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利奇雖然不確切地知道該做些什麼，但他知道必須採取點激進的行動來對付紐約本部人員的懶散。但當西奧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議讓A.M.羅森塔爾替換紐約城市版主任的職務時，卡特利奇卻猶豫了。1962年，羅森塔爾當時是《紐約時報》駐東京的記者。羅森塔爾39歲，沒有一點兒當編輯的經驗，差不多近十年沒有在紐約生活了，也許會因為害怕承擔管理紐約隊伍並努力改造他們的繁重任務。卡特利奇還懷疑，這位記者也許會因為怕失去《紐約時報》讀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這樣的安排。「羅森塔爾」發自東京——此前是發自波蘭和印度——的報道，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一種熱情和可讀性，以及對政治和人物的細微之處的敏感性。1959年羅森塔爾在波蘭因被當地政府指控為「深入刺探」其內部事務而遭到驅逐，此後他獲得了普利策獎。羅森塔爾在波蘭為馬克爾的《時報雜誌》寫的一篇文章，根據的是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曾在那裡用毒氣室殺害了幾百萬人。這篇文章，成了一篇經典報道：
因此，奧斯威辛並沒有什麼可以報道的。只有一種想要報道奧斯威辛的衝動，這種衝動來自一種不安的感受——拜訪過奧斯威辛但離開之後沒有說點或寫點什麼，將會是對不幸死於奧斯威辛的死者最嚴重的失禮行為……
如果羅森塔爾被任命為城市版主任，他的記者生活也就結束了。羅森塔爾就要用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來解決新聞編輯部的問題，這很可能是他不願意做的。最優秀的記者，幾乎毫無例外地渴望得到公眾的承認和喝彩，他們不會輕易用這些東西來交換行政生活的豐厚收入和匿名權力。然而，一個記者得到了各種獎章，到過了所有地方，採訪過了每一種所能想得到的報道，他就會開始認識到他的工作有點重複了——形式和地點似乎都是一樣的，輕車熟路，沒有任何新的挑戰。當然，如果一名記者能像賴斯頓那樣得到一個專欄，記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這個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當記者，就有可能停滯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報紙工作，嘗試一下新的東西。如果他有機會成為一名編輯，他也許會找到一種刺激。卡特利奇在當了編輯後從沒有懷念過報道工作和記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頓·丹尼爾也是這樣，也許羅森塔爾也會這樣。但只要C.L.蘇茲貝格還在為《紐約時報》寫國際新聞方面的專欄，羅森塔爾得到一個專欄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也許39歲的羅森塔爾繼續盡可能地從事他的寫作事業，但如果他有成為一個偉大編輯的願望和才能的話，如果他能夠多少激發起懶惰的人員，並把他的技巧傳授給其他記者的話，那麼他作為一名記者遭到的損失對《紐約時報》來說就是值得的。至於對羅森塔爾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當別論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對讓羅森塔爾進新聞編輯部的事情覺得沒把握，於是決定在近期到東方旅行時，用點時間和羅森塔爾多接觸，瞭解他的情緒，看他是不是已經厭倦了在海外的寫作和生活，是不是願意回家，嘗試一下新事物。
在東京，羅森塔爾正在過著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兒子居住在一個有榻榻米的住宅裡，有僕人服務。他為日本人民所著迷，欽佩他們的效率和勤奮，喜歡他們在一座快樂而迷亂的城市中所展現出的活力和熱情。在美國軍隊的保護下，日本人專注於工業擴張和經濟發展，將他們作為寫作的對象有著無窮的樂趣。日本的女人既快樂又聰明，在羅森塔爾看來，男人老是在做事——賺錢，做愛，跳舞，唱歌，無憂無慮地盡情享受。這就是日本對羅森塔爾最有感染力的東西，他不會為他們感到悲哀的。他們在享受繁榮，他們知道如何去生活，他們通宵達旦地喧鬧，每天早晨又毫無內疚地起床。羅森塔爾很快就被他們的情緒所影響。可是過去在波蘭，羅森塔爾感到了陰暗、壓抑和懷疑，正如他在《紐約時報》上所寫道的：「在波蘭，對每天看到和聽到的東西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這些東西看起來、聽起來是平常的，但總會讓人嚇一跳，就像中了玩具槍射出來的子彈一般。」他1954年到1958年間在印度工作。印度的情況有所不同，在許多方面甚至更糟。周圍的街景顯現出難以置信的貧困，羅森塔爾感覺到了一種令人煩惱不已的痛心和內疚。他對自己在印度所看到的情況是毫無準備的。儘管此前有一天在聯合國，克裡希納·梅農[註：克裡希納·梅農（V.K.Krishna Menon，1896—1974），印度外交家、民族主義者，被《時代》週刊評為印度第二偉人（第一是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1947年印度獨立後，任印度駐英國高級專員，1952至1962年任出席聯合國代表大會的印度代表團團長，1957至1962年任印度國防部長。]曾事先對他有所警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羅森塔爾僅僅因為自己在梅農談論貧困時隨意地點點頭，就引起了這位印度外交官的氣憤——「你不要這樣對我點頭！你根本不知道我談論的是什麼樣的貧困！」
