複雜性。他既是進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幹勁的又是溫和的。他急於發動隊伍，為了炒蛋就必須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親假時進入新聞編輯部通過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貝！」就能感覺到的。羅森塔爾曾是家鄉的一個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對底層上來的勤務員和其他年輕人是一個榜樣，是老人們引以自豪的人。他們經常回憶起在嚴厲的羅伯特·加斯特領導下他早期的報道生活。
現在情況不同了。那種曾促成羅森塔爾作為偉大記者的敏感性，現在促成了他作為主任的不幸。但這沒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權威，做出迅速而嚴厲的決定。但在內心他知道，這樣做不僅對他人，也對他自己產生影響。紐約工作的一個困難在於，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洩氣的那些人的臉。如果一個一度有特權的高級記者在某個方面被降級，不得不離開他慣常的任務或領域，或者不得不經常重寫他的報道或進行壓縮，那麼羅森塔爾就不得不或遲或早親身介入《紐約時報》的這種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對立。羅森塔爾不能像國際新聞主任或國內新聞主任那樣，能通過電纜或電話和他的記者交流。毫不奇怪，《紐約時報》的一些老兵在羅森塔爾擔任主任的早期就辭職了。羅森塔爾一方面感到高興和寬慰，因為他們寫得不好並缺乏熱情，然而又感覺到悔恨、內疚，因為他們忠誠而且得體地為《紐約時報》服務了多年。
一位年輕的記者羅伯特·戴利文章寫得很好，當他1965年宣佈退出《紐約時報》並致力於寫小說和雜誌文章的計劃時，羅森塔爾感到非常失望。羅森塔爾相信，戴利是那種能在新聞編輯部的新體制下出人頭地的人。自在歐洲當了幾年體育記者回來後，戴利寫的幾篇文章都是他喜歡的。辦公室裡經常有人決不感到遺憾地說，羅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親阿瑟·戴利更優秀的體育記者。他父親自1926年起就在這家報紙工作，曾作為《紐約時報》體育專欄作家獲得普利策獎。但羅伯特·戴利決不像他父親那樣依戀《紐約時報》，他決定退出。他相信離開《紐約時報》後自己作為一個作家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並且掙更多的錢。於是他成了第一個不受羅森塔爾歡迎的背叛者。羅森塔爾在新聞編輯部裡向戴利說了再見，祝願他好運。戴利離開後，羅森塔爾眼含淚光，躲進了洗手間。
在這些年裡有一個人像羅森塔爾一樣引起了討論和爭議，他就是羅森塔爾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蓋爾布，一個過分瘦長的像鐵塔一樣的人。蓋爾布和羅森塔爾同齡，他們彼此熟悉多年了。羅森塔爾在海外工作時，蓋爾布從地方報道組被提拔為文化新聞的領導位置，他們經常通信。1960年羅森塔爾獲得普利策獎時，蓋爾布在《時報閒談》上就羅森塔爾寫了一篇幽默文章，羅森塔爾竟一下子理解不了。這篇文章把羅森塔爾描繪成一個勝人一籌的大師，一個敏銳的自我主義者。他在獲得普利策獎後給蓋爾布寫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這篇文章繼續引用羅森塔爾的另一封信說：「關於波蘭，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當地人有點傲慢，不說英語。咖喱是惡臭的，但鯡魚卻做得非常好。我們有一個不錯的屋子。偵探開小車跟著我們轉。我們有一隻可愛的柯利牧羊犬，叫傑克或喬克或別的什麼。它崇拜我。我們的廚師離開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間名的首字母，知道對所有總統候選人的考驗。」
在某些方面，這篇文章對蓋爾布本人就像羅森塔爾講得一樣多。蓋爾布最後寫道：
我曾和阿貝有過爭吵多次，因為我也有點喜歡略勝一籌，但我只能想起我有兩次領先了。有一次，我不得不使用暴力（這總是一種無可辯駁的事實，因為我比他塊頭大；當他真的使我十分生氣時，例如在某件事情上和我不一致時，我只有用這種辦法了），另一次我不得不承認是我妻子幫助我取勝的。
我不得不把他打倒的那一次，是因為他不理解J.D.塞林格在《紐約客》上刊登的故事的結尾是什麼意思，他要把他荒謬的說法塞給我，並且堅持他是對的。我坐在他的胸脯上，直到他承認我是對的。現在，在文學的事情上他知道最好不要和我發生矛盾。
還有一次，我必須得向他徹底地證明，對於某些事情過於固執的做法是愚蠢的。我和妻子有一次順便去拜訪了阿貝和他的妻子，安——一個洋娃娃，如果真的有活人洋娃娃存在的話——當時非常晚，我們買了一個小小的奶油蛋糕，帶著去他家配著咖啡吃，但是後來我們決定喝蘇格蘭威士忌，不喝咖啡，而阿貝說我們得把奶油蛋糕帶回去。我們拒絕了。我們正要上電梯離開時，阿貝把裝著奶油蛋糕的盒子扔給了我們，但是，眨眼間，電梯門要關上時，我把盒子又扔給了他。羅森塔爾夫婦住在二樓，電梯的運行速度非常緩慢。我們到達大廳時，看門人把盒子遞給了我們，阿貝拿著它跑著下了樓。你聽說過這麼固執的人嗎？我們不得不拿著，當然，但是我們一到家，就叫了一個西聯匯款的送信人，直接把盒子又送回了羅森塔爾夫婦。（這塊40美分的奶油蛋糕現在又附加上了3美元的價值，但它關乎一個道德問題。）接下來的一兩天我們什麼消息都沒得到，但是這塊蛋糕切成的片開始一片接著一片裝在信封裡寄到了我家，而且在接下來的幾星期中，只要有阿貝和我的共同朋友，像伯尼·卡爾布或者哈爾·法伯爾，來我家，他都會拿來一片蛋糕，還帶著阿貝的問候。
