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頓·丹尼爾坐在他的辦公桌旁，享受著剩下的最後的安靜的幾秒鐘，不一會兒他的辦公室就會擠滿編輯，來討論新聞。這也許是一天最愉快的時刻。傍晚前的陽光從時報廣場的高樓之間淌下來，過濾了丹尼爾辦公室威尼斯式的遮簾和白帷幕，突出了房間裡的許多色彩，照亮了牆上懸掛的范安達、伯查爾和詹姆斯褪色的照片。光亮的大會議桌，周圍是按阿道夫·奧克斯本人的椅子仿造的一些椅子，擺放在辦公室的前面；在另一邊是一扇敞開的門，露出了新聞編輯部的一部分。丹尼爾一直靠在椅子上，右手轉動著他的有角質架的眼鏡，目光穿過他長長的辦公室，穿過門，注視著在新聞編輯部裡來來往往的人。他能看到一個高個子、金髮的送稿生，一個衣著隨便的年輕人，這個人或許像在《紐約時報》工作的許多送稿生一樣感覺到了他的監督，邊走向牛欄，邊讀著一打長條校樣，無疑希望從中找到錯誤。丹尼爾能夠看到外面桌邊的文字編輯彎下來的頭，他還能看到兩個照片編輯在審看著他們剛從照相機裡取出來的照片。儘管丹尼爾看不到正在成排的桌子後面聚集著的幾十位記者，但他能聽到他們的打字機沉悶的打字聲和遠距離的電話鈴聲。他知道發稿期限帶來的緊張氣氛，但他還知道，一些當天沒有任務的記者現在正無所事事地坐在鍵盤前，讀著報紙或書籍，等著又一次的泰坦尼克號沉沒，或等著咖啡手推車，或等著新聞會議開始，這樣他們就能給一個秘書打電話，或許稍後約誰出去喝一杯。
這是一個相對輕鬆的日子，丹尼爾期待著今晚能準時回家，在貝德福他的夏日住所和瑪格麗特及孩子們度過整個週末。今天沒有什麼重大的國際危機需要他在辦公室待到很晚。《紐約時報》內部的問題、某些高級編輯之間的個性差異、很快要做出的令人痛苦的人事變化，都是他們在這個週末不能處理的。人事變化涉及的一個人是丹尼爾的朋友，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在作為一個記者的漫長而傑出的生涯中，在最近作為丹尼爾的四個主編助理的角色中，為《紐約時報》，為丹尼爾在《紐約時報》的地位做出了難以估價的貢獻。在最近幾年的管理重組過程中，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作為丹尼爾解決麻煩問題的能手，發揮了許多必要的儘管是令人不愉快的作用，這必定使他不得人心，的確如此。但索爾茲伯裡似乎並不介意。他認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意識不到他招致的怨恨，他正在樹立的敵人，不僅是在他的首要靶子——華盛頓分社，而且也在紐約，在丹尼爾的其他一些編輯中間。現在，1966年夏天，新聞編輯部裡的傳聞是，索爾茲伯裡作為主編助理快干到頭了，他將被踢到樓上去負責《紐約時報》正在擴大的圖書部門。
克利夫頓·丹尼爾不想讓索爾茲伯裡走，但問題在於丹尼爾有無足夠的權力甚至意願為此做些事情。在這場鬥爭中索爾茲伯裡已經提供了優秀的服務，但現在業主和他的總編輯特納·卡特利奇顯然想不惜任何代價來恢復和諧。也許單是索爾茲伯裡在新聞編輯部裡出現，就會使人想起那些最好被忘記的事情——丹尼爾不得不等著看看。在這一時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不論做什麼事情都像是庇護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現在不在國內，他正在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在中國的邊上轉悠，希望進入河內或者北京。迄今為止他還沒有得到進入這兩個地方的簽證，看起來他在這個夏天晚些時候不會帶著他想要的大報道回到辦公室了，有的只是由於新聞編輯部裡的惡意主張而造成的一個靠邊站的生存機會。一個44歲的年輕人A.M.羅森塔爾已經開始接管57歲的索爾茲伯裡的許多職責，羅森塔爾的辦公桌已經被安排在靠新聞編輯部南牆的位置，這是主編助理們坐的地方。羅森塔爾顯然在填補索爾茲伯裡的空缺。新聞編輯部裡沒有人低估羅森塔爾坐的地方的意義。一個人在《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裡坐在哪裡，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在最高或最低層次上的一種形式上的事情。沒有任何特殊地位的年輕記者一般被指定靠新聞編輯部的後面坐，挨著體育部。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有人去世，年輕記者成熟起來而不再是年輕人，他便向前面搬得離新聞編輯部更近一些。但他決不能按自己的想法隨意搬動。高級編輯們也必須尊重這個體制。20年前的一天，主編埃德溫·詹姆斯生病不在，一位主編助理布魯斯·雷犯了坐到埃德溫·詹姆斯的桌子上的錯誤。詹姆斯得知此事，非常惱怒。布魯斯·雷雖然曾被視為詹姆斯的可能的接班人，此後卻不再有任何進展了。
但羅森塔爾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年輕人。他曾在印度、波蘭和日本當記者，有過輝煌的經歷。自1963年擔任《紐約時報》的編輯以來，羅森塔爾曾激勵了非常多但多少無精打采的一群人同華盛頓賴斯頓的人和傳統上高人一等的駐外人員進行了值得讚許的競爭。現在羅森塔爾顯然是四個主編助理職位的候選人。這些職位，除了索爾茲伯裡是個例外，都是由一些曾在《紐約時報》工作三四十年的或者從文字編輯的行列裡提拔進來的人擔任的。這些人身體仍然健康並且思想敏銳，他們無疑會因為他們責任的減少而不高興——但如果羅森塔爾獲得了作為高級管理者的經驗，這些老人中的一個就不得不搬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是機構常存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舊秩序的改變。如果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不走，那麼其他三個編輯中的一個就要走。其中一個是近來給克利夫頓·丹尼爾帶來許多麻煩的人——牛欄的編輯西奧多·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一個60歲出頭的土生土長的紐約人，是一個敏捷尖刻、好說教的編輯。他吸煙一根接一根，最近得了嚴重的心臟病，但外表上看他似乎很平靜而且泰然。他有中等個頭略瘦的體形，白皙的膚色和稀疏的黑髮，有一個警覺的瘦削友好的面孔，一雙柔和的棕色眼睛，像《紐約時報》的任何人一樣是容易接近的。西奧多·伯恩斯坦一下子變得老了，而且變教條了。他曾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專業傑出的教授，1925年畢業後進入《紐約時報》當了文字編輯。自那時以來他寫過幾本成功的關於新聞的書籍，並且規範地使用英語。1939年儘管他才35歲，卻負責了《紐約時報》的戰爭稿件，寫了許多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文章。夜裡，他經常在報紙上印刷機印刷之前親自仔細審閱頭版的金屬紙型。伯恩斯坦後來為該報編輯了丘吉爾的回憶錄，以及科德爾·赫爾[註：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美國政治家，曾任美國國務卿。1945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促進西半球的和平與諒解，達成貿易協定以及促進聯合國的誕生所作的努力。]和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註：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美國陸軍退役四星上將、政治家、外交官、中情局局長。]的回憶錄。當特納·卡特利奇在20世紀50年代想辦一個寫得更好、編得更好的《紐約時報》時，伯恩斯坦被確立為標準的實施者——他成了《紐約時報》的語法家，或如《遭遇》（Encounter）雜誌後來對他的描述，成了它的「總督」。
