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紐約下午4點，倫敦晚上9點，開羅夜裡11點，西貢早晨5點，東京早晨6點，所羅門群島早晨8點——《紐約時報》在全世界的記者狀態不一，或焦急，或清醒，或活躍，或沉睡。在紐約的新聞編輯部裡，秘書不為遠方的奇特事物和奇情文學所觸動，考慮去喝咖啡休息一下；文字編輯，慣於久坐的文牘生活，平靜地寫著標題：《集會推遲象徵中國羅馬尼亞間裂痕》《密西西比警察用瓦斯擊潰露營的民權支持者》。編輯們準備走過新聞編輯部去丹尼爾的大辦公室，克利夫頓·丹尼爾正在等著他們，坐在他的辦公桌旁閱讀一些便條，這是他今天早晨早些時候從貝福德坐火車閱讀《紐約時報》時寫下的，以便提醒自己事情不那麼令人愉快。
這天早晨的版面已經達到了大多數日子的標準，但上面有許多東西使他感到驚恐——缺乏清晰，有點猜測，報道凌亂。等到他的編輯們在他的辦公室集合起來，他打算告訴他們這一點。例如，在第7版，有一篇倫敦的記者關於英國盛行非法廣播電台的報道，說一項下議院的法案會使這些電台沉默下來。這篇報道的表達如此之糟，以致丹尼爾為了弄懂這篇報道不得不讀上兩三遍。此外，在第48版，來自加利福尼亞的一篇政治報道上的標題有一個最不幸的錯誤：《裡根在加利福尼亞比賽中排除了戈爾茨坦的幫助》。戈爾茨坦？誰是戈爾茨坦？丹尼爾讀了這篇報道，發現戈爾茨坦實際上是戈德華特，巴裡·戈德華特[註：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01—1998），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曾於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還是1964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儘管這也許是一個印刷的錯誤，但丹尼爾震驚的是校對根本沒有注意它。
但這天早晨最使丹尼爾生氣的是第11版上那篇關於查爾斯·戴高樂訪問西伯利亞的報道。前八段實際上是寫得比較好的一部分。丹尼爾之所以特別關注它，是因為在11年前，即1955年夏天，丹尼爾到西伯利亞旅行過，這是他作為記者的最後一次飛行，對他來說是一次難忘的任務。丹尼爾當時是西方非共產黨報紙在蘇聯的唯一常駐記者，他在1954至1955年的文章中已經描述了他當時經歷的令人激動的時代。一個40歲剛出頭的文雅的單身漢在蘇聯轉悠，參觀博物館，觀看芭蕾舞，報道蘇維埃的時裝表演，目睹著東西方關係的突然改善，因為斯大林去世了，赫魯曉夫著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爾到達西伯利亞時，戴著他的新毛皮帽，想像自己是一個時髦的邊疆人，私下裡預見自己會對西伯利亞的單調乏味感到厭煩，但他對自己在那裡看到的以及對它的反應感到驚喜。他幾乎被這個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熱情友好的工人和農民過著一種艱難但正常的生活，試圖實現一種更好的生活。這種場景的一部分奇怪地激發起丹尼爾的回憶，他想起了他父親經常以溫和幽默的口氣講述世紀之交北卡羅來納的一些故事。早年丹尼爾一家和其他居民如何砍伐樹木去建設澤比倫鎮，粗糙的邊遠蠻荒林區的生活所充滿的原始挑戰和不牢靠的夢想。克利夫頓·丹尼爾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把他在西伯利亞看到的情況同他聽父親描繪的澤比倫的情況進行了比較。現在，1966年，丹尼爾閱讀著戴高樂的訪問，閱讀著成千上萬的西伯利亞人如何沿著遊行道路歡呼法國領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話上，這句話推測這次訪問“給他們那裡帶來了好奇和快樂——一種單調乏味生活的中斷”。單調乏味的生活？丹尼爾生氣了。《紐約時報》的這位記者如何能斷定西伯利亞人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這位記者僅僅是和其他採訪戴高樂的新聞人士一起飛到西伯利亞，丹尼爾思忖，對西伯利亞人的生活做出這樣的判斷絕對沒有什麼證據。丹尼爾讀著，越來越無法忍耐……