就這樣來來回回地有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天，當羅森塔爾夫婦來我家吃晚餐時，我妻子偷偷地劃開了他的外套襯裡，把蛋糕縫了進去——現在，蛋糕只剩下了一些碎屑。他到家的時候我給他打了電話，告訴他現在蛋糕在他那裡。他承認我們在獨創性方面勝過了他，他選擇投降……
羅森塔爾和蓋爾布親密地在一起工作，他們前所未有地推動了紐約組的工作。記者有時把這個新班子叫作羅森克蘭茨和吉爾登斯坦[註：羅森克蘭茨和吉爾登斯坦（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中的配角，身負押送男主角哈姆雷特並殺掉他的使命，最後陰錯陽差反被殺害。1966年，出生在捷克的英國戲劇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以他們為主角創作了喜劇荒誕劇《君臣人子小命嗚呼》（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這部劇作以羅森克蘭茨和吉爾登斯坦的眼光解構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該劇同名電影由劇作家斯托帕德親自執導，加裡·奧德曼和蒂姆·羅斯主演，於1990年上映，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儘管他們都是嚴肅的和有創造性的編輯，但他們給新聞編輯部帶來了一種刺激的有點娛樂性的活力和緊張感，其中許多是不安分的蓋爾布無盡的點子風暴的結果，似乎每五分鐘他都給羅森塔爾提出一個新的報道想法，羅森塔爾總是高興地予以回應，或者是表現出一副噁心的樣子。每天早晨剛走下來自韋斯特切斯特的火車，蓋爾布瘦高的戴眼鏡的形象就會飄進新聞編輯部裡，口袋裡裝著許多想法——20個想法、30個想法：要去採訪某人，要去檢查某個內部消息，要從某個角度出發進行調查，需要幾周時間來完成某個龐大的「計劃」。這些想法中有些是英明的，大多數都有價值，也有一些是瘋狂的，所有這些想法都意味著需要工作，大量的工作。所以，《紐約時報》不怎麼有野心的人，只要他們看到蓋爾布離開桌子開始張望，就會拿起他們的電話裝出很忙的樣子，或者走到柱子背後去查字典。
不可避免地，蓋爾布的大多數想法都給了那些迫切想承擔任務的年輕人，他運用了一種近乎是催眠術的方式來向他們交流他的想法。他會低聲說出這些想法。他先是摟著一個年輕人，一起沿著過道走，然後悄悄地，非常自信地，張開他的嘴，把他的話吹進這個年輕人的耳朵裡——這意味著他的某些想法是如此偉大，以致他不想冒險讓其他記者聽到，否則他們會嫉妒的。最終，在這個記者離開房間去著手這項任務之前，蓋爾布又會悄悄說：「記住，這篇報道關係重大。」他甚至赤裸裸地暗示這種想法也許是羅森塔爾的，甚至丹尼爾或卡特利奇的，這位年輕記者最好盡力去做。在這位記者走後，蓋爾布又會用胳膊摟著另一個記者，又會是用悄悄話叮囑：「記住，這篇報道關係重大。」
在報道寫完後，羅森塔爾和蓋爾布會一頁一頁地閱讀它們，看看是不是有他們要求的筆法和角度，然後他們再努力確保這篇報道不被文字編輯過分加工。偶爾為了防止砍掉某些段落或句子，羅森塔爾會求助於伯恩斯坦本人。當羅森塔爾對完成的某個報道特別高興時，他就會給這個記者發一個祝賀的備忘錄，甚至還迫使丹尼爾和卡特利奇馬上提拔他喜愛的某些人。他的年輕明星之一是小R.W.阿普爾。阿普爾深得《紐約時報》的一些老人的歡心，這是很難被謠言所動搖的。有傳言說，在進入羅森塔爾隊伍幾個月後，阿普爾一周掙350美元。
如果是的話，他也該得這些錢。阿普爾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年輕人，有一個微笑的圓臉，留著平頭，像一個稍微體胖的西點軍校學生的樣子。他幹活非常賣力，總是不停地奔跑，下午2點鐘他汗衫上總是浸透了汗漬。他從不忽視蓋爾布的想法，如果不試一試的話，他是不會放手的，結果是在羅森塔爾的隊伍裡，阿普爾在報上發表的好報道比任何人都多。這並不是使他較老的同事特別煩心的事情，因為他們很快就承認了他的把握事件並進行報道的能力。真正使他們不安的是，阿普爾對委派他採訪的每一件事情——估價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稅務委員會的一次談話，政治講演的一次重複——都有難以置信的熱情。一旦阿普爾回來，他總要給新聞編輯部的每一個人談論他所看到或聽到的，或者在他報道時所發生的與他相關的事情。一次，從1964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回來，阿普爾衝進新聞編輯部報告說：埃塞爾·肯尼迪偷偷走了，在大西洋城寬闊的木板路上被撞著了屁股。後來，阿普爾被派到越南和《紐約時報》的另外兩個人——查爾斯·莫爾和尼爾·希恩一起工作。他回來報告說，儘管被敵方火力壓制而動彈不得，但還是有一顆子彈在他褲子後面撕了個口子。當他利用探親假短暫地回到紐約時，他說自己殺了幾個越南佬，一位對此表示懷疑的同事回答道，「我猜都是女人和孩子吧。」
也許羅森塔爾作為紐約組主任最富戲劇性的報道發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從一封來自一個在猶太人組織裡工作的朋友的信開始的。羅森塔爾的這位朋友在信中聲稱，一個叫作丹尼爾·伯羅斯的紐約人，兩天前在《紐約時報》上被確認為三K黨的紐約頭子，而且還是美國納粹黨的成員，但他實際上是猶太人。《紐約時報》的文章沒有提到他是個猶太人，記者根本不知道丹尼爾·伯羅斯的宗教背景。伯羅斯在和他的納粹「戰友」在全國到處宣傳仇恨和消滅猶太人時，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