梅農是對的。羅森塔爾以前所知道的貧困根本不能和印度的貧困相比。羅森塔爾兒童時期在美國也曾生活在貧困之中，作為一個得到救濟的病人也曾體驗過不良的醫療條件，親眼目睹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姐妹中的四個由於事故或不治之症或缺醫少藥而不幸死亡。他是帶著這樣的想法長大的：生活的本質就是痛苦的缺席。他對醫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10歲時，他成了骨髓炎的犧牲品，不得不拄著枴杖走路，被迫失學兩年之久。他在紐約進的醫院是一個骯髒的設備很差的地方，病人全都得不到重視，有時是讓實習生——醫生極少出現——來治療，有時見不到一個護士或護理員。醫生給羅森塔爾的大腿做的手術又做錯了地方，在癒合時才知道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幸運的是，他的一個姐姐給梅奧醫院[註：梅奧醫院（Mayo Clinic），美國著名的非營利醫療機構，總部位於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綜合的醫療機構，在美國其他地方也有醫院和診所。除門診、醫院外，它還有自己的醫學研究和教育機構。]寫了封信，這個醫院把他作為需要救濟的病人接收下來，成功地使用磺胺類藥物使他恢復了活動能力。梅奧醫院成了他童年時代美國人道主義的象徵。
他能夠回到學校了，但不能積極地參與體育活動。他羞澀，瘦弱，但也熱切，嗜書如命，他是一個安靜而非常有毅力的青年。
他在布朗克斯長大，是住宅油漆工哈里·羅森塔爾的獨子。哈里·羅森塔爾出生於白俄羅斯，他的本姓是西皮亞茨基。他離開白俄羅斯後到了倫敦，拜訪了一個舅舅，從他那裡永遠借來了「羅森塔爾」這個姓。後來他輾轉到了加拿大。他身體粗壯，肌肉發達。在19世紀末來到安大略後，他找了一個鋪路的工作。後來他在一個早期的烏托邦農場工作，過著一種原始的、半詩意的生活。他在給他父親——一個多少有點瀟灑的拉比——的信中詳細地描述了這種生活，正是這些信使他的弟弟們激動起來。他們不久就離開白俄羅斯來到了加拿大，同行的還有一個女朋友，哈里·羅森塔爾後來娶了她。
在這個烏托邦式的農場中，烏托邦主義最終釀成了低效率和乏味的生活。離開這個農場後，羅森塔爾成了哈得孫海濱地區的毛皮捕獵者和毛皮商人。在他幹過的所有事情中，他最喜歡這一行。他滑著雪橇，帶著獵狗，四處轉悠，愉快地吸著新鮮空氣，充滿了自由感。他希望他的兒子，1922年在安大略蘇聖馬裡出生的亞伯拉罕·邁克爾·羅森塔爾將來也從事戶外工作，也許是當個護林員，他認為這是最高的嚮往。但還沒有等到他的兒子長到能工作的時候，全家就遷出了加拿大。當時經濟大蕭條，毛皮生意也不景氣。在加拿大邊界走了幾個來回後，哈里·羅森塔爾把他的家庭永久定居在了布朗克斯，幹起了住宅油漆工的工作。他以前偶爾也幹過這種活，卻不喜歡。他現在甚至更不喜歡了，他開始討厭紐約，希望重新回到加拿大廣袤的土地上，享受自由的農村生活。一天在刷油漆時，他從腳手架上摔了下來，受了重傷，不久就去世了。
阿貝·羅森塔爾在布朗克斯上了小學和中學。他的父親死後一年，他的一個姐姐死於肺炎；後來年輕的羅森塔爾在城市學院上學時，他的二姐因為誤診而死於癌症；第三個姐姐在產後離開了醫院，也死掉了；幾年後，第四個姐姐又死於癌症。阿貝·羅森塔爾還記得自離開加拿大後他住過的每一個住處的地址，還記得家裡的錢越來越少，死去的人越來越多，住的房子也就越來越小。
在紐約城市學院，羅森塔爾為校園報紙工作。他沒有打算當記者，頭腦裡沒有任何確切的想法，但他在這個報紙裡幹得很好。有一個為《先驅論壇報》做紐約城市學院通訊員的學生應徵入伍後，羅森塔爾接手了這份工作。由於徵兵，為大都市報紙幹這些校園通訊員工作的學生輪換得很快，但羅森塔爾由於疾病不適合當兵，所以未受影響。在《紐約時報》的通訊員又離開後，羅森塔爾又辭掉了《先驅論壇報》的工作，開始為《紐約時報》工作，因為《紐約時報》給的工資多一點——一周12美元。1943年冬天的一個下午，羅森塔爾懷著緊張而敬畏的心情第一次來到《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他走過走道，坐在後邊的一個空桌子旁，從他的大衣口袋裡掏出一些涉及校園活動的筆記。但他非常呆板，竟不知道如何開始使用打字機。他只是直直地坐在那裡，眼睛看著大房間裡所有的人，他們看起來是專心致志的和陌生的。忽然間，他身後傳來一個陌生人溫和的聲音，一個戴眼鏡的瘦高的和藹的人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阿貝·羅森塔爾。」
「你現在做什麼？」這個人親切地問。
「我是城市學院的通訊員。」
「你需要打印紙嗎？」
「是的。」
「你知道從哪兒能找到打印紙嗎？」
「不知道。」
「紙就在那邊的那個箱子裡。」這個人說，然後走過過道，抓起一疊打印紙，放在了羅森塔爾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報道嗎？」
「不知道。」羅森塔爾說。
這個人向羅森塔爾說明名字應該排在左上角，並且要用一個詞概括報道的主題。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報道後要做什麼嗎？」
「不知道。」羅森塔爾說。
「你把它交給站在那邊的送稿生。」
羅森塔爾點點頭。
「順便說一聲，」這個人說，「我叫邁耶·伯格。」
「謝謝你，伯格先生。」
「叫我邁耶好了。」這個人說。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為《紐約時報》記者的校園通訊員、送稿生和職員的做法一樣，阿貝·羅森塔爾每個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參加教會事務，這樣他就能為《紐約時報》星期天版寫一篇關於布道的簡要敘述。有時羅森塔爾和大約其他八個人的這些報道會以精練的規勸和說教占《紐約時報》的半版還多，但除了那些進行說教的布道者和年輕的渴望報道說教的記者之外，這些東西是很少有人讀的。這些報道每一篇的長度很少超過五六段。儘管這些報道從來不署名，但《紐約時報》的宗教新聞編輯知道作者是誰。宗教新聞編輯分派任務，並且提醒記者們注意在教會報道中可能顯示出來的不虔誠的跡象。
許多後來成為《紐約時報》記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採訪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見報的。他們的每篇報道收入是三美元，這筆錢裡還包括從教會來回的交通費，以及對教會慈善募捐的表示——傳統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進第一次募捐的盤子裡，以避開第二次。
