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特納·卡特利奇去了蘇聯。這是一次既能拿到獨家新聞，又能名正言順離開辦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沒有想到尼古拉·赫魯曉夫會給他一次專訪機會。蘇聯正在發動它所謂的和平攻勢，最近打出的一個標題是“莫斯科的晚會是黨的新路線”。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應，給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給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羅米柯等人發了海底電報，並在4月28日晚從紐約乘坐飛機去哥本哈根，然後轉乘一架蘇聯飛機，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機場受到了《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威廉·喬登的迎接。喬登告訴他，今天有一個盛大的接待活動，是日本大使為慶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個賓館裡舉行。所以他們就去了，在那裡卡特利奇見到了赫魯曉夫。
在一個大而擁擠的房間裡，卡特利奇看見了赫魯曉夫。他是一個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豬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記者團團圍著。卡特利奇還注意到在房間的另一端有個粗壯的人物，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他站在長桌旁，桌子上是髒盤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過的杯子以及在宴會上被弄皺的桌布。布爾加寧也被一些人圍著，但人群比赫魯曉夫的小一些。布爾加寧微笑著，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認為，他的舉止和一個在肯塔基德比賽馬會後舉行的聚會上的肯塔基上校[註：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頒發給為該州做出貢獻的個人的榮譽稱號。]沒有什麼不同。分社社長喬登，會說俄語和一點兒日語，領著他走向布爾加寧的圈子，並做了介紹。布爾加寧鞠個躬，伸出手，歡迎卡特利奇來到蘇聯。說了一番幽默輕鬆的話後，布爾加寧提議祝酒，他轉身取了一個瓶子，但酒已經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著一瓶伏特加跑過來，布爾加寧和卡特利奇舉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這個時候，赫魯曉夫出現了，步子輕快，臉色紅潤，布爾加寧把他介紹給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時他沒有提出採訪的請求，但這是一個好兆頭，在接下來的一周裡就更好了。在一次聚會上，一位蘇聯官員向卡特利奇敬酒說：“祝《紐約時報》一切都好，”並且說：“當然，我認為對《紐約時報》最好的事情和你認為對《紐約時報》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這就是差別。”
在觀看了五一節遊行和到基輔和列寧格勒做了走馬觀花的旅行之後，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採訪要求已經被赫魯曉夫接受。赫魯曉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宮。採訪前的夜裡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經有了一個問題清單，這是他在紐約的索爾茲伯裡、丹尼爾和莫斯科的喬登的幫助下準備好的。第二天，在蘇聯外交部一位新聞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時間和喬登一起來到了克里姆林宮。當他們被領進赫魯曉夫的辦公室時，赫魯曉夫從他的桌子後面跳了起來，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導卡特利奇走到一張長木桌旁，請卡特利奇坐在一張挨著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過一個坐在桌頭的翻譯說，他來蘇聯不是要爭議什麼事情，而是要瞭解赫魯曉夫的觀點，然後把它們傳達給《紐約時報》的讀者。卡特利奇解釋說，他負責《紐約時報》的“事實的”方面，和“編輯的”方面沒有什麼關係。這種區別是赫魯曉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這對於經營一家報紙來說無異於發瘋。他對卡特利奇提出按問題進行採訪。這次採訪持續了兩個小時，採訪過程中洋溢著對美國友好的口氣，和平共處的希望，並且提到了蘇聯的力量。這次採訪再次證明了赫魯曉夫已經表明要反對斯大林主義。卡特利奇通過《紐約時報》直接把反斯大林主義的信息傳遞給華爾街的資本家和華盛頓的政治家。
隨著採訪繼續下去，赫魯曉夫似乎興奮了起來，自由地做手勢，滔滔不絕地回答問題。卡特利奇在等著翻譯時，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極力提醒自己注意這個場合的重要性，讓自己記住，他現在坐在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面前是這架機器的總工程師，一個能對維護和平或毀滅世界有重大影響的小個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這一點。他承認這是一個事實，但他根本感覺不到它。也許是因為距離的缺失。這個與共產主義一號人物面對面的會面沒有給想像的自由發揮、新聞闡釋、電視幻覺——那一系列能夠製造恐怖遊戲的信息裝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間，而這些裝置和策略確實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歲月造成了舉國上下的猜疑；確實在核彈危機時將樂觀主義者全部趕進了防核塵掩體，將他人趕出了城市；確實在伊斯特蘭聽證會時撼動了《紐約時報》自身的平衡。在克里姆林宮，卡特利奇能聽得見赫魯曉夫的呼吸，看得見他的藍眼睛、紅臉龐和粗脖子以及勞動者的雙手，並且知道，如果換上合適的打扮，將那個週六下午的場景安插在某個密西西比小鎮的法院廣場，赫魯曉夫也並不會顯得離奇——在這裡，卡特利奇一直聽說的共產主義威脅的險惡的幽靈並沒有使他感到警覺，卡特利奇沒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靜或被打動。他什麼都感覺不到了，他已經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幾個月後，他還在極力分析這種反應缺失的現象。