羅森塔爾站在桌旁讀了這封信，感到入迷，激動。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個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羅森塔爾的激動又摻雜著不相信，一個雄心勃勃的記者在處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驚奇和絕妙的報道時，總會有這種懷疑。他極力想把這個事實納入他頭腦裡已經在形成並展開的報道中。他很快就開始寫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來，以冷靜的超然態度懷疑這些事實是不是確切的。羅森塔爾四處看看新聞編輯部，尋找合適的人來寫這篇報道。他想找一個毫無疑問可靠的記者，一個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兩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爾·伯羅斯是否的確是猶太人，如果是的話，一個猶太青年如何和為何成了一個納粹分子呢？這個任務要用幾天來完成，需要追蹤許多也許沒有結果的小線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門，在大街的角落裡等著希望找到伯羅斯的朋友或父親的機會，而他們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還要做一些嘗試，接觸一下伯羅斯以前的教師，他在美國軍隊時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為據這封信說，伯羅斯行過成人禮。
伯羅斯沒有電話，他的住處也是不確定的。他的父母生活在紐約市皇后區的裡奇蒙希爾街道，他們可能不知道他的納粹活動。伯羅斯28歲，據說身材粗壯，有一頭金髮、藍眼睛，是「一個有知識的惡毒的納粹分子」，曾因擾亂治安和攜帶彈簧小折刀而被判處兩年徒刑，現出獄等待上訴。伯羅斯在知道《紐約時報》有興趣公開他的秘密後，也許會採取暴力，這篇報道無疑會毀滅他作為一個極右幫派頭目的生活。為此理由，羅森塔爾想找一個警惕且熟練的調查記者，一個對他採訪的人具有同情心的記者。這不應是讓一個進攻性的警察記者來寫的犯罪報道，或者讓一個精明的特寫作家來寫的稀奇的童話。羅森塔爾認為它應是對一個猶太小伙子自我仇恨的複雜個性的描述，應該認真並帶著同情地來寫它。
羅森塔爾繼續在新聞編輯部裡四處看，眼光盯在了坐在加工改寫組後面第一排的一個個子高高、皮包骨似的、面色蒼白記者身上，他的名字叫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菲利普斯37歲，黑頭髮平整地從中間分開，雙鬢已變灰白。他穿深藍色的套裝，白襯衫，打藍領帶，通常他的打字機旁會有一本《聖經》。羅森塔爾知道，新聞編輯部裡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是福音派教徒，在不寫報道時可能就讀《聖經》或祈禱。在不工作的時候，或在夜裡，他經常在教會裡，或參加私人祈禱會，有時也在一百一十六大街和百老匯大道他的公寓附近的路邊布道。他的長相讓人過目不忘：6.5英尺高，總以高聲調的充滿信心的聲音雄辯地講演，但從不專橫。他的布道沒有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時報廣場上沒有多少教養的哲學家們刺耳的該死風格。菲利普斯是一個很有尊嚴和學問的人。他有一種幽默感，但不止於此，他還有一種平靜的舉止，一種基於對上帝和他的信念的絕對信仰的安詳。他相信，無論出現什麼事情，都是上帝的意志。
在新聞編輯部裡，菲利普斯從不向他的記者同事布道，但他是很好接近的。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樂於和他們討論《聖經》的教義或其他任何主題，包括文字編輯的罪惡。如果菲利普斯的一篇報道被砍掉後，他不直接歸因於上帝的意志，而是歸因於編輯們的笨頭腦。他也不是沒有牢騷，但他總是正派得體地進行抱怨，從不瀆神。他受到了職員們的喜愛和尊敬，人們經常叫他「長約翰」——約翰是他的名，沒有人叫他的中間名字麥坎德利斯，除非是那些通過他的署名文章而知道他的許多讀者。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報道總是以優美的語言、稍微帶有的古風、準確和簡練引用《聖經》、經常的幽默以及對主題的熱情而見長。
羅森塔爾來到菲利普斯的桌前，極力不過分地表達他對這篇報道的熱情。
「看看，」羅森塔爾說，並拉了把椅子挨著菲利普斯坐下，把那封信交給他，「紐約有個三K黨頭子，他是個猶太人。讓我們抓住這個傢伙，看看你能不能發現是什麼東西使一個在皇后區長大的猶太孩子成了一個納粹分子。它會成為一個引起轟動的報道。」
菲利普斯產生了興趣。這不僅僅是一個不尋常的報道，而且它對菲利普斯來說還證明了他在本周早些時候就今天的工作而產生的一個預感。他曾計劃這個星期過一個四天的週末，因為他靠加班工作已經積攢了許多假。但他在家裡祈禱時感覺到主清楚而無誤地告訴他不要過這四天的週末。所以，這個星期五的早晨，1965年10月22日，菲利普又坐在了他的編輯桌旁。
