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業主是一個和氣的、不講排場的年輕人，有一頭鬈曲的黑髮，喜歡抽煙斗，穿保羅·斯圖爾亞牌服裝，在電梯裡總是和每個人都打招呼。如果說他同他傑出的父親有生理上的相似之處的話，對新聞編輯部裡的人來說也不是明顯的：他似乎更像奧克斯，而不是蘇茲貝格。他像他母親一樣有明亮的黑眼睛，有阿道夫·奧克斯那樣的大耳朵，耳垂很長、上翹。他普通身高，寬肩膀，身材結實，但比較瘦，適合穿那件他已經穿了十多年的海軍陸戰隊制服。他的頭髮剪得很短，足以符合軍隊對士兵的要求。然而他沒有軍人的氣質，哪怕是一點嚴格的痕跡也沒有，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他不像他之前的業主。阿道夫·奧克斯是講究禮節的樣板，一個刻板的人物，習慣於保持距離，是一個維多利亞式的靠自己奮鬥取得成功的人，很少當眾降低警惕。儘管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和奧維爾·德賴富斯更穩健、更文雅，但他們總是感覺到他們通過婚姻而獲得的頭銜給他們帶來的壓力。龐奇·蘇茲貝格就不同了。他是生下來就注定要有這個頭銜的，他是在《紐約時報》社裡長大的，在孩提時就在時報大樓的走廊裡蹦蹦跳跳。他從不敬畏他碰到的編輯，因為他們總是對他微笑，很高興看到他，把他當作王宮裡的王子來對待。在童年的生活中他養成了一種燦爛的令人愉悅的性格。
他1926年2月5日出生在紐約市。當時他的父母已經結婚九年了，有了三個女兒，可能沒有打算再給67歲的奧克斯生下一個男性繼承人。很難說奧克斯是不是對這種可能性感到恐懼。1918年奧克斯為他的第一個外孫女瑪麗安（後來的德賴富斯夫人）的出生而陶醉。她到來時正值奧克斯患憂鬱症時期，這種憂鬱症由於《紐約時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捲入了爭論而加劇（最糟糕的事情是在1918年9月發生的，那篇著名的親奧地利社論的發表使得人們指責《紐約時報》不愛國），但瑪麗安在1918年12月31日的出生，被奧克斯看作是一個黑暗時期結束的幸運標誌。
蘇茲貝格夫婦當時生活在奧克斯在西七十五大街308號的巨大而陰暗的裝飾華麗的住宅裡。每天晚上從辦公室回來後，奧克斯總要溜進育嬰室裡，滿手拿著新玩具。嬰兒的聲音使他非常興奮，育嬰室的裝飾同整個住宅暗淡的裝潢和雕像形成了鮮明對照。奧克斯本人只有一個孩子，還有過兩個孩子卻死掉了，對於他的家族的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他不可能漠不關心。
三年後，第二個外孫女魯思在奧克斯的生日3月12日那天出生了，這又是一次不平常的時機。奧克斯仍然保持著玩玩具的習慣，但蘇茲貝格夫婦已經搬到附近的一個地方住了。隨著第三個女兒朱迪思1923年12月出生，蘇茲貝格夫婦又從中央公園搬進了第五大道附近東八十大街5號的一個五層的白石砌成的大樓裡。但奧克斯仍然是一位常客，他的身影無所不在，他的影響是無窮的，他對他女兒伊菲吉妮的依戀是很自然的，以致阿瑟·海斯·蘇茲貝格有時覺得有點無所適從。不管奧克斯進的是誰的家，他都是這家的主人。儘管他慷慨大方，但這種慷慨經常也使接受者感覺到一種責任感，一種奧克斯恰恰不鼓勵的反應。奧克斯在查塔努加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親戚也有這種感覺，並且有點討厭它。伊菲吉妮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她對父親太浪漫了，不過分注意自己對他的恩惠的敏感。但在她丈夫的事情上，她極力注意這種狀況。當她的兒子在1926年出生後，奧克斯榮耀地宣佈他將非常寵愛這個孩子，於是她決定不把兒子的中間名字叫奧克斯，給他取名叫小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然而，六個月後，他的丈夫說服她把兒子改名為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這是奧克斯讚賞的高尚姿態。
蘇茲貝格的孩子們和他們的許多表兄表妹通常都要在紐約喬治湖邊奧克斯的住宅裡度過夏季的幾個月。在奧克斯賣掉他紐約的住宅而買下了希蘭代爾之後，整個家族經常聚集到那裡，生活在富麗堂皇的宅第裡。那是一個適合養育孩子的地方，有供嬉耍的巨大的房間，私人湖泊，網球場，開闊的草地，小動物，不時還有名人來訪：如富蘭克林·D.羅斯福，查爾斯·林白，理查德·伯德，赫伯特·萊曼，戴維·利連索爾，以及各種各樣的音樂家和藝術家，還有馬德琳·卡羅爾，她是阿瑟·海斯·蘇茲貝格最欣賞的電影女演員。順便說一下，馬德琳·卡羅爾的第四任丈夫安德魯·海斯克爾，是《紐約時報》的一個管理者，在1965年娶了蘇茲貝格的大女兒，即德賴富斯的遺孀瑪麗安。在蘇茲貝格的三個女兒中，家庭的朋友經常把瑪麗安叫作「漂亮的」，把二女兒魯思（在同本·戈爾登離婚後成了《查塔努加時報》的業主）叫作「聰明的」，把三姑娘朱迪思（成了一個醫生）叫作「有趣的」，也是很有個性的。嚴厲的家庭法語女教師管不住朱迪思，朱迪思甚至在還是孩子時就非常坦率和敢於直言。一天晚上在蘇茲貝格東八十街的家裡入睡之前，她的父母告訴她說他們宴請的客人海軍上將伯德之後會上樓對她道晚安。當伯德出現並被介紹給朱迪思的時候，這個小姑娘既迷惑又顯然很失望，轉過去對她父母說，「伯德！——我以為你們說的是林白呢！」伯德上將尷尬地笑了笑。
朱迪思和龐奇在孩提時形影不離，這種親密關係持續了多年。由於朱迪思在家裡被叫作「朱迪」，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也就開始把他的兒子叫作「龐奇」[註：龐奇和朱迪（Punch&Judy），是已有350餘年歷史的英國傳統木偶劇的主角名稱。朱迪是龐奇的太太，主要劇情就是夫婦二人的鬥嘴打架，沒有固定劇本，靠木偶操縱者依觀眾反應即興發揮。]，這個暱稱在他後來成了《紐約時報》業主後還跟著他。少年時代的他對報紙幾乎沒有什麼興趣，只有連環漫畫他閱讀得津津有味。由於不允許小孩子玩玩具兵或動槍弄刀——因為他的父親是限槍立法的主要提倡者——他便用相當多的時間和別人家的孩子玩他們的玩具。他非常擅長中國跳棋，偶爾可以打敗到希蘭代爾來訪的溫德爾·威爾基和其他想當總統的人。他也非常熟練於那些需要巧手的作業或比賽，曾得到一位住在希蘭代爾附近的手藝教師的特殊訓練。在希蘭代爾的舞廳裡，他建立了自己的「鐵路系統」，誘使那些來找他姐姐出去的年輕人當玩耍夥伴。他喜歡搭桌子，修理小玩意兒，拆卸機械裝置。一天在和韋斯特切斯特的一個小姑娘玩耍時，龐奇用簡單的機械詞彙向她解釋生育的秘密：男性把他的器官插入到女性身體中，之後身體裡面的寶寶抓住這個器官，被拉了出來。
然而，在學校裡，龐奇·蘇茲貝格的理論和特殊才能就沒有什麼用了，他不習慣嚴格的紀律，表現得並不好。他的姐姐魯思輕鬆地回憶了她弟弟的問題，有一次在報社的《時報閒談》上寫道：
幾乎紐約附近地區的每一所學校，都因龐奇的不時到來而增輝。他們都很高興讓他來，但想要他做的不是旁觀者的事情。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承認，儘管他們發現他很可愛，卻不知道要怎麼教育他。曾有一個學校留住他的時間比其他學校都長，因為校長的妻子是個雕塑家，認為龐奇有一個漂亮的腦袋，她讓他來當模特。由於他不給別人判斷他的腦袋裡想些什麼的機會，那麼至少他腦袋外面值得讚美的東西也就令人滿意了。
龐奇回想起他後來在布朗寧、勞倫斯·史密斯、盧米斯的學校生活，或在莫寧賽德的家庭教育生活，也是令人愉快的。在極少的場合，儘管他極力靠他的笑聲和他快樂的舉止來掩飾，但還是暗示出與他父親發生的不愉快給他的嚴重傷害。「他們送我去實行英國教育體制的聖伯納德學校，我造反了，」有一次他說，「我是一個左撇子，但他們要我用右手寫字。結果我寫得糟糕透了——我想寫『197』，卻寫成了『179』……總之，我在聖伯納德待了大約五六年，成了留級的『老孩子』，至少有些信件是這樣叫我的。」他又平靜下來，冷酷無情地說：「我決不給他們一分錢。」
1943年，17歲時，龐奇離開了康涅狄格州溫莎的盧米斯學校，申請加入海軍陸戰隊。他的父母對此很不高興，但也只好同意了。在等著應徵時，他在《紐約時報》的攝影部當了一顆「螺絲釘」，顯示出他對修理工作的很大熱情。1944年1月他正式進了海軍陸戰隊，被訓練成無線電技師。他在帕裡斯島的訓練教師是一個嚴厲的下士，叫羅西茲。他在幾周內就做到了一代教育家和《紐約時報》家族在12年裡沒有做到的事情——龐奇·蘇茲貝格學會了立即服從命令，趕上了班級其他成員，喜歡上了艱苦的生活。他還喜歡遠離家庭，儘管它提供了自由的溺愛的氣氛，但也經常有父母和長輩的事後批評。在海軍陸戰隊裡，命令是大聲而明確的，非常清楚誰是老闆。龐奇的家庭關係對羅西茲沒有任何份量，羅西茲也不會被蘇茲貝格的小孩子魅力和無聊的引誘所左右，儘管這些做法過去在私立學校有時是起作用的。幾十年後，蘇茲貝格成為《紐約時報》業主後，他滿懷感激之情提到了海軍陸戰隊的羅西茲。