採訪結束後，赫魯曉夫站起來，又和卡特利奇握手，表示祝願。赫魯曉夫說，他喜歡繼續採訪，但現在他不得不出去會見蒙古代表團。他提到了訪問美國的可能性，但又笑著說，作為一個旅遊者他不印下指紋就不能去美國，他不喜歡這樣。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國防部認證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紋，解釋說在美國沒有人會對為這些文件印上指紋而生氣。
“那麼你一定是個罪犯了。”赫魯曉夫笑著說。然後赫魯曉夫和卡特利奇、喬登以及蘇聯新聞助手一起穿過外辦公室進入走廊，在那裡赫魯曉夫與他們道別，摘掉他的小帽子示意，搖搖晃晃地走了，說：“去見蒙古人。”
卡特利奇在回紐約的路上訪問了《紐約時報》的其他分社，他很快和他自己政權的現實重新合為一體。《紐約時報》的記者，一個老朋友，提醒卡特利奇兌現他許諾過的大幅度地漲薪一事。卡特利奇說他沒有忘記這事。但這位記者也許懷疑要等很長時間他才會再得到主編的全方位重視，所以迫切要求解決這個問題。在和卡特利奇喝了一陣子酒後，談話開始直接涉及個人問題。這位記者指責老朋友卡特利奇使他非常失望，拋棄了他。接著一件預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也許是由卡特利奇的旅途疲勞或者酒精或者其他難以解釋的因素促成的，卡特利奇的眼裡流出了眼淚，突然釋放出摻雜著誠實和敵意的公開的情感，承認他在紐約感覺到的挫折。卡特利奇說，提高工資沒有兌現的理由是預算被業主辦公室凍結了。看起來這既不是蘇茲貝格的決定，也不是奧維爾·德賴富斯的決定。德賴富斯44歲，已經成了紐約時報公司的總裁。蘇茲貝格仍然是業主，但他在這一年感覺不很好，出現一些反覆性中風的徵兆。在65歲時，他決定把更多的權力交給他的女婿和繼承人。
《紐約時報》仍然每年都營利——實際上自奧克斯買下它以來，公司每年都有贏餘。但報紙生產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經濟衰退，已經減少了《紐約時報》的利潤。自蘇茲貝格家族遵循奧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潤重新投入經營以來，利潤從來都不像外人普遍認為的那樣多。在報社內部有一個關於經營的笑話，說所掙的大部分利潤不是來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報紙，而是來自奧克斯於1926年在加拿大買下的一家造紙廠42%的紅利——生產沒有字的紙張比有字的報紙更賺錢。多倫多的雲杉瀑布電力和紙張有限公司供應著《紐約時報》的三分之二的紙張，在最近幾年已經佔了《紐約時報》公司總利潤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來自廣告，但在1957年這種收入減少了，主要是因為經濟衰退，衰退使得來自招聘廣告的收入損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間，利潤減少了62.4245萬美元，這意味著《紐約時報》的稅後純收入只有146.281萬美元——《紐約時報》的海外記者們認為這個數字不是不漲工資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對此無權做任何事情。
儘管卡特利奇和德賴富斯的關係是熱情友好的，但這種關係同賴斯頓或《紐約時報》副總裁艾默裡·H.布拉德福德和德賴富斯的友誼是無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個瘦削的、過分細長的新英格蘭人，他的父親是一個公理會牧師，他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前情報官，是一個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羅爾·沃伯格·羅斯柴爾德為妻。當布拉德福德給14層的其他管理者講話時，他似乎知道在大樓裡正發生的一切，似乎手裡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實，德賴富斯很高興他的職員裡有這樣的人。
卡特利奇的確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兒子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被叫作“龐奇”——關係很好，但龐奇·蘇茲貝格沒有什麼權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話，他目前來說把它嚴實地掩蓋了起來。他在辦公室裡有花花公子的名聲，德賴富斯經常抱怨說，龐奇甚至根本不讀《紐約時報》。31歲時，龐奇有了財務助理的頭銜，但新聞編輯部裡誰也不清楚他做什麼。他們只知道他在上學時表現不好，加入過海軍陸戰隊，結過婚，又離婚了。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經常在開完新聞會議後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辦公室裡，那時卡特利奇正在為他的《紐約時報》的一些心腹好友調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現在似乎不知做什麼才好，他頻繁地離開辦公室，以致許多職員猜測西奧多·伯恩斯坦在管理這個部門——但這種猜測在1957年稍後就需要調整了，當時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頓·丹尼爾提拔到主編助理的位置上，在這個位置上丹尼爾能夠仔細觀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職權。