儘管能勝任對星期天布道的採訪只是《紐約時報》有抱負的人所面臨的眾多初步檢驗的一個，本身不像為「時報的主題」寫一篇文章或一篇編輯部短文——分別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麼有獨特的意義，但不勝任對布道的採訪卻後果嚴重。如果一個年輕人不能可靠地採訪一次教會布道，那麼編輯們就認為，他也許不能可靠地採訪任何事情——有時確實是這麼回事。錯誤拼寫了一個牧師的名字，布道的話引用的不對或者錯誤解釋了啟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惡。《紐約時報》有一個送稿生，希望採訪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參加教會事務，因為這樣就用不著捐款了。於是他提前半個小時來到教會，走到教堂邊上的牧師住所的門前，打算事先向牧師打聽一下布道的內容。但他拉響的鈴不是門鈴，而是火警鈴。鈴聲突然響起，擾亂了主日學校的一個班的課，孩子們都跑到了大街上。這招致了牧師的抗議，使得《紐約時報》的這個年輕人倒了大霉。
羅森塔爾的報道決不會引起這樣的憤怒。他勤奮又謹慎，決心不讓任何事故阻礙他走向記者隊伍的步伐。羅森塔爾在寫了幾篇優秀的關於城市學院校園生活的文章和幾十篇無可挑剔的關於布道的報道後，看到自己作為通訊員第一年寫的東西很少被文字編輯修改，於是有一天鼓起勇氣來找城市版主任，問問自己晉陞為記者的事情。羅森塔爾之所以敢去問，是因為他知道一個過去曾是哥倫比亞大學通訊員的姑娘現在有了一張記者證，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開來時被他偶然發現的。由於看到了她的記者證，羅森塔爾的競爭精神被激發起來。他靜靜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著城市版主任的每一個動作，等著合適的機會去接近他，既膽怯又興奮。後來，當城市版主任戴維·H.約瑟夫站起來穿衣服準備離開新聞編輯部時，羅森塔爾從椅子上跳起來，衝過走道來到約瑟夫跟前，不加猶豫地提出：我什麼時候會得到提拔？戴維·約瑟夫的反應既不震驚，也不抱有很大興趣，好像這個問題太微不足道了，沒有理由耽誤他回家吃飯。「你想成為職員，」約瑟夫漫不經心地說，「好的，你成為職員了。」接著約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轉身離開了房間，留下羅森塔爾傻呆呆地站在那裡，驚喜而懷疑地說不出話來。
21歲，成了《紐約時報》人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學。他還差四個學分就能申請學位了，但他覺得現在已經和《紐約時報》完全結成一體了，以致他和城市學院的關係似乎成了一種干擾。幾年後，羅森塔爾成為《紐約時報》最出色的年輕人，他被城市學院列為傑出校友，一位院長請他給學生們講演。羅森塔爾解釋說他還沒能夠畢業呢！這位院長說，如果羅森塔爾提交一篇論文的話，是能給他安排學位的。但羅森塔爾沒有時間寫論文，正忙於採訪聯合國的日常新聞，最終這位院長要羅森塔爾提交他在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羅森塔爾照辦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聯合國的文章，以此獲得了學位。
在這段時間，1950年，羅森塔爾發自聯合國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現在頭版上。他是從1946年開始報道聯合國活動的，當時特納·卡特利奇想看到對聯合國的一個代表在紐約市生活的特寫報道，向城市版主任表達了這種想法，羅森塔爾承擔了這項任務。特寫對象是蘇聯的安德烈·葛羅米柯。於是羅森塔爾一整天都跟著葛羅米柯，乘坐出租車跟在葛羅米柯的豪華車後面，不管到哪裡都跟著。幸運的是，葛羅米柯似乎沒有意識到羅森塔爾在跟著他——在這天下午進行觀光，繞著曼哈頓的大部分街區轉。羅森塔爾在一輛出租車裡追隨著他，記下了全部旅程，觀察葛羅米柯在哪裡停下他的豪華車，紐約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羅森塔爾的報道，是一篇寫得很漂亮的敘述性報道，卡特利奇對此感到很高興。它在《紐約時報》上佔了很大版面，並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張地圖，確切地顯示出葛羅米柯到哪裡旅行過。這篇文章使得羅森塔爾進入了《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辦事處。
當時，1946年初，聯合國的會場設在布朗克斯的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校園的臨時場所，離羅森塔爾和他母親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站地鐵。這是一個理想的任務——《紐約時報》給了聯合國的日常活動幾乎是無限的版面，意味著專題文章和照片像新聞報道和文稿一樣都能充分發表。羅森塔爾還幸運地碰上了自由的、不拘禮節的威廉·H.勞倫斯擔任分社社長。勞倫斯允許羅森塔爾進行許多重要報道，還可以寫關於這個千奇百怪的布朗克斯場面——如飄揚的旗幟、布魯克斯服裝、寬大的共產黨人的褲子、印度的絲製莎麗等等——的主觀印象文章。聯合國的成員先在布朗克斯校園，後來在長島的成功湖，似乎比後來更團結。聯合國後來於1951年遷到了它現在的總部，曼哈頓東河邊上的玻璃摩天大樓和光亮的綜合樓。這座摩天大樓把垂直狀態帶給了聯合國，把它分成了上千個小房間，把世界各地的為求團結而來到紐約的人分割開來。但在曼哈頓的這些建築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長島，聯合國是水平狀地分散在幾個較小的建築裡。代表們、他們的助手們和記者們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階上，都會有更多的交際和碰面。在羅森塔爾看來，聯合國似乎是一個自然而歡樂的地方。1946年安理會甚至在布朗克斯的一個體育館裡舉行了一些會議。在這些日子裡《紐約時報》的分社就安置在女子髮廊裡。正是在那裡，羅森塔爾第一次碰到了詹姆斯·賴斯頓。