伯恩斯坦緊湊封閉的辦公室在新聞編輯部的東南角，他的門外設立著在新聞和語法上與他的大部分意見一致的下屬編輯。在他的辦公室裡，他還出版了一份叫作《勝利者與罪惡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發給《紐約時報》在紐約和世界各地的人。這個期刊列舉最近在《紐約時報》出現的工作正反面例子，還引用伯恩斯坦的語法規則和評論。這些是整個新聞編輯部的工作人員要記住的，伯恩斯坦責成他們遵守他的原則。因此，為了辦出一個更可讀的和合語法的報紙，在20世紀50年代，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導師、高級編輯的頭子一起獲得了新的動力。當然，這一立場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見解的記者那裡成了一個惡棍。他們指責說，嚴格遵守伯恩斯坦規則寫作的編輯人員，只能是那些受雇誹謗別人的文人，他們從報道中刪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華。特納·卡特利奇當時沒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遠，他們總能受到遏制。戰後更快的生活節奏、電視的出現、新聞生產加大的成本，要求《紐約時報》成為一個能更快閱讀的、編輯更緊湊的報紙。卡特利奇認識到，有人會操心對代詞的正確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給了最擅長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關心的是辦公室內部的政治，這是他最擅長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爾從莫斯科帶回到紐約並開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編後，伯恩斯坦作為主編助理的權力就開始減少了。儘管伯恩斯坦知道他決不會是卡特利奇職位的候選人，作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還別提他是一個猶太人，但他非常氣憤卡特利奇把這個年輕的南方門生提拔到這樣一個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還是主編的時候，丹尼爾就在管理權勢等級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頭。伯恩斯坦和丹尼爾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們的風格也是不一樣。伯恩斯坦是一個非常勢利的人，明顯不拘禮節，而丹尼爾卻講究禮節。當丹尼爾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時，他重新裝飾了卡特利奇的老辦公室，鋪上一個新牌子的藍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卻請求把被丟棄的卡特利奇的破舊地毯撕下一大塊鋪在他的地板上。丹尼爾坐在他傳統的英格蘭辦公室防皺的椅子裡，伯恩斯坦卻只穿著襯衫把袖子捲到肘部穿過新聞編輯部走進他的辦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張老木椅上。在這張桌子上，他以無懈可擊的語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價的備忘錄紙上寫作。在丹尼爾擔任主編的頭兩年，他承認只有一次他生氣地提高了自己的聲音，大概是和湯姆·威克談話的那一次。但新聞編輯部的其他人都斷定聽到過丹尼爾關在房子裡和伯恩斯坦爭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為伯恩斯坦散佈對丹尼爾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無禮評論。
儘管丹尼爾寧願致力於《紐約時報》最近的幾個更好的變化——多報道文化新聞，凝練訃告，鼓勵「硬新聞」報道的品位和情調，而以前這些報道都是按純粹常規的方式來做的——但他卻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評者說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們特別反對女性版主編夏洛特·柯蒂斯發表的長文章。柯蒂斯是一個五英尺高的瓦薩學院女畢業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數美國人奔向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目標時，從棕櫚灘到紐約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動。儘管柯蒂斯小姐對此主題不怎麼得心應手，其中許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風趣，但對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頓喜歡。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員很少加工整理她的報道，她對她的工作是極其認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錯誤的話，那將最有可能被丹尼爾，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幾年前，在一篇關於拉齊維爾公主[註：拉齊維爾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國名媛、室內裝飾師、演員，波蘭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爾佈雷克特·拉齊維爾（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夫人傑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的報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綽號「Stash」（鬍鬚），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爾的一個備忘錄，指出儘管這個綽號發Stash的音，但應拼寫為Stas。由於此前已和拉齊維爾王子的大姨子傑奎琳·肯尼迪的秘書帕梅拉·特努勒[註：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約翰·肯尼迪的夫人傑奎琳·肯尼迪的新聞秘書。]檢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給丹尼爾打了電話，告訴他是他錯了——它應拼寫為Stash。
「有什麼根據？」他問道。
「白宮。」她很快回答說。
「是嗎，在我認識他時，」丹尼爾說，「它就拼寫為S-t-a-s。」
丹尼爾掛了電話。她想這件事到此就算結束了。但丹尼爾追蹤這位王子到歐洲，幾個月後，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爾的另一個備忘錄，指出它應拼寫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評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爾通常會很快維護她。她的一篇報道在《勝利者與罪惡者》上受到質疑後，他在一個長長的備忘錄中就是這樣做的。伯恩斯坦讀了柯蒂斯的一段話——「麥克唐奈們像肯尼迪們一樣。他們是富有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有不少這樣的人」——很生氣，將這段話重印在《勝利者與罪惡者》上，並告誡工作人員：「要省略種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稱，除非它們與新聞有某種關聯或者是傳記集合體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訃告中或一個新聞人物的報道中。