在羅森塔爾說明了他就丹尼爾·伯羅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後，菲利普斯在兩個年輕記者的協助下，開始追蹤這些線索。他們從警方那裡獲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幾年曾在納粹集會上逮捕過伯羅斯；還有來自反誹謗聯盟[註：反誹謗聯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個國際性的猶太人非營利機構，旨在維護猶太人的權利，由猶太兄弟會（the B』nai B』rith）創立於1913年。]的消息，該協會有關於伯羅斯的機密檔案；還有來自伯羅斯上過的學校和工作過的地方的消息。在華盛頓，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注意到了伯羅斯，已經把他列進了「值得注意的三K黨分子」名單，知道伯羅斯參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羅來納舉行的一次美國聯合三K黨會議。菲利普斯還在《紐約時報》的資料室發現了地方納粹或種族主義集團的一些成員的名字，這些人也許知道關於伯羅斯的某些事情。
他匯總了需要調查的人和地點的單子，和另外兩名記者進行了分工。後來在一天下午，在攝影師卡爾·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動身去找皇后區的一個居民區，他相信在那裡他可以找到伯羅斯。
這個地點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個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聽，店主告訴他樓上的公寓裡沒有人叫伯羅斯。然而，站在旁邊的幾個年輕人知道這個名字，並且指了指幾個街區遠處的一個公寓。在那裡，在一個小門廳裡，在一個舊黃銅信箱上的四個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羅斯」。他按了門鈴，無人應答。他又按了其他門鈴，還是無人應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個交警，就走過去，問他是否知道有個人叫伯羅斯。這個警察說他知道，這是個年長的人，大約一小時前剛剛離開這個公寓，或許很快就會回來。警察不知道這個人有個兒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裡。一些人經過這座大樓時，菲利普斯彎彎腰，禮貌地問他們是否知道丹尼爾·伯羅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繪了他的樣子：他是一個多少有點粗壯的矮個子，戴眼鏡，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他們不知道他靠什麼生活，但知道他總是在異常的時刻在這裡出沒。他是個獨生子，一個非常好的小伙子，從來不搗亂。他的母親是一家百貨商店的售貨員。他的父親有病，通常都待在家裡。菲利普斯明白了，鄰居中沒有人知道丹尼爾·伯羅斯的政治活動。
下午過去了，天色已暗，而且下起了雨。在這麼晚的時間裡，戈塞特沒有機會拍照片給第二天的《紐約時報》用了，於是給照片組打了電話，得知他可以離開了。他把他汽車行李箱裡一直帶著的雨衣給菲利普斯披上，然後就開車回家了。菲利普斯一個人等著那個年長的伯羅斯或者丹尼爾·伯羅斯本人回來。
天上一陣閃電劃過，菲利普斯站在大樓的入口處，感覺到有點噁心。這是一個舊的失修的兩層的黃色磚樓，分成了四個寓所。伯羅斯一家佔據著二層的一個寓所。附近像皇后區的其他地方一樣都是些低矮單調的房子，背景是曼哈頓的天際線。這裡的居民主要是社會中下層的白人，他們逃離了他們過去在布魯克林、布朗克斯或下曼哈頓的有族裔特性的社區，來到這樣的地方建立了同民族聚居的居住區。遊客可能幾百次地經過皇后區的大部分地區，比如行駛在通向機場或謝伊露天體育場、海濱的道路上，但除非遇上紅燈，他們沒有理由停下來。一些住宅維護得很好，有整齊的柵欄和樹木，但人們就像對這個城市一樣並沒有更多的鄉村或市郊的感覺。從伯羅斯的公寓穿過大街，有一個掛霓虹燈招牌的酒吧，半個街區遠的地方是一個超級市場，還有軍隊徵兵牌，在風中搖擺，旁邊是挨著公共汽車站的圍欄。
是對碰到丹尼爾·伯羅斯的期待讓菲利普斯感到不安，而不是這個居民區本身。社區是文雅還是寒酸，對菲利普斯沒有什麼影響。他對物質性的東西不感興趣，從未在奢侈項目或娛樂上花錢，在支付了紐約的生活必需品之後剩餘的錢，他都不要了，給了他的教會，給了他的母親——在他當旅行推銷商的父親去世前幾年，他母親就和他父親分開了，或者給了他的妹妹。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從未結婚，單身並不經常使他煩心，因為他感覺到主是無時不在的，因為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是從城鎮到城鎮、從學校到學校的生活中度過的，結交朋友，然後又不得不離開他們。
在菲利普斯高中畢業後，一個年老編輯告訴他說，上大學是浪費時間，他聽從了這個忠告，在波士頓的一家體育週刊社接受了一份每週20美元的工作。後來，他為布魯克萊恩的一個小報當記者，從事一般的採訪任務，正是在那裡他碰到了一個會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人。
這個人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在廣告部工作。一天他問菲利普斯星期天的早晨願意不願意陪他和他的妻子去教會。菲利普斯同意了，很高興地去了。在菲利普斯看來，布道壇上的牧師的話顯然使人們懂得了正確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明確的鼓勵，一種直率的方式，一種溫暖，似乎遠遠勝於單純的社交，它看起來是真誠的。