羅森塔爾當時24歲，而賴斯頓37歲，是報社最受尊敬的和令人妒忌的一員。在羅森塔爾看來，賴斯頓似乎已經有了一切——成就、名望，而且身體健康；他邁著一個勝利者的步子走路，趾高氣揚。他的面色很好，甚至連牙齒也很好，一頭黑髮。他上大學時曾是運動員，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健壯體形，一度曾是贏得高分的高爾夫球手。據說，上一年，即1945年，賴斯頓說服了有影響的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去遊說共和黨，使其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當年，賴斯頓在採訪聯合國的舊金山會議時名聲顯赫起來，1944年他因報道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註：敦巴頓橡樹園會議（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指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勝利在望，為協調戰後國際關係，蘇美英三國在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的會議。由於三國在是否邀請中國參會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因此會議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蘇美英三國參加，就戰後聯合國的組織機構基本達成了協議，但安理會否決權和創始會員國資格問題沒有一致意見。第二階段，中美英三國參加，對聯合國組織問題做進一步討論。]而第一次榮獲普利策獎，正是這次會議為聯合國做了奠基。在喬治城會議——美國、英國、蘇聯和國民黨中國參加了——之前，賴斯頓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國各國的意見書，在會議期間他可以翻閱他的檔案，有根據地寫寫秘密的會議。不僅賴斯頓的記者對手被他的系列獨家新聞所驚奇，而且許多外交官也感到驚愕。蘇聯人懷疑是美國人把消息透露給了賴斯頓，而美國人則認為他是從英國大使館的一個朋友那裡獲得了資料。在給英國發出了一封提醒信後，在聯邦調查局著手調查這件事後，英國大使哈利法克斯勳爵拒絕會見賴斯頓，儘管他們兩人是朋友，英國人也的確沒有透露任何東西給他。哈利法克斯勳爵給賴斯頓解釋說：「我不想以失去美國國務卿的友誼為代價來保持我們的友誼。」賴斯頓的線人實際上是在中國代表團裡。中國代表團不滿意這次會議上的政治安排，因此願意和《紐約時報》合作。這證實了賴斯頓給記者們的一個教導：「你們應該去找那些不高興的傢伙。」
羅森塔爾用了八年時間採訪聯合國的活動。他寫了幾百篇關於重大問題和爭論、權力集團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寫了特裡格維·李和葛羅米柯，安東尼·艾登和伯納德·巴魯克，聯合國的盛大慶典和「小人物」——站在旁邊的為發言稿潤色的隨員，懂得各個民族髮式的理髮師；他還寫了他特別讚頌的一位印度代表貝內加爾·勞爵士。後來有一天貝內加爾爵士在回答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時對他撒了謊。這種謊言是世界上每一個高級外交官在此時或彼時無疑都會以國家安全為借口說出來的。但對於年輕的羅森塔爾來說，這是一種新的幻滅的體驗——傑出的有教養的貝內加爾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樣撒謊。羅森塔爾痛苦地來找他，告訴了他自己的想法。這位印度代表的確很遺憾，多少受到觸動，極力辯解說：「可是，阿貝，我是為了祖國的最大利益才對你撒謊的。」
「是的，」羅森塔爾尖銳地回答說，「為了我的報紙的最大利益，我不再問你問題了。」接著羅森塔爾說：「你可以用『無可奉告』來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貝內加爾爵士說：「因為你當時就會知道真相。」
在這一點上貝內加爾爵士無疑是對的。但羅森塔爾再不會這樣信任一個消息的來源了，儘管他和貝內加爾爵士的友誼很快恢復了。從此以後，當貝內加爾爵士不願意回答時，他就說：「無可奉告。」
對於任何一項任務來說，用八年時間也太長了。但出於某種不可明說的理由，儘管羅森塔爾極力爭取，但他還是沒能轉到《紐約時報》的一個海外分社。彷彿有某個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像不出有任何理由這樣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這並沒有使他煩惱，因為在聯合國有各種各樣的令人激動的事情。有時在聽了一整天的外語和外國口音，看了各種各樣的習慣並報道了關於遙遠的衝突的講演和爭論之後，羅森塔爾覺得自己的確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羅得西亞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別想去的印度。印度當時在聯合國有一個有趣的代表團，不僅貝內加爾爵士，而且許多其他人都有趣。羅森塔爾從一開始就被他們所吸引，對他們的歷史和文化、他們的社交風格和宗教、他們同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的關係越來越著迷——實際上這個地區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會使羅森塔爾腦海裡浮現出想像中的異國情調，如班加羅爾、孟買、加爾各答、加德滿都、烏塔卡蒙德、特拉凡哥爾、開伯爾山口。1954年，在羅森塔爾進入《紐約時報》十年並終於成為《紐約時報》駐印度的記者後，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為寫一篇註明地點的報道：發自開伯爾山口。幾年後，在他離開印度並在波蘭提高了他的名氣之後，羅森塔爾終於發現了他為什麼用了那麼長的時間才成為駐外記者的原因。這個發現使他感到震驚。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魯森和C.L.蘇茲貝格——他們當時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起乘車去日內瓦時得知內情的。在去採訪日內瓦的外交部長會議的途中，他們很高興互相為伴，享受著美麗的風景。談話非常活躍，而且經常被羅森塔爾提醒格魯森開車不要太快所打斷。接著，突然地，事先沒有準備地，賽勒斯·蘇茲貝格把話題轉換到對1948年羅森塔爾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嚴肅反映上。羅森塔爾那一年作為《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辦事處的一員來到巴黎，幫助採訪聯合國大會。一天下午，羅森塔爾回到他的賓館房間，發現一張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屜裡不見了。他氣憤地向看門人報告了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來這張支票，他就從他的賬單裡扣除這筆錢。看門人同樣生氣，給《紐約時報》的巴黎辦公室打了電話，並且把年輕的羅森塔爾的武斷做法報告給了賽勒斯·蘇茲貝格。