也許對愛爾蘭人來說『愛爾蘭天主教徒』是一個頌詞，似乎不會冒犯什麼，但你寫『富有的蘇聯猶太人』會怎麼樣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爾的一個便條：「我同意你說，對愛爾蘭人來說『愛爾蘭天主教徒』是一個頌詞，似乎不會冒犯什麼，我也同意『富有的蘇聯猶太人』也許是冒犯的。但在我看來，這種偏見更多的是在讀者的腦子裡，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語裡。如果與新聞有關係，我們當然可以描述一個家庭富有，是蘇聯人，或者是猶太人。我自己就這麼寫過，但從沒被人指責過。實際上，只要別讓這些材料在一起給人以輕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爾又說，「自口述這個便條以來，我們發表了肖恩·奧凱西[註：肖恩·奧凱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約翰·凱西，愛爾蘭劇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槍手的影子》《朱諾與孔雀》《犁與星》。]的訃告，把他叫作一個可憐的愛爾蘭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爾之間的另一個爭議點集中在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身上。索爾茲伯裡在丹尼爾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從記者行列裡被提拔起來，成了一個編輯，1964年成了主編助理。索爾茲伯裡的一個職責是每天早晨讀《紐約時報》，然後為丹尼爾寫一個關於這期報紙的優點和弱點的備忘錄，不僅把《紐約時報》的報道同《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報紙的報道進行比較，而且還評論報紙的一般特點，它的結構、標題、圖片和文風。索爾茲伯裡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專利，使伯恩斯坦在新聞編輯部裡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紐約時報》的看門狗，現在卻感覺自己也被監視了。一天晚上，當索爾茲伯裡主動去牛欄觀察了伯恩斯坦和兩個下屬編輯設計版面時，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當天夜裡他給丹尼爾寫了一個長長的備忘錄。是他親自寫的，秘書已經走了。在備忘錄中他強調索爾茲伯裡沒有權力觀察牛欄編輯製作分配給所有高級編輯的頭版樣張，他還說他會把索爾茲伯裡的重新出現解釋為丹尼爾發出的一張「不信任票」。接著伯恩斯坦描述了索爾茲伯裡的樣子，他在日常的環境裡什麼也沒有做：「彷彿他是一個間諜，我們（牛欄編輯）都是受監視的人。」第二天丹尼爾的答覆消除了這次事件的影響。丹尼爾說：你顯然是對索爾茲伯裡有點兒誤解了，如果這引起了不愉快或憤恨，他感到很抱歉。
克利夫頓·丹尼爾瞭解的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不是伯恩斯坦瞭解的索爾茲伯裡。丹尼爾第一次見到索爾茲伯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倫敦，當時索爾茲伯裡在為合眾社工作。索爾茲伯裡當時是一個非常害羞、離群索居的人，同他在美國的妻子分了手，是一個對自己和未來都不確定的人。在索爾茲伯裡加入《紐約時報》後，特別是在丹尼爾接管了索爾茲伯裡在莫斯科的位置後——索爾茲伯裡曾在非常困難的五年裡擔任《紐約時報》的莫斯科分社社長——這兩個人發現，他們有許多共同之處，是很對脾氣的。因此，當丹尼爾隨著自己的晉陞而開始把索爾茲伯裡拉上管理梯子上時，索爾茲伯裡並不驚奇，但《紐約時報》的其他每一個人都感到驚奇。丹尼爾對此並不後悔。索爾茲伯裡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管理者，有著迸發新觀念和新方式的創造性頭腦。他已經克服了一度支配著他的羞澀，又幸福地結婚了，並且令人難以置信地過得很好。索爾茲伯裡是丹尼爾所認識的最令人敬佩的記者之一。他寫過許多優秀的書籍，包括一部小說。作為電視特約評論員和校園的演說家，追捧他的人太多了。就丹尼爾所見而言，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行為沒有任何陰謀的東西。然而，伯恩斯坦對索爾茲伯裡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不難預料，華盛頓分社很快譴責他，一個記者給索爾茲伯裡起了個綽號叫「拉斯普京」[註：格裡高利·葉菲莫維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羅斯帝國尼古拉二世時西伯利亞農民「神醫」，因醫治了王子的病而成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亞歷山德拉的寵臣。他行為淫蕩，因干預朝政被保皇派謀殺。——譯者注]。另一個記者解釋說：「索爾茲伯裡費了那麼多年觀察誰站在斯大林旁邊，現在是他站在了斯大林的旁邊！」
索爾茲伯裡一出現，就對那些並不認識他的人，表達出一種嚴肅感，一種令人膽顫的距離。他長著一個稜角分明的面孔，很少有笑容的薄嘴唇上是一個稍微下垂的八字須。他小小的白藍色眼睛沒有表情地從鋼邊眼鏡裡透射出來。這副眼鏡破舊不堪，對他的視力並沒有太大的改進。索爾茲伯裡六英尺高，但顯得更高一點兒，因為他有一個瘦削而過分細長的身材，寬肩膀，以及一個稍小的腦袋。他的頭髮一度是金色的，現在成了銀灰色的。在他低頭伏案閱讀或打字時，稍長的幾縷頭髮通常懸掛在他的左眼上。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煙。1949年他戒了酒，當時是在「冷戰」最糟糕的歲月，遭到拒絕和懷疑的日子裡，他在心理上和體力上準備到莫斯科為《紐約時報》服役。幾年後為了健康，他放棄了吸煙，現在他吃補藥代替香煙。在他坐在新聞編輯部的辦公桌旁閱讀蘇聯雜誌時，或者在他的小黑皮本上草草記筆記時，或者以呆滯的眼神注視著伏在打字機上成排的腦袋時，咯吱咯吱地嚼著這些藥丸。
儘管在1966年夏天幾乎沒人瞭解索爾茲伯裡，但新聞編輯部幾乎每一個人都對他有深刻的印象，但並不都是負面的。許多人認為他不僅是一個高明的記者和作家，還是一個高效率的編輯，他對《紐約時報》關於肯尼迪遇刺的報道的監管被視為優秀的。其中一些人說，索爾茲伯裡之所以不得人心，無疑是因為他不得不執行丹尼爾或者上頭的命令。但另一些人說，索爾茲伯裡執行命令過分熱情了。他似乎喜歡扮演拉斯普京的角色。儘管不公正，編輯部裡的幾個小故事強化了他的這種形象。據說索爾茲伯裡懷疑美國政府的計劃，於是斥責記者沒有揭露它們。他飛到華盛頓去慫恿上層辭退一個已經失去紐約總部歡心的《紐約時報》的老人。有個人曾把索爾茲伯裡扔到地板上的一份文稿撿起來又交給了他，他對這個人突然回答：「如果我把一份文稿扔到了地板上，這就是我想讓它待的地方！」一天，索爾茲伯裡注意到，《紐約時報》在最近關於傑奎琳·肯尼迪的報道裡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她在頭天晚上出人意料地祭掃了她丈夫的墓地，於是他生氣地走進房間。
「昨天晚上誰是最後走的？」他叫喊道，圓桌邊的文字編輯都抬起頭來。
「是我。」最終有一個人回答說。
「為什麼你不把一個新線索放在傑姬[註：傑姬，傑奎琳的暱稱。——譯者注]的這篇報道上？」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新線索。」
「你錯了。」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索爾茲伯裡先生。傑姬以前也這樣做過。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這篇報道沒有提供一個新線索的原因。」
「你和牛欄聯繫了嗎？」
「我聯繫了，他們也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新線索。」
索爾茲伯裡嘴唇緊閉，迅速轉過身，走掉了。幾天後，國內組的一個下屬編輯向這位文字編輯出示了索爾茲伯裡寫的一個備忘錄，指責這位文字編輯的錯誤判斷，並且指責他過去犯過類似的錯誤。