在編輯們開始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丹尼爾抬頭看了看。所有人都身著深色的夏季套裝，只有體育助理編輯只穿襯衣，戴著醜陋的紫色領結。跟在他後面進來了女性新聞編輯夏洛特·柯蒂斯，穿著合身的、苗條普奇風格[註：普奇風格（Pucci-style），指意大利服裝設計師埃米利奧·普奇（Emilio Pucci，1914—1992）創立的同名時裝品牌的風格，擅長將色彩鮮艷、具有波普藝術風格的印花圖案，與柔軟輕飄的絲質面料等設計元素相結合。]的火紅色服裝，丹尼爾似乎是喜歡的。她的頭髮是草莓色的，她細長的臉一直冷冰冰的，直到丹尼爾對她笑笑，她也很快報之以微笑。她在丹尼爾的左邊坐下來，把她的右腿搭在左腿上，桌子下面，一隻高跟鞋挑在她的細腳指上。
當其他總共16人進來時，丹尼爾站在桌前點頭示意。羅森塔爾到來時，丹爾尼又笑了笑，揮手讓羅森塔爾坐在自己右邊的椅子上。羅森塔爾一頭黑髮，有一雙孩子似的藍眼睛，戴著黑色角質框的眼鏡，稍微顯得害羞。於是，羅森塔爾自覺地瞥了一下坐在桌子對面的他的親密朋友阿瑟·蓋爾布。蓋爾布，一個高個子、做事認真的編輯，當時取代羅森塔爾擔任了紐約的編輯，而羅森塔爾去填補了索爾茲伯裡的空缺。蓋布爾看了羅森塔爾一眼，報之以微笑。
最後一位進房間的是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塊頭，四肢靈活，有著一張紅潤的圓臉，兩鬢已白。他輕鬆地走進來，走過其他編輯身邊時頻頻致意，但沒有和他們一起坐在會議桌邊。卡特利奇走到了房間的後面，坐到離丹尼爾稍後一點的一個位置上，舒服地坐下來，蹺起了腿。丹尼爾回頭看看卡特利奇，點點頭，然後轉向其他人，等著他們都坐好。
在這個下午稍早些時候，丹尼爾就已經瞭解了大部分進展情況，這次會議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涉及的只是某些編輯。丹尼爾安排每一個編輯負責世界的一部分地區，每一個編輯都會被更老的編輯注視和監督。這些老編輯在圈子之外坐在離牆更近的地方——有卡特利奇，有來自其他部門的老兵，有來自業主辦公室的管理者，偶爾也有業主本人。牆上奧克斯和范安達及他們的繼任者的照片俯視著這些進程。丹尼爾的辦公室每一天開會主要是重新確認《紐約時報》的傳統，過去和現在的一種交融。丹尼爾確信，如果阿道夫·奧克斯還活著，他不會因為今天在《紐約時報》看到或讀到的東西而不高興的。奧克斯也許會為某些變化而驚奇，或者迷茫，但總的說來他不會不高興的。相對而言，《紐約時報》仍然是一個保守的報紙，在頭版頂端印著奧克斯偏愛的口號“刊載所有適於刊載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自奧克斯1896年買下這家報紙以來這個口號一直存在著。《紐約時報》的這位族長仍能看到，它仍在努力作為一家新聞報紙，而不是專欄作家的展櫃或表達意見的公報。丹尼爾今天早晨讀的這一期《紐約時報》，是沒有報道任何地震災難、天才去世的典型一期，佐證了丹尼爾辦報的宗旨，儘管他發現還有一些缺陷。今天的《紐約時報》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報紙登的新聞都多，有更多的名字，更多的統計，來自更多地方——參議院、服裝業中心、華爾街、揚基體育場、越南廣治省、海牙——的更多報道。丹尼爾把《紐約時報》看作是一個巨大的宴會桌，有著適合於每一個人的東西：趣聞瑣事，烤政治豬肉，細碎的混亂，巴基斯坦酥皮——如果它是新聞，如果編輯部認為它可以被印出來，它就出現在《紐約時報》上，爭取在歷史上寫上一筆。