戰爭期間，龐奇被派到了菲律賓，參加了萊特灣和呂宋島的戰役，後來又換防到日本。他擔任海軍攔截艇的操作員，並在麥克阿瑟的司令部兼任吉普車司機。他被提拔為下士，後來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認為是一個非常合適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紐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參加高中同等學力的考試，這樣他就有資格上大學了。獲得及格成績後——「加上我老子在哥倫比亞大學董事會裡」——他進了哥倫比亞大學，成績很好，偶爾上上院長的表揚名單。當學生時，他娶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年輕姑娘芭芭拉·格蘭特。格蘭特住在希蘭代爾附近，也曾在時報大樓14層的辦公室裡工作過。1948年7月結婚後，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小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和一個女兒卡倫·奧爾登。
1951年龐奇·蘇茲貝格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來他加入《紐約時報》，成了新聞編輯部裡的年輕記者。在那裡不久他就犯了一個被認為是可怕的錯誤：他被委派去參加一次講演宴會，報道那裡說些什麼，不幸的是有段時間他離開了桌子，去了洗手間，正是此時會議宣佈由一位替代的講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講演人宣講，因為原定講演人無法出席。蘇茲貝格從洗手間出來聽了講演，並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紐約時報》發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講演人沒有到場，把講演人的名字弄錯了。《紐約時報》得知出錯後，被迫做出了更正，紐約城市版主任羅伯特·加斯特給龐奇寫信，以與羅西茲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嚴厲無情的口氣教訓了他。
朝鮮戰爭期間，龐奇的部隊也參戰了。他得到了一項好差使，上了紐約的斯洛卡姆港的軍隊情報學校，畢業後在朝鮮當了第一陸戰隊的助理公共情報官，後來他回到美國，在華盛頓做指揮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軍銜離開了軍隊，又開始了他的辦報工作。
他當時26歲，更成熟、更老練了，非常喜歡在新聞編輯部到處轉，渴望學習新聞工作。在接下來的幾年，他有大量的東西要學，但他決不會成為一名高級記者，因為他缺乏必要的素質。他是一名生活優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別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會議的門外等著發表正式聲明，不是一個報紙所有者家族後代的生活。記者生活是沒有尊嚴的，離一種良好的教養相去甚遠。一個報紙老闆的兒子可以一時有興趣幹幹報道工作，把它當作他的管理訓練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暫飛行，但他終歸是要落地的。
記者隊伍中的成員，主要是那些來自中產階級下層的人。正是他們有動力、有耐心，能堅持下去成為成功的記者。對他們來說，報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們的署名報道聞名遐邇，他們就可以擺脫他們童年簡單而默默無聞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內部圈子裡。他們可以對總統產生影響，和洛克菲勒們結下友誼，在社交和政治權力的場所有一個前排坐席。有了這些地位，他們不僅可以觀看，而且也可以影響他們時代的事件——如賴斯頓，一個貧窮的蘇格蘭移民的兒子所做的；如克羅克和卡特利奇、丹尼爾和威克，這些南方農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羅森塔爾和其他幾十個美國猶太人所做的，他們的祖先都是從歐洲的貧民窟裡逃出來的。
不僅在《紐約時報》，在其他報社，新聞部門大量聚集的也是中產階級下層的人士——來自北方的自由的猶太人和不怎麼自由的愛爾蘭天主教徒，來自南方和中西部的上進的新教徒；可以預料，還有相對少數的意大利裔美國人。來自意大利的移民用了很長時間才熟悉了英語及其文學，像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英語對他們來說是困難的；他們中間沒有產生很多報紙記者，除非屬於待在警察的「棚屋」裡不寫作的「跑腿者」或街區記者那一類。黑人只是象徵性地在新聞編輯部裡有代表，因為他們缺乏教育或動機，鼓勵或機會，或者是這些因素的綜合。在《紐約時報》的記者中，經常只有一個黑人記者，很少有兩個以上。相反，《紐約時報》的電梯操作工幾乎都是黑人，是穿著制服微笑的種植園類型的黑人。這種僱用的做法始於奧克斯，在種族問題上他是一個遵守常規的南方人。
大多數報社記者是從中產階級下層的白人中上升起來的，這並不意味著其中根本沒有富人和特權人物的兒子，但他們很少成為傑出的記者。這一職業似乎是同他們的本性不相容的。他們像約翰·F.肯尼迪一樣，發現報紙報道是有趣的，但持續時間不會很長。因為他們不渴望用署名報道來滿足他們對名氣的需要，而依賴於已有的家族名望來保證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們很少有幹一輩子記者工作的傾向，除非他們喜歡不規律的生活，或者把新聞工作當作一項重要的公益事業或社會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許能通過買下一家報紙並控制輿論，或者通過進入政治生活和成為一個改革候選人或這些候選人的財力支持者，更充分滿足他們社會良心的需要並鼓勵改革。但作為記者，他們有特權的過去就不是什麼財富，他們很少能競爭過那些有著更強烈發展本能、更渴望上進的新聞工作者。這些新聞工作者有一雙批判的眼睛，有著基於親身體驗的憤世嫉俗和懷疑，有著對自身技藝的責任心——因為這就是他們擁有的一切。最優秀的記者，即使在不承擔任務時，也總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間，他們是獨立而超然的觀察者、局外人。他們下意識地注意高聲叫喊的話，能引用的話，奇怪的事實或可以做報道的事件。他們會立即對事件做出反應，而龐奇·蘇茲貝格和奧維爾·德賴富斯——一生中曾短暫地當過《紐約時報》記者——卻不會。
1955年，龐奇·蘇茲貝格在《密爾沃基日報》（Milwaukee Journal）工作一年後，回到了《紐約時報》，在巴黎分社當記者。1955年6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在勒芒舉行的汽車比賽。他沒有採訪任務，《紐約時報》的其他人也沒有這項任務——當時《紐約時報》還沒有派記者去採訪歐洲許多體育事件的做法。在比賽過程中，突然間一輛賽車失去了控制，汽車在跑道上跳了起來，在空中旋轉，衝進了觀眾中，83個人遇難了。龐奇看到了這一事故，並且覺得恐怖，但他竟然沒有想到給《紐約時報》打電話。
當年稍後，龐奇回到了紐約總部，成了他父親的助理。他現在同他的妻子芭芭拉分開了，他相當多時間是和同樣與妻子分手的特納·卡特利奇在一起的，還有卡特利奇的老朋友。他們要麼是有婚姻上的困難，要麼是婚姻太幸福了，以致在妻子那裡享受到自由，可以在薩迪餐廳或卡特利奇在三層的辦公室後面的小「酒吧」盡情暢飲。在這些年裡，卡特利奇在《紐約時報》的小圈子包括：《紐約時報》的審計主任約瑟夫·阿爾杜伊諾和推銷部的歐文·陶布金，這兩個人都有婚姻問題；還有發行部經理納特·戈德斯坦，他寬容的妻子從來不指望他會在家。卡特利奇還有幾個演員陪伴，這是他在薩迪餐廳附近碰上的，其中有羅伯特·普雷斯頓，戴維·韋恩和馬丁·加貝爾。