「這不是真的，」這位文字編輯說，「我想解釋一下。」
「噢，不，」這位下屬編輯平靜地說，「不要回答，小心為好。他現在掌握著許多傢伙的材料。」
另外兩個主編助理——一個叫羅伯特·加斯特，另一個叫伊曼紐爾·弗裡德曼——都是平靜的不愛挑釁的人，不像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和西奧多·伯恩斯坦，新聞編輯部的謠傳從來不集中在他們身上。羅伯特·加斯特是一個瘦瘦的、衣著整潔得體、淺棕色頭髮、有點兒冷淡的弗吉尼亞人。他有一個瘦削紅潤的臉盤，戴著角質框眼鏡，使他顯得冷漠。加斯特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畢業生，1925年加入《紐約時報》，在城市組當文字編輯，三個月後西奧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這個組，他在哥倫比亞的校園就認識了伯恩斯坦。在他們到《紐約時報》工作後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還得到了業餘去哥倫比亞大學教新聞學的工作。1933年他們合作為文字編輯寫了一本指導手冊。幾年後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為文字編輯組的助理編輯，開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晉陞軌跡，並在1952年達到頂點，卡特利奇宣佈他們成為主編助理。但同時私下卡特利奇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再得到晉陞了。這是他們在《紐約時報》的最終崗位，他們不會超過他。卡特利奇說，他們應該致力於幫助他管理正在擴大的編輯部，使他們的個人目的服從於報紙的更大目的，幫助他選擇和培養《紐約時報》的年輕人，以便有一天成為他們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這樣做了——事實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羅森塔爾作為一個編輯的能力——如果說伯恩斯坦由於在48歲時得知自己不會升得更高而失去了個人的努力，那也是無法察覺的。但在加斯特那裡就不同了。也許伯恩斯坦對自己在《紐約時報》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認識得現實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不想讓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讓西奧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編的椅子上——《紐約時報》一個供亮相的位子，一個在社會流動中達到最高點的位子，一個能衝破美國民主體制中所有不利障礙的護照。西奧多·伯恩斯坦，接受現實，集中注意力作為一個編輯的職業，由此獲得了信心。他是一個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來不會因為害怕走得太遠而被嚇住。他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說他想的東西。正是伯恩斯坦，連同牛欄的一個叫作劉易斯·喬丹的助理編輯，在1961年的一個夜晚領導了反對派，當時奧維爾·德賴富斯命令《紐約時報》降低塔德·肖爾茨關於豬灣入侵計劃的報道的調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賴富斯在時報大樓14層的辦公室抗議，說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之間是有差別的，德賴富斯把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對德賴富斯說，如果國家安全是在戰爭形勢下或近乎戰爭的形勢下提出的，關於新聞界應採取什麼樣的路線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它不應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繼續說，但在國家利益的事情上，新聞界說出真相不僅是一個正當的選擇，還是一個應盡的義務。
如果是另一個編輯這樣說，這也許就會被看作不服從命令，但伯恩斯坦說這樣的話卻沒事，因為他是特殊的：他是《紐約時報》的技術天才，是報社在語法和規則上的卓越權威，他是這架大機器上的一個不可隨意變換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這一點，他給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確，在20世紀50年代，在丹尼爾上來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裡，經常是西奧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著整個新聞部。
但羅伯特·加斯特成為主編助理之後，卻沒有顯示出與伯恩斯坦相當的權威。作為一個人，加斯特似乎越來越陌生。儘管他從來是不合群的，但現在他更少說話。他彷彿被提拔進了黑暗之中，或者深為私人問題所煩擾。每一天早晨他邁著輕柔的步子走進新聞編輯部，有點僵硬和得意，緩慢的、四處流盼的目光掃一下成排的記者桌子，抬頭走向衣帽間。幾秒鐘後，他出來走向靠南牆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見的人勉強笑一笑，然後坐在他的桌子邊上，用這一天其他的時間從事一些任務，這些任務對編輯部的幾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審查編輯部的開支賬目，此外還做點處理辦公室裝備和其他管理細節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來自業主辦公室的高級管理者抱怨新聞編輯部的環境凌亂，專挑出記者們把大衣亂放在桌子上、把煙頭隨意扔在地板上的習慣，於是加斯特發了一份編輯部備忘錄，要求所有大衣必須掛在衣帽間，並且在每排辦公桌上都放了煙灰缸。但大約一個月後，幾乎所有的煙灰缸都不見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樣亂七八糟地扔滿了煙頭，首要的違反者是嗜煙如命的電視評論家傑克·古爾德。
1956年冬天，一個不確定的時期，《紐約時報》的幾個記者和編輯被參議院的一個專門委員會傳喚，調查報紙行業的共產黨人或前共產黨人。羅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對《紐約時報》的一些被傳喚人的仁慈是他們永遠難以忘懷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強烈壓力的時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靜。他讓被傳喚的職員放心，儘管他不同情共產主義，但他尊重他們不揭發黨內過去同事的立場，如果他們已經離開了共產黨，完全誠實地聲明他們已經簽名同意這一結果，並已通過卡特利奇的辦公室送交了蘇茲貝格，他們的職位是有保證的。與其他編輯相比，加斯特對於被調查一事並沒有顯得更公正或者悲觀。報社的人們驚奇地發現，加斯特對陷入麻煩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憐憫。現在，十年後，加斯特仍然平靜地靠著新聞編輯部的南牆坐著。不管他特殊的職責是什麼，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職責，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穩坐了12年主編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爾在位期間也干了兩年了。