菲利普斯接受了這個人希望他再來的請求，後來九個星期天他都來了。菲利普斯第十次來教會時，布道結束後，牧師要求大家把頭都低下，把眼睛都閉上：「你們已經聽到了今天早晨所說的話，」牧師說，「你們已經聽到了耶穌基督為你們的罪惡而死了，他準備進入你們的生活中，支配你們的生活……」接著牧師問在場者是否有人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認識到需要基督作為他的救世主，請這些人舉手。這對菲利普斯來說是用不著考慮的。他只知道他想舉手，於是他就這樣做了。
在他作為「重獲新生的」基督教徒皈依之後不久，他應徵入伍，在馬里蘭州的霍拉伯特堡駐守了兩年，晉陞為中士軍銜。他有時也想到自己的未來，但他覺得那是掌握在基督的手裡。在他退役之前，在他離開霍拉伯特堡之前的幾個小時，菲利普斯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冒險感——在他最終走出軍營的大門時，他的確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裡走。他想，也許最終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或者任何主讓他去的地方，去做那些應做的事。菲利普斯沒有接收到主的任何啟示，於是就買了一張到波士頓的火車票，但他沒有到那裡，而是在紐約下了火車，住進了時報廣場上的一家賓館，進行祈禱。第二天早晨他買了《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在《紐約時報》的一頁分類廣告的中間有一個半英吋大的消息：「招聘編輯部實習生，請向《紐約時報》人事部申請。」
菲利普斯跪下來進行祈禱，然後走向了時報大樓……
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在伯羅斯的公寓樓外站了一個多小時，他注意到一個年長的人慢慢地走過來。天太黑並且有霧，看不清這個人的臉，但他個子矮小，步子很慢，當他走近後，菲利普斯看到了長著一個球狀鼻的蒼白的板起的面頰，一雙悲傷的眼睛，來人穿著一件磨破的厚大衣。
「您是伯羅斯先生嗎？」菲利普斯問。
這個人抬起頭，回答：「是的。」但臉上毫無表情。
「我需要找丹尼爾。」菲利普斯說。
「你是誰？」
菲利普斯說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羅斯先生仍舊沉默，等著進一步的解釋。
「我在《紐約時報》工作，」菲利普斯最終又說，「我們有一個關於丹尼爾的報道，我需要和他談談。」
伯羅斯很快轉過身去。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他說，拉開了門，然後又關上。菲利普斯仍然在過道裡，觀察這個大約70歲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層的台階。菲利普斯沒有為第二天的報紙進行任何採訪，因為這天晚上的陰冷天氣，也因為他並不想在這時碰上丹尼爾·伯羅斯。他沒有對自己這樣的反應感到遲疑，於是就決定到街對面的酒吧，給《紐約時報》打電話。羅森塔爾已經離開報社了，但一個助理編輯讓菲利普斯回辦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給丹尼爾·伯羅斯寫了個條子，回到那個公寓把它留下。然後他離開這個公寓去地鐵站，用了很長時間才回到曼哈頓。
丹尼爾·伯羅斯沒有留下給菲利普斯的條子，也沒有對後來的電報做出回應，但菲利普斯後來得知，伯羅斯收到了條子和電報，並且讀了。在《紐約時報》兩個年輕人的協助下，菲利普斯繼續深挖伯羅斯的過去。他們採訪了幾十個認識伯羅斯，和他做過同學，僱用過他或者逮捕過他的人。年輕的伯羅斯謎一般的輪廓開始慢慢地清晰起來。
伯羅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結婚——當時他的母親34歲，父親42歲，兩人都是俄國猶太人移民的後裔。丹尼爾·伯羅斯的父親，就是菲利普斯碰見過的那個疲倦的老人，16歲時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參加過海軍，後來在一次應募時又轉到了陸軍，就在那個進攻潘喬·比利亞[註：潘喬·比利亞（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羅提歐·阿朗戈·阿藍布拉（Jose Doroteo Arango Arambula），潘喬·比利亞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時北方農民義軍領袖，後遭暗殺身亡。]的師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伯羅斯的喉嚨受了傷，說話受到了影響。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個機工，但他的身體很差。菲利普斯見到他時他沒有工作，主要靠政府養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區的牙買加的一家百貨公司裡當售貨員掙的錢為生。