這天早晨頭版的主要報道，在一個單欄頁面加灰字體下嚴肅地展示出來的，是參議院指控康涅狄格州的托馬斯·J.多德參議員不良行為的聽證會。頭版最左邊欄目裡的非一般報道涉及華盛頓關於北越空戰逐步升級的爭論，還有其他一些關於所謂的紐約警察的殘忍行為，對密西西比的15位有嫌疑的三K黨成員的一項指控，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關於塞浦路斯和平呼籲的報道。討論最多的是林賽市長取消了在紐約為沙特阿拉伯費薩爾國王安排的正式晚宴，因為在費薩爾對約翰遜總統進行了友好訪問後，沙特阿拉伯君主在華盛頓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回答一位記者提問時說，他把以色列的朋友視為阿拉伯人的敵人。這是大新聞嗎？費薩爾此前就這樣說過，大多數阿拉伯領袖多年來就是這樣說的。然而今天這個報道在《紐約時報》頭版的中間跨了四個欄目，丹尼爾坐在從貝德福出發的火車上讀到它時，他覺得這有點大驚小怪了。
丹尼爾幾年前見過費薩爾國王，事實上他在費薩爾還是王子時就認識他了。丹尼爾像大多數記者一樣意識到，如果要費薩爾公開評論一下阿拉伯人聯合抵制和以色列進行貿易的美國公司，費薩爾肯定不會對以色列人說什麼好話，或者不會容忍和以色列人的貿易——除非他不想保住他的宮殿。所以，費薩爾說了他不得不說的話：以色列的朋友不是阿拉伯人的朋友——“猶太人支持以色列，我們認為那些為我們的敵人提供幫助的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他發表的聲明一下子激怒了美國的猶太人集團，他們告誡紐約政治家們注意一下紐約眾多猶太人的選票，因此林賽市長取消了為費薩爾安排的宴會，納爾遜·洛克菲勒州長取消了和這位國王的會見。中東的阿拉伯人受到了侮辱，使白宮感到為難，新聞界又有了一個熱門話題，瑪格麗特·丹尼爾——此前在家裡和她的丈夫討論過這件事，她對中西部小城鎮的忠誠在所謂狡猾的東海岸地方主義的新證據中表現出來——搖著頭說：“噢，紐約人這時真的表現很壞，是嗎？”她的丈夫只能同意了。
《紐約時報》不能忽視這些新聞，這天早晨它拿出了四篇報道、三張照片和一個內頁用於費薩爾事件。約翰·奧凱斯也發表了一篇社論，在該文中他認為國王的評論是“令人震驚的”，但他也指出林賽和洛克菲勒不顧白宮和國務院的呼籲而拒絕履行“接待一位國家元首的公共義務”是“無禮的”。那個提出問題引起爭論的記者，不是《紐約時報》的人，既沒有被點名，也沒有受到評論。
《紐約時報》的編輯們現在坐在會議桌邊，準備好了並且等待著，丹尼爾知道這篇報道還沒有完。明天或許後天無疑它還會出現在頭版上。看一下桌子的盡頭，丹尼爾能夠看到阿瑟·蓋爾布高大的專心坐姿，等著他用細長的手指一絲不苟地寫下的便條。看上去丹尼爾會首先叫蓋爾布，減輕一下現在似乎籠罩著他的緊迫感，因為蓋爾布坐在羅森塔爾的對面，而且手頭有一個大新聞要處理。誰知丹尼爾轉過身來，朝向了國際新聞編輯悉尼·格魯森。
“悉尼。”丹尼爾溫和地說。
悉尼·格魯森是個精瘦結實、活潑靈活的小個子，49歲，但看起來要年輕10歲。他有一張保養很好的紅潤膚色的和善面孔，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但因下面的眼袋而減色，還有一頭烏黑錚亮向後梳的中分頭髮。丹尼爾在戰爭期間的倫敦認識了格魯森。他對格魯森很有好感，安排了一次談話後便把格魯森拉進了《紐約時報》。格魯森是一個優秀的記者，像丹尼爾一樣著迷於財富和社交。格魯森是靠著他在《紐約時報》的晉陞而進入社交界的，最近成了傑奎琳·肯尼迪的私人朋友，進入了她的東部圈子，但他不打算在職業上妥協。在紐約餐廳的一次聚會上，斯蒂芬·史密斯指責蘇茲貝格夫婦利用《紐約時報》貶低肯尼迪家族，格魯森氣憤地打斷他的話，回答說：“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地喜歡肯尼迪一家還不夠，你要求我們百分之一百一地喜歡他們……你們都是神話的製造者，坦率地說，你太令人作嘔了！”雙方都說了過頭話。第二天早晨格魯森因自己的粗暴而感到窘迫，把它歸咎於威士忌和葡萄酒混著喝。但這種行為就是格魯森的性格。他忠誠於蘇茲貝格夫婦，和報社的右翼人士相處得不錯。他作為一個編輯隨意的舉止，反映了他覺得作為《紐約時報》人是舒服的和自信的。當丹尼爾叫他的名字時，格魯森正在閱讀他在進丹尼爾的辦公室前剛剛收到的一些電文。此時格魯森低著頭，仍舊在閱讀，說：“我還沒有讀完。”