另一個主編助理伊曼紐爾·弗裡德曼，是四位主編助理中最年輕的。他是一個在55歲左右身體仍然結實且非常嚴肅的人，從來沒有見他笑過。他的闊肩膀和鮮明的面部特徵，有點大的腦袋和耳朵，大眼睛、濃眉毛，精心梳理的灰棕色頭髮，使他坐著的時候顯得比實際上高得多，他大約五英尺高。他戴著一個灰色的霍姆堡氈帽，穿著剪裁保守的服裝，實際上比表面看起來更昂貴。他衣著的工藝水平體現在裡面，由耐心的裁縫一絲不苟地製作的，這一風格和弗裡德曼的個性一致。他是一個沒有任何輕浮、一絲不苟的人，他總是謙恭有禮。他從不在辦公室裡脫去夾克，記者們喜歡說，他估計在做愛時也不會脫掉夾克。通常他很受職員們所喜歡，不僅是那些在他擔任國際新聞主編多年裡在他手下的國際新聞記者——這一集團包括丹尼爾、索爾茲伯裡和羅森塔爾——還有在紐約總部從來沒有到海外去過的和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據說他是一個對下屬非常公正的人，為人謙虛，極其羞澀，例外的是在老朋友的聚會上。
他像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一樣，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約克，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比起現在，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更是為《紐約時報》培養人的學校，已經和《紐約時報》建立了一種機構性的合作。蘇茲貝格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理事會成員，家族的許多成員都到過那裡，哥倫比亞校園裡的新聞在《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受到特殊的關照。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是由普利策捐助成立的，似乎是培養《紐約時報》有抱負的工作人員的工廠。它的院系被提倡奧克斯原教旨主義的《紐約時報》編輯喬裝打扮，最聰明的學生定期被《紐約時報》招聘走，通過體制得以提升，其中許多人後來又回到哥倫比亞教新聞學，並使這一過程長久不衰。20世紀30年代，從這一過程中產出了伊曼紐爾·弗裡德曼。
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學生，曾師從西奧多·伯恩斯坦，1934年當《紐約時報》國際組有一個文字編輯的空缺時，時任國際新聞主任助理的伯恩斯坦給弗裡德曼打電話，僱用了他。弗裡德曼在《紐約時報》的整個生涯都是在辦公桌上度過的。從1945到1948年，他在《紐約時報》的倫敦分社做管理工作，正是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克利夫頓·丹尼爾，丹尼爾當時已經在中東進行了旅行報道後回到了倫敦。這兩個人當時都是單身漢，以一種平靜的、並非互相利用的方式相處得很好。丹尼爾喜歡弗裡德曼在服裝上的品位，他的嚴肅，他的周密計劃——弗裡德曼的到來和離去都是分秒不差的。恰恰是每一天晚上的同一時刻，辦公車等著接弗裡德曼去吃飯；恰恰是一個小時後又把他帶回來。有一周弗裡德曼玩了撲克牌，他的表情同他不玩撲克牌時毫無二致。他偶爾喝點酒，他在喝酒的時候看起來決不是一種享受。他是可靠的，實在的，沒有任何壞習慣——毫不奇怪，這樣一個人會成為《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編輯，他通過電纜指揮著50個飛得遠遠的記者在不同的時區經歷政治變革和起義。同樣也不奇怪，儘管他的工作有困難，但他很少在記者裡樹敵。他對待他們的方式是正式的、非個人的。他是《紐約時報》的一個臂膀，機構的一個工具，它的基礎的一塊磐石。當1956年收到邀請參加克利夫頓·丹尼爾的婚禮時，他心裡也感到高興。
《紐約時報》只有很少人能得到邀請去密蘇里州的因德彭登西參加丹尼爾和杜魯門的婚禮。被邀請的人中有特納·卡特利奇，雷蒙德·丹尼爾夫婦（在戰爭年代是《紐約時報》倫敦分社社長），還有伊曼紐爾·弗裡德曼夫婦。克利夫頓·丹尼爾在和瑪格麗特·杜魯門結婚時的頭銜是「國際新聞主任助理」。這一頭銜在婚禮前的幾百次新聞報道中被用過多次了，以致突然引起人們好奇，誰是那個國際新聞主任？《紐約客》雜誌決心把他找出來，「城市話題」（Talk of the Town）欄目有了結果。該欄目把弗裡德曼稱為「莊重的、智慧的、說話輕柔的人」。1964年，在他已經在《紐約時報》編輯桌上工作了30年後，在丹尼爾成為《紐約時報》的主編兩個月後，伊曼紐爾·弗裡德曼成了主編助理。
現在A.M.羅森塔爾正被推向同樣的方向。這在其他某個主編助理看來有點欠成熟，但他們決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羅森塔爾，44歲，如日中天，當紐約分社的編輯剛剛三年，他們不能理解此時把羅森塔爾提拔到高層的迫切性。不管索爾茲伯裡還是伯恩斯坦，不管加斯特還是弗裡德曼，都還沒有接近強制退休的年齡，但退休在《紐約時報》是一個有點曖昧的事情，服從於各種調整。阿瑟·克羅克，78歲了，仍然在華盛頓寫專欄。萊斯特·馬克爾72歲了。在整個14層的時報大樓——在擁擠的房間的各個角落，在發霉的辦公室裡——能夠找到一些人，由於和某個人的關係，或由於多年來不被注意，正在變得越來越老，但還被《紐約時報》留用。如果操縱者願意的話，提前退休的年齡似乎是一件可被利用的事情。誰是操縱者呢？特納·卡特利奇無疑屬於其中之列。粗糙地描述卡特利奇的職位，他也許是，也許不是：用一種特別的技巧去處理、管理或利用事情。在過去的20年裡，卡特利奇無疑特別有技巧地操縱著《紐約時報》幾十個人的生活和命運。在華盛頓當政治記者的這麼多年，從他在參議院的前排席位，觀察了這個時代的許多內部戰略，已經給了卡特利奇以教益，懂得巧妙地使用權力、謙卑和幻覺的藝術。後來在他作為《紐約時報》主編的歲月裡，他已經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他今天或許仍然這樣做，但確切地判斷卡特利奇的影響是很難做出的。在《紐約時報》裡權力幾乎一直是種有點模糊不清的東西，在它達到高潮時便失去了它大膽的線索和形狀。《紐約時報》的一個高層管理者果斷而明確地顯示權力，不是什麼好形式，是和奧克斯關于謙虛的公理相衝突的，是被視為不明智的。所以，這些年《紐約時報》高層人的行為同接近底層人的行為並無顯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僅次於最高層之下的《紐約時報》人，偶爾顯示出自己的權威，其中一些人艱難曲折地推進，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層，但後來被同化進這個等級制度中，他們失去了一度使他們顯得傑出的大部分個性和動力。不管怎樣，《紐約時報》的下層人，記者和文字編輯，很少知道誰在上面操縱著哪條線。他們只能猜測。有時他們懷疑走在《紐約時報》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來向上的每一步都使個人以犧牲他自身的一部分為代價——有更大的權力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有更多的謹慎，更多的謙遜，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終得到大權的人似乎並不用它，也許不能用它。如果他們不能用它，有權還有什麼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證實權力的存在呢？一個政治家必須贏得選舉，一個明星演員必須在票房上掙錢，一個電視評論家必須保持收視率，但《紐約時報》一個有頭銜的人也許幾十年都不斷隨著機構的勢頭走，不會面對任何單個的考驗，對個人的成就不會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個人得到了美國的國務活動家、獨裁者、銀行家、總統的寵愛，這些人認為他擁有這個機構裡的說服力量。