對年輕的蘇茲貝格來說，卡特利奇有一種父親般的形象，卻又不屈尊俯就。他樂意提出建議，讓蘇茲貝格自己做出決定。這種溫暖的關係持續了幾年，但當他們碰上了會成為他們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後，他們喝酒的方式改變了不少。卡特利奇在1957年的一次編輯會議上碰見了阿比·雷·伊澤德夫人，一個寡婦；龐奇在1956年一次晚餐聚會上碰見了一個惹人注目的淺黑膚色的離異女子卡羅爾·福克斯·富爾曼。
這次聚會是在奧維爾·德賴富斯的兄弟休·德賴富斯在公園大道的住宅裡舉行的。休·德賴富斯第一次注意到富爾曼女士是在紐約郊區的海灘俱樂部。她坐在沙灘上和她的父母和小女兒在一起。德賴富斯，一個友好的不膽怯的人，走近她，介紹了自己，和她談了起來。德賴富斯的金髮妻子瓊·德賴富斯當時在沙灘上睡覺，但她很快醒來，走到她丈夫的跟前。他把自己的妻子也介紹給了這位淺黑膚色的女子。
後來在紐約，在龐奇·蘇茲貝格說他會在沒有舞伴的情況下參加德賴富斯的晚餐聚會後，瓊·德賴富斯決定邀請卡羅爾·富爾曼。蘇茲貝格和富爾曼女士很談得來，當天夜裡他開車送她回家。幾周後，蘇茲貝格邀請德賴富斯去一個餐館，他們驚奇而高興地看到他領來了卡羅爾·富爾曼。瓊·德賴富斯還注意到，卡羅爾戴著一個象徵友誼的金戒指。瓊就這戒指做了一番評論，卡羅爾害羞地含糊其詞地說這個戒指不錯——非常不同於龐奇·蘇茲貝格前妻芭芭拉看到這個戒指時的反應。芭芭拉·蘇茲貝格並不反對她丈夫與其他女人約會，因為她自己也和別的男人約會，而且他們也要離婚了，但是她的確對收到這枚戒指的賬單而感到反感。賬單是由一位有名的第五大道珠寶商寄給她的，上面寫著「金質結婚戒指」。這件事後來被證實為商店的錯誤，而不是蘇茲貝格的幽默例證。當最初的反應和尷尬過後，再沒有其他的麻煩——離婚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1956年12月卡羅爾·福克斯·富爾曼和龐奇·蘇茲貝格舉行了婚禮。
蘇茲貝格的新夫人不愛叫他的暱稱「龐奇」，寧願叫他阿瑟，因為「龐奇」會使人想起作為過去一部分的他總是惹麻煩的童年，她希望他永遠是現在她看到的樣子——一個敏感的、思維敏捷的年輕人，具有值得稱讚的品質，但這些品質被他相比之下更明顯的輕鬆的舉止和他的老形象所模糊了。《紐約時報》的一些管理者，如卡特利奇等人，也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蘇茲貝格是能夠擔當重任的，但在1963年以前是沒有什麼機會的。奧維爾在管理著報紙，並且有艾默裡·布拉德福德來協助。這兩個人都對蘇茲貝格印象不深，都認為他最好到別的地方學一下報紙業務。作為一個低級管理者，蘇茲貝格在14層沒有什麼話可說，也沒有什麼事可做。他有時出席4點鐘的新聞會議，人們也經常看見他在三層轉悠，一個乾淨清秀的黑眼睛的年輕人抽著煙斗，微笑著，望著新聞編輯部的牆壁查看油漆，或者檢查空調的管道，像是非常著迷於大樓的機械系統和機器。他對在《紐約時報》西海岸版和歐洲版使用的自動化的新裝備知道得很多。然而，人們很少徵求他對新聞採訪的意見，而且他也很少表達這樣的意見。他經常被《紐約時報》的一些高層人士所忽視，甚至詹姆斯·賴斯頓從華盛頓飛回到紐約後，也只是迅速地握握手打個招呼，就丟開蘇茲貝格溜進了業主奧維爾·德賴富斯的辦公室。德賴富斯是個精力充沛的人，還不到50歲，有望再領導報社20年。蘇茲貝格才30歲，看起來更年輕。在艾默裡·布拉德福德主持14層的會議時，蘇茲貝格安靜地坐在那裡，像個小孩子似的聽講。蘇茲貝格敬畏布拉德福德，當這位副總裁站在其他管理者面前，迅速報出除他之外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都能理解的事實和數字時，他感到慌亂和目眩。在他們頻頻向布拉德福德點頭時，蘇茲貝格極力以他的無動於衷來掩飾自己的無知，但在內心裡他是感到窘迫的。在他成為業主後，他才清楚其他管理者都和他一樣感到慌亂。
德賴富斯的去世和蘇茲貝格的接任，給《紐約時報》帶來了突然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艾默裡·布拉德福德的辭職。布拉德福德以傳統的文件上的禮節簽署了他的公開辭職書。他的辭呈在董事長阿瑟·海斯·蘇茲貝格辦公室的一個聲明中得到了回答，是這樣寫的：「艾默裡·布拉德福德曾是我們組織中的有價值的力量和領導的源泉。我們對他決定辭職感到抱歉。我們將懷念他。」
當年稍後，布拉德福德被任命為斯克裡普斯—霍華德集團的商務總經理助理。他在斯克裡普斯—霍華德集團幹了一年半，但並不感到幸福，1965年他又辭職，去了科羅拉多的阿斯彭。他在清理他在斯克裡普斯—霍華德集團的辦公桌時，發現了A.H.拉斯金的那篇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罷工報道。布拉德福德從未完整地讀過這篇報道，現在坐在他騰空的抽屜敞開的桌子前，他撿起了兩年前的這篇報紙文章，開始閱讀起來。他想起了1962年到1963年間談判的苦惱歲月，挫折和憤怒，還有電視報道的升溫，來自白宮方面的壓力。這次罷工改變了那麼多人的職業生涯和一生的命運。印刷工的領袖伯特倫·鮑爾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氣。紐約一些報紙的財力被嚴重削弱，以至於一蹶不振。這次罷工可能加速了德賴富斯的死亡，且肯定無助於布拉德福德本人的報紙生涯。他承認它還影響了他的婚姻，最終導致婚姻破裂。他和他的前妻都又結婚了。他娶了一個加利福尼亞的寡婦，是一個藝術家和環境保護者。他將去當商業部的顧問，主持奧克蘭的一項試驗方案，旨在解決少數民族的失業問題。
布拉德福德讀完了A.H.拉斯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關於1962年至1963年罷工的文章後，感到很悲哀，在合作談判期間他受到很多壓力，要他與拉斯金多多合作。即便如此，儘管受到了這篇文章的批評，布拉德福德還是認為拉斯金的文章寫得很不錯。布拉德福德在《紐約時報》的位置被哈丁·F.班克羅夫特所取代。班克羅夫特是一個極其得體的、說話溫和並且很英俊的人，53歲，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羅夫特的後代。班克羅夫特從威廉斯學院畢業後上了哈佛大學法學院，後在紐約從事了五年律師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班克羅夫特當了海軍軍官。1945年他在國務院工作，結識了艾默裡·布拉德福德，並成了朋友。1951年班克羅夫特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聯合國集體措施委員會的美國副代表，1953年開始在日內瓦執行一項為期三年的任務，擔任國際勞工署的法律顧問。1956年班克羅夫特成為《紐約時報》的法律顧問和助理秘書，1957年成為秘書。布拉德福德離去後，哈丁·班克羅夫特被任命為《紐約時報》副總裁，搬進了布拉德福德在14層的辦公室。
龐奇·蘇茲貝格接管《紐約時報》後，班克羅夫特手下的指揮系統包括了公司的許多行政人員。他們已經在那裡工作多年，他們的名字每一天都刊登在社論版的頂端，然而在時報大樓外面實際上是無人知曉的——事實上，除極少數例外，這些管理者在大樓裡也是不為《紐約時報》的大多數記者和下屬編輯所知道。廣告部主任門羅·格林是個例外，因為他的辦公室在二層，離出納員的窗口不遠，那些每週到出納員窗口報賬的僱員經常能在那裡見到他。但《紐約時報》的財務主管弗朗西斯·A.考克斯，雖然自1951年以來就在報社工作，卻很少為《紐約時報》的僱員所認識。每一天考克斯都在《紐約時報》來來往往，這位平靜的前註冊會計師有和善愉快又無特色的面容，在《紐約時報》的5000多名僱員中也許只有幾十個人知道他是誰。安德魯·費希爾，蘇茲貝格新任命的負責生產的商務經理，在某些機械領域為人所知，但在時報大樓裡不是廣為人知的。在他被任命為《紐約時報》西部版的負責人後，這種狀況開始有所改變，這項任務使他同一些編輯有了接觸，他的照片也出現在報社的內刊《時報閒談》上了。