卡特利奇從蘇聯回來後，又到洛杉磯參加了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的大會。這是一次幸運的旅行。大會上，一個編輯把卡特利奇介紹給一位來自新奧爾良面貌姣好的黑髮女人，她對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紐約後看起來容光煥發，又像很久以前那樣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計劃上的一項內容是僱用一個新的美食編輯。佔據這個位置多年的女人剛剛辭職，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遷出了紐約。一天卡特利奇見到了申請她的職位的人，竟是一個男人——一個有點羞澀的愛臉紅的人，有著一個圓圓的笑瞇瞇的臉龐，粉紅色的面頰。他進入卡特利奇的辦公室後介紹自己是克雷格·克萊本。
卡特利奇從沒有過讓一個男人任美食編輯的念頭，因為除了要轉轉餐館並且非常熟悉寫作餐館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紐約時報》的美食編輯還得善於烹調，收集食譜，並且要在和九層的女性新聞部的女記者們共同工作時感到舒服。
“你在哪裡上過學，孩子？”克萊本坐下後，卡特利奇開始間。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萊本說。
卡特利奇讚許地點點頭，接著問道：“你在那兒的什麼地方生活？”
“波列凱特巷。”克萊本說，並且提到了校園裡的幾排破敗的學生住處。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裡住過。”
當卡特利奇問克萊本是否覺得自己能夠勝任《紐約時報》的這個工作時，克萊本說他能。他說自己離開密西西比州後，在密蘇里大學獲得了新聞學學位；1953年，他從海軍退役後，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協會進修，這是美食家們公認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飪學校——儘管克萊本的確承認《紐約時報》的美食編輯工作是一個令人生畏的任務，這不是哪個烹飪學校能使他完全適應的工作。他還說，他聽說馬克爾先生已經想過讓別的人承擔這項工作。
卡特利奇氣得臉色發青。
“在這裡是我來決定僱用誰，孩子。”他說。
過了一會兒他又平靜下來，卡特利奇要克萊本多談談自己。克雷格·克萊本隨著卡特利奇的放鬆而放鬆下來，開始講了他個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麼輕鬆，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這些情感掩飾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後。
克萊本的母親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鎮印第安諾拉經營著一家供給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個出色的廚師，幾年前在《自由》（Liberty）雜誌上有一篇關於她的烹飪技術的文章。甚至在克萊本從洛桑的學校回家後，他仍舊使用母親曾給他手抄下來的烹飪書。克萊本的母親出生在阿拉巴馬州，叫瑪麗·凱瑟琳·克雷格，年輕時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南方美女。儘管她的家庭興旺，但在她的親屬中，在他們的一些朋友中總是存在著近似於酗酒的問題。所以，她決不允許她的家裡有威士忌，除非是在聖誕節，那時她會做一些摻有波旁威士忌的濃厚的蛋奶酒，但她從來不會把波旁威士忌澆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萊本記得，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親會把錢交給一位寄宿者，讓他從釀私酒者那裡弄來一瓶。像許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樣，她寬恕釀私酒的行為，但厭惡威士忌。
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15歲的人，她總是稱他為克萊本先生。他是一個安靜的人，一個貿易會計師，如果做牧師的話或許會更好。他從未錯過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會事務，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禱會。在少年時代，他和克萊本家族的其他虔誠的信教成員一起跨過田納西的邊界去參加帳篷會議，他就是在田納西的邊界上出生的。他有一個姐姐在中國做傳教士，並且認識童年時的亨利·魯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為魯斯是《麥考爾》[註：《麥考爾》（McCall’s），美國女性月刊雜誌，1949年至1962年，曾任第一夫人的埃莉諾·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妻子）在該雜誌撰寫專欄“如果你問我”。]的創辦者和主編。
克萊本先生賺錢無方，這是他龐大的佈局零亂的白色房子最終不得不變成寄宿宿舍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注意不到寄宿者，而且他也沒有被他們的習慣所分心或影響。他讀他的《聖經》，每天早晨擠牛奶、喂雞、種植供餐桌上用的蔬菜。他從來不喝比可口可樂更刺激的飲品，他把可口可樂叫作“藥劑”。人們只有一次聽到他說過“該死”，那是在他開的輕便小貨車同另一輛汽車相碰撞之時。儘管寄宿者經常極力引誘他在星期天下午玩牌，但他總是微微一笑，搖搖頭。後來一個星期天，有人打開門到他樓上的臥室，發現他在那裡玩單人紙牌。
年輕的克雷格·克萊本所有的性知識都是從黑人護士那裡學來的。他的母親在不做飯或不清理房間時，通常是玩橋牌。在印第安諾拉高級中學，他羞澀而且不活躍，足球教練——也是數學教師——當著全班的面叫他“娘娘腔”，直至現在克雷格·克萊本也算不好算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參加了海軍，後來在朝鮮戰爭期間又再次入伍，他在這種漂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種絕妙的方法，來逃避他在被母親統治的家裡所感受到的窒息感。他有時尊敬母親，有時又鄙視母親，他最終會和母親對抗，並且超越母親。
他能確切地記得他開始愛好烹飪的那個時刻。那是在1949年，當時他是在海上，是法蘭西之島號的乘客，準備第一次去巴黎。吃飯時，他看到了澆上白葡萄酒和蘑菇汁的肉排。正如他後來對一個朋友描述的，這有點像有了宗教信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味覺的萌動。