《紐約時報》的高層權力是一種飄渺的因素——約束了能力，形成了壓力，決定來自公司集體，但很難看出哪個人做了什麼，經常像是實際上沒有人做任何事情。決定像是從一大群擠在一起的管理實體滲出來的，它們互相依靠，轉換，偏斜，聳聳肩膀，後仰，走邊道，最終奔向某個試驗性的方向。但誰躍躍欲試呢？誰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覺到的呢？新聞編輯部裡的記者們不知道。他們對市政府、華爾街、聯合國的秘密事務知道得很多，但他們不知道《紐約時報》的高層在進行什麼。如果他們刺探的話，他們也許會發現，但《紐約時報》的僱員不可以深入刺探他們上司的事務。既然《紐約時報》的普通員工不能定期參加丹尼爾每天的新聞會議，那麼，他也就不能通過觀察主編的舉止、他們彼此的反應來得到線索。因此，記者們一定信賴傳聞，或者意識到一些小小的變化。例如這個夏天的下午羅森塔爾坐在了靠南牆的一個辦公桌上，索爾茲伯裡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裡德曼同他們平常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同。
羅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點煩心地坐在他的桌子邊閱讀。伊曼紐爾·弗裡德曼不動聲色地在電話上說著什麼。在另一張桌子邊，坐著羅森塔爾，幾乎抑制不住他輕鬆愉快的心情。在大辦公室裡，冷靜而放鬆的是克利夫頓·丹尼爾。丹尼爾今天中午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共進了午餐。麥克納馬拉或許比新聞編輯部的任何記者都更瞭解《紐約時報》的等級制度，因為美國政府的最高層經常和《紐約時報》接觸。這些人經常一起吃飯，彼此邀請見面，定期在電話上交談。他們對彼此的官僚機構、政策變動和人事變化是好奇的，認識到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會影響另一個地方——一種微觀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所以，儘管他們在稍微較低的層次上偶爾有分歧，但在高層卻盛行一種鞏固的聯盟——在任何大的攤牌中，這兩種力量無疑會把他們的人馬集合起來。
這並不意味著1966年冬天的《紐約時報》會遵從政府的願望去壓制一系列關於中央情報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確意味著《紐約時報》覺得有責任讓中央情報局的前局長約翰·麥科尼訪問時報大樓，在報道發表前讀一下這些文章，在報道會危及國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麥科尼的一些建議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雙方進行了小小的討價還價，諒解最終達成了。這兩種力量本質上都追求同樣的目標，保護民主制度和現行秩序，這種高層同宗的精神經常通過各層次透露給基層：一個政府的小官員很快接到了來自《紐約時報》編輯們的電話；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騎馬的警察關照他的報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車，《紐約時報》也關照他的馬；法院的職員能擺平一個難對付的紐約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賽市長[註：約翰·林賽（John Lindsay，1921—2000），美國政治家、律師、國會議員、總統候選人，第103任紐約市長，1966至1973年在位。]將在《紐約時報》的聯歡會上跳舞；當納爾遜·洛克菲勒州長[註：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國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紐約州州長（1959—1973）、美國副總統（1974—1977）。]在一次大型雞尾酒聚會上向克利夫頓·丹尼爾報以微笑時，馬上就有微笑以回報，幾秒鐘內他們都奮力擠到陽台上，進行非常隱秘的談話。
那些想知道《紐約時報》的等級機構裡在進行什麼的記者，必須巧妙地在他們同政治官員、大使、參議員的談話中尋找線索，因為這些人進入了和蘇茲貝格夫婦以及奧克斯的其他後代的圈子裡。令人驚奇的是，政府對《紐約時報》的內部工作居然知道那麼多，而且如此關心。當特納·卡特利奇在20世紀30年代末還是華盛頓的記者時，羅斯福總統和國會發言人薩姆·雷伯恩已經向他透露了他將是華盛頓分社社長阿瑟·克羅克的接班人，如果卡特利奇選擇留在華盛頓的話，他無疑會得到這個位子。
將近一個世紀，美國歷屆總統極力和奧克斯家族的成員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儘管這並不總能保證《紐約時報》對白宮進行奉承的新聞報道，但至少能使總統知道這家報紙和那些管理者的許多情況，有一天他也許願意影響他們或吸引他們，或者他願意給他們發一封抱怨信。
林登·約翰遜在當上總統三個月後，訪問了時報大樓，並在業主餐廳裡同11位高級管理者共進午餐。以前曾有幾十位國王、王后和國家領袖到過這裡，包括溫斯頓·丘吉爾。他在席間一度停下來問蘇茲貝格：「偉大的《紐約時報》的源泉是否要加上點兒刺激性的芥末？」約翰遜總統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客人。他吃光了他盤子裡的所有東西，稱讚蝦和烤牛肉做得好。他講了幾個笑話，不允許電話打斷午餐，即使在他到達前不到一個小時他已得知古巴決定切斷關塔那摩供水的消息。他坐在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和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父子中間的一個特殊的加墊的折疊椅上，這是特勤部門在午餐前放在那兒的。這個椅子比正常的餐椅更低，但也更寬一些。桌子上擺著印著《紐約時報》徽章的金邊盤子和銀餐具，這個徽章是一隻每一天都在社論版裝飾著刊頭的鷹。這些餐具都擺放在透明的玻璃碗裡，這樣特勤人員就能確定裡面沒有炸彈。午餐後，約翰遜的一個助手帶著一疊電話筆記進來。約翰遜表示道歉，走到門廳接了一個電話。然後他回來告訴其他人，其中一些人是他在以前的會面中非常瞭解的——卡特利奇、丹尼爾、奧克斯——關於古巴的最新消息。然後他跟每個人都握握手，帶頭走向電梯。
在這次訪問之後，林登·約翰遜通過各種方式和《紐約時報》管理者保持著聯繫。有時是當面交談，也有時約翰遜親自拿起電話，給《紐約時報》一位編輯打電話。一天晚上在曼哈頓吃飯時，來了個電話找約翰·奧凱斯。奧凱斯應答後，他聽到了林登·約翰遜的聲音，帶著最隨便的慢吞吞拉長調的說話方式：「約翰……我想到了你……」由於晚會的吵鬧聲，奧凱斯幾乎聽不清說什麼，他被約翰遜的話弄糊塗了，奧凱斯所能想到的回答是：「我也在想你，總統先生。」
約翰遜最終談了他打電話的要點——他要讓拉丁美洲專家托馬斯·曼任助理國務卿。奧凱斯也認為曼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後來在《紐約時報》上寫了一篇支持曼的社論。此後不久，在另一次社交聚會上，小阿瑟·施萊辛格接近奧凱斯，斥責了發表關於曼的那篇社論。在肯尼迪時代，曼在拉丁美洲和古巴事務上的智慧沒有給施萊辛格留下什麼印象，但施萊辛格對這篇社論的反應如此猛烈，使奧凱斯既感到震動，也感到驚奇，以致在離開施萊辛格時非常生氣。在奧凱斯看來，施萊辛格是在重新撿起幾年前肯尼迪總統在華盛頓的人對奧凱斯發洩的宿仇；現在奧凱斯不是被貼上反肯尼迪的標籤，而是被詛咒為親約翰遜的，這是不真實的。此外，肯尼迪的助手的確非常清楚《紐約時報》的內部工作。他們知道，如果這些社論是不可取的，就有一個人要受到指責——奧凱斯。他們知道，《紐約時報》新聞部的權力是分散的，得到一個記者的好意有時比得到一位編輯的好意更有用，有可能約翰·F.肯尼迪政府曾用比以前更多的手腕來對付媒體。
肯尼迪本人曾是一個優秀的新聞系學生。肯尼迪在喬特中學時就是一個什麼報紙都讀的讀者。他曾兩度做記者，他不時表達出想在退出公職後經營一家報紙的願望。早年在他的父親把他介紹給許多傑出的記者時，他就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的自負和風格，他們對奉承的過敏和對批評的敏感，以及他們處在重大的或拿手的事情時內心的喜悅。作為一個參議員，他曾給那些在報刊上稱讚過他的人發過感謝信；作為總統，他特別精明地利用新聞界，安排他的新聞發佈會以滿足各種報紙的最後發稿時間，對朋友友好，對批評者冷淡，像一個國王一樣利用人們的愛戴。