新業主管理隊伍中的另一個關鍵的行政人員是一個個頭較小、打蝶形領結、黑頭髮的有能力的人，叫伊凡·維特。維特負責《紐約時報》的推銷、人事和產業關係，以及WQXR廣播電台。他1928年在20歲生日時加入《紐約時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在那裡獲得了ΦBK協會的鑰匙，這把鑰匙在他的腰間總是叮噹作響。維特出生在紐約州霍內爾的邊遠小村莊，像阿道夫·奧克斯的一個親密朋友、《紐約時報》的前商務經理路易斯·威利一樣。正是通過認識回鄉探親的威利，伊凡·維特才受到鼓勵向《紐約時報》求職。維特1928年在報社的第一項任務是拉分類廣告，一周18美元，但他在報社裡上升得很快。他迅速陞遷的一個原因是他和威利的兄弟很合得來。威利的兄弟是一個大塊頭的、在比賽中被毀容的摔跤運動員，叫馬克斯·威利。路易斯·威利對他魁梧的兄弟的形象感到有點難堪。他的兄弟在縣裡的集市上當摔跤教練，每當來紐約時就到《紐約時報》看看。當馬克斯·威利出現時，路易斯·威利就讓他年輕的門生伊凡·維特快點把馬克斯領出辦公室——領馬克斯去看電影，去上布朗克斯動物園，去科尼島或者任何地方，只要遠離《紐約時報》就行。維特總能機智而迅速地做好這件事。路易斯·威利很感激，維特的早期生涯便有了一個好開局。1934年他成了《紐約時報》的推銷部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他的部門增長到80人，一年預算有100多萬美元。這支隊伍包括文字編輯、藝術家、研究人員、統計員、生產人員。他們從事報紙和雜誌廣告、廣播和電視的插播廣告、櫥窗展示、書市和地鐵的招牌設計等工作。有一次成功的地鐵廣告活動，強調了《紐約時報》上分類廣告的影響，描繪了人們微笑著說「我通過《紐約時報》找到了工作」。這次活動遭到了右翼政治集團的嘲笑，他們經常在遊行中揮舞著牌子，在費德爾·卡斯特羅微笑的大鬍子面孔下引用這句口號。
儘管龐奇·蘇茲貝格接手的那一天在報社宣佈，除了提拔哈丁·班克羅夫特和安德魯·費希爾之外，沒有進行管理層變動的計劃——卡特利奇仍然是主編，萊斯特·馬克爾仍然是星期天版主任，奧凱斯仍然是社論版主任——但還是短暫地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比《紐約時報》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變化都更劇烈。龐奇·蘇茲貝格以前很少顯示他內在的特點，幾乎沒有做任何他不必去做的事情，但現在突然開始發佈一項令人震驚的首創性的決定。
他在1964年1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關閉《紐約時報》西部版。這個版僅僅開辦了16個月，但它未能吸引足夠的廣告，虧損嚴重，總部很難負擔。114天的罷工已經深深挫傷了《紐約時報》的經濟實力，儘管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夫人仍然是美國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財富》雜誌在1968年聲稱她的財產價值在1.5億到2億美元之間——但龐奇·蘇茲貝格不想靠每週損失幾千美元來支持加利福尼亞90人的隊伍和成本昂貴的電器設備——用這些設備把新聞從第四十三大街上的時報大樓發送到洛杉磯的地方總部。雖然出版前的調查顯示，太平洋沿岸的讀者想要《紐約時報》的一個地方版，一張他們每天能在洛杉磯、舊金山、聖地亞哥和其他幾十個西部城市的報攤上買到的報紙，但蘇茲貝格覺得，發行數量的前景不好，他不相信情況會變得好起來。該版1962年10月開辦時，它的發行量是12萬份，但到1963年3月掉到了8.7萬份，1963年6月又跌到7.1萬份。同樣令人洩氣的是，這個發行量分散在西部13個州——對於洛杉磯的廣告商來說讀者也太分散了。如果《紐約時報》的讀者稀疏地散佈在從墨西哥邊界上至加利福尼亞海岸到西雅圖，再到落基山脈和拉斯韋加斯荒漠的廣大地區，貝弗利山莊的一個專用品商店的老闆就看不出在《紐約時報》西部版上做廣告有什麼優勢了。另一個問題是，西部版不是為西部人特製的。德賴富斯和他的紐約顧問差不多假定：《紐約時報》在東海岸的成功模式同樣會在西海岸起作用。所以，實際上西部版是紐約版的一些翻版，大量描寫的是外國的和全國的日常新聞、遠方的叢林和首都的風情，但缺乏女人喜歡閱讀的時尚廣告，缺乏落基山以西地區的「感覺」和新聞。它是一個被遠方控制的報紙——是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和詹姆斯·賴斯頓在1943年去莫斯科參觀《真理報》社後模仿的做法。在那裡他們驚奇地發現，儘管《真理報》的印刷機構在社裡，但新聞卻通過電報來自別的地方的政府辦公室。「記者是技術人員」，賴斯頓在他20多年後的一本書裡回憶道，「他們處理其他地方官員對什麼新聞應該進入報紙的決定」。這恰恰就是《紐約時報》在1962年極力做的事情——它的加利福尼亞工作人員大部分是「技術人員」：電器專家、廣告人員、發行人員，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字編輯和編輯，沒有專門的西部記者隊伍。結果，《紐約時報》在廣告或地方報道上無法同突然興起的《洛杉磯時報》競爭。如果《紐約時報》在加利福尼亞不做任何別的事情，它實際上是在幫助《洛杉磯時報》成為更好的報紙。後者不僅和《華盛頓郵報》結伴搞起了它的新聞服務，而且還在全國和海外特別是本地加強了它的報道。1965年夏天洛杉磯的沃茨地區發生騷亂時，《洛杉磯時報》派出了幾十名記者和攝影師去採訪這些事件及其後果，這次表現獲得了1966年普利策的綜合地方報道獎。
蘇茲貝格決定關閉西部版，使《紐約時報》一些與這一方案有密切關係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他們認為，16個月還不足以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時間來妥當地檢驗這個版並做出關閉的判決。《紐約時報》的其他人大聲質問這次失敗會如何影響《紐約時報》的形象。「你不能關閉這個版，龐奇」，一個人說，「我們必須挽回面子。」
「我們一點都不缺面子，」蘇茲貝格迅速回答，「它是一個糟糕的報紙，扔掉它吧！」
所以，1964年1月底，蘇茲貝格宣佈，解散加利福尼亞分遣隊。有些人繼續留在《紐約時報》的組織內，其他人到別的地方找工作。報社裡沒有人比安德魯·費希爾更沮喪了。雖然西部方案曾是德賴富斯的「嬰兒」，但德賴富斯已經走了，布拉德福德也走了，和這個地方版有最密切關係的管理者是費希爾。費希爾回到紐約後，他考慮他現在是不是逐漸也被打發掉了。他知道，對《紐約時報》的一些老人來說，他代表著早就激起他們懷疑和猜疑的新技術，而且這種技術在加利福尼亞失敗了。科學調查錯誤地判斷了讀者，《紐約時報》由於智力有缺陷而在一場大的戰鬥中失敗了。如果要找一個替罪羊的話，很可能就是安德魯·費希爾。他重新在14層安下身來，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的辦公室裝飾著一個雙面鐘，同時報出加利福尼亞和紐約的時間。他走過大樓的走廊，乘上現在已經自動化的電梯，感覺到有些管理者很難直視他的眼睛。他想，他們是在故意保持距離。他不止一次問自己，為什麼他們不解雇我呢？為什麼他們還讓我在這裡呢？
然而，和龐奇·蘇茲貝格在一起，費希爾並沒有這樣的感覺。這個發現使他吃驚並受到鼓勵。蘇茲貝格看起來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比起七個月前蘇茲貝格成為業主而費希爾被提拔起來負責生產部時，沒有什麼不友好的，也沒有什麼不值得信任的。德賴富斯還活著時，費希爾和蘇茲貝格一直相處得很好。費希爾是14層上唯一一位與蘇茲貝格年齡相接近的管理者，他們很快發現彼此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不拘禮節的和坦率的，又都具有軍人的服從命令的習性，尊重航圖，訓練助手，系統化，安排細節簡練。他們都喜愛科學的精巧裝置和工具，並共同認為，當某些工具證明對完成一項任務是不充分的時候，就應該用更新更好的工具取代它們。正是這種明確而實際的理由使得費希爾在加利福尼亞大失敗之後懷疑自己的事業在《紐約時報》也許結束了。如果不是在被解雇的意義上結束了，那麼就他的未來生涯而言也是結束了。作為機構的一個工具，他在某種意義上是失敗了。然而，這顯然不是龐奇·蘇茲貝格對西海岸的冒險所做的價值判斷。