以前他也經常自己做飯，但現在他把烹飪神聖化為一種藝術。他開始考慮干一種能多少把烹飪和寫作結合起來的職業，並以此謀生。正是帶著這種想法，1953年他去了洛桑，畢業時他在一個60人的班裡排名第八。定居在紐約後，他試圖在《美食家》（Gourmet）雜誌找一份工作。起初那裡沒有什麼機會，他幹了一份當酒吧間招待的臨時工作，同時繼續向《美食家》求職，直到有了一個當接待員的機會。他接受了這個工作，最終上升到編輯崗位。這時他碰到了一個在《紐約時報》當美食編輯的女人，在從洛桑回來後不久的一天他給她打電話，提議她寫一篇關於他的報道：“你想不想採訪一個年輕的密西西比人，他剛從世界上最好的烹飪學校畢業？”她寫了這篇報道，兩人成了朋友，因此他提前知道了她在1957年辭職的計劃。在她的建議下，他到《紐約時報》求職了。一天早晨他接到了一個電話，去了特納·卡特利奇的辦公室。對克萊本來說，這正是申請的極好時機。卡特利奇很長時間沒有做過容易單純的決定了，一個來自密西西比的年輕人的出現，想成為美食編輯，滿足了卡特利奇的想像。當克萊本提到馬克爾想讓別人幹這個工作時，就勝券在握了——“在這裡是我來決定僱用誰，孩子”——克萊本被僱用了。
卡特利奇不後悔這個決定。在很短的時間內，克雷格·克萊本成了報社最知名的編輯，也可能是紐約餐館最害怕的顧客。他前任的報道眼光，更多地反映的是逛市場的人和家庭主婦的觀點，而不是批評家的觀點。和他的前任不同，克萊本強調的是對餐館的評論。他開始一天三餐均在外食，包括早餐，並開始在《紐約時報》上公佈餐館評分制度——四星級代表優秀，沒有星級代表反胃。很快，幾十家餐館的領班都防備著他的來訪。一些人從秘密的渠道得到了他的小照片，把它擺在收款機後或廚房裡。但即使有一張照片，也不容易把克萊本從人群中挑選出來，因為他沒有任何與眾不同的面部特徵，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他也從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訂座，要麼是不期而至，要麼是用他客人的名字。他喜歡和至少另外一個人，有時是兩三個人一起吃飯，這使得他能夠品嚐廣泛多樣的菜。他經常安排他桌子上的每一個人點一種不同的菜，他每一盤都嘗一點兒。他從不吃完一整盤，目的是保持理想體重。每天早晨在離開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或他在東漢普敦的家之前，他會稱稱體重，通常準確標出是150磅，每天晚上160磅。在一天裡，他根據他吃的東西能說出他在某一時刻的體重是多少。他還能指出，這些食物將對他的膚色（有時在他執行任務時會長出皮疹）和消化系統產生什麼影響。儘管很少消化不良，但他總是在他的口袋裡，在一個黑色的小搪瓷盒裡裝上幾粒消化藥。迄今為止，他從沒有中過毒。
如果他第一次光顧的餐館的飯菜特別好或特別差，在寫評論之前，他很可能再回頭吃一次，以便確定餐館老闆上一次是不是僥倖過關或不幸失誤。在考察食物時，克萊本也很注意餐館的裝飾，餐桌的安排和音響（他討厭氛圍音樂），侍者的效率，他們清理盤碟的速度和他們的形象。有些餐館把克萊本看作是災星：只要他一出現，就有可怕的事情發生——空調會不靈了，或者盤子會掉在地板上摔碎，或者喝醉的顧客和粗魯的侍者會因為餐館拒收信用卡而突然發生爭吵。克萊本本人就曾被麵包圈砸在頭上和肩上，手上的銀餐具被撞掉過，身上被濺上過冰水和熱湯。他順從且幽默地接受這一切——同時該餐館的星級會下降。甚至在他強嚥下一口難以嚥下的菜時，他也極力壓抑住自己的反應，但生氣的樣子偶爾使他的面色顯得難看，正如他對他的客人溫和地抱怨說：“這荷蘭酸辣醬裡摻進了人造黃油。”
他喜愛的餐館（四星級）是兩家法國餐館——青蛙和快帆船，那裡的價格沒有因為他不菲的開銷而受到他的批評。然而，即使當他對一家餐館不高興時，他也不像《紐約時報》的戲劇和電影批評家那樣對其進行傷害。克萊本懲罰一個在其他方面值得稱讚的紐約餐館，至多是說“餐桌太密集而不舒服，最近的一瓶酒口感太不好，餐館的通風還有待改進”（一星級）；或者在評論華盛頓特區他去過的一家餐館的情況時，他讚美老闆“熱情洋溢的微笑”，然後寫道：“裝飾是笨拙的、現代的，有著流星般的樹枝形的裝飾燈架和稀疏覆蓋的牆壁，烹調的質量不均衡，羔羊肉烤得非常好，但龍鬚菜卻因烹調過頭而沒有味道了，事先準備的橘皮鴨很普通”（無星級）。除了寫他的評論和特寫報道，克萊本還編輯菜譜，並且在辦公室裡和報社的一個家政學家和候補餐館批評家對食物進行檢驗，這個家政學家自認是“不景氣領域裡的克雷格·克萊本”。克萊本還找時間編了一些烹飪書，其中一本《〈紐約時報〉烹飪大全》（The New York Times Cookbook）銷售了20萬冊。但他對於自己的成就極其謙虛，把大部分功勞歸功於自己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並且很少碰到其他行家的競爭——他評論自己的名氣時說：“不是說我在我的職業上是最厲害的，但也許可以說我是唯一一個。”
特納·卡特利奇想把《紐約時報》編輯得更緊湊，成為一種比電視報道得更充分、解釋得更清晰並能快速閱讀的報紙。他的這一願望如果離開了西奧多·伯恩斯坦的幫助，是無法實現的。而且如果卡特利奇允許伯恩斯坦為達到所希望的這些目標而擁有必要的自由的話，伯恩斯坦早晚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個習慣於不受挑戰地工作的，且仍然獨立的負責人——星期天版主任萊斯特·馬克爾——的不愉快。
在卡特利奇任命伯恩斯坦擔任主編助理後不久，就發生了這種情況。伯恩斯坦開始在他的內部期刊《勝利者與罪惡者》上不僅評價日常版人員的工作，也評價馬克爾的星期天版的事務。馬克爾並不欣賞這種做法。如果要對星期天版做出評判的話，馬克爾會自已來。
在馬克爾那裡，嚴格地說這並不是一個法權問題，儘管這也是一個因素。馬克爾對辦公大樓三層的整個新的思維傾向感到不舒服了：提倡解釋性的報道（這早就是馬克爾的“一周評論”欄目的專利了）；引入日常的“背景”特寫，如“新聞人”側面、新聞分析、深度文章（這是星期天《時報雜誌》和“評論”的職能）。伯恩斯坦對於寫作和文字編輯有各種各樣的嚴謹而細心的規則，這些規則也許適用於平日版的人員，但卻不適合馬克爾想管理的星期天版部。伯恩斯坦一個受到馬克爾懷疑的原則是，為了清晰和便於理解起見，《紐約時報》上的一個句子一般只應包含一個意思。當這個建議在《勝利者與罪惡者》上提出後，馬克爾口授了一個備忘錄：
伯恩斯坦先生：
我抱著很大興趣讀了你關於短句子的這期特刊——
或者按你的要求，最好說——我已經讀了你的這一期《勝利者與罪惡者》。它是一期特刊。我對它感興趣。沒有句號。”