他喜歡和信任的那些記者受到了他的宮廷接待。他們和他一起吃飯，玩高爾夫球，成了他的新邊疆政策有特權的觀察者，得到了不拘禮節和令人著迷的對待，這些特權是以前的總統們很少賜予大多數報紙業主和明星專欄作家的。肯尼迪的舉止是過去沒法比的。他改變了新聞界的社會結構，創造了他自己的明星地位體制。僅僅靠在小的方面偏愛一個記者，肯尼迪就能夠並的確提高這個記者的地位，在一些事例上使這些人成了專欄作家或在電視上頻頻出現。
肯尼迪願意在電視上接受採訪，他利用電視來召開他的新聞發佈會，這冒犯了新聞界的一些老兵。詹姆斯·賴斯頓把電視新聞發佈會叫作「自有呼啦圈以來最愚蠢的主意」，但賴斯頓在肯尼迪時代並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情。賴斯頓，連同其他優秀的記者和作家，能夠用更努力工作來補償未能出席電視新聞發佈會和肯尼迪的晚餐聚會。也許他們因為沒有同肯尼迪太密切而受益，他們能夠離得更遠一些來誠實地判斷他，不必害怕失去這種有代價的友誼，他們能夠進行批評——正如賴斯頓在肯尼迪去世前一周進行的批評一樣：
對於肯尼迪的第一個任期，這個國家懷著一種模糊的懷疑而失望的心情……肯尼迪觸碰到了這個國家的頭腦，卻沒有觸碰到這個國家的心。他為這個國家帶來了信息，但卻沒有帶來靈感。他無疑是當今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但在競爭的過程當中，他一直都很走運……在這個國家當中有著這樣一個不是一般反應，但是很清晰的感受，這種感受通常被中年婦女表達出來，她們認為肯尼迪家族總是設定一些過於虛幻、過於超前，或者就像費城一位女士所說的，過於「歐式」的標準……自從羅斯福時代之後，再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一樣在男士俱樂部中流行那麼多有關「那個白宮裡的男人」的壞話……與他1960年競選總統時所做出的許諾相比，顯然有天壤之別。
有一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反倒感覺到了肯尼迪風格，這就是阿瑟·克羅克。其他總統及其助手給予克羅克的賞識在肯尼迪時代沒有繼續下去，這使克羅克既心煩又失望。他幾十年一直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他曾在關於約瑟夫·P.肯尼迪政治生涯的報道中大肆吹捧，贏得了老肯尼迪持久的感激。一次，當肯尼迪家族去英格蘭時，肯尼迪把在棕櫚灘的大別墅暫借給阿瑟·克羅克過短暫的寒假。當約翰·P.肯尼迪在哈佛大學寫畢業論文時，他按他父親的指導把論文帶給阿瑟·克羅克，看看能否提點建議。克羅克對這個手稿的印象非常深刻，說它能作為一本書出版。他們一起做了這個工作，克羅克的角色是文字編輯。然後克羅克向一個出版商擔保，並建議書名為《英格蘭為何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約瑟夫·肯尼迪當時是美國駐倫敦大使，進而在他有權有勢的朋友中推薦這本書。他讓亨利·R.魯斯[註：亨利·R.魯斯（Henry R.Luce，1898—1967），美國出版商，出生於山東煙台，是《時代》（Time）、《財富》（Fortune）、《生活》（Life）三大雜誌的創始人，被認為是「在世時對美國影響最大的個人」，人稱「時代之父」。]寫了序，他把書送給了像英國王后這樣的有潛力的時髦風尚首創者。該書在美國和英國銷售了八萬冊。約翰·肯尼迪寫這本書時23歲，把他的一部分版稅給了英國在戰爭中被部分摧毀的普利茅斯城，還為自己買了輛新別克車。
約翰·肯尼迪成為美國總統後，阿瑟·克羅克並不想得到偏愛的待遇，他的確也沒有得到。克羅克是一個自傲和正統的人，在一個現在被年輕的自由分子和闊佬階層、標新立異派或作家米奇·德克特所謂的「迪斯科激進派」統治的城鎮裡，他是一個頑固的政治保守派。自半個多世紀前第一次來到華盛頓以來，阿瑟·克羅克目睹了每一次可想像的運動和瘋狂的來來往往，聽到了所有為舊的政治廢話創作的新的音韻鏗鏘的詩——威爾遜的「新自由」、羅斯福的「新政」、杜魯門的「公平施政」，現在是肯尼迪的「新邊疆」——除非阿瑟·克羅克作為忠誠的反對派的一個令人尊敬的成員，像他一度做的那樣充耳不聞。儘管克羅克批評過新政，但羅斯福卻給了他一次專訪的機會，一種史無前例的榮譽，使克羅克在1938年贏得了普利策獎，這是他第二次獲得該獎。儘管克羅克也曾批評過杜魯門政府，但杜魯門總統也曾在1950年專門接受了克羅克的採訪，如果不是投票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表示異議的話，這會使克羅克第三次獲得普利策獎。這個反對者就是克羅克本人。克羅克想起了傳聞，普利策獎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響的。克羅克認為，如果普利策獎委員會把這個獎給了它的委員會的一個成員，就會使這種傳聞有了實際證據。所以，他提出了一個方案，禁止獎勵委員會的成員，這個方案被採納了。
但現在，在60年代，克羅克感覺到這種偉大的姿態和標準已是過去的事情了。現在社會秩序已經顛倒了，傳統的總統新聞發佈會已經成了一種電氣時代的馬戲表演，幾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對總統的專訪——甚至克羅克的同事萊斯特·馬克爾。
馬克爾僅僅是給肯尼迪的新聞助手皮埃爾·塞林傑打了個電話，就定下了約會。馬克爾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鐘，在此期間他顯然沒有對總統產生什麼吸引力。馬克爾離開後，肯尼迪對塞林傑皺了皺眉頭，問道：「談的都是些什麼？」
「什麼？」
「馬克爾不是來這裡採訪我，」肯尼迪說，「他是來告訴我當總統要做些什麼的。」
第二次萊斯特·馬克爾要求進行採訪，塞林傑回絕了，解釋說最近《紐約時報》有幾個人都想見總統。此時馬克爾迅速插話說：「我不希望被當作一個《紐約時報》人來對待。我想被當作總統的一個顧問來對待。」
塞林傑沒有讓步，在肯尼迪的任期內不論是萊斯特·馬克爾還是《紐約時報》的其他編輯都沒有成為總統的「顧問」。儘管《紐約時報》有一個人，一個記者，和肯尼迪發展成一種親密的友誼，並且的確導致在《紐約時報》裡引起憤懣的局面，最終是以這位記者退出《紐約時報》為結局。
他的名字叫比爾·勞倫斯。勞倫斯是一個大個頭、強壯的、說話粗魯的人，看起來像愛爾蘭的便衣警察。他還是個酒鬼，一個沉溺於女色的人，一個高爾夫球好手，一個能保守秘密的咄咄逼人的記者——約翰·肯尼迪被他迷住了，這證明他們兩者多少有些共同之處。勞倫斯這種人今天在《紐約時報》或許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但當比爾·勞倫斯，一個無禮的24歲的年輕惡霸1941年被《紐約時報》僱用時，記者們在風格上已不是那麼整齊劃一，而且不是新聞學院的模子裡倒出來的。當時記者們對報紙事業有更多的自由和更浪漫的觀念，儘管他們一般經常喝得醉醺醺，也許對他們所報道的事實更少責任心。
比爾·勞倫斯出生於內布拉斯加，1933年上了斯沃斯莫爾學院，但沒有錢念到畢業，於是他在《林肯之星》（Lincoln Star）找到了一份晚上的工作，並進了內布拉斯加大學。後來因為缺勤，在11周後被學校開除，他成了一個全日制的記者。1936年他19歲時，為美聯社報道地方政治新聞。他最初承擔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採訪內布拉斯加的青年民主黨人大會。當青年民主黨人準備支持參議員愛德華·R.伯克——一個反對羅斯福大部分綱領的民主黨人時，勞倫斯的憤怒激情突然爆發了。勞倫斯跳起來叫喊著，揮舞著手臂，威脅要提出一個讚揚當時是羅斯福的同情者的共和黨人喬治·W.諾裡斯的方案。勞倫斯的挑戰被接受了，儘管不是會議代表，但勞倫斯還是提出了這個方案——使他驚奇的是，它居然被通過了。這使得勞倫斯在美聯社電訊上寫的一條簡明新聞，多少有意迴避了方案發起人的名字。幾天後，美職社內布拉斯加分社社長對勞倫斯說，他被辭退了。