誠然，出現了重大的錯誤，但不是哪一個人或集團要負責任，蘇茲貝格的舉止也沒有表現出他因這次失敗非常沮喪或洩氣。失敗對龐奇·蘇茲貝格來說不是什麼新東西。雖然他現在不能輕易地寬恕它，因為這個錯誤確實帶來了較大的損失，但他也不想對其做出過度反應。西海岸的撤退對他來說是一次大的向前挺進中的一個挫折。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開始突然轉向防禦，或者停止在未來會更有效更經濟地幫助管理《紐約時報》的現代技術試驗。恰恰相反，蘇茲貝格現在比以前更想用現代體制進行試驗，更多地瞭解它們。他的報紙不能僅僅遵循他父親或外祖父的公式。《紐約時報》應該繼承它傳統中不可違背的東西，然而要適應變化著的潮流和新的工具。蘇茲貝格認為，《紐約時報》必須比往常賺更多的錢：有關報紙所有權的經濟狀況現在比往常任何時候都更不確定——最近的報紙罷工已經證明紐約的一些報紙面對勞工的衝擊是多麼脆弱，舊的機構是多麼快地衰竭和破碎了。儘管《紐約時報》手頭有現金來抵抗罷工，但爭取更多的收入是根本性的，不僅是為了滿足上升的生產成本和更高的薪水，而且也是為了使報紙在未來的罷工威脅中不驚慌失措。賺更多錢的一個方式就是賣更多的報紙，收取更高的廣告費，多種經營，並投資於像西部版這樣的擴張主義風險事業，如果失敗了就試試別的新東西；另一種方式是更經濟地經營《紐約時報》——不是要在新聞採訪或僱用高級人才上克儉，而是要使工廠現代化，讓年邁的老兵退休（上帝不能再是《紐約時報》的人事經理），少僱用簿記員和職員處理裝裱的文書工作。《紐約時報》要接受計算機。計算機在《紐約時報》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在蘇茲貝格當社長的第一年，他開始準備讓這個機構適應計算機的引入。《紐約時報》人必須克服他們的反感和對報紙事業的浪漫觀念：儘管《紐約時報》的確是全國最有影響的報紙，但它不能鬆懈，因為在紐約之外還有其他報紙在迅速前進。《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現在辦得比以往都好，有時在政治和經濟新聞的報道中能趕上或超過《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儘管還主要是一個地方報紙，在全國的影響有限，但它每天的發行量超過了80萬份。它準備接管《芝加哥論壇報》，居它之上的僅有紐約通俗小報《每日新聞》，其200萬份的平日版發行量是全國其他大都市報紙的一倍多。《華爾街日報》佔據著專家的市場，經常不和一般報紙分在一類，但它的四個地區版每天使它的全國總發行量達到了80多萬份。在其他大城市的日報中，《紐約時報》1964年排名第七，平日版平均每天銷售大約65萬份，但這個數字由於紐約其他報紙在勞工罷工後走向破產而突然增加了，幾年內《紐約時報》將超過80萬份，超過《費城公報》（Philadelphia Bulletin）、《底特律新聞報》（Detroit News）、《洛杉磯先驅考察者》（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甚至《芝加哥論壇報》，但它仍將在第二名的《洛杉磯時報》之後。儘管發行量不一定是一家報紙經濟實力的標誌（比如說《紐約鏡報》，1963年在日發行量超過90萬份的情況下倒閉了），但《洛杉磯時報》的財力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將近十年，《洛杉磯時報》在廣告額方面領導著全國的日報，如果它在落基山以東有更大的野心的話，它現在能夠賭上一把，它的背後是由錢德勒家族的泰晤士報——鏡報公司撐腰，該公司已經經營多樣化了，最近幾年隨著購買了幾家新公司，出版從電話簿和《聖經》到領航員用的航空圖各種東西，贏利豐厚。《洛杉磯時報》的印廠是一個現代主義的樣板。作為唯一沒有工會的大報，在它的大部分歷史上是強烈反勞工的，《洛杉磯時報》已經隨心所欲地去搞自動化了——用計算機來制定工資表、排版、分析發行趨勢，準確定位那些欠款的廣告商。《紐約時報》身處在一個有組織的勞工密集的城市裡，扎根在不同的傳統中，即使它願意這樣做，在電子化方面也是無法同《洛杉磯時報》競爭的，但蘇茲貝格想盡可能謹慎地進行現代化，他開始安排用一個月8000美元租用一台霍尼韋爾H.200計算機來做25個僱員的計算工作。在這些僱員得到再培訓做其他工作後，這台計算機進入了時報大樓七層的一個牆壁潔白、無窗乾燥的無塵房間。這個房間25英尺寬，32英尺長，除了那些用這台計算機工作或對它進行保養的人之外，任何人不得進入這個房間。這台計算機在《紐約時報》的一個新任命的系統經理監管之下。他以前是紐約大學的一個教授，佐治亞人，叫卡爾·奧斯廷。而奧斯廷和計算機都由安德魯·費希爾來負責。
另一個使《紐約時報》現代化的動作，就是集中它的管理權威，清除最後的古代「公國」。為此，龐奇·蘇茲貝格決定，自1964年9月起，任命特納·卡特利奇為一個新設立的職位「總編輯」。這個頭銜使得卡特利奇有了高於萊斯特·馬克爾的星期天版部、高於賴斯頓的華盛頓分社、高於新聞編輯部和全國及海外分社所有人的無可置疑的權威。卡特利奇已經夢想這一安排近20年了，現在他終於得到了它。如果奧維爾·德賴富斯還活著，如果其他事件沒有倉促地發生，或者如果龐奇·蘇茲貝格不曾是卡特利奇辦公室小「酒吧」的一員，他是不會有這種權威的，但在這一時刻這種辯證論沒有多大意義。特納·卡特利奇63歲了，稍微過胖，有痛風的痛苦，他是一個個子高高的但軟弱無力的人，有圓而紅潤的臉盤，鬆弛的下巴，急速轉動的不會放過任何事情的黑眼睛，一種溫和的高貴的舉止，這種舉止是人們一直無法把握的，好像是為了防止新聞編輯部的大多數人確切地知道他是一個公司天才還是一個幸運的笨蛋。卡特利奇現在成了《紐約時報》新聞部裡大名鼎鼎的人物，以致華盛頓的阿瑟·克羅克以誇張的口氣說：「我都不敢大聲說出他的名字。」
卡特利奇給年輕的蘇茲貝格當了攝政王。對於新聞部，蘇茲貝格有很多東西要學，他想在他身旁有一個知道這一切的人。卡特利奇豐富的經驗使他成了顯而易見的人選，儘管卡特利奇對在他以下發生的事情只能做出非常有教養的猜測，因為這個部門太大，太散，並且太流動，甚至用計算機檢查也很不容易。新聞部由《紐約時報》5000多名僱員中的大約百分之二十的人組成——大約1000人以各種方式幫助寫作編輯平日版和星期天版的《紐約時報》。不算紐約的高級編輯或駐外記者，或辦公室的秘書，或特約記者，或汽車司機；不算在全國各地的、在華盛頓的國內記者；不算時報大樓九層的女性新聞人員，或其他層的職能人員，而只算三層的新聞人員，在紐約城市版主任手下有大約200人，在金融版主任手下有59人，在體育版主任手下有52人，在文化新聞版主任手下有40人，在照片版主任手下有25人。
國內和海外的整個新聞部——包括送稿生、辦事員、文字編輯、駐外記者、助理編輯、高級編輯——每年的運營開支大約要使蘇茲貝格家族拿出1100萬美元。總之，每年出版《紐約時報》的成本——紙張、油墨、機器、運輸卡車、火車、飛機、人員的薪水和在別的地方的開支、稅金——有1.34億美元。如果預計的收入是準確的，如果沒有長期的罷工或預料不到的負債或衰退，《紐約時報》能從它的廣告收入、它的發行銷售和較小的雜項方面獲得1.36億到1.37億美元。因此，擁有這家被視為世界上最大的報紙帶來的利潤不是很大，只有260多萬美元。
蘇茲貝格不想為了增加利潤而損害《紐約時報》的傳統或獨特的採訪。《紐約時報》的編輯決不應該猶豫為一篇重要但遲到了的報道留版面而撤下廣告。《紐約時報》應該繼續刊登很少有人讀的長講演稿，以及像沃倫委員會關於肯尼迪總統遇刺的《報告》那樣的歷史文獻，這個報告在1964年9月的一期《紐約時報》上佔了48版。所以，蘇茲貝格認為，廣告率應該增加，安德魯·費希爾和伊凡·維特同意，但廣告部經理門羅·格林感到困難。廣告率的上升會引起廣告行數的下降，廣告行數是格林自豪的特別來源，是他的打擊率，他不願意改變這些規則，按這些規則他的部門已經在廣告行方面領先紐約其他報紙多年了。1964年，格林的部門達到了6.77億行的紀錄，給《紐約時報》的金庫帶來了1億美元的收入。《紐約先驅論壇報》處在較低的比率，只印了1.85億行。格林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更改這一成功的做法。格林對年輕的蘇茲貝格也感覺到有點不舒服。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任業主時，格林的判斷力很少受到懷疑，但現在格林覺得風向變了，他感覺到自己受到了費希爾同新業主親密關係的威脅。有一些傳聞說，龐奇·蘇茲貝格希望有一天把格林的廣告部、維特的促銷—發行部和費希爾的生產部都置於一個人領導下，就像新聞各部門準備統一在特納·卡特利奇手下一樣。據說，蘇茲貝格喜歡海軍陸戰隊的指揮系統的風格，從上到下的一條線權威。這能不能在《紐約時報》裡起作用還有待觀望，但格林幾乎肯定蘇茲貝格會嘗試一下。蘇茲貝格已經決定把平日版和星期天版人員統一在一個領導手下，就顯示出了這種傾向。蘇茲貝格的正式聲明，最終是在1964年9月1日宣佈的，也許能夠使人看出他管理《紐約時報》的一般方式。在任命卡特利奇監管全部新聞運作包括平日版和星期天版各部門時，蘇茲貝格說：「我覺得，我們在我們的運營及其未來的進程中要認清當前的潮流。」