蘇茲貝格沒有忘記這件事，現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兩個同事去日內瓦，他似乎想從他的腦子裡擺脫一件令人煩惱的事情，最終他這樣做了：他對羅森塔爾承認，羅森塔爾之所以在紐約的聯合國辦事處待了那麼多年，是因為他的緣故。他解釋說，在巴黎的早些日子裡羅森塔爾似乎是那種會在海外引起麻煩的人。蘇茲貝格漫不經心地承認，他的判斷太刻薄，顯然是錯的，現在他願意告訴他的朋友羅森塔爾1948年那次賓館事件的後果。
羅森塔爾聽了後，回想起在紐約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項海外任務的情景，感覺到內心的憤怒情緒在膨脹。他也想到，如果賽勒斯作為海外君主的影響繼續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話，自己也許根本不會成為一個駐外記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國賓館那種愚蠢的有點衝動的行動，意識到它的後果，羅森塔爾有了一種既噁心又憤怒的發暈感覺，以致他簡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說勉強壓制住自己的情緒，直到他們到達日內瓦。
特納·卡特利奇於1962年春來到東京，觀察了羅森塔爾對放棄記者生活、接手《紐約時報》城市版建議的反應。羅森塔爾感到受寵若驚，他沒有做出承諾，但表現出了興趣。他想像自己是《紐約時報》城市版的主任，一個在新聞、工作人員、紐約精神之間起促進作用的人物；一個有更多社交的人，會認識紐約的政治家和商人，藝術家和作家；一個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裡最重要的報紙上激發和鼓勵記者的人物。他告訴卡特利奇，是的，這個提議有吸引力。
他多年沒有生活在紐約，也許是一種優勢——他會以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城市，不會被新聞編輯部的傳統方法所影響。羅森塔爾意識到，紐約的記者在駐外記者不受限制的一些方面卻受到了限制——紐約的大多數記者要麼是專家，要麼被城市組安排進行每天的採訪；而駐外記者在不採訪重大新聞時，一般是自己選擇自己的題目。羅森塔爾還認為，紐約記者給自己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他極力證明他們缺乏創造性和想像力應歸咎於這種「體制」。也許羅森塔爾能改變這種消極的態度，能使記者們像開發海外城市一樣開發紐約。羅森塔爾相信，曼哈頓或布朗克斯的人正在做的和思考的東西像仰光或阿克拉的人正在做的和考慮的東西一樣有趣。甚至想要改變新聞編輯部的「體制」或工作人員對它的態度的事情並不容易，但這很具有挑戰性。在卡特利奇看來，羅森塔爾是樂觀的，因此卡特利奇對他抱有希望。
在他們在一起的時刻，卡特利奇對羅森塔爾的所有想法印象很深，只有一種想法除外。羅森塔爾認為，如果他成為紐約的編輯部主任，他希望不僅控制新聞編輯部從事一般任務的各種記者和專家，而且還要管轄批評家和文化新聞記者，這些人最近在靠三層新聞編輯部西邊的牆後組成了一個獨立的單位。這個單位在新聞編輯部裡被戲稱為「文化峽谷」。它的居民包括這樣一些人，如戲劇批評家霍華德·陶布曼、音樂批評家哈羅德·捨恩伯格、藝術批評家約翰·卡納迪、電視批評家傑克·古爾德、電影批評家博斯利·克勞瑟以及像薩姆·佐羅托夫、理查德·謝潑德、路易斯·卡爾塔這樣的記者，還有其他幾十個人。多年來這些人員都是在城市組領導之下，但1962年初，特納·卡特利奇努力破除龐大的紐約官僚機構，改進文化報道，使他們脫離了城市組的管轄，讓一個只對主編負責的助理編輯領導他們。現在羅森塔爾提出，如果他負責紐約人員的話，他希望他也能負責「文化峽谷」。紐約的文化、種族和政治生活是他設想的一體化報道的所有部分，羅森塔爾認為，把文化人員從紐約組主任的領導範圍裡分離出來，會減弱現在請求他考慮的這個工作的意義和可能。羅森塔爾知道，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要建帝國大廈。然而，他告訴卡特利奇，如果想要操縱帝國，他寧願高興地留在東京，管理他那只有一個記者——他自己的分社。但如果指望他接手紐約的這個重要工作，那麼他就期望得到必要的條件來實現他在這個職位上的目的。
羅森塔爾當時沒有向卡特利奇顯示出他不願意放棄寫作，或者更具體地說，他想在某一天為社論版寫專欄的秘密野心。賴斯頓和克羅克在華盛頓都寫專欄，賽勒斯·蘇茲貝格在歐洲寫專欄，羅森塔爾已經非正式、非官方地和約翰·奧凱斯討論過寫一個叫作「亞洲」的專欄的想法。但如果羅森塔爾成了紐約城市版主任，他寫專欄的夢想也就泡湯了。
卡特利奇離開了東京的羅森塔爾，沒有承諾提供給他紐約的職位，羅森塔爾也沒有保證如果提供這個職位的話，他會接受它。卡特利奇計劃繼續去台灣、香港、馬尼拉、西貢、新加坡、曼谷，然後是德裡。他要羅森塔爾再多想想紐約的職位，並且提出如果羅森塔爾到德裡和他碰面的話，他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一下。