勞倫斯得到的下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為合眾社當勞工記者，1938年他被調到合眾社的華盛頓分社，他在那裡的一個同事是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索爾茲伯裡也是從芝加哥分社出來的。勞倫斯採訪了1940年的總統競選運動，得到了溫德爾·威爾基[註：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國政治家、律師，曾代表共和黨競選1940年美國總統，最終敗給了已擔任兩任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注意和信任，威爾基進而向《紐約時報》的一些編輯推薦了勞倫斯。《紐約時報》在1940年是支持威爾基反對羅斯福的。儘管威爾基的推薦當時並沒有使勞倫斯被僱用，但正是間接地通過威爾基，比爾·勞倫斯後來進了《紐約時報》。
羅斯福再次當選後，在白宮記者聯合會的一次聚會上，勞倫斯注意到，羅斯福坐著輪椅出房間時曾和威爾基接觸，兩人交談了幾句。勞倫斯急於知道他們說些什麼，開始擠過人群到威爾基那裡。他沒有能趕上，但聽見威爾基說準備這個晚上稍後到阿瑟·克羅克的家裡去。勞倫斯等著，然後給阿瑟·克羅克的家裡打電話，在電話上以他直率的方式說：「我是合眾社的比爾·勞倫斯，我想和溫德爾·威爾基講話。」
「我很抱歉，」另一端一個溫和的聲音說，「威爾基先生現在正和客人在一起，不能被打斷。」
「聽著，」勞倫斯說，「你告訴威爾基先生，我是合眾社的比爾·勞倫斯。如果他沒有時間和我通電話，那就算了。但要告訴他這個消息。」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分鐘。接著溫德爾·威爾基來到電話機旁，告訴勞倫斯他曾和羅斯福說了什麼，證明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天勞倫斯碰到了他偶然認識的特納·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聲說：「小伙子，昨天晚上你跟克羅克先生說了些什麼？」
「我沒有跟克羅克先生說什麼。」
「你沒有給他打電話？」
「我給他打了電話，但我是跟男管家說話的。」
「哪有什麼男管家，」卡特利奇說，「那就是克羅克先生。」
當天下午卡特利奇提醒克羅克說他最近想僱用一個年輕的工作努力的人來分社工作，卡特利奇提議僱用勞倫斯。克羅克想了一會兒，同意了。
比爾·勞倫斯每週薪水80美元，比他在合眾社掙的多5美元，但在此後20年裡勞倫斯成了該報一個最勤奮的、報酬最高的記者。他的署名——「W.H.勞倫斯」——頻頻出現在華盛頓、沖繩、倫敦和莫斯科的重要報道上。他到過南美洲，當過駐巴爾幹的記者，直到因報道巴爾幹時的親蘇態度被扔出來為止。1946年他幫助組織了《紐約時報》的駐聯合國辦事處，拒絕了委派給他的一些老記者，認為他們都是無能之輩；相反他集中注意開發他認為具有潛在第一流才能的年輕人，特別是一個瘦骨嶙峋的新來者，叫阿貝·羅森塔爾。
但不管勞倫斯在哪裡為《紐約時報》工作，不管是在聯合國還是在歐洲或韓國，他依然是從華盛頓分社「借來的」，這是勞倫斯所願意的。他害怕紐約總部的官僚、編輯們和大新聞編輯部的正規做法，他在那裡逗留的唯一時間是全國選舉的晚上。那時他在寫一篇頭版的政治新聞報道，或者和《紐約時報》其他人在報社的廣播電台WQXR上分析選舉結果。在這些場合勞倫斯必然地要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年輕女士相伴去新聞編輯部，這個女士無聊地坐在一個角落等著他幹完活，這樣他們就能去薩迪餐廳或21俱樂部。然後他回到華盛頓，寫另一篇報道，又有一個漂亮的女孩兒，另一輪狂飲，他對酒吧招待或報童的舉止似乎比對國會議員或編輯更恭敬。一天在華盛頓，勞倫斯給分社辦公室打電話，大聲問道：「拿破侖的小傻瓜還在那裡嗎？」他指的是詹姆斯·賴斯頓。賴斯頓拿起話機，順從地回答：「是的，我在這裡。」
賴斯頓出於一些經常不被他們兩人注意的理由而喜歡勞倫斯。勞倫斯工作努力，的確具有一種孩子氣的魅力。至於勞倫斯的另一方面——酗酒，兩次離婚，魯莽，明顯的無恥——也的確讓賴斯頓的加爾文主義傾向受不了，但每一個家庭都為一個犯錯誤的兒子留有餘地，在華盛頓分社勞倫斯的角色就是這樣的。如果關於1960年競選運動中他和肯尼迪日益增進的友誼的認識沒有誇大他的每一個動作，以致引起紐約編輯們高度緊張地細查他的報道的話，他是可以無限期地保持住這種角色的。紐約的編輯們開始懷疑他報道的客觀性了，因為他剛在一個城鎮報道過肯尼迪的一次講演，緊接著又在另一個城鎮和肯尼迪玩高爾夫球，然後又和肯尼迪在棕櫚灘出席新年除夕晚會，然後又和其他記者在肯尼迪的飛機上靠著肯尼迪一位非常可愛的女助手飛了回來。
這位姑娘和勞倫斯在競選運動的沿站和飛行旅途中發展起來的浪漫故事給約翰·肯尼迪提供了娛樂，後來使他非常高興，以致他極力通過他的參與來鼓勵這種事情。在擁擠的飛機上，在擺出姿勢照相時，肯尼迪有時會掃視一下機艙，直到他看到這對人站在一起，他會笑著評論說：「他們還在那裡。」
這些豐富的花邊消息從沒有到達紐約的編輯那裡，但他們已經對勞倫斯產生了很大的誤解。他們感覺到，勞倫斯對西弗吉尼亞首站的報道已經使得肯尼迪的戰鬥顯得比實際上更困難。後來肯尼迪取勝時，他的勝利看起來也是更令人驚奇的。肯尼迪當選後，比爾·勞倫斯寫了一些關於新政府的獨家報道，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但辦公室的編輯們卻對被用作約翰·肯尼迪的「試驗氣球」的新聞欄目產生了牢騷。當勞倫斯獨家報道認定羅伯特·肯尼迪可能是下一任司法部長之後，出現了這種不利的評論，使勞倫斯大為惱怒。勞倫斯沒有意識到，甚至他在分社的一些朋友也開始疏遠他。一天早晨，儘管勞倫斯的報道已經提到了肯尼迪的新商業部長的名字，但《華盛頓郵報》卻提前發表了關於迪安·臘斯克被任命為國務卿的報道——被《華盛頓郵報》後來的業主菲利普·格雷厄姆得到的一個獨家報道。阿瑟·克羅克進了辦公室，在走道上停下來，對另一個記者說：「好吧，我想用三個商業部長來換一個國務卿，你不想嗎？」
賴斯頓和他的副手華萊士·卡羅爾也厭惡勞倫斯，但他們沒有表現出來，而且他們也不必表現出來：來自紐約的壓力夠大了，大部分是來自克利夫頓·丹尼爾。當勞倫斯得知這一點時，他也生氣。他對丹尼爾的為人和職業沒有什麼印象，他認定感情是相互的。在來華盛頓前20年他第一次見到了丹尼爾，當時丹尼爾在為美聯社工作。對丹尼爾開始在《紐約時報》騰達起來這件事，勞倫斯並不特別開心。除了別的事情，勞倫斯還感覺到丹尼爾怨恨自己能和大多數政治家輕鬆地直呼其名的交往，包括和丹尼爾岳父的交往。儘管丹尼爾起初並沒有公開約束勞倫斯，但他給勞倫斯的印象是，他密切地注視著他，等著他跌一跤。於是，勞倫斯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外地政治任務之外。最終，1961年冬天，毀滅性的打擊到來了：勞倫斯儘管還是《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卻被告知不必陪伴肯尼迪總統和白宮的新聞班子去歐洲進行訪問，不必去巴黎訪問戴高樂，不必去維也納會見赫魯曉夫，不必去倫敦訪問麥克米倫。一天賴斯頓找到了勞倫斯，坦率地通知他不派他去，使他感到驚訝——賴斯頓要親自參加這次旅行。勞倫斯開始簡直不能相信。他已經通過肯尼迪被安排為這次旅行的「共用」記者，自競選日子以來他一直期望和那位姑娘再次相聚，她現在已在美國的一個大使館工作。出於這麼多的理由，這是一個夢想的任務，以這種方式突然被砍掉是勞倫斯不能容忍的。他強烈要求賴斯頓再考慮一下。賴斯頓說他會的，後來他再沒有跟勞倫斯談及此事就去了歐洲。
過去曾有三家重要的電視台提出給勞倫斯提供職位，於是勞倫斯給他在ABC公司的朋友詹姆斯·哈格蒂打了電話。哈格蒂為他提供了當新聞評論員的職位，並且說他可以幫助他採訪總統的歐洲之行。勞倫斯對ABC的供職考慮了大約半個小時。這時他接到了肯尼迪總統的電話，總統已經聽說了所發生的事。
「去吧，」肯尼迪說，「給那些雜種們點兒顏色。」
勞倫斯又想了一會兒，接著給分社的華萊士·卡羅爾打電話，說他要退出《紐約時報》。勞倫斯說他要馬上離職，因為新僱主等著他立即去歐洲。卡羅爾給紐約打電話，打斷了正在開每日新聞會議的丹尼爾，這使丹尼爾很生氣。丹尼爾叫卡羅爾一會兒再打過來，並接受了勞倫斯的辭職。卡特利奇當時在新奧爾良，德賴富斯又找不到，於是當時擔任主編助理的丹尼爾在他們不在時做出了這一決定。
幾天後，勞倫斯收到了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給他的一封信。「親愛的比爾，」信的一開頭說，「我剛剛得知你要離開，我寫信表達我由衷的後悔。你和《紐約時報》似乎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你，它就和以前不一樣了。」
勞倫斯把這封信讀了幾遍，最後放聲大哭。