1964年9月2日，特納·卡特利奇的晉陞在《紐約時報》第二部分的頭版得到了報道。這篇文章還附有卡特利奇的照片和其他五位受這次調整影響的主編——馬克爾、丹尼爾、賴斯頓、湯姆·威克和丹尼爾·施瓦茨——的照片。但文章卻是用一種模糊用語表達出來的，所以缺乏那種對《紐約時報》的現代報道來說是根本性的解釋，以致一個局外人是否能理解這篇報道的全部意義是值得懷疑的。如果在電視產業或國務院進行了管理層重組的話，如果在羅馬尼亞進行了官僚體制改組的話，那麼《紐約時報》就會開放它的欄目進行清楚的報道，有解釋性的分析和編輯部文章，嚴峻的事實點綴著說明（「據消息人士說……」）。但任何報紙，包括《紐約時報》，都不會為它自己的管理層變動提供很多消息。所以，在蘇茲貝格公開決定結束「公國」並把新聞活動集中在卡特利奇手下之前的幾周裡，《紐約時報》組織內部發生的幕後的花招、出現的緊張和絕望狀況，根本未得到暗示。《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似乎是表明，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平靜地、高興地迎接了這個機構裡的更大的挑戰。這篇文章和照片上的四欄標題寫道：「卡特利奇被任命為《紐約時報》總編輯，」小標題放在其下：「馬克爾、賴斯頓升任副主編，施瓦茨任星期天版部主任，丹尼爾任主編，威克將負責華盛頓分社。」[註：此處各職位頭銜原名分別為：executive editor（總編輯），associate editor（副主編），managing editor（主編）。]這篇文章開頭大致是說：「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社長昨天宣佈了《紐約時報》的編輯任命上的六大變化。」
當萊斯特·馬克爾起初知道蘇茲貝格的計劃後，勃然大怒。馬克爾70歲了，他已經把星期天的《紐約時報》建成了一家全國性的機構，一包五磅重的報紙，有廣告，發行量緩慢地但穩定地上升到150萬份。現在馬克爾看到他一生的事業正在被他認為是對報紙不利的傾向所破壞——不僅僅有正由蘇茲貝格來實現的集體主義野心，不僅僅有三層的像西奧多·伯恩斯坦那樣的編輯（他們引入了「新聞當事人」的特寫欄目）和其他多少干擾馬克爾以前特權的日常背景專題的理論和發明。萊斯特·馬克爾現在同樣關心他感覺到的一種趨勢，即把《紐約時報》從一個「灰衣女士」變成一個開著循環列車的不斷招搖的機構，吹噓著：「沒有它，你就落伍了。」馬克爾認為，《紐約時報》之所以獨樹一幟，不因為使它有一種超現代的膚淺的意義，而是一直要站在潮流之上。這並不意味著《紐約時報》不去把握潮流——事實上，奧克斯的《紐約時報》在報道偉大的科學發現、戰爭的前兆、每一個年代重大的問題和爭論方面是領先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紐約時報》被流行時尚和無關的小事所統治，它保持著距離，有點枯燥和僵化，這是奧克斯喜歡的方式。甚至在《紐約時報》停止報道20世紀20或30年代的大謀殺案和醜聞時，它也是以維多利亞式的克制這樣做的。直到1942年，《紐約時報》仍然稱弗蘭克·科斯特洛這樣的詐騙者為「運動員」。在20年代，當馬克爾問奧克斯為什麼《紐約時報》像《每日新聞》那樣用大量的版面報道霍爾—米爾斯案醜聞——一個仍未解決的謀殺案，在這個案件中霍爾牧師和他的唱詩班情婦米爾斯夫人被殺死在新澤西的一個蘋果樹下——奧克斯回答說：「當《每日新聞》刊登它時，它只是性；當我們刊登它時，它就是社會學。」
現在，1964年，儘管馬克爾身體健康，甚至拚命反對，但還是被撤換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職位。馬克爾意識到自己有不討好別人的名聲，但他是41年前被奧克斯僱用來的，並且他認真工作了；他把他個人的名聲主要歸咎於那些惡毒的作家，他們未能通過他的檢驗。但有一些人稱讚馬克爾，如星期天版部的編輯們。他們說：「馬克爾的麻煩在於，他一直是對的。」馬克爾偶爾和瑪麗蓮·夢露一起吃飯，有一次陪她參觀了時報大樓。夢露認為他是有魅力的和傑出的。還有一些人在馬克爾可怕的外表下面感覺到了慈愛和脆弱。當馬克爾未被邀請參加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在薩迪餐廳的紀念晚會時，他絕對是被打垮了。那是一次壯觀的場面，百老匯的名流和《紐約時報》的每一個重要管理者都出席了。阿特金森夫人在事先審查客人名單時，把馬克爾勾掉了，這很快成了時報大樓的一個話題。當奧維爾·德賴富斯到達薩迪餐廳時，他問的第一件事情是：「馬克爾在嗎？」當得知他不在後，德賴富斯搖搖頭，歎息說：「我明天要挨罵了。」
但龐奇·蘇茲貝格對馬克爾完全沒有傳統的膽怯。儘管稱讚馬克爾的巨大貢獻，尊敬他的做法，但蘇茲貝格在和馬克爾面對面時，堅持要馬克爾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職位交給丹尼爾·施瓦茨。施瓦茨是一個明智而審慎的討人喜歡的人，自1939年以來一直給馬克爾當助手。施瓦茨現在要向卡特利奇匯報工作了。馬克爾要搬到14層當「副主編」了，他的名字每一天都要上社論版報頭，他將在新成立的部門處理公共事務，這些事務涉及「使公眾消息更為靈通」。馬克爾會繼續在他的教育電視新聞節目當主持人，定期地也有湯姆·威克和馬克斯·費蘭克爾加入進來。他還大量地處理《紐約時報》在成人教育、廣播和書籍方面不斷擴張的業務。當然，所有這些散文廢話和委婉說法都不能掩飾一個事實，馬克爾要被踢上樓了，這個事件在八層沒有引起任何大的抗議。然而，在他一生的這個不光彩的時刻，馬克爾多少顯示出了一種值得稱讚的個性力量。馬克爾不是淹沒在自憐中，或者氣得摔門而出，或者被恥辱所壓垮，而是——在起初爆發一陣憤怒後——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搬進了他在14層的新辦公室。他在後來的幾個月裡精力充沛地工作，最終他在規模和重要性上超額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幾年之內，他承擔了一些新的責任，如擔任《紐約時報》的「未來委員會」主席。馬克爾根據太空文明時代的行話，將其叫作「未委會」（COMFUT）。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其他管理者和助理研究員，任務是確定未來幾十年社會變化和技術發展會對報紙特別是《紐約時報》有什麼影響。這個委員會要努力去把握什麼樣的人類習慣將流行起來，在20世紀70和80年代將如何利用業餘時間，《紐約時報》將如何最好地迎接這個新形勢的挑戰。馬克爾的委員會的一些研究是在《紐約時報》的辦公室做的，同時大部分內容都傳播到了科學研究組織。
所以，馬克爾的精力會繼續向前推進，但他自我的脆弱一面也會表現出來，如在蘇茲貝格把他從星期天版部清除走後，他很少再到那裡去。即使馬克爾有時間隨意觀看一下他在八層的老地盤，也是匆匆而過，從他以前的辦公室穿過大廳。他以前的辦公室被裝飾成西班牙風格的房間，有一個長餐桌，幾把木頭椅子，一個鐵柱形吊燈。牆上掛著萊斯特·馬克爾的一張肖像，他在肖像中沒有笑。這個房間在這個部門裡沒有任何重要的作用，經常是空的而且很安靜，有時它被叫作馬克爾的「小教堂」。
當蘇茲貝格重組計劃的風聲最早傳到華盛頓分社時，記者和其他職員都感到震驚，但並不奇怪。他們表現出一種冷靜，來自紐約的任何事情，不管多麼反常，都不會使他們感到奇怪。兩年來，或者說自索爾茲伯裡1962年被提拔為國內新聞部主任以來，自克利夫頓·丹尼爾在卡特利奇手下晉陞為主編助理以來，華盛頓分社就已經感覺到了來自紐約總部的事後轟炸性批評。如果不是丹尼爾聲稱《華盛頓郵報》或《華爾街日報》發表了《紐約時報》沒有發表的事情，那麼就是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電話上傳達他的報道觀念、懷疑和問題：林登·約翰遜的交易背後有沒有默奇森的錢？亞伯·福塔斯[註：亞伯·福塔斯（Abe Fortas，1910—1982），美國律師，美國最高法院法官（1965—1969），1968年由約翰遜總統提名出任首席法官，遭到參議院反對，後因被指控受賄而辭去公職。———譯者注]的意圖到底是什麼？是不是像傳聞說的那樣，國務院會最終承認蒙古國的獨立主權？讓蒙古國得到承認，似乎是索爾茲伯裡喜歡的一項運動，也許是因為他認為蒙古國會成為觀察中國的一個理想的「監聽哨」——或許是因為索爾茲伯裡就喜歡蒙古人。無論如何，索爾茲伯裡在他的一本書裡支持承認蒙古國獨立，他定期聽到華盛頓關於承認蒙古的「傳聞」。華盛頓分社的人聲稱，他們經常就這件事詢問國務院，不久，不管是出於厭煩還是麻煩，國務院將會承認蒙古國。