幾周後，羅森塔爾飛到了德裡，試探性地提出，他想試試紐約的職位。卡特利奇很高興，顯然這個職位就是他的了。雖然羅森塔爾沒有堅持一開始就把文化人員置於他的控制之下（後來他將對其施壓），但他表明了想成為一個專欄作家的秘密野心，卡特利奇以痛苦和討厭的心情接受了這項條件。卡特利奇仇恨專欄，稱它們是報紙事業的「惡性腫瘤」。他寧願要一種只有新聞，寫得漂亮並得到很好解釋的新聞的報紙——沒有任何專欄，因為專欄使得記者在經常沒有什麼可說的時候整天無病呻吟，浪費寶貴的版面。卡特利奇極力推銷說，如果羅森塔爾把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傾倒在編輯工作上，他每天都會有不止一篇署名文章——40篇、50篇署名文章：羅森塔爾每一個下屬的每一篇報道都代表著他羅森塔爾的一部分，他每天晚上都心滿意足，每天早上都有新的挑戰，除非親身體驗，這是羅森塔爾很難想像到的事情。卡特利奇在結束談話時強調，他非常迫切地等著羅森塔爾完成東京之行，在紐約開始他新的生涯。
後來，在卡特利奇回紐約之前，他和羅森塔爾討論了其他問題，特別是《紐約時報》畢竟會有一個新專欄，賴斯頓在華盛頓的同事拉薩爾·巴克爾的專欄。卡特利奇在說這件事時極力不去看羅森塔爾的臉，但他知道，假如他把一桶牛糞潑出去，羅森塔爾的表情仍會是不聞其臭。
回到紐約後，卡特利奇專心於一項新的冒險——開辦《紐約時報》的西部版。這個版準備於1962年10月1日開始在洛杉磯出版，代表著《紐約時報》想成為美國第一家真正的全國性報紙最雄心勃勃的嘗試。西海岸的大多數大報都是脆弱的，至少在紐約是這樣認為的。經過多年的思考，《紐約時報》現在有了信心和電子裝備來大規模地入侵加利福尼亞的新聞界了。它的主要武器是高速的傳送機，能夠以每分鐘1000個詞的速度把已經在紐約編好的報道傳送到洛杉磯的新聞編輯室。在洛杉磯，《紐約時報》有一個由90人——管理者和技術人員、廣告和發行人員——組成的團隊，會把報紙印出來，分發到整個西海岸。在幾個月內，西部版會為《紐約時報》吸引十萬個新讀者，或者說這是《紐約時報》48歲的業主奧維爾·德賴富斯所希望的。
這將是德賴富斯自1961年春天繼承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以來著手的第一項重大的事業。德賴富斯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管理者。他耐心而保守，是一個寬肩膀、多少有些粗壯的人，有著非常和善的面孔和濃密的眉毛。在1941年7月與瑪麗安·蘇茲貝格結婚後，他曾對加入《紐約時報》感到猶豫。他在華爾街幹得很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除了高貴和飛黃騰達的感覺，任何通過同《紐約時報》家族聯姻參與《紐約時報》的人都時不時會感到受限，覺得自己失去了男子氣概——這是奧克斯之家女婿的綜合征。和奧克斯的這一後代結婚不會是輕鬆的，他的這些外孫曾在希蘭代爾玩耍，受到奧克斯的溺愛，在他的寵愛之下生而為富人。德賴富斯想娶瑪麗安·蘇茲貝格，但他不敢保證他是否想要這種婚姻帶來的一切——對《紐約時報》的義務，她母親伊菲吉妮·蘇茲貝格謹慎冷靜的眼光，以及那一大群姻親，大家族中的保姆和時刻觀察他人意願的目光。
德賴富斯對《紐約時報》的抵制達六個月。直到他結了婚並且在《紐約時報》干了差不多八年，他才最終決定賣掉他在交易所的席位。到那時，他已是蘇茲貝格的助手了，自覺或不自覺地倣傚了蘇茲貝格的風格——更確切地說，他們在風格上是天生相似的。他們都是可靠的人，非常堅定，都是從事紡織品行業的事業興旺的德國猶太人家庭在紐約培養的家教嚴格的兒子；他們都是從霍勒斯·曼學校進了常春籐大學，在大學裡都是好學生和優秀的游泳選手，著裝有品位，舉止文雅。在德賴富斯加入《紐約時報》後，顯然他很容易跟蘇茲貝格合得來。德賴富斯是英俊的（蘇茲貝格幾乎不能容忍一個女婿不英俊——特別是想娶他最漂亮的女兒瑪麗安的女婿），德賴富斯既不粗魯、放肆，也不傲慢。有一次，有人要他列舉幾個決定他事業的因素，德賴富斯寫道：「娶《紐約時報》業主的女兒。」蘇茲貝格喜歡他；像蘇茲貝格一樣，德賴富斯致力於擴大奧克斯的報紙，同時又不歪曲它的本質。像蘇茲貝格在1949年靠出版一個歐洲版把《紐約時報》的聲音擴展到了大西洋彼岸一樣，現在德賴富斯也希望把它向西擴張到太平洋。1962年之前進行的調查和檢驗都是令人鼓舞的，德賴富斯樂觀地認為，《紐約時報》的西部版會成為一個至高無上的成就。他把它叫作「往西去啊」計劃。
在實施西部版計劃期間，德賴富斯在14層的首席執行官是艾默裡·豪·布拉德福德，《紐約時報》的副總裁和總經理。布拉德福德於1947年加入報社，當了蘇茲貝格的助手。他是伊菲吉妮·蘇茲貝格介紹給業主的，伊菲吉妮·蘇茲貝格是從布拉德福德的姻親羅斯柴爾德家族那裡瞭解到布拉德福德的資歷的。布拉德福德是個高個子，有金黃色的波浪式的頭髮，有一種自信的氣質，這種氣質能觸犯一些人，但也能給另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像蘇茲貝格家一開始那樣，德賴富斯也對布拉德福德有好印象。關於布拉德福德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他看起來在每一種事情上都很擅長。在加入《紐約時報》之前，他在紐約同戴維斯、波爾克、沃德韋爾、森德蘭和金德爾一起經營律師事務所。他1943年作為二等兵參軍入伍，後來當上了軍事情報部門的上尉，退伍後不久進入華盛頓的國務院工作。布拉德福德是耶魯大學和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學院的畢業生，他在《紐約時報》社裡晉陞迅速：1954年是公司的秘書，1955年是董事會的成員，1957年是經營經理，1960年是總經理。他還是《紐約時報》等級制度中的一個新教徒，在猶太人管理者覺得根本不受歡迎的那些社交小圈子裡，他能很好地代表報社。
儘管他在《紐約時報》裡的工作處在公司的最高層次上，但他偶爾也到三層進出卡特利奇的辦公室。他似乎個子太高，頭幾乎要擦著門框了，但他從來沒撞到門框上，也沒有像有些高個子那樣下垂身子。艾默裡·布拉德福德進出的動作總是完美的，他直挺挺地走路，抽著他的煙斗，穿著一件暗色細條子花紋的套裝，非常顯眼。一天一個年輕人以類似的走路方式進入了新聞編輯部：這就是布拉德福德的兒子，一個個子很高的喬特中學學生。他來到西奧多·伯恩斯坦的辦公室抱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報道。報社的一個體育記者在寫的一篇特寫報道中以一種多少有點居高臨下的態度提到喬特中學，這位年輕的布拉德福德想知道為什麼以這樣的方式來描述喬特中學。伯恩斯坦不能做任何解釋，便用城市版編輯桌上的麥克風召喚那位體育記者。過了一會兒，那位體育記者出現了，這個單薄的十幾歲的孩子，穿著一件花呢夾克向前走了一步，在進行介紹之後，年輕的布拉德福德提出了他的問題。這位體育記者迅速回答說，根本沒有打算對喬特中學不尊敬，於是沉默下來。伯恩斯坦放心地對布拉德福德笑了笑，然後向這位體育記者表示感謝，體育記者轉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年輕的布拉德福德的提問權利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