馬克爾當時用一個叫作吉爾伯特·米爾斯坦的溫文有禮而又嚴格的作家負責他的《時報雜誌》的工作。米爾斯坦令人目眩的風格明顯是同伯恩斯坦的幾乎所有原則都相矛盾。伯恩斯坦喜歡短短的導語，而米爾斯坦偏寫長長的導語；伯恩斯坦強調簡練性，而米爾斯坦卻體現了複雜性；伯恩斯坦想要一句話表達一個意思，米爾斯坦卻給一句話塞進了多重意思。差不多每一周，萊斯特·馬克爾都會在《時報雜誌》或戲劇欄目發表吉爾伯特·米爾斯坦的一篇文章，不僅強調作者的個性，而且也強調星期天版不同的編輯標準。米爾斯坦的一個典型的導語是這樣開頭的：
現代工業的原理一個給人印象深刻的貢獻是：2500年前，劇院大約要用一個世紀樹立劇作家的形象，使他有的地方純化，有的地方暗淡，使他像一大塊斯提爾頓乾酪那樣默默地成熟起來，而現在電視卻廢除了所有這些浪費的動作，在十年裡輕快地包裝了戲劇家的比賽，甚至賦予他們很容易鑒別出來的等級標誌。
或者：
發展最完備、最令人滿足的追蹤文化潮流的形式之一（在身份階梯上提高位置，在接受度上降低底線，就像他們對庸俗之輩所喊叫的一樣）是參加一場藝術表演的首場演出或出售畫作的展出，這與其原有的功能大相逕庭，就像闌尾一樣，幾乎是退化的。
萊斯特·馬克爾自認為是他那個時代偉大的編輯之一；或者說，既然《紐約客》的哈羅德·羅斯已經去世了，他也許是唯一偉大的編輯。馬克爾是在《紐約時報》加速增長的高峰期之前加入《紐約時報》的，隨著報紙的擴張，他也擴大了他的星期天版，這兩種力量都乘上了增長著的美國經濟的東風。美國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會產生一個更大的、更有教養的、更熱心的、更輝煌的、更貪婪的社會——這個社會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的時間來讀報的話，會發現《紐約時報》特別是星期天版是必不可少的。
人們對星期天版的偏愛歸因於幾個因素，其中一些和馬克爾很少或根本沒有關係——例如，門羅·格林領導下的咄咄逼人的廣告人大軍帶來的巨大的廣告量，使人們讀起廣告來就像讀新聞一樣有興趣：汽車、貂皮大衣、摩托艇、供購買的住房、供出租的公寓、供僱用的秘書、邦威的服裝、伯格道夫的服裝、金貝爾的服裝等廣告。不管世界處於什麼狀況，不管有多少士兵遭到了伏擊，不管是誰剛剛被謀殺，也不管誰在騷亂或餓得要死，每年每月的每個星期天，漂亮的服裝總是挨著《紐約時報》灰色的新聞欄目跳起舞來。
星期天版之所以興旺，也是因為報社的發行隊伍把它投放到全國的每一個大城市裡，因為促銷人員在廣告牌上、小冊子裡展示它，把它餵給未來的富裕社會；星期天版之所以成功，也是因為在辦公大樓三層卡特利奇的保護下，星期天版的要聞提供的新聞，比其他競爭對手的報紙更多——有更多的足球比分，更多的婚約公告，來自世界更多城市的更多來稿。
但真正使星期天版顯出獨特性的是那些完全由萊斯特·馬克爾控制的部分——星期天的《時報雜誌》、“一周評論”、“書評”、戲劇欄目、旅遊欄目；藝術、電視、音樂、舞蹈的版面；園藝版面、DIY版面，各種各樣的關於時尚或傢俱或兒童書籍或高保真錄音機的版面。馬克爾為這些欄目提供許多觀念，寫標題，審查照片編排，閱讀他的人員或撰稿人寫的每一句話；在付排之前編輯每一行字。馬克爾是一個不屈不撓、精力充沛的人，使他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感到可怕。然而，如果一個人以前沒有見過他，或者沒有意識到他的名聲的話，馬克爾看起來是一個不引人注目、平淡無奇的人。他有一個稜角分明的臉盤，顯示不出任何特別的活力，波浪式的灰髮從高高的前額整齊地向後梳理下來，鋼邊眼鏡背後是柔和的、膽怯探詢的眼神。他的聲音不很有力，實際上他通常說話時，聲音是尖細的、有波動的、懇求似的。但由於馬克爾在辦公室裡很少正常地說話，一個陌生人在劇院的走廊裡或在雞尾酒會上聽到的馬克爾的聲音，就不是《紐約時報》星期天版部的僱員所熟悉的聲音了。對僱員們來說，馬克爾經常是氣得尖叫起來。由於他從來不停下來，他總是圍著辦公室不斷走動，不停地督促某件事或某個人，或者對他聽到的一段話皺眉頭，或者不滿意剛剛讀過的一篇文章或剛得到的回答——由於馬克爾的身體是被他的情緒所支配的，所以他的職員並不很瞭解他的樣子，而是更清楚他的感受，以及他讓他們感受到的感覺。《紐約時報》的許多人都說，星期天版部的氣氛非常緊張，以致他們在乘電梯經過八層時都能感覺到。當然，除了在八層工作的人之外，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這種說法有點誇張。
乘電梯上八層，就進入了星期天版部。先是碰到一個接待員，這是一個快樂的紅臉龐的紳士。他的左邊有一個門通向星期天“書評”組；右邊是一個昏暗的過道，先是經過馬克爾辦公室的門，然後是兩個高級編輯的門——其中一個高級編輯是丹尼爾·施瓦茨，一個總是面帶笑容的高個子，另一個是劉易斯·伯格曼，一個內心混亂、敏感的人。在走道的盡頭是一個非常大的房間，像整個大樓那樣長，有六七十張桌子靠右邊排成排，桌子邊坐著馬克爾的大部分工作人員，有的是無所事事，有的是專心致志——打字、閱讀、談話或發呆、寫作、改寫、編輯、修改。由於《時報雜誌》的最晚發稿時間是星期一，“書評”是星期三，戲劇欄目是星期四。“一周評論”是星期六，因此在星期天版部平時的壓力是不平衡的：《時報雜誌》的人在爭分奪秒地發瘋似的修改文章或版面，而“一周評論”的人卻在房間的另一邊無所事事地讀報紙，因為他們離最晚發稿時間還早著呢。但馬克爾總是處在最晚發稿時間壓力之下，要檢查每一件事情。當他走進房間時，會很快使每一個人都產生了一種緊張感。他不過是走進來，站在通道上，向四周望一望，就像是一個火熱的太陽把毛毛蟲們都曬捲起來，人們的大腿都縮進去了，身體也彎曲下來——正如吉爾伯特·米爾斯頓所寫道的，就像是一種烈火的考驗，一種進地獄的體驗。
星期天版部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有強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們的情感投入，他們對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強烈意識，他們同萊斯持·馬克爾的愛憎關係，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員同三層新聞編輯部的更多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工作人員區別開來。“馬克爾，”一位星期天版部的僱員說，“像我們猶太父親般的人，我們都是他的兒子，而他總是能夠說服我們，讓我們覺得沒達到他的標準。”同時，星期天版的僱員與三層的僱員在外表上也不一樣。