奧維爾·德賴富斯去世後，管理層的重心從華盛頓轉向了紐約，這種轉折的最初結果之一是賴斯頓的第二號人物華萊士·卡羅爾辭職。1963年夏天，在蘇茲貝格被任命為業主後不久，卡羅爾聲稱「看到了不祥預兆」，所以決定離開《紐約時報》，去擔任溫斯頓—塞勒姆的《雜誌》（Journal）和《哨兵》（Sentinel）的主編兼社長。卡羅爾自1955年起在《紐約時報》工作，在賴斯頓手下有效率地和鎮靜地管理分社。在德賴富斯還活著時，他可能想過讓卡羅爾當馬克爾的接班人。但卡羅爾很快看出，除了來自紐約的壓力之外，他沒有什麼可指望的，沒人能勸阻他辭職。卡特利奇喜歡卡羅爾，為他提供了羅馬分社的職位，或者已經開張的其他任何分社的職位，如果他想改變自己的想法的話。賴斯頓願意把華盛頓分社交給卡羅爾，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他的專欄上。卡羅爾表示感激，但他的決定是無法挽回的。他意識到了在主編丹尼爾手下（索爾茲伯裡是丹尼爾的副手）將會是什麼樣的生活，所以他接受了溫斯頓—塞勒姆的職位，他一度曾在那裡工作，現在他很高興再回到那裡去。
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人知道賴斯頓正在考慮辭職。使他大為失望的是，在德賴富斯去世後和龐奇·蘇茲貝格就任業主之前的幾周裡，蘇茲貝格家族沒有一個人徵求他的意見。考慮到賴斯頓同這個家族的關係如此密切，這確實奇怪。但回想一下，它也是發人深省的。至少對目前來說，賴斯頓在內部圈子之外。在葬禮上賴斯頓為奧維爾·德賴富斯致了悼詞，然後他回到了華盛頓，而蘇茲貝格夫婦和董事們召開了秘密會議討論斷任人選，但沒有人接近賴斯頓，這使他感到心煩意亂，疑惑不解。如果為他提供主編的職位，他也許會予以回絕，然而他對於考慮這個職位的機會很感激。現在他根本不知道他站在哪裡。他被卡特利奇超越了，這是顯而易見的。在德賴富斯還活著的時候，賴斯頓雖然官職上在卡特利奇之下，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賴斯頓是非常自傲的，他不能接受現在所處的狀況，他認真地考慮了接受他親密的朋友、《華盛頓郵報》公司總裁凱瑟琳·格雷厄姆給他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職位。在《華盛頓郵報》的位置上，賴斯頓不僅能繼續當報紙辛迪加的專欄作家，而且還能插手指導她的報紙和公司的另一個出版物《新聞週刊》。賴斯頓將會得到足夠的錢和股票收益來保證他和他的家庭相當富裕。他一點也不懷疑《華盛頓郵報》對《紐約時報》一些最優秀的年輕人有誘惑力。所以在這個夏天，他嚴肅地考慮辭職，並且和沃爾特·李普曼這樣的親密朋友討論過。然而，最終賴斯頓決定留下來。
沒有哪一家媒體像《紐約時報》一樣每一天都能觸及賴斯頓想以他的語言和思想去觸及的那些人。沒有《紐約時報》賴斯頓也能過得去，反之亦然，但卻沒有多大重要性了。賴斯頓和《紐約時報》在一起，集中精力搞自己的專欄，比起他為三倍的金錢而辭職，更能影響美國的決策者、全國的權力經紀人和海外的領導人。賴斯頓相信，單是《紐約時報》擁有的讀者就能驅動美國。美國的總統每天早晨都讀它，國會議員也讀它，在華盛頓的70個大使也讀它，包括蘇聯大使們。美國半數以上的大學校長閱讀《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每天在哈佛大學就銷售2000多份，在耶魯大學銷售1000多份，在芝加哥大學銷售700多份，在伯克利大學銷售350份。這些是賴斯頓想影響的那些人——今天和明天的權勢集團。他是權勢集團的專欄作家，只有在《紐約時報》他才能做這種專欄作家。
賴斯頓也喜愛這份報紙。有一次他告訴卡羅爾，他寧可與妻子離婚也不會退出《紐約時報》。當然，這顯然不是事實——1953年在克羅克擔任分社社長之前，賴斯頓曾考慮過退出《紐約時報》；但毫無疑問，賴斯頓是過去意義上的《紐約時報》人。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情感上把這個機構奉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宗教、一種崇拜時，對他來說是不可能像卡羅爾那樣退出的。賴斯頓1939年加入《紐約時報》，和它一起成長，利用它，也被它利用——它們是一種奇妙的結合。賴斯頓，54歲，仍然有相當一段路要走。所以，他決定留在《紐約時報》，看看他和它面前的是什麼。年輕的蘇茲貝格現在興高采烈，報紙處在一種陌生的過渡期。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病重不能影響它了，被拴在了輪椅上，受心臟病煎熬，以致現在成了一個瘦弱的憔悴的人，大不同於他英俊的照片和時報大樓裡巨幅畫像裡的樣子了。伊菲吉妮有財力，但她有一個兒子，唯一的兒子，他現在是業主，未來的希望。在這一時刻，她不能也不會進行干預。龐奇·蘇茲貝格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受到那些更清楚或被認為他們更清楚的人的預言，但這些日子已經過去了，這些人大多數也已經不在了。賴斯頓能夠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去理解他從未認識的蘇茲貝格，也許要建立一種工作關係，這種工作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成為一種溫暖的友誼。所以，賴斯頓飛往紐約，在1964年夏天和蘇茲貝格度過了令人愉快的幾小時，隨後關於卡特利奇的通知最終定了下來。賴斯頓做了最後的嘗試，要蘇茲貝格重新考慮，以關心的、熱心公益的方式同蘇茲貝格談話，賴斯頓同總統和國會議員就是這樣談的。他建議這位年輕的業主明智地在自己的周圍聚集起他那一代活潑的年輕人，而不是老年人，如湯姆·威克、馬克斯·弗蘭克爾或安東尼·劉易斯。蘇茲貝格聽了，但他現在沒有回應這種改變他的計劃的想法。卡特利奇應該是新聞部門的老闆，無可爭辯地負責整個新聞部門——社論版之外的一切。社論版仍然由蘇茲貝格的表兄約翰·奧凱斯領導。賴斯頓在這些情況之下，不能夠繼續擔任分社社長。賴斯頓請求解除他的職務，自主挑選他的接班人。賴斯頓會像馬克爾一樣成為一個「副主編」，會繼續在華盛頓有一個辦公室，在那裡會繼續寫他的專欄。蘇茲貝格不想失去賴斯頓，他感到寬慰和高興的是，賴斯頓會留下來，他同意賴斯頓自己挑選接班人。賴斯頓選擇了湯姆·威克。蘇茲貝格不瞭解威克，但他贊成他的選擇。賴斯頓非常瞭解威克，不僅是作為記者，而且也是作為一個人。賴斯頓相信，威克這種人能在競選運動中在鄉村公路上飛跑，能跳過籬笆，知道農民在真正想些什麼，然後能回到城裡，穿上小禮服，在大使館晚會上同樣能輕鬆自如。當然，賴斯頓本人不是這樣。
1964年夏天，蘇茲貝格批准威克擔任華盛頓分社的下一任社長，但沒有充分預料到它會在紐約編輯中引起的影響。紐約的編輯們現在不能按他們的意願去挑選一個人去解決他們認為是華盛頓報道的問題，即任人唯親、缺乏想像力和幹勁。華盛頓分社還有兩個人會因威克的提拔而不高興，其中一個是馬克斯·弗蘭克爾。
弗蘭克爾同威克沒有任何個人恩怨，但弗蘭克爾曾經是《紐約時報》的神童。他現在覺得以前發展的快速度已經停了下來——在34歲時他未能成為分社社長，他的焦急心情絲毫沒有減輕。他1951年夏天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處在從低年級升到高年級的時期，才21歲的他成了《紐約時報》的記者。他1949年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通訊員開始為《紐約時報》寫作，正值艾森豪威爾時代。這對一個年輕的通訊員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弗蘭克爾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他是一個機靈的年輕人，有政治傾向而且好奇，他有點粗壯，戴眼鏡，圓臉，走路很快。對他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劇情不是從歷史教科書上學到的，而是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親身感覺到的。