在《紐約時報》的這些日子裡，任何人都不想和姓布拉德福德的人發生衝突，包括特納·卡特利奇。一天卡特利奇聽了一個助理編輯對西部版應該有多少新聞預算的估價，卡特利奇陪這位編輯上樓去艾默裡·布拉德福德的辦公室，想讓他批准這個數字。這位編輯似乎對向布拉德福德講起這些數字感到為難，但卡特利奇說：「瞧，如果你認為這是我們絕對需要的，那麼我們就上樓，去爭取。」然而，布拉德福德在研究了這個預算單之後，搖搖頭說，它還能夠減少2.5萬美元。卡特利奇說，他看過這些數字，檢查過它們，認為這個數字是合理的。
布拉德福德突然發了火。
「我很忙，」他厲聲說，之後不再進一步討論這件事。
卡特利奇轉身離開了布拉德福德的辦公室。
「好吧，」這位編輯在走廊上和卡特利奇說，「我現在應該做什麼呢？」
卡特利奇臉色因氣憤和恥辱而發青，他盯著這位編輯說：「按他說的做！」
德賴富斯直接派來監督西部版的代表不是艾默裡·布拉德福德，而是14層的另一個級別稍低的管理者，他的名字是安德魯·費希爾。費希爾不像布拉德福德，在三層沒有什麼名氣——既不好，也不壞。實際上不是所有人，只是一些人知道他，那些為數不多的知道他的人說，他實際上是難以把握的。這並沒有嘲笑的意思——他們真的不能理解他。以前從不知道報社哪個管理者像安德魯·費希爾，因而缺乏比較的標準，他們不得不注意費希爾明顯的興趣。他對計算機的入迷，使得同事們用模糊的科學術語來理解他。他們暗示，他是一個未來主義的人物，是一類空間時代的管理者的先驅，他也許有一天會把時報大樓改變成一個14層的機器人。然而，在這種玩笑中，《紐約時報》較老的人對報紙現在的趨勢有一種嚴肅的越來越強烈的關心：報紙正趨向於提高無人工作的效率；依賴成本昂貴的計算機而不是有經驗的政治記者來進行選舉之夜的預言；電子印刷機將在西部版上使用。不管合適不合適，安德魯·費希爾多少作為所有這一切的一個象徵而出現了。儘管他已經在《紐約時報》15年了，但他們對他所知甚少。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遠離新聞編輯部的地帶工作的。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商學院和阿默斯特大學，在軍隊裡從二等兵當到了上尉。1947年他27歲時開始在《紐約時報》的經營部工作，在朱利葉斯·奧克斯·阿德勒的手下。他研究過現代技術中的勞工問題和遙遠未來的公司方案。在20世紀50年代，費希爾把相當多的時間用在了報社在曼哈頓西邊林肯中心後邊新建的工廠——在這個工廠裡要處理一些印刷工作，但主要是為21世紀的《紐約時報》摩天大樓總部打下基礎。如果真像轄區神職人員和社會改革家早就預言的那樣，時報大樓現在所在的第四十二街地區遲早要成為一片廢墟。
1960年，安德魯·費希爾成了艾默裡·布拉德福德的助手。自阿德勒將軍1955年去世以來，布拉德福德在14層越來越有權力了。費希爾和布拉德福德儘管不相似，但能相容。布拉德福德是一個情緒化的、做事決斷的人，而費希爾是一個平靜而具有控制力的人，但他也是友好的和容易接近的。他具有全美國都熟悉的一個保養很好的宇航員的樣子——一個雖瘦但強壯的臉，藍色的眼睛，整齊梳理的灰髮，在笑時會露出一排整齊的白牙。安德魯·費希爾是裡士滿本地人，一位弗吉尼亞婦女的獨子。這位婦女對她的祖先和喬治·華盛頓間的聯繫頗為自豪。費希爾的語言充滿了新技術術語——他說過「做事情的最佳方式」和某些人「可怕的指數」，他表現出對報紙的「新聞界替代綱領」和它的「信息檢索」、「定價哲學」的熱情。儘管《紐約時報》的一些傳統主義者把費希爾看作是一種去人性化過程的一部分，但費希爾卻自認是《紐約時報》傳統的保護人：如果奧克斯的基本原理要貫徹到21世紀的話，《紐約時報》就必須跟上變化著的世界的腳步，必須調整和擴張——在說到這種擴張時，費希爾談到了「衛星工廠」。
安德魯·費希爾通過電子眼和無線電路來發射新聞的設想，準備在1962年底在加利福尼亞的海岸實施，即「往西去啊」計劃。這意味著金錢上的巨大投資和名聲上的風險，但德賴富斯、布拉德福德和蘇茲貝格夫婦批准了這個計劃，這就行了。
至於1962年的特納·卡特利奇，則在極力維護現狀。儘管他不時發現奧維爾·德賴富斯相當冷淡，但他和這位新業主相處得很好。卡特利奇意識到，當德賴富斯有重要事情要討論時，經常請教賴斯頓。伊菲吉妮·蘇茲貝格把賴斯頓當作家庭的一員，一個想像中的女婿，德賴富斯會盡可能地讓賴斯頓高興。當很有才能的拉薩爾·巴克爾開始厭倦報道，嚴肅考慮退出《紐約時報》去《巴爾的摩太陽報》當專欄作家時，賴斯頓予以了回絕。他和德賴富斯交換了意見，德賴富斯邀請巴克爾來紐約，開始為他提供一系列重要的海外採訪任務。他先後為巴克爾提供了印度和羅馬分社的職位，巴克爾無動於衷。當提到倫敦分社時，巴克爾有了興趣，但克利夫頓·丹尼爾告訴德賴富斯，倫敦分社已經許諾給了當時正在波恩的悉尼·格魯森。最終，德賴富斯提出了在《紐約時報》的社論版為巴克爾增設一個專欄的建議，但約翰·奧凱斯不想要這個欄目。德賴富斯迫使奧凱斯給巴克爾一個當專欄作家的機會，佔據了半個世紀以來為「時報話題」保留的版面。奧凱斯勉強同意了，拉薩爾·巴克爾的專欄在1962年開辦，叫作「觀察家」。然而，當它第一次出現時，巴克爾的署名並沒有放在上端。相反，奧凱斯把巴克爾的名字用小號字放在了底部。如果巴克爾失敗的話，或者如果奧凱斯想用各種各樣的撰稿人替換他的話，把他的名字抹去也可能不引起人們懷疑。但在巴克爾出了幾個月的高質量的文章和諷刺作品之後，奧凱斯最終對他作為專欄作家給予了充分認可，並且把他的名字放到了上面。
不像賴斯頓，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說不會親自介入個別職員的個別事情。賴斯頓能夠在他華盛頓的較小的隊伍裡當家長、當個人主義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問題太龐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這個人是卡特利奇極力管理的更大計劃的一部分，否則他是不會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權力集中到紐約，在1962年底他發佈了一個公告，打算剝奪《紐約時報》海外分社最後的前哨基地。他決定讓已經在歐洲的首都各據一方的三個分社社長輪換調防：把德魯·米德爾頓從倫敦調到巴黎，把羅伯特·多蒂從巴黎調到羅馬，把悉尼·格魯森從波恩調到倫敦。