報社的幾乎所有記者和文字編輯都衣著隨便，穿平庸無奇的紐扣領襯衫、套裝和領帶，而星期天版部的僱員似乎在衣服上也與眾不同——他們穿令人沮喪的深色毛衣和無折邊的黑褲子，色彩鮮艷的襯衫，打黑領結，穿寬鬆的肘部有補丁的斜紋軟呢夾克，從鄉村有創造性的鞋匠那裡買來的便鞋。所有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藝人、思想反叛者、演員、作家的標新立異的氣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員所採訪、關心的整個文化界的氣氛。他們實際上就是這個文化界的一部分——他們中的一些人的確寫過劇本（哈維·布賴特）、詩歌（哈維·夏皮羅）和小說（赫伯特·米特岡）。有兩個已經退出了馬克爾隊伍的人，曾以馬克爾為人物原型寫了兩本小說。這兩本小說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確是出於惡意而寫的。它的作者是位編輯，因為馬克爾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辭了職。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們的確比大樓三層的女性更擅長閱讀，更有修養，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經質，並且彼此都不相同。馬克爾職員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獨斷，據說她對馬克爾有點“意思”，因此他很少對她叫嚷。另一個有著櫻桃小嘴和剪短髮的神秘類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裡閱讀——非常安靜，非常平靜，非常超然——來自20年代的藝術家在咖啡館的一種拍照姿勢。
大樓八層人員的一致意見是，除了個別例外，大樓三層的新聞記者都是缺乏藝術修養的作者，他們缺乏為《時報雜誌》寫文章的組織能力和報道深度。其結果，《時報雜誌》相當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馬克爾有同樣見解的、他正在培養友誼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儘管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經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員來幫助寫作，但他們的文章還是得以發表。而三層的為《時報雜誌》寫文章的記者卻根本得不到這樣的幫助或重視，這些人難以按馬克爾希望的方式來寫作，或者說他們不會接受他關於某一主題的觀點或方式，要麼開始憤恨他，要麼乾脆拒絕接受他後來指派的任務。
1957年，馬克爾為《時報雜誌》的一篇長篇文章僅支付300美元，這點錢不值得去忍受他的批評或他再三修改的要求。邁耶·伯格多年來一直拒絕為馬克爾寫稿。布魯克斯·阿特金森也是這樣。一個叫羅伯特·普拉姆的記者曾接受了一項任務，稿子卻五次被退回來進行重寫。最終，他也放棄了。他拿一把剪刀把他的文章剪成碎片，裝進一個信封裡，上面寫上“羅伯特·普拉姆的DIY工具包”，送回了馬克爾。
馬克爾的要求碰到了這樣的反應，他感到很失望。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一些作者會反對改稿。他認為，畢竟這既是為《時報雜誌》好，也是為作者本人好。他認為自己的角色是監工，他們都應符合他的標準。在他們開始寫文章之前他給他們規定了思路，這個思路確定了主題和包括的要點，如果他們按這個思路去寫，就不會有什麼困難。他覺得，他們經常是隨心所欲地去寫，不理睬他的思路，於是就指責他太嚴格，太有條理了。他承認，他是講究系統的，但他認為這是必要的，他不僅在辦公室裡對他的製版編輯是這樣要求的，而且在家裡對他的園丁也是這樣要求的。對馬克爾來說，看到播種不成行是不可容忍的。他經常會因為麵包烤得過焦、備忘錄放的地方不對、出租車司機開得慢、想打電話而電話占線而生氣。他要求他在百老匯開幕式上的座位要排在前面，拒絕排隊等著看一部新電影，因此只會去看預演。當瑪麗蓮·夢露的《讓我們相愛吧》（Let's Make Love）的預演沒有給任何人預留座位時，20世紀福克斯公司就指派辦公室的兩個小伙子到派拉蒙影院的前排為他佔了兩個座位，從下午5點鐘一直等到馬克爾計劃到達的時間晚8點30分。
萊斯特·馬克爾的父親是下東區的一個叫雅各布·馬克爾的銀行家，是一個習慣於在他所熟悉的世界裡被人巴結的、熱衷於系統的人。雅各布·馬克爾的父親是一位德國銀行家。雅各布在曼哈頓中心的第九十三運河大街建立了馬克爾兄弟銀行。銀行牆上懸掛著他本人的畫像，他後仰著坐在那裡，考慮那些為貸款而來找他的人的請求。這些人中有許多曾是中歐的猶太人店主和小販，他們曾打算把他們的兒子送進大學，或者購買船票把他們的家庭帶到美國。
萊斯特·馬克爾是雅各布的三個兒子中的長子，出生在第九十五大街上麥迪遜大道的一幢住宅裡，但後來雅各布覺得小孩子應該送出城市到“鄉下”——也就是布朗克斯——生活。布朗克斯這個自治市在1906年還有許多農場和農民的林地。馬克爾一家搬到了那裡的莫裡斯尼亞區的第一百六十五大街。但布朗克斯當時還處在地產繁榮的早期階段，正在興起進城大運動，猶太人也正進入那些曾主要是德國人和愛爾蘭人的地區。12歲時，正是在這裡，馬克爾開始深深體驗到其他孩子的反猶主義污辱，有時他們會追趕他，往他身上扔石頭。雅各布·馬克爾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搬走。他似乎對他兒子的麻煩不敏感，整天都待在他在城裡的銀行中遠離這一切，他也許是把這種狀況看作是一個猶太人的孩子應受教育的一部分。
萊斯特長大後，不懂得幽默而且羞澀。他上了唐森德·哈里斯高中，非常勤奮，後來上了城市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18歲時他開始為布朗克斯的一些小報寫文章，他發現記者職業適合他的氣質——好奇但又羞怯，他有了接近陌生人並尋找他的問題的答案的借口。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裡認識了伊菲吉妮·奧克斯，但在1914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他並沒有想在《紐約時報》社找一份工作。他只有19歲，還需要積累經驗。他先從布朗克斯的《家庭新聞》（Home News）開始幹起，後來轉到《晚間郵報》（Evening Post），最終在《紐約論壇報》得到了一個記者工作，在那裡幹了九年。在《紐約論壇報》他碰到了加雷特·加勒特，一個曾在《紐約時報》工作過的編輯，並且熟悉奧克斯。馬克爾還結識了富蘭克林·P.亞當斯、馬克·康奈利、羅伯特·本奇利、喬治·S.考夫曼和許多會繼續有發展的人。當亞當斯轉到《世界日報》時，他促使赫伯特·貝亞德·斯沃普僱用馬克爾。馬克爾已經在《紐約論壇報》做了各種事情——報道、改寫、文字編輯；他幹過城市版主任、夜班主任，在27歲時當了主編助理。斯沃普對此印象很深，他給馬克爾去信，似乎急於僱用他，後來他問馬克爾：“你掙多少錢？”
“一萬美元。”馬克爾說。