馬克斯·弗蘭克爾出生在德國的格拉，出生時已被劃入東德，在萊比錫生活了近八年，直到他的家庭因為有遙遠的波蘭猶太人血統而被驅逐出境。弗蘭克爾一家被蓋世太保驅趕到德波邊界，最終在波蘭的克拉科夫的一個臨時住所居住下來。1939年他和他的母親回到德國，爭取向美國移民。他的父親留在了波蘭，不久逃離了納粹軍隊，後來被蘇聯當局拘押，並被當作德國間諜遭受審判，並讓他做出選擇：要麼成為蘇聯公民，要麼在西伯利亞服15年徒刑。雅各布·弗蘭克爾選擇了後者，模糊地希望有一天能同他的妻子和兒子團聚。他的妻子和兒子當時從蓋世太保那裡獲得了流放許可，從荷蘭乘船去美國，1940年冬天到達新澤西州的霍博肯。
他們定居在紐約的華盛頓高地地區，離喬治·華盛頓橋不遠，是一個難民居住區，有時叫作「第四帝國」。在那裡弗蘭克爾上了公立學校，學習努力。戰後他的父親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離開了蘇聯，同家庭團聚，後來在西哈萊姆開了個小紡織品店。弗蘭克爾1948年畢業於紐約的音樂藝術學校，他曾在那裡編輯過學校的報紙。後來他為聯合世界聯邦主義者工作了幾個月，操作講演機，再後來獲得紐約州獎學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他從《哥倫比亞每日觀察者》（Columbia Daily Spectator）的校園通訊員和主編上升為《紐約時報》的正式員工是迅速的，而且在《紐約時報》晉陞到突出的地位也是迅速的。他先是在美國軍隊服役兩年，後來在新聞編輯部裡作為一個改寫加工人員有了給人印象深刻的經歷後，成了《紐約時報》駐維也納的記者，然後是駐貝爾格萊德和駐莫斯科的記者。1961年，在取得了廣泛而多樣的經驗後，弗蘭克爾加入了賴斯頓的分社。在接下來的兩年，他採訪過國務院、白宮，偶爾也採訪五角大樓、中央情報局、國會的委員會和外國大使館。當賴斯頓決定辭去他的分社職務後，弗蘭克爾準備做些別的事情，不單單是從事報道工作。
在威克被任命為分社社長兩年後，馬克斯·弗蘭克爾辭職了。在給蘇茲貝格的一封充滿感情的長信中，弗蘭克爾表明他要加入《記者》雜誌，希望在那裡有寫全國的以及國際的、官方的以及個人事務主題的自由；自由地旅行，發表講演，偶爾進行教學，出現在電視上，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地當個作家，而不僅僅是記者，並且以一種在《紐約時報》新聞欄目裡被禁止的主體性來寫作。弗蘭克爾對蘇茲貝格說，他想成為更自主的人。但後來在送出這封信後，弗蘭克爾突然改變了想法。《紐約時報》顯得太重要了，外面的世界似乎也不怎麼誘人，他無法解開這個結。最終，懷著不好意思的心情，弗蘭克爾給《記者》的主編馬克斯·阿斯科利發了封電報，說他放棄了從《紐約時報》辭職的想法，他根本無法離開它。
《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第二個希望繼承賴斯頓衣缽的記者，是一個冷漠、清瘦、非常愛乾淨、認真聰明的年輕人，叫安東尼·劉易斯。劉易斯37歲，比弗蘭克爾大三歲，在許多方面他恰恰和弗蘭克爾相反。弗蘭克爾易動感情，而劉易斯似乎在任何時候都是嚴密抑制、難以置信地控制他的有序的頭腦，他的精力只集中在與此刻有關的事情上，小心翼翼地不去過分強調自己的情況或者越出他的邊界。他的字跡是完美的，有很高的造詣，乾淨利落，信息清晰。他的眼睛明亮而警覺，他的前額很高，而頭髮稀疏，使他顯得像是禿頂。他的聲音柔和，有時是溫和友好的，只是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時顯得緊張而尖刻。他出生在紐約，上過私立的霍勒斯·曼學校，後來進入哈佛大學，1948年畢業。甚至現在，16年後，他的樣子——如果不是實際上的話——也多少體現著戰後時期的常春籐大學的風格——保守，嗜書，習慣於融合，突出自己與他人的相似性，抵禦任何自然的古怪行為或引誘。只有那些瞭解他的人，或給他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而使他願意說心裡話的人，才會感覺到他實際上是個有趣的人，一個戲劇鑒賞家。這個嚴肅的人的妻子是一個高個頭兒歡樂的學習現代舞蹈的學生，W.C.菲爾茲的完美模仿者，也是有魅力的晚宴客人。《紐約時報》很少有記者知道他的這一面。他們只知道他是完美主義者，是一個目的明確的、工作努力的記者，1955年他因寫了關於聯邦忠誠安全計劃[註：聯邦忠誠安全計劃（Federal loyalty-security program），基於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的《第10450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450）的計劃，旨在追求「忠誠政府」，是冷戰時代的產物。]的一系列文章而獲得普利策獎，當時他是在為《華盛頓每日新聞報》（Washington Daily News）工作。劉易斯1963年因為對最高法院的報道而第二次獲得普利策獎。在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鼓勵下，賴斯頓想讓《紐約時報》一個人專攻法律報道。劉易斯承擔了這項任務，回到哈佛大學用尼曼獎學金上花一年時間研究法律。法蘭克福特大法官後來就劉易斯對最高法院的報道評價道：「法院本身也找不出兩個人能用如此少的語言如此準確地把握每一決定的實質。」1964年，劉易斯出版了一部關於最高法院重要判決的重要著作《吉迪恩的號角》（Gideon's Trumpet），並且在《紐約客》上節選發表。
如果賴斯頓選擇劉易斯來接替他的話，《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就會有人表示要辭職。他們認為，他太野心勃勃，太沖了，缺乏賴斯頓或威克那樣輕鬆和藹的風格。在紐約，一些編輯覺得，劉易斯雖然也擅長於採訪司法部，但他過於迷戀司法部長羅伯特·F.肯尼迪，形成了一種有可能會對劉易斯的客觀性造成影響的友誼。賴斯頓也意識到了所有這一切，儘管他為劉易斯自豪，也喜歡他這個人，但他認為，威克擔任分社社長比弗蘭克爾或劉易斯更合適。
安東尼·劉易斯對賴斯頓的決定深感失望。後來劉易斯有機會接受了倫敦分社社長的職務。他接替了悉尼·格魯森，格魯森回到紐約擔任了國際新聞主任，取代了伊曼紐爾·R.弗裡德曼。而弗裡德曼同西奧多·伯恩斯坦和羅伯特·加斯特在一起，成了主編助理。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把他國內新聞主任的職位騰給了一個精力旺盛的亞特蘭大出生的記者，叫作克勞德·西頓。索爾茲伯裡也升任為主編助理，在新任命的總編輯克利夫頓·丹尼爾手下工作。
在發生所有這些變化期間，在把華盛頓分社交給湯姆·威克之前，詹姆斯·賴斯頓和龐奇·蘇茲貝格還安排了一個細節，這在當時似乎是很不重要的，但由於是提前做準備，它也許算得上是一個非常精明之舉，可以顯示出賴斯頓頭腦中的某種東西——某種異想天開的意識。他認識到，管理者的妻子之間有時能建立起一種橋樑，能更密切地把她們的丈夫聯繫起來。賴斯頓知道蘇茲貝格和他的妻子卡羅爾準備在11月選舉後到歐洲旅行，便和蘇茲貝格策劃邀請威克和威克的妻子內娃陪同他們。這對蘇茲貝格更密切地瞭解他的分社新社長是一個理想的機會，蘇茲貝格同意了。賴斯頓知道，這些管理者的旅行也可能是災難性的，因為長久的陪伴會突出了個人的差別，或者在亞特蘭大的途中出現厭倦的時刻，或者也有可能妻子們相處不好。但這些旅行也可能產生和諧的結果，使得業主和一個年輕記者個人關係更密切，也許最終產生一種友誼。在40年代賴斯頓就是在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一起旅行時開始了這樣的友誼的。如果特納·卡特利奇1944年在他們的太平洋公費旅遊期間沒有證明自己是一個與老闆相投的酒友，可能他就不會在1951年成為總編輯了。所以管理者的共同旅行是一場賭博，有可能招致那些留在家裡的管理者妒忌，但也許使那些陪伴老闆的管理者受益無窮。無論如何，賴斯頓認為，它是值得一試的機會，因為如果分社不想被紐約完全吞沒的話，威克必須成為報紙的一個重要人物。賴斯頓還深信，威克和蘇茲貝格會相處得很好。他們年齡相同，都非常講究禮節，他們都娶了漂亮的年輕的淺黑色膚色的女子。內娃·威克是一個謹慎的有吸引力的北卡羅來納姑娘，知道什麼時候不說話。卡羅爾·蘇茲貝格擅於感覺到他人的單純和忠誠，並且欣賞這一點，她曾短暫地碰到過內娃·威克，但她幾乎不認識湯姆·威克。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1964年11月到歐洲旅行一個月，只有龐奇和卡羅爾·蘇茲貝格，湯姆和內娃·威克。正如賴斯頓所想像的，龐奇·蘇茲貝格和威克非常合得來，他們的妻子也相處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