德魯·米德爾頓對於這個公告很不滿。他已經當了九年的倫敦分社社長了。他是一個親英派，一個俱樂部會員，在報紙的圈子裡他以「德魯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國、德國和其他地方工作過，但倫敦是他的精神家園。他是在1939年作為一名美國年輕記者到倫敦的，是一個為美聯社工作的25歲的體育記者。他像賴斯頓一樣，從採訪體育界的英雄史詩轉向採訪戰爭中的英雄史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米德爾頓的前線報道不僅贏得了新聞獎勵，而且也贏得了英國政府的一枚勳章。部分由於他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友誼，蘇茲貝格喜愛的城市也是倫敦，米德爾頓在1953年設法回到倫敦當了主任，擠掉了克利夫頓·丹尼爾。丹尼爾也想去倫敦，卻被派到了波恩。現在米德爾頓又被命令去巴黎，對大多數記者來說這是一個愉快的差使，但米德爾頓既不精通法語，也不喜歡法國人。不過他會去的，只是不會高興。
羅伯特·C.多蒂在巴黎待了五年後被調到羅馬，但他不同意。他和紐約之間很快通了一系列的熱線電話，這已經成了新聞編輯部的話題。多蒂是一個優秀的記者，文章寫得漂亮，也滿足於留下來永遠當記者，拒絕去羅馬取代日漸衰老的67歲的阿諾爾多·科特西「公爵」。科特西儘管不情願，也是要退休的。多蒂的理由很私人。他自1950年以來一直在《紐約時報》工作，在接手巴黎的分社之前，他在北非、中東和法國當記者，自願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在開羅和大馬士革、巴格達和德黑蘭、敘利亞和利比亞和索馬裡蘭之間追蹤報道。卡特利奇現在可以因為多蒂拒絕去羅馬而解雇他，他想不通竟有人拒絕去羅馬，要不他就要讓多蒂在《紐約時報》的生活成了不幸。但不管卡特利奇做什麼，顯然在這個時候他不打算把多蒂趕到羅馬。所以卡特利奇給他回電話，安排他回紐約總部，派米爾頓·布拉克去羅馬替換科特西。
這次分社社長輪換中涉及的第三個人是悉尼·格魯森，他很高興去倫敦，為此卡特利奇很感激。這個差使讓格魯森又回到了他像他的許多同事那樣剛當記者時去過的城市。他第一次去倫敦是在1943年，是為加拿大新聞社工作。他是一個在都柏林出生的活躍的年輕記者，一天晚上在一次聚會上同一個上司打起來，導致他第二天辭去了加拿大新聞社的工作。於是格魯森去找他在《紐約時報》的朋友克利夫頓·丹尼爾。他是在丹尼爾為美聯社工作時認識他的——美聯社在倫敦的分社當時和加拿大新聞社的分社同在路透社大樓的同一層。丹尼爾對《紐約時報》的分社社長談了格魯森的情況，1944年6月格魯森加入了《紐約時報》的倫敦分社，一周掙75美元。
現在是1962年，他掙的錢已經是這個數額的五倍，並且知道自己還會掙得更多，所以格魯森期待著去倫敦，這個城市比起過去的四年他所在的波恩更適合他精緻的口味。格魯森不僅喜歡採訪這個世界，而且還喜歡在這個世界生活、享受，只要有可能就在時髦的地方和時髦的人沉溺於奢侈。但這種明顯輕薄的態度和他在墨西哥養了賽馬的傳聞、他對美酒的愛好、他對那位打聽他秘密野心的女士的回答（「我喜歡成為完美的週末客人」），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他除了是第一流的記者，還有另一個野心。1962年格魯森非常想成為一個美國公民。弗朗西斯·沃爾特和肯尼思·基廷已經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提出了一項特別提案，審理格魯森的居住權請求。如果這個提案被通過，格魯森馬上就能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宣誓效忠。但這個提案正受到阻礙。他不知道誰在阻礙它，但他有一些懷疑——這是他藏在心裡的想法，因為把它們表達出來會使他被指責為有偏執狂般的高傲。但他有時真的相信，這個提案受到阻礙是出於肯尼迪總統本人的命令。
只有對那些低估了肯尼迪對新聞界的興趣的人來說，這看起來才是荒謬的。肯尼迪有時會用相當長的時間來表明他對某些批判性的記者所感到的不愉快。1962年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認為，肯尼迪總統對格魯森發自波恩的報道是不滿的。1961年春天，格魯森把新政府對德國的政策描述為缺乏策略的，認為這一政策是企圖讓美國不要太依賴於康拉德·阿登納總理和德國人，並且說如果這一政策成功實行的話，會在德國引起嚴重的反應。肯尼迪被激怒了，對華盛頓的另一個記者抱怨說，他不能「理解一個猶太人竟為德國人說話」。格魯森的其他報道也使總統感到窘迫。當羅伯特·F.肯尼迪訪問巴黎，被介紹給《紐約時報》的羅伯特·多蒂時，有人旁聽到肯尼迪評論道：「我希望他不要像那個雜種格魯森。」
所以，當白宮新聞秘書皮埃爾·塞林傑在波恩時，格魯森和其他美國記者被美國大使館官員邀請參加塞林傑的酒會，但格魯森拒絕了，向邀請的主人顯示出他對肯尼迪扣壓他的公民權的懷疑——他承認自己是半信半疑的，然而又確信肯尼迪這號人能幹出這種事情。
在塞林傑到達的那天晚上，格魯森在家裡接到了大使館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說塞林傑想去格魯森家，討論一下這件事情；塞林傑的確這樣做了。塞林傑嘲笑了格魯森認為總統會做拖延這個提案通過的事情的想法，但他承諾第二天和總統通電話時說說這件事情。根據格魯森後來從大使館的朋友們那裡聽說的情況，塞林傑努力這樣做了，很快這件事情在華盛頓引起了肯尼迪助手的密切關注。他們發現，使這個提案遇到障礙的不是白宮能影響的人，而可能是詹姆斯·O.伊斯特蘭參議員手下的勢力。這個密西西比人在1955年和1956年專門委員會調查共產主義和新聞界期間就顯示出了對《紐約時報》的興趣。把伊斯特蘭在50年代同《紐約時報》的世仇同1962年伊斯特蘭和格魯森的關係聯繫起來，純屬猜測，不能證明伊斯特蘭對拖延格魯森的提案有哪怕一絲一毫的興趣——他甚至不知道格魯森是誰。但無論如何，格魯森的提案很快鬆動了。1962年9月，它在兩院很快通過了，悉尼·格魯森成了一名美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