“錢多了一點兒。”斯沃普搖搖頭說——就此馬克爾反問道：“可你又掙多少錢呢？”
兩年後，1923年，阿道夫·奧克斯知道了馬克爾，邀請他到大西洋城度週末，這位業主正在那裡和他的妻子、女兒還有蘇茲貝格休息娛樂。在馬克爾來到後不久，奧克斯領著他在木板路上乘坐了兩小時的輪椅。他向這個年輕人提了些問題，並且對他做出了評價。他讚賞馬克爾關於改進《紐約時報》星期天版的許多想法，但奧克斯也多少擔心馬克爾關於辦一個解釋一周新聞的專門副刊的計劃。奧克斯認為，這會使報紙過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還會重複已經發表過的東西。直到1935年，奧克斯去世前的幾個月，馬克爾和蘇茲貝格才創辦了“一周評論”欄目，後來贏得了普利策獎的一個特別獎。
據說馬克爾靠創辦“評論”欄目實現了他作為一個編輯的全部跨越，這個欄目最終為他提供了新聞解釋的合適樣式：平日的《紐約時報》告訴讀者發生了什麼，馬克爾的評論則告訴讀者為什麼發生。《時報雜誌》也和新聞保持同步，沒有新聞依據就不發表文章：如果要發表一篇關於某位百老匯戲劇明星的文章，這個明星就必須在表演中亮相，而且該劇要麼正準備公演，要麼有別的新聞；如果準備發表一篇關於某個政治家或城市或鄉村的文章，他們也必須進入新聞中。如果說馬克爾的體系有一個公式的話，那就是新聞得到解釋，新聞得到說明，有新聞價值的個性得到展示。在馬克爾1923年加入《紐約時報》時，星期天版的發行量是546497份，平日版是337427份；當1948年馬克爾在《紐約時報》干了25年，並且把他的隊伍從5人擴大到55人後，星期天版的發行量是1106153份，平日版是539158份。
為了慶祝他在《紐約時報》工作25年，在辦公大樓八層舉行了一次晚會，他的一些員工送給他一個他致力於一生的“評論”的嘲笑版。其報道是非常詳細的，也許太詳細了：它展示了馬克爾的怪癖，他日常的軌跡，他的“體系”——說他早晨6點鐘起床，讀早報，包括《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然後做十分鐘的日光燈治療，同時在他的腸胃休息時聽輕便收音機的廣播。在沐浴時，他把本子和筆掛在身邊一個特殊的掛鉤上，有了一種想法就把它記下來，他還在床邊放了一個本子，只要鉛筆一被拿出，就會被照亮，這樣他就能在半夜寫下自己的想法。這幅肖像的基調是說，萊斯待·馬克爾是一架不停頓的機器，他在週末“緊張地放鬆”，不停地在他的電視機上換台，直到他找到了一幅完美的面畫，然後轉換到另一個頻道。
在這幅肖像中馬克爾並沒有多少幽默感，他後來得知有幾種嘲弄“評論”的版本在整個大樓裡傳播開來，很不高興。有一份複印件在《紐約時報》三樓資料室他的個人文件夾裡，但是這份複印件上還附了一張馬克爾主管“一周回顧”的編輯寫的備忘錄：
通知——通知——通知
這張證明文件不可用於公共傳播，僅限於小範圍內的傳播。此文件並非研究材料。它不可被任何想要尋找有關馬克爾先生信息的外部人士瀏覽，除非經馬克爾特別允許。而且如果有人得到了許可，那麼每一條特殊的信息在被使用之前需要被重新核對。
J.德斯蒙德
星期天版部
馬克爾一出現，星期天版部的全體人員都會感覺到壓力，但星期天“書評”的編輯弗朗西斯·布朗感覺到的壓力或許比星期天版部的其他編輯少一些。之所以有這種情況，是因為馬克爾自認為是一個報人，而不是一個文學家，除非他對某一本書有特殊的興趣時，他平時並不極力去影響“書評”。“書評”相對幸運的另一個原因是弗朗西斯·布朗本人——他知道如何對付馬克爾，能用一種幽默的方式對待他，既神氣十足地對待他又不會走得太遠。他經常帶著親切的微笑嗔怒地對他說：“噢，真的，萊斯特，不是說真的吧！”
弗朗西斯·布朗喜歡穿斜紋軟呢服裝，是一個灰頭髮的矮胖子，有一張給人印象深刻的獅子般的臉，做事不緊不慢，有略帶優越感的學者的舉止。他本人就是一個學者，曾執教於達特默斯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有哲學博士學位。他是奧維爾·德賴富斯的朋友，德賴富斯也是達特默斯的校友。布朗是1930年在阿道夫·奧克斯的弟弟喬治·奧克斯—奧凱斯的親自邀請下來《紐約時報》工作的。奧克斯—奧凱斯當時68歲，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博士學位的課程。他認識布朗時，布朗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書。這兩個人成了朋友。布朗後來接受了他的請求，成了《當代歷史》雜誌的助理編輯，這個雜誌是由奧克斯—奧凱斯在時報大樓十層編輯的一個輔助性月刊。
1936年，奧克斯—奧凱斯去世五年和奧克斯去世一年後，蘇茲貝格出售了《當代歷史》，弗朗西斯進了星期天版部，成了馬克爾新組建的“一周評論”的一個重要人物。但在1945年，布朗辭職，接受了《時代》週刊的一個誘人的職位。馬克爾後悔讓布朗離去。後來幾個“書評”編輯因不能容忍馬克爾而離職了，馬克爾為弗朗西斯·布朗提供了“書評”主任的職位，布朗在1949年接受了。馬克爾不想再一次失去布朗，於是就形成了他們之間的互相妥協。
布朗的隊伍由大約20個下屬人員組成，他們幫助他計劃和編輯“書評”。由於出版商每年給《紐約時報》提供的7500本書中只有2500本能得到評論，所以一開始就有一個嚴格挑選的過程。當然，“有名氣的”作者的書是會得到評論，一些在自己的書出版之前已經多少引起注意的新作者也會得到評論。這些新作者之所以引起注意，要麼是通過雜誌上的連載，要麼是通過其他文學家的推薦，要麼是通過出版商和作者的拔高處理。只要出版商或作者不被看作是純粹的文字販子或者僱用文人，沒有在《紐約時報》有影響的人那裡樹敵的話，新作者的書是會得到評論的。在《紐約時報》經常有這樣的情況，“有影響”不一定是高層編輯的特權。有時在繁忙的日子裡，一個職員就有決定權，決定收到的一個郵件——可以是一本書，也可以是一個新聞特寫，一張照片，一份新聞稿，或者是每天潮水般發來的上百件東西中的任何一件——是不是可以單獨挑出來，送給某個編輯，被予以注意，或者是扣壓到很晚才處理。（有些非常著急的精明的出版商，為了保證某些新聞稿不被《紐約時報》忽視，有時會直接給蘇茲貝格寄上一份。他們知道蘇茲貝格是不會親自看的，但他們希望蘇茲貝格的秘書在把新聞稿分配給合適的編輯時，可以附上有著蘇茲貝格姓名縮寫的“供參考”的條子。一個編輯收到了帶有蘇茲貝格首字母標籤的新聞稿，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一旦一本書選出來供評論，下一步就是指定一個評論者。全國有幾百個男士和女士——作者、教育家、政治家、編輯和記者、雜誌和季刊的批評家——願意為《紐約時報》寫書評，既因為這是一種特權，也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希望作為《紐約時報》的固定評論者也可以得到像《紐約時報》人那樣的禮遇。每當《紐約時報》有人出版一本書，報紙總會予以評論的。