丹尼爾·伯羅斯的母親埃絲特·伯羅斯篤信宗教，在35歲生下她唯一的兒子，因此對他垂愛有加。甚至在丹尼爾·伯羅斯上六年級時，伯羅斯夫人也經常陪他上學，放學後又接他回家，儘管學校離伯羅斯住的公寓只有半個街區遠。丹尼爾·伯羅斯接受過成人禮。他後來對一個朋友坦白說，他當時是在家裡「被迫」進行的，但他似乎同拉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直到這位拉比接受了長島一個更大的教區的更好教職，因為他需要掙更多的錢來養家。對於這位拉比的決定，丹尼爾·伯羅斯感到失望，但這個孩子在學校裡仍然表現很好，有記錄證明他的智商有154，使他被叫作「天才」。他在高中的成績仍然是優秀的，但反常的混亂和反叛開始出現了。他對自己的金髮碧眼感到自豪，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德裔美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他經常和那些不知道他上過希伯來語學校的朋友在一起，說德國領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誤解了。他敬畏德國的高級將軍們，仇視那些不同意他意見的同學。一天，他和一個猶太學生發生爭論，揮舞著拳頭脫口惡毒地說：「你這個猶太雜種！」
伯羅斯在高中多少受到了他的歷史教師的影響。這位教師是個信奉愛爾蘭天主教的麥卡錫主義者，曾幫助把伯羅斯信奉的某些右翼哲學具體化。伯羅斯在學校最差的成績是希伯來語，考試不及格，而德語成績卻很優秀。他以四年平均87分的成績上完了高中，使他有資格獲得獎學金進大學，但他不感興趣。他對一個朋友解釋說，大學是為那些極力逃避兵役的「猶太小子」開的。伯羅斯想成為一個士兵，1955年他應徵入伍進了美國軍隊的傘兵，在101空降師187空降團服役。他進行了17次跳傘訓練，隨軍隊被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曾在埃德溫·A.沃爾克少將手下去平息因學校種族隔離方案而引起的騷亂。伯羅斯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透露，他曾為白人士兵「保護黑鬼」的場面所震驚，他認為這個國家正成為一個左翼警察國家。
儘管伯羅斯想成為一個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間的戰友老是覺得他很可笑。他穿軍服顯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經變得結實，胸膛寬闊，胳膊很細，個子卻不高，看起來是被跳傘物品、大圓鋼盔和皮靴壓彎了腰。他的敬禮太迅速了，沒等長官還禮就放下了。他是軍人精神的嘲笑對象。他們笑話他，他不止一次企圖自殺。他被送到軍隊的精神病醫生那裡，被診斷為是一個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區圖書館幹了一年半的辦公機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辭職了，成了美國納粹黨的積極分子，接受喬治·林肯·羅克韋爾的指揮。他在華盛頓的美國商會找到了一個簡易影印機操作工的工作，一個月掙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動卻集中在羅克韋爾在弗吉尼亞阿林頓的營房裡，他生活在那裡並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猶主義者。在那裡他畫了毒氣室的圖片，希望以此娛樂他的戰友。他還展示了一小條綠香皂，貼上的標籤寫道：「用最好的猶太人脂肪製造。」伯羅斯積極參與了納粹分子的公開示威，有一次竟包圍了他所工作的商會大樓。他被解雇了，後來他因在華盛頓的猶太兄弟會大樓的電梯裡散發納粹標誌而被逮捕，罰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場合因使用誣蔑的語言和在街頭騷亂中毆打旁觀者而被判有罪。
此後不久，伯羅斯退出了羅克韋爾同夥，來到紐約，希望增強納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隊的力量，但他失敗了。紐約的納粹分子非常窮，他們甚至買不起制服，這使他非常失望。當一個信奉種族主義的朋友為伯羅斯爭取到一個參加三K黨邀請信時，伯羅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長袍和風帽。他的熱情顯而易見，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為紐約的頭子，管轄幾十個成員，於是引起了專門負責對付政治小集團的警方和政府當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個特工人員來訪問伯羅斯的父母，這個特工人員發現這個家庭是猶太人。當時這個特工人員沒有打算暴露丹尼爾·伯羅斯的秘密，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對他父母的同情，因為他的父母自從他們的兒子和羅克韋爾一起被逮捕以來一直默默地忍受恥辱。這個特工人員還知道，暴露這個秘密後，伯羅斯就不能作為種族主義運動可能的線人了。
情況一直是這樣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羅森塔爾收到他的朋友關於伯羅斯背景的來信。10月29日，也就是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訪問伯羅斯的公寓一周後，菲利普斯決定回去再試試。他把他的鬧鐘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鐵從上百老匯經布魯克林到皇后區，心想在任何人都沒有起床之前來到伯羅斯的公寓外面。他計劃站在門外，如果必要的話，站一整天，希望能見到伯羅斯。