丹尼爾似乎並不介意。他對柯斯蒂小姐點點頭。
“夏洛特。”
夏洛特·柯斯蒂已經準備好了，立即開始讀一張紙，她在上面打印了明天將在她的版面上出現的文章摘要。
明天是星期六，廣告稍微增多，會把這一期限制在64版，而今天早晨是76版，因此她只有一版的篇幅可填充。正如她也承認的，這不是非常令人激動的一版——肯定不會像今天的版面編排得那樣漂亮。今天早晨這一版主要用於研究女性的膝蓋和超短裙（膝蓋是可自由想像的和時髦的），但她的確有一個關於華盛頓的漂亮的新鄰居的故事。她用稍有鼻音的俄亥俄方言讀道：“儘管喬治城仍然有一個角落適合做首都，但爭取這種地位的一個新的競爭者是水門東區，據廣告說，在那裡可以俯視波托馬克河，有優雅的住宅，每套房只要7萬美元。”
丹尼爾喜歡她的樣子，輕鬆活潑，消息靈通。他很高興自己一年前起用她做編輯工作，在她的指揮下女性新聞組的報道和寫作有了很大改進。丹尼爾的確不關心牛欄的男人們對這種報道想些什麼——他喜歡讀它，並深信不疑成千上萬的其他讀者也喜歡讀它。
“阿瑟。”在柯斯蒂小姐讀完後，丹尼爾說。
阿瑟·蓋爾布透過他的厚眼鏡片偷偷看了看，開始讀關於費薩爾事件的最新報道和其他地方新聞。蓋爾布在《紐約時報》是作為送稿生開始自己生涯的，靠自己的努力上升到僅次於布魯克斯·阿特金森之下的候補劇評人的位置。他曾和妻子巴巴拉·蓋爾布合作寫了一本給人印象深刻的關於尤金·奧尼爾的傳記。羅森塔爾1962年從日本回到紐約當編輯後，他要求他親密的朋友、擔任助理編輯的蓋爾布從文化新聞部調到紐約組。在最近三年半，羅森塔爾和蓋爾布充滿了激情和新觀念，給《紐約時報》的地方報道注入了許多活力。蓋爾布現在意識到，如果羅森塔爾得以陞遷取代索爾茲伯裡的話，羅森塔爾現在的位置有可能成為他自己的——除非在這個夏季替換時期他犯了某種可怕的大錯。以前蓋爾布對每天的任務單是非常小心的，現在他自信他的記者們不會忽視紐約的任何一個重大新聞或消息。
“費薩爾國王今天訪問了聯合國，我們讓米基·卡羅爾跟著他，”蓋爾布說，“費薩爾說他並不真的為所發生的事情而煩惱。”
“他怎麼說的？”丹尼爾問。
“他直說的，”蓋爾布迅速回答，“他還對攝影師笑了笑。”
“他是要參選。”卡特利奇插話，面帶微笑。
“什麼？”丹尼爾轉過身問道。
丹尼爾的左耳聽不清，這是他12歲時遭受的損傷造成的。他希望，如果卡特利奇要堅持插話的話，他最好從離窗戶更近的椅子坐到丹尼爾的右邊，不要在後面，特別是不要在丹尼爾的左耳後邊。當丹尼爾向後看時，大個子卡特利奇隨便地聳聳肩，暗示這個評論不值得重複。所以，丹尼爾又轉向前面，繼續聽蓋爾布列舉此時記者們在干的幾十件任務——紐約和醫生聯合會之間的一個契約爭議，布朗克斯區的一件謀殺案，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為提拔布法羅的一個叫彼得·克羅蒂的民主黨人的仕途而採取的步驟……
吸煙產生的煙霧在丹尼爾辦公室裡裊裊升騰。這一幫編輯即使不是全神貫注地，也是有禮貌地在傾聽。今天沒有什麼非常特別的事情，就像昨天、前天一樣。夏季已經開始，一種週五下午的懶散已經滲入進來。紐約市周圍的道路和橋樑已經開始熱鬧起來，除了卡特利奇和兩個較低級別的管理者之外，《紐約時報》的高級人士沒有人會坐房間的邊上。業主沒有出席，執行副總裁哈丁·F.班克羅夫特也沒有到場。班克羅夫特是一個高個子的、金髮的、用煙斗抽煙的人，1963年接替了已經辭職的同樣是高個子的、金髮的喜歡抽煙斗的艾默裡·H.班克羅夫特。萊斯特·馬克爾參加了昨天的會議，但今天也沒有來。約翰·奧凱斯從不參加這些會議，堅持新聞部和社論部之間保持清晰的分界線。