《紐約時報》自己人寫的書很少會受到嚴厲批評，差不多總會在平日版或星期天的“書評”中得到即使不是廣泛的但也是慷慨的對待。這不一定是哪個人施壓的結果，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它多少是一個傳統——就像另一種由來已久的做法一樣，每當《紐約時報》有人去世，他在報紙上得到的訃聞總比沒有為《紐約時報》工作過的人更長。阿道夫·奧克斯堅持要為《紐約時報》的人奉上優美的訃聞。奧克斯重視壯觀的葬禮。《紐約時報》的員工去世後，奧克斯要求他的管理者全體出席死者的葬禮，然後用成隊的靈車護送遺體經過時報大樓。奧克斯還希望看到《紐約時報》全體工人站在路邊脫帽致哀。由於奧克斯不欣賞在他的報紙上出現尖銳的批評，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紐約時報》的人在文學上的創造受到譴責。奧克斯的這一期望成了傳統，而且它還擴大到奧克斯的朋友，《紐約時報》的朋友那裡。（在奧維爾·德賴富斯被提名為達特默斯學院的托管人後，《紐約時報》上又出現了一個副刊，達特默斯的校長約翰·斯隆·迪克爾的“人物評論”。為此詹姆斯·賴斯頓曾向蘇茲貝格抱怨說，似乎《紐約時報》是在“巴結”一位朋友。蘇茲貝格贊同賴斯頓的觀點，他後悔讓關於德賴富斯的托管人地位的報道和迪克爾的形象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就出現。但它就那麼出現了。）
《紐約時報》那些定期為星期天“書評”寫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稱讚這家報紙的評論家。他們堅持報紙的立場，贊成報紙對既定秩序的傳統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產階級價值觀。雖然他們把約翰·奧哈拉[註：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國小說家，曾在紐約當過新聞記者，為好萊塢和百老匯改編過電影和戲劇，作品有長篇小說《在薩馬拉的約會》《警察與讚美詩》等。——譯者注]視為一個幼稚的作家，經常輕視他的作品，而且對海明威也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但他們一般都在每一篇評論中力圖找到點值得稱道的東西來說。如果他們寫得評論有太多貶低的東西的話，那麼就會有這樣的可能性，一些書不值得上報，因此評論也就可以不發表——除非是評論涉及像奧哈拉那樣的作為中產階級誹謗者的作家。（作為對《紐約時報》的批評的某種報復，據說奧拉哈確立了他自己的傳統：他堅持要求他的出版商蘭登書屋安排他的書在感恩節那一天出版，這個時間讀者除了讀報紙幾乎沒有什麼事情做，而這一天《紐約時報》假正經的書籍批評家奧維爾·普雷斯科特的評論是不發表的。）
阿道夫·奧克斯想把書表現為“新聞”，在《紐約時報》上像對待其他新聞一樣來對待書。他不想讓他的評論成為知識分子和批評家們做作的文學論壇。這些知識分子和批評家一心想展示他們的激情或高明，卻不告訴讀者談的是什麼書。儘管在奧克斯去世後他的一些思想被改變了，但它們是慢慢地改變的，而且隨著弗朗西斯·布朗當了“書評”的負責人，它們就保持不變了。大多數星期天版的評論者都是按奧克斯所希望的那樣寫作的——他們很少是熱情奔放的或嚴厲的，他們的語言是平靜的和謹慎的。他們顯然是他們那個圈子裡的受尊敬的成員：有來自普林斯頓和史密斯學院的教授，韋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說家，來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義的編輯，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學者；他們是關於日本藝術、國內戰爭的專家，人類學家和社會評論家，總統的傳記作家；他們是《紐約時報》的朋友。馬克爾把他編輯的一本選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後，布朗就挑選一個評論者——評論寫成後，總是令人滿意的或非常滿意的。《紐約時報》和它的評論者之間的這種內部體諒持續了多年，布朗似乎是報社的一個輕鬆的管理者。儘管僱用了一些具有適度激進思想的年輕編輯，但“書評”仍然是把圖書當作“新聞”來報道——儘管它容忍偶爾的偏差，但如果評論走得太遠的話，評論者都會感覺到馬克爾無形的手在本能地呼應著奧克斯的幽靈，這就是一個叫作約翰·西蒙的年輕評論者的體驗。西蒙曾為《新領袖》（The New Leader）當過電影批評家，為《哈得孫評論》（The Hadson Review）當過戲劇批評家，以明快和嚴厲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個下屬編輯埃利奧特·弗裡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評論一下兩本關於戲劇的書，一本是約翰·梅森·布朗寫的，另一本是沃爾特·克爾寫的。
西蒙非常高興，這是他第一次獲得在《紐約時報》上露面的機會，幾周後他的評論就寫完送來了。西蒙對這兩本書大加批判，在概括《先驅論壇報》批評家沃爾特·克爾的那本書的缺陷時，約翰·西蒙說：
如果克爾先生不是今天最優秀的日報評論家的話，這一切就不會那麼令人不安了：實際上只有他選出來的文章能夠讀下去，他的日常評論能提供某種指導。但我們必須接受這個獨眼國王嗎？
萊斯特·馬克爾讀到這段話時，決定要麼重寫，要麼刪除。馬克爾不允許西蒙對《先驅論壇報》沃爾特·克爾的這種言不由衷的恭維，也不允許他以這種漫不經心的方式來搪塞《紐約時報》的戲劇評論家。這使得那些陷入其中的人——弗朗西斯·布朗和弗裡蒙特—史密斯——感到很為難。他們私下裡都覺得按照西蒙的原文來發表這篇評論沒什麼不可以，但馬克爾固執己見，堅持必須修改。當西蒙得知後，他拒絕改動一個詞。即使告訴他刪除這段話不會破壞評論的效力，而且兩人還暗示正考慮把西蒙的評論放在星期天“書評”的顯著位置，或者在欄目的前頭，西蒙也不願修改。
約翰·西蒙不滿足，回答說，如果這篇評論不按他寫的那樣付印，他寧願退稿，把它賣給別的地方。西蒙的沮喪會被他或《紐約時報》外其他年輕的新批評家視為書報審查制度的一個例子——這種狀況是弗朗西斯·布朗想避免的。
幾周過去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西蒙和《紐約時報》“書評”之間的電話和便條並沒有使雙方產生愉快的妥協。最終《紐約時報》刊登了西蒙的整個評論，但排在了“書評”的後面，被安排得盡可能不起眼。後來，當西蒙自己的書《嚴峻的考驗》（Acid Test）出版時，《紐約時報》星期天“書評”沒有給予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