誰知地鐵運行得出奇地慢。當菲利普斯最終到達，從站台的長長的台階上走下來時，差不多8點鐘了。正當菲利普斯轉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時，在他轉身的一瞬間，他突然看見丹尼爾·伯羅斯走進了一個理髮店。如此之巧真是難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兩秒鐘到這個地方的話，他就會錯過伯羅斯，就會走過理髮店到伯羅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樣的話，到半夜都不敢保證伯羅斯會回來。菲利普斯以前從未見過丹尼爾·伯羅斯，但他從照片上見過他。這個人就是伯羅斯，不需要任何懷疑。
當伯羅斯從理髮店出來後，他的頭髮剪短到了軍隊所要求的長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紹了自己。伯羅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條子和電報上的菲利普斯這個名字。
「我想和你談談。」菲利普斯說。
「好吧。」伯羅斯說。
伯羅斯看起來沒有惡意。他很有教養，幾乎愉快地接受了採訪。他解釋說，他不允許進行正式的採訪，但願意坐下來幾分鐘，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實。他們走了一段路來到一個小便餐館，這個餐館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們坐在靠門邊的小卡座上，面對著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羅斯要了一聽可樂。一個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們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細地看伯羅斯的臉，因為伯羅斯似乎感到很為難，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爾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轉向別處了。伯羅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麼。
菲利普斯非常溫和有禮貌地開始說明他所知道的伯羅斯當傘兵的軍隊生活，他後來跟羅克韋爾同夥和三K黨的活動。菲利普斯對事實和微不足道的細節、明確的時間和過程都已經研究過了，這給伯羅斯的印象很深，伯羅斯不止一次高興地叫道：「哎呀，太了不起了！」伯羅斯沒有為他生活的這一面感到為難，而且它也不是什麼秘密。它曾以壓縮的形式出現在報紙上了，當然伯羅斯也意識到國會委員會和警方有關於他的檔案。隨著菲利普斯即興、不加譴責地繼續敘述伯羅斯的過去，伯羅斯開始放鬆了，看起來很高興。伯羅斯不僅僅證實了這些事實，甚至還詳細地講解。他從他的口袋裡掏出他的三K黨身份卡，向菲利普斯顯示了一下，他還展示了他本人的一個戴著三K黨白風帽的小照片。他詳細談了他和羅克韋爾一起的日子，他在小石城的美國傘兵部隊的體驗。他擔心小石城已經展現出左翼人士開始接管全國的信號，這是伯羅斯決心要阻止的。他深情地回憶了他高中那位擁護麥卡錫主義的歷史教師，稱讚老師通過郵件和德國的右翼集團進行交流。伯羅斯顯示了他對猶太人的蔑視，並且說如果在美國開始「清洗」的話，猶太人在美國的「野蠻」氣氛裡，就會比20多年前在德國「文明而有高度教養的」社會裡受到更殘酷的迫害。在接受採訪時伯羅斯看了幾次表，說他想乘巴士去賓夕法尼亞州，但他似乎樂意和這個對他瞭解很多的高個子的陌生人在一起，他覺得和他在一起能自由地高談他的理論。菲利普斯是個好聽眾，似乎能夠理解這個有罪的人的狂熱和獻身精神。
最終，菲利普斯決定提出自他們開始談話以來就在他的頭腦裡想的問題。從這次採訪中菲利普斯需要的不是別的東西，而是伯羅斯生活的矛盾性本質的一些線索。
「有一件關於你的事情似乎不合邏輯，」菲利普斯開始緩慢地漫不經心地說，「我弄不明白。」丹尼爾·伯羅斯看了一下表。他有點著急地說，他還得趕下午1點鐘的巴士去賓夕法尼亞。「你的父母是在布朗克斯的一次猶太人儀式上由尊敬的伯納德·卡倫伯格教士主持婚禮的。」菲利普斯說。他等待著回答。
菲利普斯看到，伯羅斯的身體似乎受到折磨。有一種內心崩潰的明顯跡象，藍眼睛漸漸冷淡起來，圓粗的身材也彎下來，好像遭到了致命的一擊。後來伯羅斯把身子越過桌子湊近菲利普斯，直直地盯著他的眼睛，問道：「你們準備發表這個嗎？」
菲利普斯說，他沒有權力扣壓它，這次婚姻的事實在布朗克斯最高法院裡有公開的記錄。
「如果你們發表它，」伯羅斯緊張地說，「我就完蛋了。我的所有朋友，我的所有關係，最近七年我為之生活的一切都將完蛋了……」接著他以鎮靜的口氣說：「如果你發表它，我會找到你，把你殺掉。」
現在菲利普斯內心有了一種越來越恐慌的感覺。他意識到自己坐在一個狹窄的卡座上，長腿被束縛在桌面和金屬支架之間，另外這個便餐館看起來也被黑暗所籠罩了，它看起來不像是他剛進來的地方。伯羅斯的威脅不是喊出來的，但在這種緊張的奇怪腔調中它顯得更凶狠。菲利普斯聽到伯羅斯重複了這個威脅，並且說不等菲利普斯走出這個便餐館就會死掉。菲利普斯知道他對伯羅斯的過去說了什麼，知道伯羅斯會絕望地極力掩蓋這個秘密，相信伯羅斯此時此刻就能實現他的威脅。他感覺到伯羅斯的眼睛在盯著他，聽到伯羅斯說他的大衣裡有一小瓶硫酸。他看見伯羅斯把手伸進他的大衣裡，等著菲利普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他是不是準備發表這篇文章？菲利普斯祈禱上帝保佑，並不真的相信伯羅斯的大衣裡有一小瓶硫酸。一個人似乎不可能會在早上8點鐘帶這樣的東西去理髮店，但菲利普斯的確看到了伯羅斯的手裡拿著餐刀和餐叉，他不得不馬上說點什麼。他不想死，他想說點使伯羅斯放棄威脅的話。菲利普斯極力裝出不害怕的樣子，告訴伯羅斯，在和伯羅斯再談一次之前他是不會發表這篇文章的。這似乎稍微緩和了氣氛，但伯羅斯還是警告說：「如果你發表它，我就來找你，我會殺了你。我不在意有什麼後果。我肯定完蛋了。這是我為之生活的一切。」