丹尼爾環視桌子一周。現在是4點31分，繼蓋爾布之後，他又聽了四個文化、國際、金融、體育編輯的發言，除了其他事情而外，還聽說梵高的一幅畫已經以44.1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小沃爾特·克萊斯勒[註：小沃爾特·克萊斯勒（Walter Chrysler, Jr.，1909—1988），美國藝術品收藏者、博物館贊助人，汽車品牌克萊斯勒汽車創始人和總裁之子。]；毛澤東語錄在中國成形，以便學生們也能傳習；華爾街高枕無憂；揚基隊排名第七，繼續著巴爾的摩之後的第五次比賽。丹尼爾朝挨著蓋爾布左邊坐（在桌子角落）的國內新聞編輯克勞德·西頓點點頭。
“克勞德。”丹尼爾說。
克勞德·西頓向前移動一下。他是一個瘦削的、面色微白的、長著灰髮的人，是亞特蘭大當地人，十年前他30歲時作為記者加入了《紐約時報》，那時他還有一頭黑髮，靈活的步伐，和藹的表情。他似乎對作為他的專項任務——南方民權運動——而言太溫和了。1957年到1964年間，他一年跑了幾千英里，用心瞭解南方每一條航線的時間表，熟悉了黑人神父和紅脖子縣治安官，年輕的好戰分子和好夢想的金髮女生。西頓對這種故事進行了卓越的採訪。他一個城鎮接一個城鎮地追蹤著事件，每週用一個小地方——波普拉維爾、麥庫伯、薩塞——作為標題，這些小地方是別人不會再提起的。他給他的報道中注入了氣憤的對話和無情的細節，使得它看起來似乎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只是就一天而言的話。當密西西比的黑人領袖梅加·埃弗斯三年前一個六月的晚上在傑克遜被槍殺時，西頓這樣寫道：
……狙擊手的子彈正好擊中他右肩胛骨的下面。子彈從前玻璃穿入了室內，穿過了一堵內牆，撞到冰箱上之後彈了回來，並擊碎了一盞咖啡壺。這顆磨損的子彈最終落在了廚房壁櫥上的西瓜下面。埃弗斯踉踉蹌蹌地走到門廊，手裡拿著鑰匙，倒在了台階旁。他的妻子，梅爾莉，和他的三個孩子衝向了門口……
此刻，在會議桌旁，40歲的克勞德·西頓顯得飽經滄桑。他曾因自己被提拔為編輯和加薪而快樂，很高興自己現在能和紐約郊區新居的家人待更多的時間，能夠避免無休止的空中旅行和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但管理的壓力和辦公室政治也不時地使他懷念起記者的生活，特別像今天這樣的有好報道的日子。
西頓告訴丹尼爾，今天在密西西比有大新聞——領導著該州的2500名民權遊行者的小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一些追隨者發生了衝突，特別是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註：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裔美國人，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風雲人物，與馬丁·路德·金私交甚好，立場卻不盡相同，他主張使用暴力。他曾任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還是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領袖和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鼓吹者。]這樣的年輕追隨者。西頓說，衝突是頭天晚上在密西西比的坎頓開始的。他兩年前的報道中提到過這個地方，他還記得裝有舊白欄杆的縣政府大樓，大樓內投票登記官辦公室的玻璃窗上有南部邦聯的旗幟標籤。大樓外面黑人排著長隊，縣治安官的一個副手注視著這支隊伍。他穿著黑皮夾克、黑便褲、黑西部靴，左手揮舞一支自動卡賓槍上下瞄著這支隊伍。他的皮帶上懸掛著一根木棒。兩年過去了，昨天晚上在坎頓，金的遊行示威者住在了一所黑人小學的操場上，突然被60人的荷槍實彈的州警所干預，命令他們馬上離開。兩分鐘後，由於這個命令未被理睬，州警便施放瓦斯煙霧彈，開始驅散人群。金要求他的追隨者，不管黑人還是白人，不要用暴力——“不是戰鬥的時刻，”他喊道，“不要那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