菲利普斯告訴伯羅斯晚上給他打電話，然後掏出一塊錢，付了餐費。「我們出去吧，」菲利普斯說。他感到寬慰的是伯羅斯站起來，平靜地跟著走了。在外面，至少菲利普斯能夠躲避或逃跑。他已經進行了採訪，現在他想溜掉。菲利普斯是主的人，但他今天早晨是記者，完全是記者。回想起一周前他從主那裡得到一個啟示，要求他不要去度四天的週末，他相信，他寫這個報道是主的意志。現在菲利普斯沒有想過，而且在過去一周的任何時候也沒有想忘記這篇報道，讓這個絕望的瘋狂的年輕人保留他的幻想。菲利普斯認為自己是一個服從主的意志的記者，主的裁決有時是刺耳的，但它們都是主願意的。
菲利普斯還覺得需要打動這個和他站在便餐館外面的不幸的小個子。「我作為記者與你的談話已經結束了，」他說，「採訪結束了，現在我想作為一個人同另一個人跟你談談。」他們開始沿著車站站台下面的陰影慢慢地走，菲利普斯沒有意識到大街上別的人，也沒有意識到吵鬧聲。伯羅斯說，他感覺到他被菲利普斯會發表的東西所困惑，但菲利普斯回答說：「不，你是被你自己的狀況，被你參與的各種事情所困惑。」菲利普斯引用《新約全書》的話繼續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伯羅斯抬頭看看他。
「你想騙我上當。」
菲利普斯說他沒有。「為了破除法西斯主義對你的控制，你應該做的就是呼喚耶穌基督的名字，」菲利普斯說，「如果你這樣做，其他事情就由祂關照了。」
當菲利普斯到達高架站台的入口處時，他同伯羅斯握了握手。伯羅斯轉身回家去了。
菲利普斯到達新聞編輯部後，得知伯羅斯來過電話。菲利普斯回了電話，伯羅斯說他想用另一篇別的報道來交換這篇關於他猶太出身的報道。菲利普斯說他不能這樣做。伯羅斯下午晚些時候又來了電話，他的口氣是絕望和氣憤的。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那篇報道，」他說，「但我要在榮耀的烈焰之中公開自己的身份。」他沒有說明何時或怎樣做，只是說他要去襲擊時報大樓。
菲利普斯寫條子給蓋爾布描述了這個威脅和以前的那個威脅，蓋爾布在負責，羅森塔爾出城去開會了。蓋爾布通知了克利夫頓·丹尼爾，還給紐約警察局和《紐約時報》的保安警衛打了電話。於是他們把伯羅斯的照片翻印出來，分發給警衛隊。在菲利普斯寫完這篇報道後，給他安排了一個24小時的貼身警衛，這天晚上偵探開車把他送回了家。編輯們要他出城去躲幾天，但他說他想離教會更近一些。
10月31日星期天早晨，報社的一個跑腿人獲得了伯羅斯的成人禮的記錄，因為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蓋爾布想要這個證據，於是《紐約時報》在頭版發了這篇特寫文章。這天早晨丹尼爾·伯羅斯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雷丁和其他三K黨徒度週末，他們的領導人曾告訴他們在聯邦調查者「加熱」時不要引起別人懷疑。伯羅斯講了他和《紐約時報》記者的談話，但他的朋友們不知道他涉及的全部內容，直到他在報攤上買了一份《紐約時報》並把它拿回來，他們才恍然大悟。接著他的朋友聽到了他痛苦地呻吟：「噢，我的上帝！」他號叫著跑上樓，用空手道的拳腳破壞傢俱。最終，沒有人能夠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槍，把一粒子彈射進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進了自己的腦袋。
第二周，《紐約時報》收到了一些讀者的來信。他們譴責報社「侵犯了伯羅斯的隱私」，也有記者質疑揭露一個明顯病態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聞編輯部的一些人也覺得，《紐約時報》在這件事情上走得太遠了。他們認為，伯羅斯不是一個重要的公眾人物，僅僅是一個怪人，他們把這篇報道解釋為《紐約時報》容忍過分劇烈的報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記者和讀者不贊成這種看法。他們認為，《紐約時報》關注一個有潛在危險的狂熱之徒是履行公眾服務的職能，因為這種人會企圖暗殺總統或世界其他領導人。他們說，當伯羅斯成了一個政治活動家的時候，他也就放棄了自己的隱私權。
A.H.羅森塔爾為這一報道的後果和招致的批評感到心煩意亂，在聽到這個消息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他在猶太人機構裡的朋友打電話，聽聽他們就伯羅斯問題的忠告。他們說了很長時間，既對促成另一個人的死表示悲傷，但也同意說，丹尼爾·伯羅斯多年來一直是把槍對準自己的腦袋，由於某個人或事件扣動扳機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當阿瑟·蓋爾布得知這一消息時，他立即關心的是它會怎樣影響菲利普斯，蓋爾布在電話上溫和而緩慢地說出這一點。菲利普斯感到傷心，因為他曾把伯羅斯視為一個陷入邪惡網之中而難以自拔的人，但菲利普斯不懷疑《紐約時報》在發表這篇報道上的正直。在伯羅斯自殺的前夕，菲利普斯在家裡閱讀《聖經·詩篇》第3篇，他認為用在伯羅斯的例子上是合適的（「他得不著神的幫助」），在蓋爾布來電話時，菲利普斯提議蓋爾布也讀讀這個詩篇。
「阿瑟，我想我們在這裡看到的，」菲利普斯說，「是以色列的上帝在進行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